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種沖突是歐美社會的一個悖論，他們發起和推廣多元文化的理念，當意識到這個理念對自己社會具有負面作用，甚至破壞性的時候，又宣布多元文化政策的失敗。

瑞典和挪威，就像一對名字不同的雙胞胎，均位于不列顛島的東北方向，文化和人種上與蘇格蘭人有著某種聯系。1066年征服英格蘭的諾曼人，其實就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維京人后代；而作為維京人一支，丹麥人曾統治英格蘭部分領土斷斷續續達200多年。作為文化體的延續，在政治上，瑞典和挪威代表著斯堪的納維亞或者北歐風格的高福利社會制度，與溫和、開放、友善和富裕等褒義詞聯系在一起。
 
 直到2011年7月22日，32歲的挪威青年布雷維克在于特島開槍屠殺，北歐變得不再寧靜和安全。在過去10幾年里，北歐發生的變化，特別是受到移民沖擊和多元文化的挑戰，逐漸浮現在世人眼里。這不是當地第一起針對多元文化和移民的暴力事件，卻是最嚴重的一次。
 
 近些年，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人傳統的高大金發形象，已經被其居民的多元化所改變。一個簡單的數字是，在挪威，只有82%的居民是傳統挪威白人，加上其他白人族裔，也還不到90%。在最大的兩座城市，奧斯陸和德拉門，移民分別占據了城市人口的27%和22%，而整個挪威人口不到500萬，占據移民前5位的，除了波蘭人、瑞典人，就是與它歷史上絕少聯系的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和索馬里人，以難民為主。

相比之下，在英國，單純英國白人依然占據了人口的86%，加上其他白人族裔，超過90%。隨著移民政策日益收緊，首相卡梅倫宣布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已失敗。
 
 對英國人來說，他們嘲笑美國人的粗鄙、法國的放蕩、德國人的死板、意大利人的不靠譜，而北歐也許是讓他們感到有點自慚形穢的地方，因為后者平衡了富裕與競爭力，優雅而強壯。直到最近幾年，英國人找到了一點點輕松，因為看到了北歐高福利的社會主義制度似乎趨向失敗，最終可能要臣服于盎格魯-薩克遜的資本主義模式；因為北歐似乎和英國越來越像，開始下調稅率，放開私立教育，削減對失業者的福利等。
 
 北歐孤兒
 
 目前，對于英國得勢的保守黨和右派來說，最能體現這種輕松和勝利感的，是一篇題為“Krona capitalism”的文章（見7月9日的《旁觀者》雜志）。當筆者讀到“在美麗的斯德哥爾摩夜晚余暉的幸福表象下，有著許多的孤獨”，不禁想到一顆酸葡萄終于變甜的時候。所謂孤獨，此處是指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下，高離婚率；也許暗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是獨特的，不具有普世性。
 
 不到20天后，挪威的爆炸和槍聲，震驚了世界。那篇分析文章仿佛是讖語，配合這場屠殺的到來，徹底攪動了英國政界和知識界對北歐的思考。因為那個“孤獨”一詞，筆者開始關注慘劇制造者布雷維克的生存處境。
 
 布雷維克出生在1979年，生父是挪威外交人員，生母是護士。布雷維克1歲時，生父離開了自己第二任妻子，也就是布雷維克的母親，開始了自己第三段婚姻。母親帶著他改嫁，布雷維克與父親還保持聯系。在他12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又離婚，又結婚。根據他生父的聲明，從1995年，也就是布雷維克16歲時開始，他已經與自己的親生兒子沒有了聯系。這似乎有點極端，但在北歐，卻不稀奇。
 
 這是北歐高度自由主義社會的特色，離婚率居歐洲之首，平均超過45%。挪威在北歐四國中還是最低，與英國差不多。與意識形態上的自由主義配套的，是高福利的社會體制，足以支持單親撫養子女。這兩點是北歐留給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對于北歐的體制，世人稱贊居多。然而，隨著福利國家在金融危機和歐元危機沖擊下呻吟，對于高福利制度的懷疑，對于以往寬松政治氣氛的反思，已經悄然興起。

進入2007年，歐洲大陸政壇普遍右轉。意大利貝盧斯科尼壟斷政壇達10年，至今左翼無法撼動；在法國，勒龐的國民陣線崛起，作為右翼的薩科奇上臺。這股右轉的風向，從歐洲大陸刮到島國：2010年，英國新工黨時代結束；今年，愛爾蘭左翼共和黨喪失長達25年的執政地位。右轉風潮現在繼續北上，2010年，瑞典大選中，中右的執政聯盟，擊敗瑞典社民黨（瑞典福利制度的奠基者）主導的紅綠聯盟，在過去一個世紀里首次成功連任；2009年，左翼的挪威工黨主導的紅綠聯盟，險勝右翼陣營，接下來挪威大選是在2013年，目前執政聯盟中挪威工黨處于領導地位，占64席，但是緊隨其后的兩大黨都屬右翼陣營，分別占41席和30席。
 
 此次于特島屠殺，能夠喚起國民對死難者（多是工黨的青年積極分子）的哀悼，卻未必是對工黨的同情。很可能恰恰相反，挪威人也許會把布雷維克的出現，視為工黨執政的失敗，尤其是在移民政策方面。
 
 基督教原教旨主義
 
 布雷維克的冒頭，看起來毫無征兆。但是如果熟悉這過去20多年西方媒體中多元文化、自由主義和左翼精英的主導狀態，自然會知道有很多并非那么“政治正確”的聲音被掩蓋，而這些聲音在失去大眾媒體的支持之后，轉入更加草根的地下，與底層民眾相結合。
 
 布雷維克也許是近年暗流涌動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一次最響亮的發聲。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在西方的出現，一直沒有受到主流神學界的重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今天主流神學界是自由主義神學的領地，而這恰恰被原教旨主義視為罪惡的場所。

在北歐社會中，基督教所扮演的角色已經大大淡化，甚至弱于英國。因此布雷維克的原教旨主義取向，在挪威當地環境中出現，更應該引起人們關注。
 
 布雷維克的背景之中，基督教信仰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成分。根據已經披露的資料來看，他的宗教歷程非常復雜矛盾。他從基督教新教，改宗天主教，同時又自稱是一個“文化基督徒”。分析其宣言和敘述，他對基督教的理解和知識，基本上來自民間社會中的基督教通俗文化。另外，他還有對東方社會，特別是日本、韓國這樣單一文化國家的觀念認知。
 
 經典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起源在英國，壯大是在美國，特別是上個世紀初，福音派（Evangelicalism）在美國興起，于1910~1915年間結集出版了經典的《原教旨：真理的見證》，一直到小布什時代，福音派為他的外交政策制造了龐大的支持者。

但是，與北美大陸的原教旨主義不同，布雷維克的原教旨主義是指向早期的羅馬天主教（Catholicism，或者Romanism），這是一種歐洲特色的原教旨主義。
 
 在布雷維克的文字作品中，他以“圣殿騎士”（Knight Templar）自喻，并宣稱在2005年，于倫敦建立了一個“圣殿騎士”的組織。中世紀的“圣殿騎士”，是羅馬天主教的軍事支柱，是十字軍東征的主力。在中世紀騎士文化中，騎士不僅僅是一個能夠騎馬打仗的人，一個軍事意義上的團體，而且是一個階層。

今天，圣殿騎士已經從歐洲社會架構中消失，但在通俗文化中依然流行，它除了強大的尚武氣息之外，還有類似共濟會（freemasonry）組織一樣的神秘性。如果筆者估計正確的話，這個思潮，往往不入精英知識分子的法眼，埋藏于歐洲社會民間，尚未被知識界充分注意。

假如說基地組織的名稱，已經暗含了它的組織方式，那么圣殿騎士和共濟會，與屬于現代政治理念的極端民族主義、新納粹不同，屬于一股更加神秘的力量，它植根于歐洲傳統的基督教文化。這就是為什么“圣殿騎士”這樣的概念，在民間社會流傳時，很容易與文化程度不高的民眾相結合的原因。

圣殿騎士與基督教的這種關系，可以與金庸小說中的“俠”在中國民間會黨和通俗文化中的影響力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孔慶東教授，在自己系列的評論中，反復強調了金庸和武俠小說“俠”對中國民間的影響，甚至上升到一種民族性的高度。
 
 國內對于西方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匱乏，然而在西方高度類型化的小說市場，通俗騎士類小說，是一個關鍵的類型。而中國知識界，可能在《唐·吉珂德》小說開頭，才約莫看到一點騎士小說的影響力。歐洲普通人對圣殿騎士的熱情和興趣，就好像中國人對武俠的癡迷一樣。
 
 而對于缺乏精英支持的右翼底層人士來說，一場對非白人移民實實在在的宣戰行動，就是圣殿騎士“復活”最直接的象征。據此，布雷維克已經把自己當成了一位“圣殿騎士”，對多元文化發動一場“十字軍東征”。與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圣戰不同，他首先選擇了向白人叛徒發起了進攻。

一個人的團隊，還是瘋子？

布雷維克帶給70多位死難者家屬的，是綿延一生、無盡的傷痛。而對政論界和政客來說，更關注的是如何解釋“布雷維克現象”。

有一點，絕大多數評論似乎都在回避：本次屠殺，布雷維克完全是針對挪威執政的工黨而來，他針對奧斯陸政府大樓的爆炸自不必說，即便是在島上屠殺夏令營成員，也是瞄準工黨的青年積極活動分子，而放過了幾名看起來還沒有“被工黨洗腦”的孩子。布雷維克的選擇性殺戮，有一種“集中鋤奸”色彩。

從這個意義上說，布雷維克屠殺，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標。而到目前為止，筆者很少看到有評論和分析立足于這點，而僅僅強調他殺人的冷靜，無非是描述他的行為是變態。實際上，這是刻意回避問題，至少我認為包含了一個目的，試圖把布雷維克的動機，簡單地歸因于其個人的心理因素，而不是他的政治理念，進而認定他是一個瘋子。
 
 “瘋子論”的第一受益人，自然是挪威當前執政聯盟中的工黨，用隨機的心理因素，來規避自己政策的失誤。其次，多元文化主義的擁躉，理由同上。對于左翼和右翼來說，“瘋子”讓左右雙方得到妥協的借口，原因如下。
 
 在以往的多元文化和原教旨主義的攻防戰中，歐美的左右翼選擇性設立自己的靶子。對于左派而言，首先，原教旨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不會發生在基督教社會內部，這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優越感，進而，他們往往帶著同情式理解，來對待中東的穆斯林極端分子，為西方殖民主義懺悔，具體表現在譴責以色列上。右派與左派不同，他們更加針對非基督教的文明，認為極端主義是一個很受歡迎的選擇，不應該過于強調個人的處境。

然而，不管左派還是右派，有一個共同的假設是：基督教文明是一個寬容的文明，而穆斯林或者其他文化，可能存在一些問題。現在布雷維克提供了一個難題：白人，基督教徒，原教旨主義，而且付諸實施，比“圣戰”和“人體炸彈”更加瘋狂，槍殺了近70名無辜青少年。
 
 面對這個直指左右派共同優越感的拷問，也許最好的答案就是，布雷維克是一個瘋子。
 
 真的如此嗎？在對多元文化的攻擊中，主要歐美國家都出現了高強度沖突的例子，在美國，白人牧師要焚燒《古蘭經》；在德國，白人襲擊土耳其人移民；在法國，為了限制穆斯林婦女的面紗，不得不對多元文化做出新的定義；在荷蘭，右翼政客公開抨擊穆斯林移民；在澳大利亞，有白澳運動，白人青少年與南亞移民連續幾年發生沖突。
 
 這種沖突是歐美社會的一個悖論，他們發起和推廣多元文化的理念，當意識到這個理念對自己社會具有負面作用，甚至破壞性的時候，又宣布多元文化政策的失敗。這種沖突，就好像基督教文化內部的矛盾一樣。回顧現代之前的歷史，“圣殿騎士”般的暴力因素，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種可能性。這個可能性甚至會被激活，尤其是當一個自認為高端的文明覺得受到威脅的時候。挪威的槍殺案，也許僅僅是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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