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奧巴馬訪問日本，奧巴馬明確表示：“美日兩國的同盟關系不僅事關美日兩個國家，更關系到整個亞太地區，美日同盟關系是亞太地區穩定的基軸。”

　　近來，美國在美日關系上動作頻頻。在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中，美國迅速表達了美日同盟、美日安保條約“涵蓋”釣魚島的立場。美日還宣布要在12月專門就日本的離島安全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各有所需維持美日同盟

　　二戰后，美蘇之間冷戰局面開始形成、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亞洲民族解放運動日趨高漲，這些外在因素促成了美日同盟的形成。美日兩國1951年和1960年簽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構成了“美日同盟”的法律基礎與基本框架。安保條約表明了美國對日本負有防衛義務，規定了要加強相互防衛的力量和促進美日經濟合作等內容。

　　1978年的《美日防務合作指導方針》又確定了兩國東亞防衛行動原則，日本進一步成為美國在亞洲防共的有利工具。1981年5月，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與美國總統里根發表了聯合聲明，并共同使用了“美日同盟”的表述，這一“遲到”的語言表達使美日同盟關系進一步深化。冷戰中的美日同盟，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既要扶持日本的力量，用以抗衡敵對陣營，又要抑制日本的復興脫離美國的戰略軌道，美國對日本的戰略猜忌和防范始終存在。

　　美日同盟作為冷戰的產物，是以共同遏制對抗外部威脅為前提的，如果威脅下降同盟就會發生衰落甚至解體的危險。而蘇聯的解體恰恰是對美日同盟基石的釜底抽薪。

　　隨著冷戰的終結，美日之間矛盾開始加劇，過去隱藏在共同安全利益身后的美日經貿摩擦日益顯現。美國國內“日本威脅論”喧囂塵上，而《日本可以說不》一書在日本的大賣也宣告著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抬頭。冷戰后的美日同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這一時期的漂流是短暫的。

　　冷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由兩極向多極化發展，新的政治經濟力量崛起，給美日兩國帶來了危機感。特別是中國由于改革開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發展，使兩個國家幾乎同時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論調。

　　兩國高層對同盟進行不斷的調整，通過1992年初老布什在訪日時發表的《東京宣言》、1995年美國國防部公布的《美國、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保障戰略》以及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面向21世紀的同盟》等一系列的措施，重新加強了美日同盟。

　　冷戰后的美日同盟與冷戰時期美國的亞太戰略一脈相承。在整個冷戰過程中，壁壘分明的兩極對峙使日本融于由美國和歐洲構成的西方。日本被強行注入的西方價值有效地加強了美日同盟這個軍事、政治共同體的力量。

　　但是日本在過去60年成為美國的可靠盟友是因為日本別無選擇。冷戰時期它需要美國以抗拒蘇聯的軍事壓力，也需要在美國的軍事盾牌下實現修養生息。冷戰后美國更強大的單極優勢以及日本在東亞的孤立使日本只能跟隨華盛頓的領導。

　　“9·11事件”以來的這一階段是美日同盟關系最穩固的時期。一方面，美國迫切需要日本作為其全球反恐戰略的鐵桿盟友；另一方面，日本迫切需要美國支持以爭取其政治大國戰略的實施。雙方各有所求，一拍即合。這一時期，日本借美國全球反恐之機“搭船出海”，不斷地修改國內立法，歷史性地突破了和平憲法，使日本海外派兵合法化。

　　21世紀初，日本政府加快了開發和部署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步伐。2003年6月21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出資從美國購入彈道導彈防御系統，構筑雙層防御體系。同時，日本開始效仿美國的“先發制人”戰略，并且不惜冒著遭受恐怖襲擊的危險，向伊拉克派遣了自衛隊。2005年2月19日，美日兩國共同發表《美日共同聲明》，公開宣布兩國在亞太地區的12項共同戰略目標。

　　目前，在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下，日本再次成為美國插手亞洲事務以及遏制中國的橋頭堡。在11月13日奧巴馬訪日期間，針對近期中日、日俄領土及海洋權益爭端，奧巴馬意有所指地稱將“毫不動搖”地保衛日本；再次重申對日本“入常”的支持，稱贊日本是國際社會的“模范公民”，而中國則需要“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妥善行事，采取負責任的態度”。美日同盟在面對崛起的中國時看似又得到了加強。

　　日本的保護傘還是緊箍咒

　　雖然美日雙方一致強調“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與不可替代性，但并非意味著盟約中的雙方是平等的。美日同盟的本質是一種“威權同盟”，它建立在美國軍事、經濟和文化的強制優勢之上，是美國軍事征服與兩極對峙的冷戰格局的產物(日本被迫選擇一邊倒的外交戰略)，缺乏共同的戰略基礎。

　　在美日同盟的關系中，“美主日從”的局面難以改變。“美日同盟”具有高度的非對稱性與不平等性，其實質是被征服者對征服者的順從，是戰勝國將一個被征服民族強行納入自己的戰略軌道。雖然日本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并在近年來話語權有所提升，但在美日同盟中注定扮演的是從屬的角色，重大問題上仍然唯美國馬首是瞻。

　　建立美日軍事同盟后，美國控制著日本的發展。美國在軍事上對日本實施嚴格控制，堅決不讓日本形成自主的軍事力量，不允許日本發展可能導致其自立的戰略武器。正如孫悟空永遠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日本可以發展，但永遠只能在美國的羽翼之下進行。

　　“威權同盟”包含著結構性缺陷，隨著被壓制盟國力量的恢復，同盟有可能自動走向解體。這一點在近年來日本民眾和政府對美國的抵觸情緒與自立追求的舉動中可見一斑。

　　戰后日本喪失國權，依托美國的保護，通過經濟復興重振國力，謀求恢復本是無奈之舉，權宜之計。隨著實力的增強，日本開始計劃走向政治軍事大國，這是日本重新確立獨立自主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基礎。在完成新“富國強兵”之后，日本必定會在世界戰略中發出獨立的聲音。冷戰后的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但這終究不能替代日本尋求自身獨立發展的終極目標。

　　但在現實中，日本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的不對稱給日本人民帶來了長期的痛苦與巨大的屈辱。隨著日本實力不斷提升，日本國內的民族情緒也在不斷高漲。

　　日本民眾對日美同盟認知的變化，反映在了日本政權的更迭上。日本民主黨在競選中的獲勝，說明民主黨的對外政策得到了大多數日本民眾的認可。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認知的變化將影響日本新政權的對美政策。

　　在國內輿論強烈呼吁下民主黨政府對美日“核秘密條約”展開的調查，沖繩民眾對美軍駐扎基地的強烈不滿并大規模游行抗議，都反映出日本國內社會對美日同盟的態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民眾不再甘于充當美國的“狗腿子”，日本民族自身的民族主義激情正在提升。

　　美國前駐日外交官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主任肯特·考爾德認為，“新出現的爭論預示著新的變化”。

　　美國在金融危機中的糟糕表現進一步顯示了美國霸權的衰弱，縮小了美日實力之間的相對差距，使得“美主日從”的實力基礎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動搖，也使日本民眾的心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另外，美國在加固美日同盟的同時也在觸動著日本民族自尊心的神經，這都會提高日本民眾對民族獨立發展的渴望。但美國依然通過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手段牢牢控制著日本，這注定增加了日本民眾的民族屈辱感。

　　從歷史上看，“美日同盟”的確為日本的發展帶來諸多好處。同盟為日本提供了切實的安全保障，使日本能搭上美國安全體系的順風車以低廉的成本迅速發展經濟；借助美日同盟，日本的確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遏制中國”的目標，通過與美國緊密的合作關系，以“以臺制中”為主要手段，并在南沙群島和釣魚島的問題上長期牽制中國。

　　然而，對日本而言，美日軍事一體化雖然是兩國共同政治意愿的產物，但卻同樣是一把雙刃劍。同盟的“美主日從”本質決定了日本對美國的“忠誠度”是同盟的前提，美國在為日本撐開保護傘的同時，也為日本自身獨立的發展設定了一道無形的玻璃天花板與揮之不去的緊箍咒。

　　雖然在美國羽翼的庇護下，日本收獲了巨大的利益，但這種經濟上片面的發展模式，也在取得輝煌的同時注定了其在政治和軍事上對美國的“依附性發展”，正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美國“罩著”日本的同時，也給日本的長期發展上了一道緊箍咒，牢牢地“銬著”日本，讓其只能戴著肉體與精神上雙重的手銬腳鐐笨拙起舞。而正是這種畸形發展，也讓日本很難真正獲得國際社會的信任與尊重，任其金錢開道為成為政治大國而奔走呼號，也難以在國際舞臺上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政治軍事上對日本的鉗制

　　雖然日本近年來一直在為成為“普通國家”而努力，但這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由于在同盟中處于的從屬地位，日本在幾乎所有的政治外交的重大問題上都唯美國馬首是瞻，使得國際社會對其的獨立性與代表性大為懷疑。

　　自從民主黨上臺以來，鳩山由紀夫一度以強硬姿態試圖調整對美關系，一再強調“對等關系、平等對話”，從而使得日本的外交政策成為全世界的關注焦點。

　　但這馬上遭致美國的警告。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訪問日本時表示，美國非常關注日本重新定義與美國同盟關系的做法以及日本在亞洲的外交政策。他警告日本民主黨政府稱，如果日本違反與美國軍事同盟關系，接近正崛起的中國，將面臨嚴重后果。

　　由于在對美關系等一系列問題上的處理不力，不能兌現當初競選時的許諾，鳩山政府不得不下臺，取而代之的菅直人政府上臺后的頭等大事，就是積極修復對美關系。如此這般一進一退，更讓全世界看清了日本政府的本質。

　　即使美國為了取悅日本而頻頻許諾支持日本成為政治大國，但日本自己也很清楚僅靠美國的“畫餅”是萬萬不能“充饑”的。例如，奧巴馬政府最近又頻頻吹風說支持日本入常，但細讀之下可知奧巴馬對日本的支持只是“支持申請入常”，而并非“支持入常”。這不過是美國又一個外交上的美麗許諾罷了。

　　日本非常清楚其自身目前的國家狀態仍然牢牢地被置于美軍的占領之下，日本連一個正常國家的地位都尚未完全確立，談何入常？要入常，首先要爭得與美國平等關系的地位，而這一點連日本人自己也根本沒有底氣。

　　從美國的戰略利益和根本立場來看，美國絕不會真的讓日本入常。日本入常不僅意味著美國對日的軍事占領、政治外交控制的終結，且意味著放虎歸山，后患無窮，更意味著打破亞洲的軍事、政治的平衡，更意味著美國對亞洲的主導將失控。

　　今天的日本遇到了自鴉片戰爭100多年來未曾出現過的“強勢中國”，日本的經濟日益融入亞洲，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脫亞入歐”觀念日趨動搖。日本的對美、對亞兩面外交正陷于惡性循環的死結，在中、美之間日益進退失據，無法與鄰國和諧已成為日本受制于美國、孤立于亞洲的致命傷。日本人常常無奈的發現自己正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戰略困境：日本之所以不能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是因為未能實現對華戰略和解；日本之所以不能建立日中戰略互信，就是因為美日同盟的存在。不能獨立自主的日本，只能充當美國東亞政策的炮灰。

　　美日同盟的基礎是美國對日本的軍事控制，美國以亞洲戰略利益為基石，閹割了日本的自立，僅用安全問題一招，就點中了日本的死穴。日本軍事實力與對外發揮作用的意愿急劇膨脹將與美國維持美日同盟的初衷背道而馳。因此，美國與日本加強軍事合作，事實上也是為了防止日本借口遏制中國而獨立發展武力。

　　雖然美日同盟承諾對日本提供保護，但日本對這種保護存有一定的不信任感。中美關系的發展必然會導致美日同盟關系的變化。美國和中國是全世界規模最大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結構性的相互依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增強，中美之間利益交集擴大，使日本在“防范中國”這個問題上，對美國究竟能夠提供多大的“保護”作用產生了疑慮。

　　而美國對日本同樣也不放心，保持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是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安排，既為日本提供軍事保護傘，同時也為管住日本。看住日本，利用日本制衡東亞，特別是東北亞的其他主要國家，是美國的基本思路。

　　在美國的這種東亞安全布局中，核是日本最大、最敏感的軍事禁忌。從日本的角度出發，日本安全政策的實質是美國的核保護傘，如果美國不能履行“以核武器應對任何種類(常規或核武)的進攻以保護日本”的承諾，那么日本就有可能擁有自己的核武器，進一步掙脫美國的束縛。

　　2009年對308名日本民主黨眾議員進行的有關核問題的問卷調查顯示，58.3%的人表示，“將來應考慮脫離”美國的核保護傘；2.8%的人表示“應馬上考慮脫離”，逾60%的受訪者認為，日本應該建立不依賴美國核保護傘的安全體制。

　　但美國非常清楚，日本要是有了戰略力量，肯定會離美國越來越遠。在朝鮮試射導彈后，日本就曾有人提出，日本要在朝鮮下次發射導彈前，對朝鮮的導彈發射基地實施“先發制人”式的打擊，結果被美國堅決地否定了。常規遠程打擊尚且如此，何況核武器。美國可以作出一些姿態來彌補日本的不安全感，但絕對不會允許日本有任何突破核禁忌的舉動。

　　縱然日本人萬般叫屈，但美國在軍事控制這一問題上毫不含糊。沒有獨立戰略性力量的日本，注定只能繼續其軍事上的傀儡角色。

　　美日同盟，不僅罩著日本，更銬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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