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危機　　

（作者比利時作家馬克·范德皮特）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資本主義、福利國家和就業危機。我希望從長遠角度和多層面來討論這個話題。我將從以下五個方面分析當前的危機：經濟、社會、政治、生態和地緣政治（軍事化和戰爭）。

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利潤的最大化，目的是積累資本。這是由相互競爭的、使國家服從于本階級共同利益的一些個人資本家來實現的。從長遠角度看，這種積累模式已經逐漸陷入了僵局。

利潤的產生是通過工作。利潤的基礎是工人創造的價值高于工資的價值。工資越低，利潤就越高，反之亦然。此外還有三個因素會影響到潛在利潤：機械（技術）成本、與自然的交換（原材料、能源和廢棄物）和稅收。

在資本主義崛起的過程中，特別是上世紀 50年代，以下四點因素制約和損害了資本主義利潤的獲取：

1．工資。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地緣政治局勢及其社會斗爭的影響下，二戰后這些國家的工資水平普遍提高，而且這一趨勢得到了保持。

2．技術。作為與資本主義對手競爭的需要，為了提高生產率，技術以利潤的來源——勞動為代價得到了發展。

3．自然。不斷擴大生產和不斷上漲的資本勞動比率導致了原材料和能源資源的匱乏，繼而造成成本增加。污染和清除廢棄物也造成了生產成本的提高。

4．稅收。社會保障、教育和醫療得到充分發展，這是不可逆轉的，但卻是以稅收增加為代價。

利潤率減少的趨勢并非一個線性過程，而是一個繁榮和衰退交替的循環過程。每個資本家都試圖支付盡可能低的工資，創造最大化的利潤。但是，由于所有工人的工資總和構成了消費（購買力）的基礎，于是產生了一個矛盾：在生產最大化的同時，消費水平卻出現下降。因此生產的過剩危機便頻繁發生。

為了能擺脫長期利潤率減少的趨勢，資本主義至少已經試驗了五條“逃生之路”，但都不成功，而且適得其反，矛盾反而加劇了。然而，資本主義卻還在繼續驗證這些路線，它們是：

1．新自由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為遏制工資和稅收上漲而發起的一次攻勢。從微觀經濟角度看這是有益的，但是從宏觀來說，它卻破壞了購買力，從而引發了生產過剩危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增長明顯高于八九十年代以及之后的2000年。新自由主義削弱了國家在必要時干預經濟的能力，它為金融脫軌創造了條件。

2．全球化。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給了資本主義一些喘息的空間。在全球化時期，融入資本主義制度的勞動力數量（利潤的源泉）翻番，新興國家的廉價商品保證了低工資，同時使出口貿易和投資得到增長。但是，新興經濟體卻是從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國家，它們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著北南國家的關系。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北方國家500年來對經濟的統治權開始走向瓦解。

3．債務。債務創造了新的購買力。石油危機之后債務首次被資本主義制度所利用。“石油美元”被注入發展中國家，提高了它們對消費品和發達國家先進設備的需求。其結果是造成了80年代嚴重的債務危機。去年，多數北方國家政府都采取了緊急措施，在不久的將來這將制造出巨大的債務陷阱。

4．財政爆炸。主要是尋找虛擬經濟的利潤。投機和金融領域的利潤并沒有創造出價值，或者說創造出的是虛擬價值，或是從其他部門擠壓價值（利潤）。虛擬價值的積累有時無可避免地會制造出金融泡沫，但這種泡沫遲早會破裂，伴隨而來的是災難性的后果。

5．美國的軍事擴張。軍事武器和裝備貿易并不依附于消費者的購買力。即便是在危機時期，特定部門的軍事訂單貿易仍可以得到保證。此外，軍事統治權是鞏固勢力范圍、保護一種貨幣的統治地位的決定性因素，尤其是當經濟地基開始動搖的時候。然而，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冒險代價高昂卻沒能換來期待的成果。與此同時，巨額軍費開支還給美國政府帶來了高赤字。美國的軍事積累已失去了經濟基礎，存在捉襟見肘的危險。

因此，資本主義最根本的特質——追逐利潤及其無休止的積累正危在旦夕。

社會危機：財富分配極端不公

這個世界從未創造出如此豐厚的財富。如果這些財富能得到公平分配，那么地球上每個家庭（父母帶3個子女）的月收入應該為2884美元，單身人士的日平均收入應為19美元。但是盡管世界富有了，今天每5個人當中仍有一人的日平均收入不足1.25美元。將近一半的世界人口享受不到應有的衛生設施，每3個人中有1人沒有電力，每5人中有1人沒有住房和飲用水。

財富以極端不平等的方式被分配了，而這種不平等還在加劇。歐洲每頭奶牛每月都能得到約900美元的補貼，這相當于一個非洲人月平均收入的兩倍，是每個非洲人應該得到的發展援助金的110倍。

這個巨大的丑聞不僅限于發展中國家，在富國同樣存在類似的不平等。比利時是世界上最富有國家之一，一個擁有兩名成年人和兩個兒童的家庭，月平均收入是7700歐元，這是一筆巨大的數額。但每7人中仍有1人是窮人，每10人當中有1人不得不因為沒錢而延遲或取消某項疾病治療，而且拼命工作只為賺取每月1400歐元的收入，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情況。

這些數據反映的并不是制度的過剩，而是其邏輯和性質范圍內造成的后果。這是不道德的，而且足以以此為理由拒絕整個制度。這一種制度的運行極其低效。從歷史上說，資本主義貢獻了它的價值，并發揮了歷史作用。然而它已經在一定水平上達到了極限，已經沒有能力再創造有效益和具有生產力的發展。

生態危機：環境成本侵蝕利潤

在追逐無窮盡的利潤并使之不斷積累與大自然的極限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這種對利潤的追逐完全忽視了全球生態系統，同時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因此，資本主義存在至今已進入了不可持續的發展狀態。我想指出兩點：石油和全球政府應對生態威脅的必要性。

資本主義90%的初級能源供給依賴不可再生資源。在一些電力或其他可再生能源無法輕易取代的領域，石油仍然占有最大比重。石油仍是最主要的能源來源，尤其在運輸領域。此外，它還用來生產肥料、塑料、化學制品、鋼等。因此，石油依然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目前，美國的人均消費量是印度和中國的13倍。但是隨著這兩個國家的持續發展，預計20年內它們的人均消費將占美國現今水平的1/3。如果是這樣，產出就必須提高至少45%。如果25年內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消費占到了美國的一半，那么產出就必須提高 75%。但這種情況是否真的會發生令人懷疑。一旦如此，我們可以預計高物價將阻礙利潤的積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會加劇。

各種環境問題其實產生的是侵蝕利潤的“額外”成本。因此，資本家們不愿意為這部分成本“埋單”。

這一“外在”問題可以被政府解決，但它會與資本主義的制度結構發生沖突。國家服從于資本家的利益，而不是反過來，這就是為什么受到緊縮措施威脅的部門一個勁地給政府施壓，而且往往會成功的原因。

此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動力是實現國家利潤積累的最大化，日的是在全球競爭中占據上風。正因為如此，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以有效代表全球的集體利益，也不存在保護全球環境的有效機制。這是京都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沒有取得成功，至少不足以解決根本的生態威脅的根本原因。

地緣政治危機：南方國家再度興起

資本主義的興起預示了南方國家的從屬地位，全球市場（消費品、服務和金融）服從于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同時也受其操縱，并支撐它的結構。首先是在拉丁美洲，之后在亞洲和非洲，這種模式的“克隆”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積累的一種政治表現。這一制度對核心國家非常有利，但對周邊受剝削的國家來說則不利。換言之，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南方國家的衰落同時發生。

這種制度一直持續到上世紀50年代。從那時開始，情況發生了轉變，尤其在亞洲。為了遏制中國、越南、朝鮮等這些共產主義國家的發展，資本主義開始在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大量投資。這造成了有利于該大陸的力量重新平衡。但是在龐大人口和高增長率的綜合作用下，這一趨勢以特殊的方式進一步加速。造成的結果是重心逐漸移向亞洲。在拉美和非洲，許多國家現在也擁有了高于核心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許多發展中國家逐漸趕了上來。這意味著力量平衡發生了轉變。南方國家現在更具攻勢，它們創建了自己的聯盟。

相對較窮的國家在現代時期首次獲得了巨大的全球自主權，能夠通過投資、貸款和在氣候大會上的投票來發揮它們自己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北方國家正在喪失控制權。

導致西方世界興起的那些條件如今都逐漸衰退，甚至包括貨幣霸權。西方尤其是美國相對于南方國家現在占據的唯一優勢就是軍事實力。但是近來的‘些事件則表明這種實力也是相對的。美國的過度軍事擴張是無法長期維持的。

資本主義的興起正值南方國家的衰落。所以可不可以說，南方國家的再度興起也將趕上資本主義經濟的衰退？換句話說，資本主義能否在南方國家的興起中求得生存？對此我表示懷疑。（本文為作者在南方國家文化基金會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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