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

     剛剛閉幕的G20首爾峰會表明，美國衰落得挺快，否則美聯儲也萬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會前一周為美國財政注資6000億美元，使奧巴馬在舉世矚目的場面上顏面盡失；同時也表明，美國政治的隱形老板已經拿這個黑人總統不當回事了。當前，中國處于國際金融體系變局的關鍵地位，也是當代世界“文明沖突”的焦點，更是東西方地緣政治沖突的中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的變局，對人類命運的影響至關重大的歷史變局，隨著中美兩大文明主體的角逐進入關鍵時刻，正在進一步展開。現在的“80后”將有幸看到西方文明霸權落幕、中華福星高照和人類文明轉型；或者將經歷核大戰、生物武器大戰帶來的人類文明毀滅。相信應是前者。

世界政治多極化亦即文明多元化趨勢反映了世界文明轉型的需要，是對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統治世界的否定，是歷史進步。進入20世紀末，世界日益向多極化發展。西方有人說，現在的世界是“無極”，這不是哲學意義上真正的“無極”，只是多極的另一種表述。因為多極是相對的，必然伴隨混亂和權力真空。多極以后怎樣？西退東進只是一種戰略態勢，哪一種文明都不能單獨決定文明轉型。對此中國傳統文化早有答案：多極必至無極，“無極而太極”。“太極”了，世界就和合了，和諧了。這種“太極”下的和合與和諧，可能有兩種狀態，一種是中國積極主張通過文明對話構建的“和諧世界”；另一種就是無休止的“文明沖突”導致人類毀滅，文明毀滅也是一種“太極”。后一種狀態顯然不是人類想要的，但是人類想要避免毀滅，并不容易。這是因為西方堅持“文明沖突”。

 20世紀的戰爭與革命形勢，加速了西方的衰落，世界經濟政治重心出現東移的趨勢，表現在文化上就是西退東進。這在20世紀最后25年顯得格外突出。東西方政治對抗，以蘇聯解體、美國衰竭而告終。這場政治對抗就蘇美兩國來說，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在社會制度上表現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在文化上，在某種意義上是基督教的兩個分支——東正教文化與新教、基督教文化之間的對立。將蘇聯文化等同于東正教文化是不正確的，但是蘇聯解體，蘇維埃價值被放棄，俄羅斯文化退回到東正教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卻是不爭的事實。基督教內部三教之間的對立雖然在歷史上由來已久，進入20世紀這種“文明沖突”退居幕后，而為意識形態斗爭所掩蓋。但是蘇聯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方向代表了世界上被西方國家壓迫的民族、人民的利益，代表人類歷史的方向。所以，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東西方“文明沖突”的焦點，在西方國家和蘇聯之間；冷戰開始后，主要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蘇聯（集團）、中國之間。重點是在美蘇之間，后來中蘇分裂，中國游離出來，相對超脫，形成“大三角”關系。蘇聯解體，“大三角”一度失去全球意義，中國迅速上升為東西方“文明沖突”的焦點。這一點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不是一味“韜光養晦”所能改變的。

     一、美國是瓶頸，中國是關鍵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將世界現存人類文明概括為七八種文明，將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伊斯蘭教文明之間的沖突列為前兩位，將俄羅斯排在后面，顯然是因為俄羅斯新敗，已然暫時相對出局。原本蘇聯解體后，美國已經將矛頭對準中國，卻受到“9．１１”突發事件的嚴重干擾。而對于伊斯蘭教世界，自從20世紀初西方肢解了奧斯曼帝國，又將原奧斯曼帝國的核心土耳其通過自我閹割的凱末爾改革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摧毀以后，伊斯蘭國家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只是由于伊斯蘭人民不屈不撓地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新老殖民主義，反對西化，反對西方，所以搞得西方焦頭爛額。這是20世紀阿拉伯民族不僅沒有滅亡，而且至今仍然是世界主要文化之一的根本原因，也是阿拉伯國家與非洲國家的一個不同點。“9．11”事件發生，美國反應極快，既是反“恐”，也是反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既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西方“文明沖突”的首要問題。在這個首要問題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來毫不含糊；也從來不因對方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改變而改變，例如對蘇聯及東歐國家，包括對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這一點，俄羅斯人是在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以后才認識到的。這就是西方在國際政治上搞戰略欺騙、“和平演變”包括大規模洗腦運動等意識形態斗爭在內的“文明沖突”的厲害之處。

    世界文明轉型的基本原因是近代以來支配國際政治的基本原則和范式已經陳舊，必須以新的文明建立新的原則和范式，作為新的世界體系的基礎。歸根結蒂，是以弱肉強食的武力原則、戰爭模式決定國際政治已經完全不適合當代條件，必須摒棄，而代之以對話和協商的原則與和平模式，或稱和諧世界的模式。本來，蘇聯解體，美國老大，歷史給予了世界一個建立和諧的機會，也給了美國一個造福人類的機會。但是美國不做摩西，不帶領人類“出埃及”（走出危機），而是選擇做撒旦，做魔頭。這樣一來，美國就成了世界政治的癥結，成了文明轉型的瓶頸。

    工業革命以后，西風壓倒東風，進而通過鴉片戰爭將中國打成半殖民地，這是近100多年的事情。西歐的強盛到19世紀末達到巔峰，以后便開始衰落。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30年代大危機的重創，西歐衰敗疲憊不堪，“西方的沒落”深入人心。如果沒有歐洲資本主義的“預備隊”——美國支撐和扶持，使西歐國家得以借戰后科技革命的機遇恢復元氣，原本二戰后直到60年代初東風壓倒西風的態勢就可以定了20世紀世界政治的乾坤。沒想到美蘇對抗這半個世紀，蘇聯福薄，盛極而衰，導致1991年解體的悲劇發生。蘇聯解體，美國躍踞世界霸主，原本可以作一把摩西，造福人類。殊不知美國文化沒有高尚的理想，不做摩西，不負責任，偏要做愷撒和奧古斯都，要建立全球羅馬帝國，其實是作撒旦。歷史證明這是一招致命的臭棋。美蘇對抗，其實兩敗俱傷：蘇聯解體，美國衰竭。乃無自知之明，沒有持盈保泰的東方智慧，更不懂功成身退的道理，小布什總統無識而兼無畏，將單邊主義一口氣折騰8年。這一下不僅使美國號航空母艦擱淺在伊拉克，內外交困，而且引爆了美國金融海嘯，殃及全球。于是闖下奇禍，美國在四面楚歌中從巔峰跌落。說到底，美國歷史短，文化淺，修行差，薄德不能載物，結果“歷史終結”論言猶在耳，不旋踵就步蘇聯后塵，盛極而衰。從1991年11月蘇聯解體到2008年9月美國（金融）海嘯，這17年中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相繼跌落。滄海橫流，風云變幻，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為歷史所不多見。歷史的報復如迅雷不及掩耳，后來者可不慎乎？

    19世紀西風盛極，20世紀西轉東風，進入21世紀已經是西風殘照。“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李白詞《憶秦娥》）原本20世紀下半葉亞洲開始復興，西轉東風漸強，美國金融海嘯引發世界經濟危機，更加速了西退東進的歷史趨勢。中美兩國其實各是東西兩個風眼。西方的風眼，文化根基淺，500年來，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19世紀末隨著西歐衰落，西方的風眼從西歐轉移到了北美，美國也就吹了100年，現在能量衰竭；中國這個風眼，東風吹了幾千年，疲憊不堪，19世紀中葉被西方強盜乘虛而入，火燒圓明園，將各類財寶兼兔首、鼠首盡收囊中以后，更推倒廢墟，加以掩埋，以為從此平安無事，世界再無東風。沒想到中國文化有自強不息的強大基因，前赴后繼，奮斗犧牲，百年之后風眼終于通透，卷土重來。于是“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如今照我還”。從大勢看，彼岸無疑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奈何？

歷史證明中國是一顆人類文明的福星，中華復興實乃中華福星，現在是福星升起，未來將福星高照。究竟是文明的沖突還是文明的和解，決定21世紀的世界體系和人類命運，這是近年來國際上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中國崛起和美國衰落在世紀之交相遇，一個是衰極而盛，一個是盛極而衰。一盛一衰，成為影響21世紀世界格局的關鍵所在。事實證明，中美關系是世界政治的瓶頸，是中華復興道路上一個正在突破的瓶頸，也是決定世界體系新格局和世界文明轉型的一個關鍵。或者干脆說得更透徹：對于當代世界格局和文明轉型來說，美國是瓶頸，中國是關鍵。這樣講，不是中國自大，而是由于美國不負責任地折騰，為世界各國所患。所以愈來愈多的國家認識到，中華復興關系到世界政治的方向和人類的前途。

    中國改革開放奮斗30年，人均GDP剛剛3266美元，居世界100位開外，卻引起西方聒噪不休和百般封殺圍堵。到底是為什么？是中國人命該受窮？還是中國動了西方的“奶酪”？還是中華文明潛在的軟實力令加速衰落中的西方內心深處感到恐懼？總之，中國成為西方某些人的眼中釘、肉中刺。據揭露，里根當年對蘇聯體制有多少生命力根本不感興趣，他的目的是將這種制度的生命力降低為零，深層的目的是將俄羅斯民族和斯拉夫文化的生命力降低為零。據彼得羅夫在《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一書中披露，這個目的是由撒切爾夫人表達出來的，她說：世界上有1000萬到1500萬俄羅斯人從事采掘業就夠了（其余的俄羅斯人如何“處置”？不言自明）。英國人與俄羅斯人都是基督徒，“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可這又是中國文化的觀念，西方文化不容異教。由此可知西方主流政治家對待中華文明的態度。美國中央情報局應該有《對中國的秘密戰略》，甚至有多個版本，與針對蘇聯的那本《秘密戰略》相比，思想大同小異，細節可能更精彩。越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和歷史，越是能夠讀懂西方的國際政治，越是能夠看透這一點。所以，一國的外交是其固有文化的表現。反之，不了解一種文化的產生、內容和歷史演變，就不了解它的發展趨勢和在信息時代的前途，也就不能充分揭示其在當代條件下所具有的地緣政治作用；不僅如此，還可能被一時的假象所迷惑。所以，當代現實向國際政治經濟學提出的一項任務，就是要研究現存各主要文明的地緣政治，以便更深刻地闡述和揭示當代各種錯綜復雜的國際問題，更有效地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這也是本書研究中西比較文化的原因。

    在美國霸權加速衰落和非西方文明復興的條件下，夸大文明沖突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反映了美國的心理和需要。站在霸主國地位，對多極化趨勢的看法必然是暗淡的、悲觀的。亨廷頓說：“冷和平、冷戰、貿易戰、準戰爭、不穩定的和平、困難的關系、緊張的對抗、競爭共存、軍備競賽，所有這些說法，或許最恰當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實體之間的關系。信任和友誼將是罕見的。”基于這樣一種立場和悲觀心理，亨廷頓作出如下概括和結論：“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于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關系不僅不會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會是對抗性的．．．．．．在微觀層面上，最強烈的斷層線是在伊斯蘭國家與其東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鄰居之間。在宏觀層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在以穆斯林和亞洲社會為一方，以西方為另一方之間，存在著最為嚴重的沖突。”經過幾年觀察以后，到2000年亨廷頓更斷言：“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斷定，各種文明之間的斷層線——例如以西方為一方，以東亞儒教社會和穆斯林世界為另一方，雙方之間的斷層線今后將變成戰爭線．．．．．．”。（7）這次亨廷頓把“儒教社會”放在“穆斯林世界”前面，反映了美國思想界和政界對中國發展的看法，也是進一步為鷹派提供理論依據。亨廷頓還說：“隨著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蝕，它將喪失很多權力，其余的權力將在地區基礎上分散給幾個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國家。最重要的權力增長正在并將繼續發生在亞洲文明之中，中國正逐漸成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響方面向西方挑戰的國家。”

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生前已經預見到美國軟實力會加速衰落。他說：“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于人權的說教顯得輕率；10年之內，會顯得不著邊際；20年之內，會顯得可笑。”尼克松看到，100多年來西方習慣于給中國當教師爺，該“下崗”了。其實，西方的衰落和世界多極化并不是由中國引起的，那是發展不平衡規律使然。近代以來，荷蘭取代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取代荷蘭；美國取代英國；蘇聯崛起和美蘇爭霸；美國戰勝蘇聯，自己力量衰竭，與中國無關。

愈來愈多的國際人士認為，在當代條件下文明沖突已經沒有出路，必須通過加強溝通對話，建立“和諧世界”來解決。這不僅是因為“其他文明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正在對西方，特別是在對超級大國美國進行頑強的抵抗”，結成無形的反美統一戰線，而且由于現存的八種（亨廷頓的劃分法）文明中已經有多數掌握了核武器，沒有人能夠贏得一場世界核大戰。事實上，人類所處的現實使得文明之間的聯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決定意義。生態環境保護、全球經濟、愛滋病和其它疾病的防治、禁止核擴散、信息和資源共享、文化交流、人員往來、文明轉型等文明之間的對話、互動、合作和融合是一種無可回避的選擇和必然的發展趨勢。全人類都在同一條船上，沒有第二條船；也不可能（事實上也做不到）把其他乘客都趕下船去，把位子只留給“黃金十億”，因為那樣導致的“文明沖突”必然引起“核爆炸”，所有乘客同歸于盡。特別是核武器正在微型化、便攜化。另一方面，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不同，是一種不具有侵略性而具有包容性的文明，正在迅速發展和復興的中國并不挑戰現存秩序，希望與所有的文明妥善地處理相互的關系，友好相處，構建和諧世界。世界多極化所引起的世界體系重組，將建立起新的多極政治平衡，其中發生利益格局的變化，需要建立新的國際政治范式和通過和平手段進行調節。

中國有句俗語：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美國為了維持霸權，不僅是“有心栽花”，簡直費盡心機，無所不用其極，可是不僅“花不開”，“無可奈何花落去”，而且四面楚歌。中國只追求復興，韜光養晦，埋頭發展，不爭霸，不當頭，原本無心插柳，卻在世界上受到廣泛歡迎，不僅“柳成蔭”，而且“似曾相似燕歸來”。亨廷頓在1997年預計：“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么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在東亞的霸權地位。”中國不追求霸權，但是追求民族復興。倘如此，豈不是“似曾相似燕歸來”？

二、有智不如乘勢

    近代西方國家崛起，沒有外部壓力，所以能一路殺伐，占盡先機。古人說有智不如乘勢，信哉斯言。16世紀以來西方人能抓住歷史時機，乘勢而起，以“血與火”的殖民史掀開世界近代史。基督教文化不重道德，沒有“文明的包袱”，這也是西方人歷史上屢占便宜的道理所在。據黃仁宇先生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中披露，當年荷蘭人用武力將西班牙人趕出東南亞，一個要訣就是先發制人，根本不宣戰，見面就開火。所以，小布什政府搞“先發制人”戰略，似乎來自荷蘭殖民者的傳承。現在美國加速衰落，歷史在招手，中國能不能抓住時機，敢不敢出手是一個關鍵因素。中國不必學，也學不了西方的“黑”，但是不能沒有一點“狠”，就是決心。中國如果做宋襄公，就必然坐失良機，后患無窮。傳統文化講，要有菩薩心腸，還要有霹靂手段。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特色，幾千年雄踞東方，一味“王道”，沒有霹靂手段，怎么可能？所以儒道理論上講內圣外王，實踐上是王霸相濟，外柔內剛。西方只有霹靂手段，沒有菩薩心腸，所以從根本上不具有軟實力。中國兩者兼備，這才是軟實力的訣竅。近年來有人幻想中國“軟綿綿地崛起”，斷無實現的可能。歷史輪到中華復興，要突破鐵桶般的重重包圍。500年來西方國家靠掠奪世界殖民地走過的路，中國要在1949年以后的100多年里，基本上靠自己的力量走完。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中國成為東西方文明沖突的焦點，承受著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持續巨大的壓力，正如胡錦濤同志所說，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無論是規模還是復雜性，都是世界所罕見的”。這是必然的，也是中華復興所必須面對的。盡管如此，中國由于歷史和文化原因，特別扛壓，不怕挑戰，能夠成功應對。

    霸主國不是好當的，霸主就是領導，領導就要負責任盡義務。負責任盡義務，在經濟上就要能吃得虧。美國戰后為重建西歐搞馬歇爾計劃大約花掉3000億美元，并扶持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向它們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再就是軍事上提供安全保障。雖說是冷戰需要，也是美國為資本主義世界做出貢獻。直到1971年美國在經濟上撐不住了，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也放棄了對西歐國家和日本的扶持責任。轉過頭來，這30多年歷史表明，美國是在全世界也包括在西歐和日本身上打主意，不僅連本帶利收回了投資，還洗劫了世界各國的財富。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日元貶值30%，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維護了地區經濟穩定，也贏得了人心。中國承擔的國際義務超出了國力，是以道義做支撐的。這樣一比，日本就比下去了。金融海嘯發生，美國也比下去了，西歐國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也比下去了。G20集團峰會表明，反倒是中國等非西方文明國家最負責任，西方衰落可知。美國前總統卡特在《美國道德危機》一書中指出，美國以前沒有先發制人的戰爭，現在有了；以前與核大國簽署削減核武和禁核協議，現在拋棄了；以前承諾保護環境，現在拒不簽署《京都議定書》；以前奉行人權外交，現在美國不斷虐囚，并公然宣稱《日內瓦公約》對美國不適用．．．．．．凡此種種，表明美國陷入道德危機，背后的原因是美國私心膨脹。

    伊拉克戰爭和金融海嘯，這兩件事都證明美國的自私文化已經病入膏肓。金融海嘯的直接原因，如次貸和某些“金融創新”，形同詐騙。巴菲特說，次貸危機是美國金融業自己釀造的一杯毒酒，他們不僅自己喝，還讓別人來分享。美國金融機構將次貸打包出售給歐洲、日本、加拿大、中國、印度等國，存心坑人，全世界金融機構已經損失近4000億美元，預期損失約10000億美元，現在看來遠不止此數。布什總統說：“毫無疑問，華爾街是喝醉了”，真醉也？裝醉也？美國拿全世界當提款機，政治上以勢壓人，拿別國不當回事，說打誰就打誰，說到底不是什么責任心問題，而是道德破產，太缺德，太自私。美國這樣做，連對自己的選民都不負責，也不顧歐洲伙伴的利益，只為少數利益集團謀私，形同背叛。背叛重創道德。美國玩金融詐騙戲法，是拿美國國運作抵押，沒想到這把玩兒砸了，是為無能。無能重創威信。美國的財政，理論上已經破產，美國的國債信譽岌岌可危。2009年6月美國財政部長蓋納特在北京演講時向中國保證，中國購買的數千億美元的美國債券是安全的，聽眾哄堂大笑。這是中國人的幽默，也是苦惱人的笑。美國有那么多黃金儲備，不給欠中國的債務作抵押，卻一再給中國打白條。美國既無道德，又無威信，還在放水，美國最不負責任，國內政治也江河日下。所以，世界之風重新吹向非西方文明國家、東亞國家和中國的帆，西退東進的世界態勢加速發展。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看透世界大勢，有助于放平心態。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這些程序100多年來中國在西方文明的壓迫下已經全都經歷了。現在歷史的機遇來了，但是需要從容應對，“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對今日中國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增益其所不能”告誡中國必須戒驕戒躁，時間對中國有利。雖說有智不如乘勢，但是先要有智。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是李白的詞《憶秦娥》中的名句，后人皆嘆其氣象境界之闊大，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更特舉為作詞應當重境界的顯例。他說，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其氣象之闊，意境之廣，后人難以企及。然而，氣象之闊，境界之大，究在何處？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站在21世紀人類歷史的高點，登臨送目，正西風殘照，紫氣東來；小小寰球，蕓蕓眾生，災難深重，不知所歸；何以解人類于倒懸？中華文明是眾望所歸。100多年來的一些中國人喪失了中國古人的氣度，匍匐在西方強權和文化面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恢復了中國人的自信和恢弘氣勢。毛澤東詩云：“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又云：“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更云，“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等等。今人不讓古人，毛澤東能吟出這樣豪邁的詩句，是因為胸中有幾千年中華上國文化的底氣。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政治人物，為西方歷史所無，為中國文化獨有。一時毀譽，無足為論。現在正是西退東進決定性的歷史時機，中國人不應自餒，也不必躁進，一邊只爭朝夕，積極進取，穩扎穩打；一邊志存高遠，蓄銳養氣。只要站穩腳，沉住氣，不消幾十年，中華復興可期。李白詞中不僅是文學氣象和境界，也是漢家（中華）文化的氣象和境界，今人可以從中翻出中華民族在世界政治文化中的氣象和境界。近代以來的趕超事業已經不是唯一大業，中國不做一般的競爭者、趕超者，以及什么“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之類，那都不是中國的國際定位，不能以小器局限自己的前程。中國不稱霸，不當頭，但是為人類負責。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我們堅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進而與世界各國一道參與拯救人類文明于困頓，于危機，這是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所在。這不是狂妄，實在是世界失范，人類迷茫，居大道晦盲之際，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再謙讓就是虛偽，就是自私、畏葸，就是不負責任。所以，天降大任于斯民，當仁不讓。

      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uore Mahbubani）指出：“西方的軍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但是西方的領導人已經喪失了思考和應對的戰略能力。這仍是一個不解之謎。”其實有啥好不解的？無非是西方文明衰落在政治領導人綜合素質上的反映。西方衰落，美國霸權解體，不僅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中小國家的國際地位也迅速提高。2008年沃勒斯坦說：“我們已確確實實步入了一個多極世界，實力稍遜的國家正突然變得強大起來。今年的中東就是個例子：土耳其促成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停滯已久的談判；在卡塔爾的斡旋下，黎巴嫩國內嚴重對立的各派通過談判實現停火；巴基斯坦政府事實上開始在與阿富汗交界地區實施與塔利班的停火。上述舉動的重大意義在于，美國對所有這些談判都持反對態度，而且美國被完全無視了，但沒有對行動各方造成嚴重影響。”此外，伊朗的表現非常搶眼。可以說美國和北約現在是眼睜睜看著自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敗而無能為力。200年前英國可以用10萬英國人和平統治3億印度人，現在16萬武裝到牙齒的美軍無法和平控制2800萬人的伊拉克。美國衰落起來也挺快的。“美國被完全無視了”，美國失落嗎？其實美國也挺能適應現實的，看奧巴馬現在多謙卑，上屆G20峰會上奧巴馬能向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鞠躬，這可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世界多極化形成，也是乘勢而起。人類進入21世紀，世界各國對美國失望至極，對中國多有期待，不僅在于經濟危機，更在于世界秩序和人類前途。中美這場歷史性搏弈，不可避免，意義重大，決定命運，影響深遠。所謂決定命運，不僅決定中國命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世界向何處去，決定人類命運。這不是中國人自說自話，相信西方和世界上許多國家如此關注中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難兄難弟們以及許多中小國家包括發達富裕國家，如此關注中國，為北京奧運會加油，絕不光是為了市場，為了賺錢，其深層有著更多的對這個曾經由西方領導的世界失望以及對和平和正義的企盼。中國崛起，做一個“自了漢”，與中華文明的志向不符，也必為世界大國所輕視，更為各國甚至為世界歷史發展的形勢要求所不允許。當此世界歷史和中國發展的緊要關頭，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有主動的明智的選擇。世界多極化發展迅速，當代文明搏弈“圈中有圈”，大有文章可做。中華復興，方興未艾，管它什么“包圍圈”，正在不攻自破。隨著世界多極化的形成，“西方”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和歷史范疇正在消失。亨廷頓說世界正在經歷人類幸存的七種文明的“沖突”。其實是進入一個類似“戰國七雄”的時代。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應之以治則吉”，現代語言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十七大報告語）；“應之以亂則兇”，蘇聯東歐的“殷鑒”不遠。“不為桀亡”，誰是當代世界的“桀”？“桀”要亡，誰也攔不住。中國沒有爭霸世界的野心，這不是矯情，是成熟。中華復興，方興未艾；縱橫捭闔，此其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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