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不贊同本人觀點的網友，曾不斷質疑為什么面對反駁的意見不做回應。這可用我第一次在烏有之鄉演講時的一個插曲做為答復。當時我談到了袁騰飛，當我剛說出“袁騰飛先生”幾個字時，現場連發爆呵：“你還稱他為先生？他是人民公敵！”。待這幾位觀眾平靜下來后，我回答道：“我之所以稱袁騰飛為先生，是因為我知道西方就希望中國人四分五裂，相互對抗。這樣西方就可以上下漁利。我非常不希望中國人僅僅由于觀點不同而相互敵對?！?/p>
每個人由于生活軌跡不同，觀點自然有差異。以自己為例，如果不是在體制內體驗十年，在法國生活十年，是無法形成今日的立場。而且各種立場形成之后，就極難改變，這是再激烈、坦率的爭論也無法解決的。但這種差異性并不能成為中國人自己相互對抗的理由。
很想借這篇文章，呼吁左中右立場的博友，我們的共同的對手甚至敵人是西方，而不是我們自己。我們之間不過是理念之爭，而和西方則是國家利益之爭。無論中國是什么制度，是清朝，還是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西方對中國要么利用（反對日本，反對蘇聯），要么侵略、凌辱，哪怕中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西方照樣會把青島和東北的利益讓給日本和蘇聯，二戰后，英國也照樣拒絕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正義要求。所以，當中國越來越強大，西方對中國的壓力和敵視也日益升高的時候，我們應該拋棄政見之別，一致對外。當年國共可以兄弟鬩于墻，一致對外，何以今日不能？中國固然問題多多，但畢竟依然整體上在迅速的進步和發展。退一萬步講，清朝雖然腐敗無能，但可有人愿意站在甲午之戰日本一邊、侵華的八國聯軍一邊？
這就是為什么面對反對的各種聲音，我極少回應，更不會出語不敬的原因。
從亞洲對華包圍圈“識”美國（舊文，現刊于博客日報）
2010年，中美兩大世界級強權碰撞頻頻、你來我往，激烈過招。美國最大的戰略變化就是構筑亞洲對華包圍圈：除了傳統的日本、韓國、反恐名義占領的阿富汗，更重返南亞、東南亞。在這眼花繚亂的背后，最令人矚目的是粉墨登場的美國和越南的聯合軍事演習。
越南是美國冷戰期間最大的難言之痛，甚至成為民族創傷。近六萬士兵葬身于這個國家的熱帶叢林，并使得美國徹底退出東南亞。直到現在總統大選時，是否反戰、是否參加過越戰，還仍然能夠被拿出來議論一番。然而，令誰也想不到的是，不過二十年，美國再度重返金蘭灣：1995年雙方重新建立外交關系，美國也取消了對越南的經濟封鎖，甚至在失蹤士兵都沒有完全解決的前提下給予了越南最惠國待遇，讓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直到今天，雙方竟然共同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美越關系乾坤大逆轉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冷戰結束，蘇聯解體。越南無法再扮演蘇聯對抗美國的盟友角色。二是中國逆勢崛起，成為美國最大的遏制對象和競爭對手，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再具備對抗蘇聯的盟友地位。盡管1995年， 中國的崛起還沒有得到像今天一樣的世界性普遍性承認，但敏銳的美國卻已經在越南進行布局。而且頗為不同尋常的是美越復交，得到了一向你爭我奪、借題發揮的兩黨一致支持：執政的民主黨克林頓政府、在野的共和黨議員。特別是參議員麥凱恩居功至偉。然而令人倍感震撼的是，麥凱恩曾參加過越戰，而且當過“共產主義越南魔鬼的戰俘”，倍受折磨。但是當外界質疑他為何如此賣力促成美越復交時，他毫不遲疑的回答道：他既不喜歡越南人，也不信任越南人，但要緊的是從美國的安全體系考慮，扶持越南崛起將大有助于遏制中國成為亞太地區霸主?，F在看來，美國的政治人物確實富有戰略遠見。
美國這個國家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確實有不少特殊機遇和不可復制的條件，但歸根到底還是政治精英的實用主義。他們既無原則，也無信仰，有的只是“國家利益”。所以二戰一結束，美國就聯合法西斯國家葡萄牙、西班牙共同對抗蘇聯（聯合蘇聯對抗法西斯德國是為了保護自由，聯合法西斯國家對抗蘇聯也是為了保護自由）。葡萄牙不僅接受了馬歇爾援助，還加入了北約（如果美國在亞洲建立類似軍事組織，越南肯定會躋身期間）。后來曾被美國視為頭號敵人的本.拉登、心腹大患薩達姆都是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就是被列入“邪惡軸心”的伊朗，美國可以支持三十年前世襲的封建王室，但卻無法容忍現在有選舉的伊斯蘭共和國。原因在于前者親美、后者反美。當然對于這一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曾直言不諱地有過總結：那個獨裁者“也許是狗娘養的，但他是我們的狗娘養的”。 所以，越南雖然還是一個一黨執政的共產主義國家，而且兩國曾殺紅了眼，但并不妨礙美國捐棄前嫌和現在的意識形態差異，無比的友好起來。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越聯手，頗有令人相似之感。當年文革時的中國，反蘇，反美。而且已經在朝鮮和越南兩度與美血拼惡戰。盡管如此，雖然兩國還沒有建立外交 關系，美國總統尼克松毅然跨過太平洋，不惜“屈尊”來到北京和毛澤東主席談論“哲學”問題。但美國的收獲也是頗豐：雖然失掉了東南亞，但卻得到了東亞，改變了美蘇不利的競爭態勢。1979年中美建交之時，鄧小平借訪美之際，通告對方即將武力懲罰越南，并得到了美國全力支持。今天，美國卻和越南聯手，只不過這次針對的對象變成了中國。
中國的崛起已經無法逆轉。否則美國也不會在經濟危機尚未結束、兩場反恐戰爭仍然無法脫身的背景下對中國霍然變臉，如此的興師動眾。這應該和美國制造的經濟危 機有關。這場危機并不僅僅動搖了全球對美國的信心，美國政治精英自身也同樣如此。但不管美國多么糟糕，只要沒有一個替代模式，美國仍然可以在全球招搖過世，甚至得過且過也無妨。但中國模式的成功特別是在經濟危機中出色的表現，打破了美國的幻想。試想，美國在全球可以稱霸的資本不過有二：一是話語權，二是 美元的國際地位。一旦喪失，美國這個國家根本無法抵御和承受這樣的經濟危機。但對于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其凝聚力就在于其強大和提供致富的機會，即所謂的 “美國夢”。美國6%的人口竟然消耗全球35%的資源。而一旦美國再也無力提供，這對于一個缺乏主體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國家意味著什么，可想而知（中國比竟有大一統的傳統，分還可以和。羅馬帝國則崩潰后就再也無法復原）。這也為什么俄羅斯學者一再預言美國將會解體。這絕不是學者泄憤這么簡單的。
美國的崛起成功曾被總結為兩大經驗：一是絕不挑戰當時的霸主英國，相反重大問題上往往站在英國一邊。二是對國際事務從不主動參與，除非英、法傳統大國邀請 （比如一戰、二戰），以打消其疑慮。這樣最終使得英國把霸權和平的“禪讓”給美國（二戰時美國援助英國的條件是要求英國交出所有海外軍事基地）。中國的崛起被認為也是復制了美國模式：中國除非涉及核心利益，對美國一向保持低調和合作。中國也只參與聯合國框架下的軍事行動（維和）。但現在看來這兩條已經不敷其用，還要加上第三條：美國式的實用主義。中國也是一個講究實 用理性的國家，但不同之處在于又是一個講究道德和倫理的古老傳統國家（中國不過支持一下朝鮮，就已經被自由派學者批的七葷八素）。因此在國家利益上博弈，表現的往往不如美國到位。然而，不發展就淘汰的當今世界，中國以美為師已經刻不容緩。美越軍演以及對華包圍圈，對于中國（特別是自由派人士），恰是一個認識美國的絕佳良機。
附：剛剛去世、全球華人社會頗有聲望的學者史天健教授有一篇論中日關系的文章，雖然談的中日關系，但也同樣適用于任何國家。為了紀念史天健教授，特將此文轉載。
日本在過去四十幾年來對釣魚島問題的戰略是——利用兩岸分制在戰略上無暇顧及釣魚島的現實，逐步蠶食，期待最終確立對釣魚島統治的合法性。而這一次的爭端，日本之所以堅持要以國內法來處理，目的就在于通過執法邁過重要的門檻，最終確立其對釣魚島統治的合法性。
現實情況是，日本通過近半個世紀的苦心經營，已逐步確立了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我們目前的境況相對被動，能選擇的應對策略十分有限。如果我們在釣魚島和日本攤牌，不僅要面臨與之發生直接軍事沖突的可能，而且要面臨美國直接進行軍事干預的風險。
事實上，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同希拉里在紐約聯大會談之后就告知記者，希拉里在會談中明確告訴他，釣魚島是屬于日本管轄下的領域，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5 條，即此區域若遭到武力攻擊，美日將采取軍事行動共同應對。但如果我們不作為，不僅會永遠失去釣魚島，更重要的是可能對政權的合法性產生巨大的沖擊。這對任何領導人來講，都是兩難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找出一個可致命打擊日本戰略企圖，同時不給美國提供直接干預借口的辦法，對我們至關重要。如果我們最終目標是戰略上的勝利，就應該仔細分析日本在釣魚島的戰略目標，有針對性地進行斗爭，讓其戰略目標最終無法實現。
具體而言，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戰略目標，是要通過對釣魚島的控制，在東海大片海域獲取專屬經濟區， 從而與我們爭奪這一領域的海底資源。 這一戰略企圖在這次爭端中清楚暴露出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日本領導人的言行，就會發現，他們無一例外地宣稱日本在釣魚島與中國不存在領土爭端。而日本與中國在東海有關專屬經濟區的爭奪，就是建立在“中日在釣魚島不存在爭端”這一虛假前提之上的。
如果這個判斷正確，那么打擊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戰略企圖的有效途徑是，不承認日本對東海專屬經濟區的主張，大張旗鼓地把日本基于對釣魚島的非法侵占而宣稱為其專屬經濟區的大片海域高調宣布為有爭議的海域;否定中日雙方過去對于中間線的默契，在立即投產“春曉”油田的同時，組建在專屬經濟區執法的海上警察部隊;在爭議海域主動、果斷執法，用警察部隊阻止日本任何在爭議海域開采石油的企圖。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徹底否決了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主張，打亂它的戰略部署，同時使日本期望利用《日美安保條約》把美國卷入中日潛在沖突的陰謀無法得逞。
與此同時，我們應當高調宣布采取對日本適時實施稀土禁運的懲罰措施。目前無論在日本還是在國內都有些人講禁運不符合世貿規則， 如果我們采取這樣的舉動， 就要將我們告到世貿組織。這樣的說法，完全是在忽悠我們的百姓。世貿規則，并不禁止一個國家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對某些特定的國家實施戰略物資禁運。而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的巴黎統籌協會的主要使命，就是組織與協調對于共產主義國家實施戰略物資禁運。日本作為巴統的成員國，時至今日仍然在精密機床和其他重要的戰略物資上對我們實施禁運，正因為如此，我們完全可以并應該選擇合適的時間，公開大聲地宣布對于日本實施稀土禁運，以懲罰其對于釣魚島的侵略行徑。只要我們用法律形式宣布對日實施稀土禁運，就可以禁止裝有出口日本稀土車輛過境。
當前情況下，我們一定要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不再相信日本提出的中日兩國要向戰略互惠方向發展，以及一些人提出的要顧全中日關系大局的外行話。（注：這句話也適用于美國）對日本來說，所謂的戰略互惠就是“我非法侵占你的領土，但你要對我笑臉相迎，并幫我打壓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 ， “我要買你的稀土做戰略儲備，你就要低價賣給我” ， “你要在國際市場買鐵礦石，我就伙同礦主漲價從中漁利”……
難道這就是我們要顧全的所謂中日關系大局嗎？回顧過去幾百年的外交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外關系的大局，從來不是讓出來的，而是斗出來的。事實上，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國際戰略，從來沒有讓我們放棄對主權的堅持與斗爭。在對美外交上如此，在香港回歸問題上更如此。沒有鄧小平當時對撒切爾夫人的強硬，就沒有香港的順利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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