“轉型外交”反映了美國的帝國主義本質

　　美國是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這種社會經濟制度決定了它的根本利益在于對外擴張，搞霸權主義。馬克思早就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打破了國家和民族的局限，奔走于全球各地，追逐利潤的本性使得它不斷開拓新的世界市場，努力征服一切民族。對外擴張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客觀的必然要求，這種要求曾經發展為野蠻的殖民主義；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后，帝國主義列強又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拚命廝殺，導致人類歷史上最為血腥的兩次世界大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大大增強，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隨之而來，美國提出了奪取世界霸權的戰略。美國歷來認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是全世界最正確的，自己的社會制度是全世界最合理的，它從來都不能容忍與自己對立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的存在，總是想把自己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推廣到其他國家去，用他們的那一套來改造整個世界。蘇聯垮臺以后，美國取得了“一超獨強”的地位，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制約美國了，所以，它謀取全球霸權和建立單極世界的步伐明顯加快了。國際政治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使得美國霸權主義呈現出更大的進攻性、侵略性和冒險性。前總統克林頓說：“要使世界免遭過去的災難，必須有一個領導，而且只能有一個領導”，而美國“最具有領導這個世界的能力”。“9.11事件”后，小布什公開提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任何國家都必須做出選擇：或者跟美國站在一起，或者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美國政府公開提出“以我為界”，美國自封是唯一正確的，同它不一致就是錯誤的，就要加以“改正”。用賴斯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站在自由分界線的正確一邊，我們有責任幫助那些發現自己站在分界線錯誤一邊的所有人。”這充分暴露出美國的蠻橫霸道的本質。美國的“一超獨強”的地位在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種全球霸權主義也就不會發生變化。這是美國提出“轉型外交”的根源。美國的外交策略是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會有各種各樣的口號、提法，外交重點也會轉移，但其稱霸全球的霸權主義實質是不會改變的。各種“類型”的外交都只是霸權主義的具體體現，“萬變不離其宗”。必須對美國推行世界霸權主義的帝國主義本質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能對此存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美國的“轉型外交”是在總結蘇東劇變和最近
一系列“顏色革命”的經驗基礎上提出來的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發生的政局劇變、制度演變，即西方所說的“天鵝絨革命”（其實質是在美國支持下反社會主義勢力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政變）以及21世紀初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發生的“顏色革命”（其實質是由徹底親美政權取代反美的或親美不徹底的政權的政變），背后都是美國操縱的，貫徹了美國的利益，實際上都是美國謀求霸權主義的全球戰略的一粒粒棋子。所謂“天鵝絨革命”、“顏色革命”，是有規律可尋的。這些“革命”大體上都經過這樣幾個步驟：先是通過各種輿論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資助的所謂“獨立媒體”）制造顛覆現有政權的輿論，包括夸大政府工作中的錯誤和弊病，灌輸美國的價值觀等等；然后建立親美的政治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反對黨等等），培養親美的政治領袖，在群眾中開展反政府的政治活動；最后利用某個突發事件，或者利用選舉機會，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組織示威、游行、集會、罷工罷課、占領廣場、沖擊政府機關等各種“街頭政治”，迫使政府交權。美國通過這些國家的反政府勢力發動的“革命”，意識形態工作是基礎，組織有頭面人物帶領的反對派是關鍵，突發事件是可以利用的契機，目的是建立親美的政權。美國總結了這些“成功”的經驗，得出了可以在其他國家搬用這些做法的結論。例如，賴斯在2005年4月21日會見白俄羅斯反對派代表時宣布：“現在是白俄羅斯實行變革的時候了。”她提出了四大主攻方向：支持獨立媒體、創辦新的大眾傳媒；加速發展群眾運動；組成反對派聯盟；選出統一的總統候選人，在2006年的總統大選中與現任總統盧卡申科一爭高低。由美國國務卿親自出面為一個國家的反對派出謀劃策，在以往是非常罕見的。這說明美國對這種“革命”的規律性有了較多的認識。現在，賴斯把它上升為美國的外交戰略，稱之為“轉型外交”，準備在全世界推廣了。

“轉型外交”的理論基礎是主權過時論
宣布民主和人權高于國家主權

　　賴斯明確提出：“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尋常的年代，多少個世紀以來通行的國際慣例在這個時代將被推翻。”“現代國家制度從350多年前誕生時起就建立在主權的概念之上。人們曾經一直認為，每個國家都能對付和控制出現在其領土上的威脅；脆弱且管理不善的國家僅僅是其國民的負擔，至多也就是一個國際人道主義問題，絕不會成為真正的安全威脅。然而在今天，這些觀點已經不復存在。科技正在縮小兩地之間明顯存在的距離。現在，最大的威脅更多地來自國家內部而不是國家之間。政權的根本性質現在比國際上權利的分配更加重要。”這是什么意思呢？這是說，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家主權的概念過時了，一個國家政權是不是民主的，是不是有人權，也就是“國家的根本性質”，不再是本國內部的事了，不再僅僅是內政問題了，它直接構成了對其他國家的安全的“威脅”，危及整個國際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因此，為了國際安全以及美國自身的安全，美國有權對“不民主”、“沒有人權”的國家進行干預，結束“暴政”，而且什么手段都可以用，甚至可以“先發制人”地運用軍事手段。這套理論，美國早在20世紀末就開始付諸實踐，只是現在被賴斯提升為新的外交戰略，成為今后美國外交的準則。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國際關系一直遵循兩條基本的準則：一是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受侵犯，不得干涉他國內政；二是國際上發生爭執由聯合國進行調停和處理。這兩條準則已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并已成為慣例。從20世紀末開始，美國就宣布這兩條準則不靈了。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力求獨霸世界。美國提出了新的國際關系準則。概括起來就是：第一，每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也是國際問題，民主、人權高于國家主權，人道主義原則高于領土完整原則。哪兒有“暴政”，有“不民主”、“違反人權”的現象，哪兒出現“人道主義災難”，美國就可以進行干預，不必顧及什么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等等；第二，誰來判斷“暴政”、“違反人權”、“人道主義災難”？由美國來裁定，美國說了算。盡管美國本身存在大量的違反人權（例如種族主義、虐待俘虜等）、違反民主（例如要由法院來裁定誰當總統）的現象，但并不妨礙美國充當裁判別國民主、自由、人權的法官。裁定的標準是美國的利益：符合美國的利益，無論多么殘暴的屠殺(如土耳其政府對庫爾德人的鎮壓)，無論多么違反民主原則（例如1993年10月葉利欽炮轟白宮、解散議會、廢除憲法），都是合理的、民主的，都不會受到美國的譴責；如果某個國家的行為不符合美國獨霸世界的利益，不合美國的意，不聽美國的話，美國就可以宣布它為“暴政國家”、“流氓國家”、“無賴國家”，是國際安全的威脅。第三，捍衛“民主”、“人權”、“人道主義”成為美國干涉內政、迫使對方屈服、改變國家性質、更迭政權以實現美國霸權主義的最好借口。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可以采用武力，但更多的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即“街頭政治”的方式。武力入侵方式，我們可以舉近年來的科索沃和伊拉克兩次戰爭為例。美國為了迫使南斯拉夫這個所謂的“歐洲最后的紅色布爾什維克”屈服，就炮制了塞爾維亞政府在科索沃搞“種族清洗”的“罪行”（需要澄清的是，迄今西方也舉不出塞爾維亞共和國政府屠殺平民的例子，唯一作為例證的、經過大肆宣傳的拉察克小村所謂40余名無辜村民被南斯拉夫軍隊殘殺的謊言，也被荷蘭法醫小組戳穿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以“人道主義干預”為由對南斯拉夫狂轟濫炸了78天，直至南斯拉夫接受屈辱的代頓協議為止。又如，美國在原來的伊拉克“存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理由破產以后，就打出“鏟除薩達姆暴政”的旗號，堂而皇之地出兵伊拉克，屠殺大量平民百姓，至今還賴在那兒不走。除了武裝干涉外，美國顛覆不合它的意的國家政權，更多的是采用“和平”的方式，一系列國家在民主的旗號下發生的“顏色革命”就是一個典型。美國先給這些政權扣上“不民主”、“獨裁”、“違反人權”的帽子，然后鼓動和支持反對派起來造反，“爭取民主”。但是，在這些國家里，“民主”都是不講理的“單行道”：反對派怎么做都是民主的，不合美國意的政府除了下臺，怎么做都是違反民主。反對派在選舉中得到的是少數票，就說有舞弊，要重新選舉，不重新選舉就是不民主；反對派進行各種非法活動（包括沖擊總統府、議會大廈），那是民主，而政府予以制止，就是不民主。總之，利用“民主”束縛不合美國意的政府的手腳，鼓勵親美的反對派放手干，直到推翻不合美國意的政權為止。第四，如何制止“違反民主”、“侵犯人權”、“人道主義災難”？無需通過聯合國（因為安理會的決議往往不合美國的意），只要美國出頭，或者糾集幾個盟國，或者利用北約這個地區性組織，打出“國際社會”的名義就可以了。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的美國，運用這一套新的國際準則已經屢屢得手，因而認為它可以作為新的外交戰略即“轉型外交”定下來了。這套理論一經確立下來，美國就可以隨心所欲了，看著誰不順眼，扣上一頂“暴政”的帽子，用一切手段推翻它，就變得理直氣壯了。

“轉型外交”也意味著美國外交的重點
將發生轉移

　　賴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冷戰接踵而至，當時我們將外交重點轉向了歐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我們與曾經的對手德國和日本結成伙伴，幫助兩國重建。”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面臨著新的挑戰，相應地外交的重點也要轉移。
　　隨著蘇東劇變，世界上唯一能夠與美國抗衡的蘇聯的解體，華約與北約的對立已不復存在，世界格局發生很大變化。曾經有人樂觀地估計，冷戰結束后世界從此就太平了，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的時代。然而國際格局的變化并沒有改變美國霸權主義的本性，相反，使它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了，因而世界更加不平靜、不安穩了。鄧小平對冷戰結束以后的世界形勢曾有過深刻的分析，他說：“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2}他認為，現今世界并不太平，“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3}“現在舊的格局在改變中，但實際上并沒有結束，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4}顯然，美國對外政策的本質并沒有改變，霸權主義仍然是實現世界人民和平與發展的愿望的最大障礙。但美國的外交戰略的重點卻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有所改變，賴斯的“轉型外交”的“轉型”的主要含義就在于此。
　　賴斯把美國外交的重點轉向哪里呢？除了某些發展中的大國（如印度、巴西、埃及、印尼、南非等）外，顯然最重要的矛頭是指向中國。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在本質上是對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出現于世，帝國主義就把消滅社會主義作為根本的戰略任務。蘇東劇變使得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復辟了資本主義制度，這給了美國極大的鼓舞。對此賴斯的興奮溢于言表，她說：“在我們的努力下，剛剛獲得解放的人民改變了他們國家的性質，其中許多國家成為了享有自由的伙伴，成為了北約和歐盟的成員國。”但她并不滿足于此，下一步的目標就是要西化、分化中國了。2005年5月，賴斯在來中國訪問前就在日本叫嚷：“中國的民主進程應該有一個日程表。”她已經迫不及待了。這一點，鄧小平早就預見到了，他看到蘇東劇變以后，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美國必然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他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5}為了貫徹“轉型外交”，賴斯把外交官大量轉移到中國來。在第一輪調整中將有來自歐美的100名外交人員被派到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大國，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大約有6400個崗位的1/3會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賴斯還把掌握漢語作為外交人員升遷的重要條件，目的是要外交人員能夠更好地在中國開展工作。
　　有人認為，賴斯那么重視中國，是因為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美國此舉是順理成章的事”，“賴斯早就認為中國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經成為一個大國了”，而且“美國在解決很多問題方面，都需要中國的幫助和支持”，美國調整外交重點，顯得“外交政策更加成熟和理性”。似乎美國真的成了中國的伙伴了，要與中國講真誠的友誼了。這是一種一廂情愿的看法。忘記了美國的帝國主義本質，忘記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忘記了美國千方百計地推行西化、分化中國的和平演變戰略，這樣的麻痹大意是要吃大苦頭的。這種看法，反映了多年來不問姓“社”姓“資”的思維慣性的嚴重后果。我們應該認真吸取蘇聯東歐國家“天鵝絨革命”的教訓，必須清醒地看到，美國的以支持“民主”、結束“暴政”、改變政權根本性質為戰略目標的“轉型外交”，把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重點，實質上是要把中國作為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重點。這是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的。

賴斯還規定了“轉型外交”的基本工作方法

　　美國從“顏色革命”中總結了一條經驗：要支持“民主”，結束“暴政”，在外交領域必須推行“面向公眾”的方針。賴斯提出了幾條重要措施：一是加強意識形態的滲透，通過各種媒體“直播有關美國的新聞”，宣揚美國的民主、自由，灌輸美國的價值觀，同時資助當地獨立媒體的發展，保證“公正”地傳布信息。要特別重視因特網的作用，每個重要的人口中心要有一名或多名年輕外交官創建并管理因特網的網站。“顏色革命”的過程，充分證明了輿論工作的重要性。二是“外交布局的本地化”。賴斯提出，“轉型外交要求我們的外交力量不能局限于一國的首都，而是要更廣泛地擴散到整個國家。”“必須深入到各國國內改革的前線做工作”，每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是我們今天該采取行動的領域”。“要與喧鬧的新興人口中心的居民建立聯系”，即使不能設立領事館，也要建立“美國駐外點”，“派駐使館里一名最優秀的外交官，代表美國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三是要加強同當地居民的聯系。外交官員不僅要與該國首都的政府官員接觸，而且要走出使館，與廣大居民交流，“跟當地人民多接觸”，直接向居民灌輸美國的意識形態，“急速增加美國跟世界的接觸和對話”，“積極地推行美式外交”。為此賴斯要求美國外交官掌握所在國的語言，“必須培訓人數創紀錄的人員，讓他們掌握阿拉伯語、漢語、波斯語、烏爾都語等難學的語言。”四是增加對外援助，重新構建對外援助機制，“將對外援助作為推行外交目標的手段”，把以前相對獨立的國際開發署納入國務院旗下，由國務院直接領導，負責布什政府總計180億美元的各個援助項目。這些援助項目必須與“民主”掛鉤。五是調整機構，加強應變能力。國務院設立一個名為“重建和穩定辦公室”，其任務是：“一旦某個國家將來出了亂子”，“該機構能夠迅速采取行動”，“有能力幫助出了亂子的國家行使重要主權，防止其領土成為全球不穩定的根源。”如此等等的具體措施，都是在總結多年經驗的基礎上，經過深思熟慮才提出來的。我們應該認真研究，提出相應的對策。

認真對待美國的“轉型外交”

　　應該看到，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從根本上說，美國統治集團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針不會改變，遏制我們發展、強大、統一的圖謀不會放棄。這是由他們的帝國主義本性所決定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其表現形式、方法、手段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但只要還是帝國主義，美國對華的根本方針、根本圖謀是不會改變的。這種方針、圖謀，說到底就是搞和平演變。對我國來說，美國的“轉型外交”的本質就在于此。不看到這一點，我們分析中美關系、制定對美政策就失去了基本立足點。另一方面，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出于現實戰略和經濟利益的考慮，又需要同我們進行接觸、打交道、發展關系。資本家總是要賺錢的，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潛在市場無疑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在其他國家競爭的壓力下，美國也不得不與我們發展經濟貿易往來。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美國在處理許多國際問題時也需要中國的合作，有求于我。所以，美國對華政策是兩手：一手是想整垮我們，另一手是與我們接觸。這兩手不是并列的，前一手是根本的、戰略性的，后一手是第二位的、策略性的，從屬于前一手。他們主張“全面接觸”、“發展關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對中國的政治產生影響”，其實質是促使中國從內部發生“西化”和“分化”，使中國出現類似于蘇聯的那種變化。美國一位駐華大使在國會作證時公開聲稱：保護中美兩國緊密的貿易伙伴關系是為了“促進各種思想向中國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帶進中國，從而導致中國更多地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這位外交人士在美國國會的證詞是坦率的，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他告訴我們，美國發展同我國的經貿往來、合作交流背后的真實目的是什么。
　　針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兩手”，我們對美政策也應該有“兩手”，這叫做用“兩手”對付“兩手”。我們在對美關系中必須堅持原則、堅持斗爭，該硬的時候就要硬。對于想整垮我們的人，我們要始終保持警惕，不能麻痹大意。要維護我們的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在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這樣的原則問題上絕不能示怯，越示怯，人家勁頭就越大，不會因為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更看不起你。事實證明，在事關原則問題上我們硬了一下，頂一下，這些想整垮我們的人就軟了下來。當然在斗爭中要防止感情用事，過頭的話我們不說，過頭的事我們不做。要講究斗爭藝術、斗爭策略，注意分寸，掌握火候。要有理、有利、有節。斗爭必須有利于維護自己的利益和發展自己的力量。有斗爭也要有緩和，有張有弛，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可以作點必要的妥協，但妥協不是投降，而是為了下一次戰斗。所以，我們要沉著、冷靜、不急不躁地妥善處理問題。就像打拳一樣，不是沒完沒了地打下去，有時要緩一下，緩一下是為了更進一步前進。我們要準備同美國長期打交道，還要與它做買賣。我們用“兩手”對付美國的“兩手”是一個長期的政策，其中斗爭是絕對的，這是由兩種社會制度的根本對立的性質所決定的；妥協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是為更好地斗爭服務的。概括說來，就是堅持斗爭與有理、有利、有節相結合，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這應該成為我們對付美國“轉型外交”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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