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歐盟為提高競爭力使其一體化進程日益受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支配。1985年的“內部市場計劃”發動了經濟改革，自由化和對國內市場放松監管促成了各國之間貨物、資本、服務和人員的自由流動。經濟與貨幣聯盟（EMU）和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的作用是進一步強化歐盟的一體化和經濟改革，前者為成員國規定了低水平的國債和財政赤字標準，后者將維持物價穩定作為高于一切的任務。“里斯本戰略”繼續推動這一進程，集中全力推行市場化。雖然歐盟所謂的“社會意識”使歐盟的經濟改革與美國的經濟—政治模式有所不同，但以上的各項措施都是市場化的組成部分。總體而言，巴斯蒂恩·范·阿佩爾多爾恩（Bastlian van Apeldoorn）稱這是為“植入新自由主義”而作出的妥協。在歐洲跨國資本的推動下，這個妥協的特點是新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但為了爭取跨國資本以外其他方面的支持，也對歐洲的產業政策和社會政策作了一些讓步。

　　歐盟的經濟改革包括公有部門的服務業向私有部門的供應商開放，由于要求這種開放的壓力不斷加大，公有部門的工會面臨一場特殊的挑戰。全球范圍的公共服務供應自由化問題是世界貿易組織服務業貿易總協定談判的議題。在歐盟范圍內，自由化的壓力來自“服務業指令”和“公共采購指令”等立法文件。這種由私商和公私合營企業供應公共服務的改革既在總體上對“歐洲社會模式”的資本主義至關重要的公共服務倫理觀構成威脅，更具體地對工會在公有部門中傳統的強大地位構成威脅。

　　本文旨在對第一波歐洲規模的工會與社會運動聯合行動事例中的一例進行分析，分析歐洲工會和非政府綠色及社會組織為維護公有部門而組織的“爭取綠色和社會采購聯盟”（以下簡稱聯盟。——譯者注）和它為爭取修改新的公共采購指令在2000年至2003年期間展開的運動。歐洲委員會于2000年5月公布的有關指令草案置綠色標準和社會標準于不顧，將最低報價作為批準公共采購合同的唯一標準。工會和非政府組織認為公共采購事關重大，它關系到公有部門的興衰存亡，因它包括政府及公有事業單位對貨物、服務及公共工程的采購，其費用在2002年為1.5萬億歐元，約占當年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16%。本文將分析這次運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改變這些指令和反抗新自由主義改革，同時也分析工會與社會運動在哪些方面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合作的局限性。

　　全球化與非國家行為體的跨境合作

　　有人經常將目前全世界反對資本主義的抗議浪潮同全球文明社會的興起聯系在一起。在“文明社會”中有一系列超越地域或國家范疇的行為體和活動，這是有些人幾十年來一直憧憬著的社會。樂觀派的估計是，全球文明社會是超越民族國家的組織結構，通過建立某種形式的世界性社會民主，它會成為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基地。全球文明社會被當作是一種政治運動，它重新管制全球的市場力量并保證以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式分配全球化的經濟成果。重新監管國際市場的主張同卡爾·博拉尼的思想有聯系：在經濟上的自由放任時期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政治上的監管階段。總的說來，這類論述聚焦于對現有制度的改良而不是對其進行改造。其中最激進的當數阿爾夫·斯科爾特，他提出的“雄心壯志的改良主義”中也融入了一些改造主義的理想。對此持批判態度的學者指出，跨國文明社會基本上由眾多的國家塑造而成，因此跨國文明社會的行為體會潛在地強化國家邊界而不會泯滅國界。因此不能把全球文明社會視為脫離現實世界的另一種生存空間，而是必須“密切聯系經濟變革來認識全球文明社會，把國家的改組當作是社會治理結構的轉變。據此，與其說有些跨國行為體如國際商業協會反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改革，不如說它們實際上是在推動這種改革。換言之，全球文明社會運動不會自動地成為反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進步力量。因此阿莫爾和令利明確指出：現實的危險是“把全球文明社會當作是反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現實的和潛在的力量，這會把我們的注意力從探索不同權力之間關系的問題上轉移開來”。

　　此外，這種一般性的改良全球資本主義的主張，無視不平等和剝削的根源不在于政治權威和政治控制的缺失，而在于把不同社會關系組織起來的資本主義方式。科拉斯說他們掉進了迷信全球資本主義政治表象的陷阱，以為可以把實行全球資本主義統治的政治形式，同作為這個制度的基礎的社會關系分離開來，只單獨對前者進行改造。范·阿佩爾多爾恩說，這種自由主義經驗主義的多元主義觀點把工會和社會運動等全球文明社會行為體，從它們的基礎結構分離出來，無視這些行為體同跨國企業相比，兩者的結構權力資源處于不同水平，后者控制著大量跨國界的生產結構。他指出，“多元主義主張自由民主國家鼓勵各個群體組織起來相互競爭謀求各自的福祉，就此而言它是正確的。然而多元主義認為這些利益集團是在政治上中立的社會和平等的條件下競爭，就此而言它是錯誤的”。

　　多元主義承認不同利益集團的權力資源處于不同水平事關重大，但把這些資源當作是不同的單位財產，而不認為這是不同行為體與一個宏大結構的關系不同所產生的不同結果。多元主義者如查爾斯·林德布洛姆還說，由于企業對整個社會很重要，它理應享有左右甚至控制政府決策的特權。他把階級界定為處于一定社會地位的群體，這是韋伯主義的定義。馬克思主義則是依據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來界定階級。這說明多元主義者不了解企業利益集團在社會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多元主義認為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相互分離，沒有內在聯系，因而必然出現這種認識盲區。它認識不到正是由于圍繞著雇傭勞動與私人財產而特別組織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才使得國家與市場看起來似乎是互不關聯的兩個領域。剝削是通過超政治手段和沒有生產資料的人們“自由”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實現的。總之，分析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是重要的，但同時必須認識到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中的不同權力基礎結構和不同水平的權力資源，以及由此產生的企業、工會和社會運動不同利益群體間的權力不對稱狀態。

　　近年來關于不同利益集團在歐盟制定政策中所起作用的著述日益增多。羅伯特·蓋耶分析非政府社會組織在歐盟制定社會政策中的作用時，重點分析了歐盟錯綜復雜的制定政策的體制結構，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專業人員及經濟資源。克里斯汀·埃德奎斯特進一步展開對此問題的調研，重點分析國家一級的決策過程及其對非政府組織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活動的影響。賈斯廷·柯林伍德廣泛調查了包括企業、專業人員及勞工等多種利益集團在歐盟制定政策過程中的有組織的利益政治。然而這些著作在評析不同利益集團對決策的影響時，都沒認識到這些群體擁有的結構性權力之所以不同，是由于它們在社會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當然，在分析歐盟的決策過程時，探究利益集團在歐盟組織體系內采用什么樣的戰略也很重要。以下將探討它們針對歐盟公共采購指令采用的戰略。為了充分了解聯盟在反抗這一項新自由主義立法文件的斗爭中的成敗得失，需要將它的戰略同歐洲一體化精神的和物質的動力聯系起來考察。

　　本文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重視社會生產關系中反映的基礎權力結構。自1981年和1983年羅伯特·考克斯發表具有創見的文章之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發表了一批與之有關而又各有特點的新葛蘭西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論文。它們的觀點方法被不斷運用于認識歐洲一體化的過程。運用新葛蘭西主義的觀點使我們能辨認，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同社會力量是剝削與反剝削的階級斗爭中不同的核心集體行為體。主要的是強調對剝削問題的關注，并不意味著階級斗爭只是工作場所的對抗。由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將剝削擴大到社會再生產領域，因此參加斗爭反對社會再生產領域中多種形式剝削的，既有進步的環保運動和社會運動，也有反動的民族主義團體。取得這一認識是基于對包括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等領域在內的歷史唯物主義本體論的深刻理解。社會再生產包括三個主要內容：（1）人類的生物學再生產；（2）勞動力的再生產，包括勞動力的生存教育與培訓；以及（3）供養和醫護的再生產。在全球化條件下加強剝削的措施包括在社會再生產領域實行再私有化，因此反抗這種再私有化也是階級斗爭。在這個意義上，工會代表各個部門的工人階級，而社會運動組織了反抗在社會再生產領域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進步力量。本文將對工會和社會運動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發展到當前特定歷史階段的潛在合作，作為階級斗爭的一個方面來進行評析。

　　新葛蘭西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從研究社會生產關系著手進行分析。重要的是，生產應理解為不僅僅是物質資料的物質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同實現這種生產所必需的知識及制度組織密切相關。換言之，“組織生產是一種飽含各種思想、觀念和價值觀的活動，人類通過這種活動努力使自己的物質存在具有意義”。因此，聯盟戰略的基礎權力結構包括物質財富也包括精神財富。這種對生產的廣義理解也反映在新葛蘭西主義的“霸權計劃”思想中，它有時被稱為“全面控制的思想”。一個旨在推行經濟和政治改造的“霸權計劃”，是超越大公司集團的利益，能夠集結和凝聚不同社會階級及階層的不同追求和普遍利益。這種霸權計劃必須以經濟領域為基礎并來自經濟領域，其中包括一種積累戰略或增長模式。它還必須越出經濟領域進而涵蓋政治和社會領域，包括諸如社會改革或精神思想領域的道德重整等，以期最后建立起一種穩定的霸權的政治制度。顯然，不能指望以聯盟的力量來推行“霸權計劃”。聯盟的目標是阻止一項特定的新自由主義法案，而不是全面改造歐盟模式的資本主義，然而，為了對歐盟的公共采購指令進行全面系統的批判，即使是只針對一個單項立法的戰略，也需要既有物質和經濟基礎，也需要有思想意識方面的引導。否則，聯盟的這場運動只會成為一場“徒勞無效的角斗士之間的辯論，只會是一次修改文字不更改實質、修飾對外表態不改換內部人員的自我宣揚的行動”。

　　根據這種對生產的廣義理解，可以認為不同主體的思想觀念乃是整體結構的一部分。因此階級斗爭也是一場爭奪話語統治權的斗爭。葛蘭西指出，“人們是在思想意識層面上意識到經濟世界的沖突的”。本文導言中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通過“植入新自由主義”計劃已在歐洲占據霸主地位。因此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運動為了爭取有成功的機會，不僅必須批判它、同它交鋒，還要提出替代它的思想理念。為此，首先要問聯盟的成員們是否有意制定一個取代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明確的思想綱領，使之成為迥異于新自由主義的宗旨和方式，指導和組織公共部門的思想理論基礎。重要的是既不能像多元主義那樣把思想觀念理解為與物質沒有聯系的但可以說明事理的可變元素，也不能把思想觀念從它附著于其上的社會生產關系中分離出來。與它們不同，歷史唯物主義吸收葛蘭西關于要重視“思想觀念的物質基礎”思想，強調物質與精神的內在聯系，掌握了辯認哪些思想觀念是確實重要的思想方法。因此只有那些與特定社會力量集群有關聯的、與物質有內在聯系的思想觀念才是重要的。用葛蘭西的話說，只有那些“把群眾組織起來，為人們創造一個平臺以便他們在其中開展活動、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地位、進行斗爭等等”的思想才是“有機的”思想。

　　為了研究精神結構同物質結構的內在聯系，需要進一步考察聯盟的宏觀戰略。在生產過程中代表工人的工會是聯系物質權力結構的紐帶。貝弗利·西爾弗認為，這一特定的任務賦予工會結構的權力和結社的權力。結構的權力來自工人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可以使用罷工武器并動員其會員進行大規模示威活動。結社的權力來自工人們團結起來組織工會或政黨。這種權力可以延伸到與其他社會運動合作并由它們動員其成員進行示威。由此聯系到聯盟修改歐盟公共采購指令的努力，只有當它可能提出的替代方案獲得扎根于經濟的物質基礎的支持，并把相關的物質權力資源動員起來時才多少有些成功的可能。因此第二個關鍵問題是，聯盟是否能夠擴大其反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社會基礎并借以建立它批判采購指令的物質基礎。

　　當然，強調社會階級的力量決不能對階級的能動力作出經濟決定論的理解。鑒于葛蘭西否定一切形式的經濟決定論，因此生產首先就是壓制此行動同時又推動另外一些行動。馬克·魯珀特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以階級為基礎的生產關系創造出產生一些特定的階級能動力的可能性，但只有通過具體的社會行為體的政治實踐才能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關系在過去是階級能動力發揮作用的實際表現，現在則作為客觀存在的結構同各社會階級力量對抗。這些結構既壓制也推行多種戰略，但它們不決定這些戰略。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能動力永遠有機會在一系列戰略中進行選擇，最后采用哪一種戰略則是階級斗爭中一個難以臆測的問題。因此，工會和聯盟是否會動員它們的會員起來反對歐盟公共采購指令，并使用它們的結構權力資源和結社權力資源是一個難以臆測的問題，也是一個需要根據經驗進行分析的問題。

　　關于社會階級能動力同體制結構之間的內在關系，在這里特指聯盟的戰略同歐盟官方體制機構之間的關系，可以用鮑勃·杰索普的一段話來表述。他認為，作為多種組織機構的集合體，國家是不同政治力量在其中開展活動的平臺，它們努力把各自的戰略方針傳遞給它的多個部門，以影響這些部門單個的或集體的活動。所以在國家這個框架內有多種多樣的戰略。他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從來不是中立的，它要作出必要的結構性抉擇”，采用一些舍棄其余。然而組織機構從來不決定戰略，行為體從來就是在多種不同的戰略 

　　中進行選擇。關于組織機構對階級能動力力圖影響國家政策作出的回應，他認為這取決于“國家結構同各種力量對它采取的戰略之間的關系”。聯系到本文研究的事例，杰索普說歐盟也是一種形式的國家，它“是許多權力中心的集合體，它為歐盟內外不同力量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進行活動提供不平等的機會”，它是一個“進行多層次變位治理”的超國家機構，它有自己的戰略選擇。因此歐盟多組織機構的回應也取決于聯盟對它采用哪一種戰略。

　　總之，與多元主義不同，新葛蘭西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使我們能分析聯盟在宏觀的歐洲一體化精神及物質權力結構內的活動，聚焦于精神與物質之間以及能動力與結構之間的內在聯系。這個分析分兩步走。第一步，分析不同利益集團圍繞采購指令問題在歐盟體制機構內的互動。其情況如杰索普所說，“‘多元主義’是爭奪霸權斗爭的發源地”。第二步，分析聯盟戰略與歐盟精神及物質權力結構的關系。這一步超越了多元主義——概述事物的發展過程——進而分析聯盟對采購指令施加影響的努力為什么有的地方成功，有的地方失敗。

爭取綠色與社會采購聯盟和歐盟的決策

　　針對歐盟委員會1996年11月27日的公共采購綠皮書以及它1998年3月的有關通報，歐洲的工會及社會運動曾在該委員會草擬政策的階段設法對政策的制定施加影響。結果它們的游說工作不很成功。該委員會2000年5月公布的指令草案很少具體地提到社會標準和環保標準。工會對歐盟委員會的就業與社會事務總秘書處和環境總秘書處的游說工作是成功的，然而在歐盟委員會內部，主管這些指令的內部市場總秘書處決定不理會上述兩個總秘書處的意見。聯盟就是為了應對這些指令草案而成立的，這些非政府社會與環保組織同工會密切合作。

　　聯盟的主要發起者在工會一方是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Public Service Unions,EPSU），在非政府環保組織一方是歐洲環保協會（European Environmental Bureau，EEB ）。聯盟的其他成員組織是歐洲殘疾人論壇（European Disability Forum，EDF）、社會論壇（Social Forum）和世界保護野生動植物基金歐洲政策辦公室（WWF—European Policy Office）。聯盟還受到下列組織的支持：公平貿易協會、氣候行動網絡歐洲（Climate Action Network Europe）、非政府組織團結（NGO Solidarity）、潔凈服裝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CCC）。重要的是，代表一些市政府的組織趕在2003年7月2日歐洲議會對指令進行二讀之前對聯盟給予支持，這些組織包括歐洲市政府及地區政府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an Municipalities and Regions,CEMR）、歐洲城市（Eurocities）和氣候同盟（Climate Alliance）。最后，工會還同歐洲企業爭取公眾參與及企業關心公眾經濟利益中心（European Centre of Enterprises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of Enterprises of General Economic Interest,CEEP）保持聯系，但后者沒有加入聯盟，因為它認為聯盟提出的許多要求會增加公有公司的成本。

　　指令草案的問題。聯盟對指令草案總的批評意見是草案規定“最低價格原則應為批準合同的唯一標準”。聯盟認為，根據這一原則，“與產品的生產過程和貿易過程有關的所有標準如果不能在生產終端顯示出來，將概不予考慮。實際上這將把參加公共投標的許多符合環保標準、社會標準以及倫理標準的合格產品和服務排斥在公共采購之外”。2001年11月，參加聯盟的4個非政府環保組織歐洲環保協會、綠色和平組織、氣候行動網絡歐洲和世界保護野生動植物基金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在生產周期中，加工和生產方法往往對環境保護起重要作用，應允許公共采購方在決定選購標準時將它考慮進去，在批準采購合同時也應把它考慮進去。”此外，聲明還批評：草案規定綠色標準必須同合同有“直接關聯”，否則不予考慮。這樣就排除了全球氣候變暖等人們廣泛關切的問題。總而言之，各個非政府環保組織都指出，按照新的指令在批準公共采購合同時更難以使用綠色標準。

　　從社會標準來看，指令只注重終端產品也是有問題的。潔凈服裝運動關注服裝產業的勞動條件和工人權利，如果要求地方當局只采購符合倫理要求的企業生產的服裝，那么加工和生產方法也應作為采購標準的一個重要內容。主張公平貿易的非政府組織也提出同樣的意見。因此，聯盟要求指令的內容應包括“遵守國際勞動公約規定的各項勞動保護條款和勞動條件、集體權利以及個人權利”。團結等非政府社會組織特別反對采購標準中不包括遵守勞動標準的內容。這些意見反映了工會的主要關切，正如歐洲公共服務工會的聯合會代表在致瑞典工會代表的電子郵件中指出的：（1）（采購標準中包括）社會權利十分重要，其中包括公共當局有權要求企業遵守集體合同；（2）公共當局有權通過自己的公司或部門為其提供機構內部的服務。第二點引起了歐洲企業爭取公眾參與及企業關心公眾經濟利益中心的關切，它不能接受公共服務只能由公有企業參與投標的規定。歐洲殘疾人論壇特別關注雇用殘疾人以及殘疾人進入公共服務部門工作的問題，強調把這些要求納入采購標準中。上述這些關切和要求都不可能納入以最低價格為唯一要求的采購標準。總之，聯盟要求在公共采購中應該鼓勵而不是懲罰執行綠色和社會標準的企業。

　　聯盟對公共采購指令的影響。2003年12月2日，歐洲議會和歐盟部分理事會雙方代表組成的協調委員會會議最終出臺的指令令聯盟失望。盡管它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成效十分有限。聯盟的成員組織接受了這個現實，那就是至少情況沒有變得比原來更糟糕，因為它們成功地反對掉了歐盟委員會的指令初稿；但在指令的正式文本中，它們的主要關切——將社會標準及綠色標準納入采購標準以及遵守集體合同（只被安排在對指令的實質部分作評述注釋的次要部分）和寫入附件（委員會聲明）中。有些聯盟成員組織的代表指出，結果基本上是積極的，因為指令使人們可能要考慮社會標準和綠色標準。同時他們也承認，指令應該規定這些標準必須同終端產品直接掛鉤，而且指令不強制要求公共當局執行這些標準，因此還要繼續努力。有關殘疾人工作權利的要求也在加工和生產方法以及招投標文書中被置于次要地位。

　　然而根據最終結果作出結論，說聯盟的工作是無效和不成功的，則是不正確的。相反，這是一個明顯的范例，說明它周密地協調了一大批不同性質的組織在歐洲開展全洲性的聯合游說行動。聯盟的核心組織是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它定期在同一天召開兩個會，上午召開它各國會員工會代表組成的公共采購特別工作組的會議，下午召開聯盟成員組織的會議，從而協調工會系統內部的活動并使之同聯盟的活動互相配合、密切合作。在協調對歐洲議會及其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游說活動中（后者負責為議會全體會議作準備工作），聯盟的工作十分有效。首先是集體游說法律事務委員會使之推遲歐洲議會對指令草案的一讀討論，直至歐盟委員會發布關于公共采購環保及社會標準的《說明通報》。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將這個洲一級的游說同國別游說結合起來，要求其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寫信給任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本國歐洲議會議員，并后續向本國政府提出公共采購問題。然后聯盟在2002年1月17日歐洲議會開會，就指令草案進行一讀討論時對各個議員進行協調一致的個別游說。在法律事務委員會為準備歐洲議會的二讀討論于2003年6月17日開會之前，也以同樣方式方法對它進行集體游說。聯盟及其個人會員分別寫信給任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歐洲議會議員，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則要求其公共采購特別工作組的成員向本國的歐洲議會議員寫信。在歐洲議會舉行二讀之前，聯盟組織了一次同歐洲議會議員的會晤，向他們通報聯盟的關切，并且在二讀之前，聯盟成員們去斯特拉斯堡直接向歐洲議會議員們進行個別游說。同時，聯盟還發表新聞公報，力爭使歐洲議會議員們集中精力于二讀。

　　雖然聯盟在影響歐洲議會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決定上不是很成功，歐洲議會自身倒是在修改稿中很大程度上采納了聯盟的建議。在2002年1月17日的一讀中，它在經典指令的第53條中吸納了綠色和社會標準以及聯盟的其他關切。在2003年7月2日的二讀中，它仍持這一立場，而且使歐洲工會聯合會的一位代表喜出望外的是，它還滿足了該會的全部要求，包括刪除第53條中關于采購標準的一段限制性很強的措詞，即采購標準不得只限于不同“簽訂合同的當局”的利益“直接掛鉤”。各個非政府環保組織也都對歐洲議會感到滿意，它們發表新聞公報說：“今天（歐洲議會）全體會議的投票對于在公共采購中涉及的生產方法、就業及勞動保障以及殘疾人政府等領域采用生態保護和環保標準表示明確支持。”鑒于歐洲議會在二讀通過修正案時必須獲得絕對多數的贊成票，因此聯盟在這一階段的成功更是難能可貴。總之，聯盟對指令不能施加更具決定性的影響并非由于它對歐洲議會的游說無效。

　　游說戰略最終失敗的原因在于歐盟的體制及組織機構，在于歐盟部分理事會在決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對其施加影響的難度——甚至可以說對它不可能施加影響。聯盟曾經試圖影響部分理事會，如2002年5月21日內部市場委員會（Internal Market Council）開會之前會見了比利時經濟部的代表，還分別會見了常設代表委員會（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的法國和荷蘭代表。為了配合這些游說活動并加強其效果，聯盟還同時發表了對部分理事會施壓的公開聲明，批評它偏袒大公司的利益。但這些努力都不成功。分析聯盟的戰略選擇是選在歐盟機制內展開活動，這顯然使工會和非政府組織處于不利地位。在歐盟委員會整個組織體系中居支配地位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各個秘書處（DG）（前面提到的工會在指令草擬階段施加影響無果與此有關），部分理事會則在決策過程中控制著歐洲議會。實際情況是，在國家一級和歐洲一級都是另有其他途徑通向部分理事會，而且部長理事會的職能又分解給若干個平行的委員會，這意味著部分理事會幾乎完全處在工會和非政府組織游說活動影響力不能達到的地方。

　　多元主義也同樣能很好地概括各政策制定階段的這些游說工作，但要了解為什么聯盟最后還是失敗了，那就不能只限于敘述體制機制內各階段的決策過程以及將它們之間的互動同基礎結構聯系起來。不應像自由派多元主義那樣把聯盟的成員組織當作只是一些單個的利益集團。決不能把它們從其所在的社會生產關系的地位中抽象出來，必須看到它們在關于歐盟親自由主義改革的廣泛階級斗爭中的地位以及它們在歐盟精神和物質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歐盟各組織機構對聯盟影響公共采購指標的活動所作出的回應是歐盟各組織機構同聯盟戰略之間的關系所決定的。現在探討聯盟對歐盟的戰略選擇，如果不是去游說歐盟的組織機構而是去爭取得到廣泛的支持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廣泛的運動，從外部向歐盟施加壓力可能更有成效。換言之，從戰略合理性的角度來分析聯盟選擇在歐盟內部做工作的戰略，可以說它應該尋求更廣泛的動力。這樣才能充分了解為什么聯盟的影響如此有限。下文將用新葛蘭西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此進行探討。

囿限于歐盟精神和物質權力結構中的聯盟

　　跨國資本支持的“植入新自由主義”計劃推動了歐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為更好地了解聯盟最終失敗的原因，必須聯系歐洲一體化的精神和物質權力結構來評估聯盟的戰略。就思想意識層面而言，必須考察聯盟能否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想并為傳統公有部門提出取代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理論。如能做到這些，則情況會是這樣：（1）清楚地認識到采購指令是歐盟新自由主義宏觀改革的組成部分，在這個認識基礎上開展針對指令的工作；（2）把反抗指令草案的運動作為反對對公有部門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廣泛運動的組成部分，同時為公有部門提出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另一種發展方略。聯盟成員組織一般都認識到這些指令是歐盟委員會對歐盟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議事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認識到這兩個指令顯然是歐盟新自由主義全面改革的組成部分，所以如此強調市場和競爭，同時也認識到這是為了大公司的利益而限制公有部門和公共服務活動空間的新舉措。聯盟其他一些成員組織認為這些指令是提高競爭力運動和“里斯本戰略”的反映，很大程度上也是跨國資本游說的結果，因此歐洲再也不會是一個“社會的”歐洲。還有一些成員組織認為這些指令是歐盟致力于構建歐洲市場的措施之一，因而是一種市場學理論的組成部分。歐洲企業爭取公眾參與及企業關心公眾經濟利益中心（CEEP）甚至擔心這些指令會給歐洲帶來進一步私有化的浪潮。

　　雖然聯盟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指令是新自由主義戰略的一部分，卻沒有把自己的活動發展成為一場向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全面挑戰。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把反對指令草案的斗爭當作是反對通過私營公司更多地參與提供公共服務對公有部門進行整體改革的斗爭的一部分，同時表示不要求非政府社會及環保組織對此持同樣的觀點。正如一位非政府組織代表所說，雖然他的組織認識到現在面對的是一場提高競爭力的運動，但在日常工作中他們必須集中精力處理與具體政策有關的具體問題。世界保護野生動植物基金歐洲政策辦公室的代表明確表示，他的組織加入聯盟的唯一動因就是支持給森林產品貼識別標志，因此他們關注的只是這兩個指令而不是泛泛的關于私營企業與公有部門地位進退的爭論。其他非政府組織也認同這一立場。它們主要關心公共采購對氣候變化產生的影響，而不是對公有部門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此外，聯盟有的成員組織宣布對有關歐洲的未來這個大問題的辯論不持積極態度，有的不認為自己是反新自由主義運動中的一員。更有些非政府環保組織把推行市場化的政策當作是可能有利于保護環境的政策。總之，當聯盟的成員組織聯合起來要求將綠色社會標準納入公共采購指令中時，它們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這場斗爭是一場反對改革歐盟的大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聯盟拿不出另一套公有部門的發展規劃也就不足為奇了。聯盟既不質疑現有的新自由主義權力結構，也不向它提出挑戰。

　　就權力結構的物質領域而言，必須考察聯盟是否能擴大反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并動員其各個結構的權力資源進行反抗。如果能夠做到，則情況會是這樣：（1）反對指令的基礎是動員更廣泛的群眾參與；（2）把各成員組織聯合起來的不限于眼前的公共采購問題。為擴大反抗的社會基礎曾作出多次努力。2001年6月，一份為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執委會會議準備的評估形勢的提綱清楚地表明采取了擴大社會基礎的戰略。這份文件沒考慮要組織罷工，但建議執委會同意聯合會組織游行示威等高調公眾活動，并支持聯合會同非政府社會及環保組織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發表聯合新聞公報等，以加強施壓并擴大聲勢。此外，文件還建議執委們參加各自國家關于公共采購問題的辯論。這項建議后來發展為多次呼吁仿效在歐盟建立聯盟的做法，也在各國就公共采購問題建立全國性聯盟。2002年3月，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公共采購特別工作組與聯盟召開聯席會議的一份會議記錄概述了雙方為在各國開展全國性聯合行動，與各非政府組織在各國的會員組織將交換會員組織名單，以便互相聯絡組織行動。記錄還明確顯示，這種合作應不限于只是針對公共采購指令的臨時性聯盟而應圍繞可持續發展問題，使之長期發展下去。然而雖然多次嘗試擴大聯盟，實際卻不成功，最后只是開展一場運動，向歐洲議會議員廣泛寄發信件并游說各國政府。.聯盟曾通知各國工會代表，在2001年6月11日歐洲議會在斯特拉斯堡開全會時去參加可能舉行的游行示威，并收到若干回件表示積極支持這次示威。結果并未舉行這場專門針對公共采購的示威游行，而是將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和聯盟其他成員組織關注的這些問題并入歐洲工會聯合會2001年9月21日在列日舉行的一般性示威游行中，因而效果遠不理想。至于在各國組織全國性聯盟的設想也沒有實現。

　　聯盟有些成員組織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它除了采取在布魯塞爾游說的戰略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作為。一些非政府組織代表說他們所屬組織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制定政策的每一個階段到布魯塞爾進行游說，至于組織動員群眾，這是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只能偶而為之。歐洲環保協會甚至是一個沒有個人會員——個人會員應該知道協會的活動——而是由全國性環保團體組成的聯合會，因此它自己無法直接組織示威游行，而只能依靠會員團體去做這項工作。聯盟內部不斷出現的緊張關系也說明它無法組織大規模示威游行。2002年4月，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下屬的德國會員工會的一名代表指責聯合會，稱它為了同非政府組織合作犧牲了工會的核心工作。聯合會的代表在回應中解釋說，各國工會主要都是通過歐洲工會聯合會推進工會關切的工作，而聯合會這樣的組織則需要集中力量與聯盟共同工作。然而這位德國同事又于2002年7月就與聯盟合作的問題進一步闡述了他責難的理由，他說綠色標準與社會標準的性質不同，因而工會與非政府環保組織關切的重點也會略有差別。對工會來說，重要的是從一開始就應把社會標準列為申請投標的條件，而綠色標準到最后中標簽訂合同階段才起關鍵作用，因為很難確定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是否執行了綠色標準。另一方面，世界保護野生動植物基金會德國分會的一名代表也對工會有意見，在聯盟的一次會議上，他抱怨工會代表頻頻把討論的問題同集體談判聯系起來。一般說來，有些非政府組織對歐洲一級的工會表示不滿，特別對歐洲工會聯合會阻止它們參與多部門社會對話很反感。聯盟決定不把可能引發矛盾的問題列入議事日程，提議將之交由歐洲工會聯合會處理，這樣終于把所有成員組織聚集在一起。然而這只是把意見分歧轉到桌下去繼續醞釀發酵，以至于難以組織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有人曾計劃將聯盟發展成為一個圍繞可持續發展議題而長期活動的同盟。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的一名代表在給聯合會的德國會員工會代表的電子郵件中曾提及此事。實際上這種成立長期組織的愿望不可能實現。2003年12月2日歐盟的協調委員會會議就指令作出決定時，聯盟的主要工作也就結束了。此后的工作重點轉為應對各國對指令的貫徹落實，不再有涉及全歐一級的事務，因而聯盟不再定期開會。其后，有的成員組織退出聯盟，如潔凈服裝運動。同時也有一些新成員加入進來，如英國一般市政工人及鍋爐制造工人工會（British General Municipal and Boiler Makers Union,GMB），因為它們不斷被卷入本國在執行指令時發生的問題。在歐洲殘疾人論壇的代表與歐洲公共服務工會聯合會代表的電子通訊中，后者也認為就指令的貫徹執行問題開展后續工作很重要，但它對于為此目的而復活聯盟的主張反應相當冷談。因為參加這樣一種廣泛聯盟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令人望而卻步。于是基本上改由歐洲殘疾人論壇采取主動，它于2004年3月31日或4月7日發起召開了一次聯盟的會議，決定為地方政府制定一套公共采購“政策菜單”，幫助它們在實施指令時對綠色與社會標準給予特別關注。根據會議決定，2004年10月發行了《讓公款發揮最大效益》手冊。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但這不等于規劃出臺了一套長期的、宏觀的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戰略。總之，聯盟在動員它的廣泛物質結構內部潛在的權力資源方面是不成功的。

結論

　　聯盟是一次成功的創舉和鮮明的范例，它是一批工會和非政府綠色及社會組織結成的聯盟，它成功地組織了一場針對特定的歐盟指令的大規模的、密切協調的游說活動。最能說明這次成功的是聯盟對歐洲議會、特別是對議會公共采購指令草案二讀的強大影響。但同時也要看到，它對最終草案定稿的影響是相當小的。多元主義同樣也可以全面地概括、評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這些活動。但他們無法解釋為什么聯盟的戰略是失敗的。為了彌補這一不足，需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新葛蘭西主義，將聯盟的戰略同宏觀的歐盟一體化精神及物質權力結構、特別是同新自由主義經濟及跨國資本的結構性權力聯系起來予以考察。

　　這種宏觀分析首先指出了聯盟戰略本身的弱點。工會和非政府的綠色及社會組織在歐盟體制機制內明顯處于劣勢。它把自己幾乎完全限定在這個組織體系之內，而且著重于對布魯塞爾的超國家機構進行游說，從一開始成功的機會就很有限。它想同歐盟國家機器進行勢均力敵的較量，卻忽視了在文明社會的正規體制機制外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的重要性。其次，聯系到意識形態權力結構，聯盟不能為公有部門提出替代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規劃。如果能提出這樣一個規劃并同可持續發展理念結合起來，就會成為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對公有部門功能及任務形成另一種認識的思想基礎。.可是它的全部活動不僅局限在歐盟體制機制之內，也局限在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結構之內。亞當·莫頓（Adam Morton）明確提出“要為奪取塑造文明社會不同主體意識形態的霸權而斗爭”。但聯盟沒有這樣做。最后，聯盟沒能動員更廣泛的力量支持其政策，以致未能更有效地對公有部門的改革——根據在歐盟“植入新自由主義”的計劃而推行的改革——提出挑戰。聯盟曾經計劃組織大規模示威活動、在各國建立全國性聯盟以及圍繞可持續發展這個主題將聯盟轉變為長期性的同盟，但這些創議都沒有實現。總而言之，聯盟的戰略不是嘗試向現有的思想意識及物質權力結構挑戰，所以它對公共采購指令的影響相當有限是不足為奇的。

　　另有兩個為影響歐盟制定政策結成廣泛聯盟的事例說明，群眾性動員同游說活動相結合的運動是比較成功的。在2006年，一個工會與社會運動的廣泛聯盟將大規模示威活動同在布魯塞爾的游說活動結合起來，成功地阻止了通過“服務業指令”初稿。第二個例子是歐盟委員會在2001年和2004年共兩次試圖在歐洲各港口實行服務業自由化，但兩次都被運輸工人工會阻止。它們將收集內部消息進行游說同動員群眾、國際罷工以及大規模示威結合起來開展斗爭，阻止了改革。特恩布爾（Turnbull）說得好：“港口工會通過爭論的力量加上力量的爭論玩了一場收集信息、撰寫新聞、游說決議的游戲而大獲全勝。”.總之，這種基礎廣泛的運動同局限于集中力量游說歐盟機構的運動如關于公共采購指令的運動相比較，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更有效的方式。以上兩例說明，歐洲工會并不反對動員結構性權力資源來支持自己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