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合作的形式

　　這里，將詳細研究四種重要的繼續合作的組織結構，左翼力量在這些組織結構中共同合作并使其政策協調一致。

　　1.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會晤：2010年，傳統共產主義政黨的第11次重要會晤將在印度喀拉拉邦舉行。這一會晤首先由希臘共產黨發起并組織，得到了菲律賓共產黨、俄羅斯共產黨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希望在歐洲大陸也建立這種合作方式。

　　2.與圣保羅論壇的拉美政黨交換意見：歐洲左翼政黨以極大熱情和同情關注著中南美洲的發展。參與圣保羅論壇咨詢的政黨數量不斷攀升。關于“21世紀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討論在許多左翼政黨黨員中產生巨大反響。

　　3.新歐洲左翼論壇：這一論壇成立于20世紀90年代初，即使在東歐轉型階段結束之后也仍然是左翼政黨（包括14個國家的16個政黨）開展討論的重要論壇。在那里，也討論意識形態的問題。

　　4.歐洲左翼黨：成立于2004年。根據其自身定位，它更多的是歐洲左翼政黨的上層組織。歐洲左翼黨旨在成為積極影響歐洲政策的政治力量。該黨成員一致認為，只有與工會和社會運動一道，才能實現擺脫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變。歐洲左翼黨目前擁有來自17個國家的包括成員黨和觀察員身份在內的30個政黨。歐洲左翼黨還公開表明，其成員不僅僅限于歐洲層面，而且要體現泛歐洲原則。

　　對歐盟的批評

　　歐洲左翼政黨在對歐盟的分析、評價問題上存在分歧，針對具體政治行動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本文將探究幾個重要的批評焦點，以了解歐洲左翼黨成員黨的相應態度。

　　1.新自由主義取向/非社會聯盟

　　自20世紀70年代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提出（面對新自由主義）“別無選擇”的公式以來，歐洲實行了一種削減社會福利的政策。社會福利國家的捍衛者從此處于防御狀態。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歐洲內部市場及其關于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四個基本自由原則最終成為大銀行和大企業追求最高利潤的競技場——其代價是損害社會福利目標，妨礙提供新的、面向所有人群的就業崗位，甚至是必要的就業崗位。

　　正是在目前全球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時刻，這種導向的錯誤顯現得愈加明顯。歐盟至今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解決方案——甚至沒有否定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模式，盡管這一模式已經明顯失敗了。在《里斯本條約》、《里斯本戰略》、《歐洲中央銀行章程》和《經濟增長條約》中，都看不到真正符合社會福利和生態原則的轉軌內容。

　　德國左翼黨和大多數歐洲左翼黨的成員黨都認為，我們需要在歐洲層面上解決問題，制定克服危機的基本原則，包括在歐洲層面和國家層面的調節干預。

　　2.軍事化

　　對于歐洲左翼來說，2001年由各成員國國家首腦或政府首腦批準通過的《歐洲安全戰略》是不能接受的：歐洲的安全要在國外進行保衛；經濟利益就是安全利益；在沖突中，歐盟必須有能力實施強硬的軍事干預。為此，需要改善軍備，而且不經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就可以動用軍隊。正如北約一樣，歐盟也確定了自己的戰略基本原則，以便能夠實施軍事干預——在它出于自身利益認為正確的地方。與此相反，通過和平的、非軍事手段解決沖突的戰略原則退出了舞臺。成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和為實施攻堅作戰任務組建的“戰斗群”都使得這一原則顯而易見。這就提出建設軍事能力的具體目標，其范圍和費用遠遠超出了非軍事的、防御的沖突解決戰略。遭到德國左翼黨和歐盟內幾乎所有國家左翼政黨反對的《里斯本條約》甚至還強化了更多地使用軍事手段解決沖突的方針，使各國可以進一步加強軍備，甚至還為此成立了相應的歐盟機構（歐洲防衛機構，《歐盟條約》第3條第42款），強化了不僅僅在歐洲，而且在世界范圍內通過軍事干預解決國內沖突和國家間沖突的邏輯。在科索沃戰爭10年之后，出現這一發展趨勢是令人沉痛的。

　　3.缺乏民主

　　歐盟是超國家的國家聯盟，雖然還遠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也還不是一個聯邦，但已經不只是一個邦聯了。在歐盟迄今為止的5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在歐洲層面也包括在各國內部共同制定政治決策的結果是，成員國在個別政治領域內逐步賦予歐盟主權國家的地位。隨著歐盟的多次擴張、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和國際框架條件的改變，歐盟的職權范圍也隨之擴大，影響力日益提升。如上所述，歐洲不同地區民族國家的大約60%的立法文件是要經過歐盟批準的。

　　正是對于這種情況而言，在歐洲層面進行決策的方式、方法是不恰當的。制度上的民主匱乏首先表現為立法和行政之間分權制度的缺失。民族國家議會交給歐盟的全部權力（主權讓渡）不是由歐洲議會等機構來行使，而是主要由部長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來行使的，歐洲議會依然沒有提議新法案的權力。人民直接參與重要決策（全民公決）的情形同樣也不存在。

　　關于歐洲左翼政黨的情況

　　在歐洲左翼政黨中，只有塞浦路斯的勞動人民進步黨是執政黨。其他政黨目前都再次處于反對派的地位，甚至沒有進入國家議會。在歐盟之外，目前還有摩爾多瓦、挪威和愛爾蘭的左翼政黨是執政黨，并且大多是和社民黨聯合執政。總體而言，可以確定：左翼政黨（也包括社民黨）在歐洲處于防御地位。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政黨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放的社會戰略要點，未能充滿信心地面對目前復雜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發展，面對全球化的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及其挑戰。

　　左翼政黨的具體政治斗爭——無論是國家層面的，還是歐盟層面的——其結果經常是阻止不良的發展趨勢。但左翼力量在過去幾年里未能對歐洲一體化施加實質性影響。它們能夠提出公眾可以聽到的、完全為公眾所接受的批評意見，能夠針對目前影響勞動人民和社會弱勢群體福祉的發展趨勢組織抗議活動。但是它們幾乎提不出有特色的、具體的并且令多數人信服的解決問題的建議。出現這種情況的責任部分在于這些政黨自身，同時也是在民主德國、捷克、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現實社會主義失敗的背景下和潛在的反共產主義背景下出現的排斥和社會侮辱造成的。個中原因紛繁復雜，各國情況各不相同，需要區別對待。如果要找出一個共同的原因，那就是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以及歐洲媒體、學術界強加給這一歷史進程的意義。媒體通過輿論的廣泛傳播，使社會上大多數人對歷史的總結無情地消失了。計劃經濟的低效、沒有自由和極權結構——這些詞匯決定性地影響了很多人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歷史觀。幾乎不存在其他的觀點。

　　而且，中東歐左翼政黨還必須與非常活躍的反共產主義傾向作斗爭。

　　目前正在發揮作用的、某種程度上是重新組成的、面臨著社會挑戰和全球挑戰的歐洲左翼政黨從東歐劇變中得出了各種不同的結論，各個政黨的具體情況也是千差萬別的。

　　它們的共同特點首先是都失去了地盤。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都處于“尋找自我”的階段，被其他（資產階級）政黨排擠到邊緣。在此期間變得異常強大的帶有新自由主義特征的資本主義逐漸被所有其他政黨接受為政治指導思想。

　　在第二個階段，其中的幾個政黨——大多是長期以來就存在多元社會氛圍的那些國家的政黨，或者是依然擁有歷史上贏得的傳統選民的共產黨——能夠逐漸穩固其地位。其他的政黨迄今只能繼續與長期危機作斗爭。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政黨應如何分析歷史性的失敗，如何批判性地對待自己的歷史以及針對今天的社會問題提出建設性解決方案的建議。

　　盡管如此，左翼力量在歐洲多數國家仍擁有穩固的位置，并成功做到了令人信服地代表社會上受歧視群體的權利和利益。左翼政黨所堅持的反法西斯主義和致力于反對排外的立場對于它能夠植根于民眾當中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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