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在實現物質文明的同時，逐步實現了生態文明，西方民眾的生活質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帶有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的。它們擁有了優美的自然環境，卻使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它們擁有了健康和生活質量，卻犧牲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質量；它們在國內開始追求經濟可持續發展，卻在國外大肆掠奪物質資源。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態文明是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為代價的。
　　一、西方資本主義掠奪發展中國家物質資源，換取自身的生態平衡

　　西方資本主義各國以剩余價值規律為其基本經濟規律，以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為驅動力。在此情形下，這個社會必然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不斷開發新的產品，不斷擴大消費市場，不斷追求更高的利潤。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社會也必然要消耗極大的物質資源，這給生態環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極大的壓力，與生態文明的訴求形成明顯的矛盾。
　　然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們“幸運”地找到了既可不斷消耗大量物質資源、又可保護本國生態環境，既可追求生態文明、又不愁物質滿足的辦法。他們利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靠消耗發展中國家的物質資源助推本國經濟發展，進而解決了本國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的矛盾；靠“巧取”發展中國家的物質資源，支持西方民眾的物質滿足，進而為他們追求生活質量和“時尚”的生態文明奠定了物質基礎。這樣做的結果是將生態環境的破壞、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生活質量的下降留給發展中國家，而換來的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對生態文明毫無后顧之憂的追求。正如美國學者威廉·格雷德所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靠瘋狂掠奪資源的‘錯誤’使歐美國家富裕起來，‘文明’起來?！盵1]
　　首先，西方發達國家利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憑借自身擁有的先進科學技術，優先開發、大肆購進發展中國家的礦產資源，而保護本國的礦產資源。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所決定，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為維持其經濟的繁榮就要不斷進行經濟擴張，所需礦物的消耗量也不斷上升，這使它們加大了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掠奪”。有數據顯示，美國、歐盟、日本對發展中國家擁有的13種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賴程度分別為60％、90％和92％。[2]1988年，發達國家進口的礦物燃料和有關材料54％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美國和日本的比率分別為67％和85％。美國80年代主要工業原料進口對窮國的依賴程度超過70％的達10種：鍶100％，錫97.3％，鈳91.7％，石墨88.6％，鉻83.9％，銻83.9％，鋁土礦82％，石油85.3％，錳76.7％，鎢70.7％。[3]進入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別國的“生態掠奪”有增無減，其重要的稀有礦產幾乎全靠進口（見表1），而本國礦產資源卻被嚴格保護起來。通過消耗發展中國家的礦產資源來奠定本國的物質基礎，維持本國的經濟繁榮，這是西方國家“發達”起來的基本條件。

　　其次，西方發達國家利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大肆購進發展中國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級產品，以此維護本國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歐共體、日本和北美共進口了價值為1360億美元的“初級產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麥和大麥，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進口。其絕大多數都來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熱帶雨林。荷蘭從發展中國家進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積的農產品。以發展中國家的土地肥力遞減和植被不斷被破壞為代價，實現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物質滿足。
　　如果說發達國家大量進口谷物對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破壞力還不是十分嚴重的話，那么，木材的進口則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據統計，發展中國家每年采伐1370萬公頃森林，發展中國家每年消失極其珍貴的1290萬公頃熱帶林。雖然毀林行為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紙張都被運往工業化國家。[4]日本森林覆蓋率為70％，被譽為世界上的“綠色王國”。但自1962年以來，日本就不曾砍過一棵樹，所需木材全部從國外進口。20世紀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熱帶木材最大的購買國。據日本農林水產省林野廳2003年統計，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約為25億雙，人均200雙左右，但日本國內一次性筷子的產量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進口，僅從中國進口的就占96％，而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只有18％。
　　再次，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手中的技術和金錢，大量購買發展中國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滿足其優裕的物質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許多頗有經濟價值的、稀有珍貴的野生植物。這些植物一旦被開采，便會造成對自然植被的嚴重破壞。科技十分發達的西方國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們不許人們開采本國的稀有植物，卻利用其技術優勢和金錢誘惑，大量開采發展中國家的稀有植物。中國云南生長一種植物--紅豆衫，從中可提取貴重的抗癌物質--紫杉醇。美國研制成功紫杉醇針劑后，嚴禁任何人開采美國的紅豆衫，卻將目光鎖定在中國。受利益驅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的商人也想盡各種辦法，低價、大量收購中國的紅豆衫。中國紅豆衫的過量開采，滿足了美國對抗癌藥物的需求，卻給我國紅豆衫資源造成毀滅性的破壞。美國還從馬達加斯加熱帶雨林中發現一種名叫“長春花”的植物是治療兒童白血病的特效藥--長春堿和長春新堿的主要原料。于是，這種植物被大量開采，源源不斷地成為美國的制藥原料，而馬達加斯加的熱帶雨林則為美國醫藥行業的繁榮作出了犧牲。[5]據統計，西方發達國家的制藥工業每年從發展中國家的植物資源中獲利300億美元，但發展中國家的植物資源則遭到過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
　　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掠奪”產生了兩個截然相反的結果。
　　其一，西方發達國家依靠發展中國家源源不斷的、極其廉價的自然資源，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使這些國家順利進入“豐裕社會”。同時，依靠發展中國家源源不斷的自然資源，也實現了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保護。連年大量進口木材的日本，國內森林覆蓋率高達70%；連年大量進口石油的美國，國內石油儲量極其豐富，只是不予開采；淡水資源十分豐富的德國，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進口的。西方發達國家靠對窮國的“生態掠奪”換來了本國的“生態文明”，靠犧牲窮國的資源換來了自身的生活質量。
　　其二，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低價掠奪，使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急劇減少，可持續發展能力嚴重降低，人們的生存環境嚴重惡化。據統計，非洲開采的鉆石、黃金、鈾等礦產比例分別為世界總產量的98%、46%和21%。二戰后，南非、津巴布韋成了黃金生產國，扎伊爾成了金剛石生產國，贊比亞成了銅的生產國。這些礦產資源的出口占到國家出口總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給發達國家消費。經過半個世紀的過量開采，這些非洲國家資源日益匱乏，幾近枯竭。[6]更為不幸的是，半個世紀以來，這些國家主要在為發達國家開采自然資源，幾乎沒有發展現代工業體系。在資源日益匱乏、幾近枯竭的今天，這些非洲國家如何發展，如何走向現代文明，實在令人堪憂。在生態環境慘遭破壞的地區，不要說可持續發展，甚至人們的生存都成了問題。
　　二、西方資本主義向發展中國家傾倒廢棄物，換取自身的良好環境

　　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必然產生大量的廢棄物。廢棄物的增多與傾倒會污染空氣，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場，污染整個人居環境，從而影響人們的健康和生活質量。當今世界，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最為強大，其所產生的各種工業垃圾或廢棄物最多。據聯合國環境署統計，工業發達國家生產的有害廢棄物占全球產量的95％。與日俱增的工業垃圾給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環境、民眾的生活質量和人的健康帶來了很大的沖擊，致使西方社會陷入兩難境地：要經濟的發達和優裕的生活，就要有強大的現代工業和現代經濟的發展，這就免不了要產生工業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環境和較高的生活質量，就要解決工業垃圾問題，而這極有可能影響經濟的發展。面對兩難，西方發達國家主要采取了兩種解決辦法：一是發展循環經濟，減少廢棄物的產生。然而在現有條件下，這對于解決強大的現代工業所產生的大量廢棄物來說，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種辦法就是將大量的工業垃圾或廢棄物傾倒到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來，這是解決兩難問題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此種處理工業垃圾的方式既保證了本國的經濟發展，又保證了環境、健康和生活質量?？杀氖?，發展中國家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垃圾場”，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眾追求健康和生活質量的犧牲品。對此，前世界自然保護同盟主席、圭亞那前外長拉夫爾爵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富國給地球帶來的污染遠遠超過其他所有國家，他們對清除工業化過程產生的污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盵7]
　　西方發達國家主要運用兩種方式將生態垃圾傾倒到發展中國家。
　　其一，將工業垃圾直接出口到發展中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財富和權力、用“蠅頭小利”的利誘和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中的“權力”高壓，使發展中國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垃圾傾卸場。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處理一噸有害廢物的平均費用約為2000美元，而將工業廢棄物扔到窮國，每噸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價格，于是，窮國成了發達國家“處理”有害廢棄物的最佳場所。對窮國而言，因為有“可觀”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壓迫”，它們只能十分無奈地“同意”充當發達國家的廢棄物堆放場。據統計，自1986年至20世紀90年代末，發達國家已向發展中國家輸送了1.63億噸有害垃圾。[8]美國每年要向境外傾倒200萬噸左右的有毒廢料，主要傾倒到發展中國家。除美國外，歐盟每年向亞非拉68個國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蘭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傾倒垃圾500噸，不經任何處理就堆放到18處廢物場中，造成17人死亡，數十人病情嚴重。據埃及《金字塔報》估計，近幾十年來，發達國家每年約有8000萬噸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國家。僅日本一國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亞出口毒垃圾3100萬噸。[9]
　　西方發達國家還將80％的電子垃圾出口到了亞洲。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統計，從1997年到2004年，有超過3.15億臺電腦報廢，而在美國西部地區回收的“電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運到了亞洲發展中國家。[10]發達國家享受了現代科技成果，卻由發展中國家承擔環境污染的惡果。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傾倒生態垃圾的過程中，中國也未能幸免。據統計，發達國家進入我國境內的廢物1990年為99萬噸，1993年為828.5萬噸，1997年為1078萬噸。從1997年到2005年，僅英國運往中國的垃圾數量就增長了8倍，2005年該國向中國運送的垃圾達到190萬噸。
　　實際上，西方國家的統治者們堅持的是雙重價值標準。在國內倡導生態文明的價值觀，而對待發展中國家，則堅持生態殖民主義和反生態主義的價值觀。由此可以認定，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內的“生態文明”圖景中已明顯打上了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反文明”行徑的底色。對此，美國學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當美國公司仍自由地把來自它自己國家的有毒廢物倒進貧困國家的領土時，美國人卻在責備貧困國家破壞自然，這種做法是十分偽善的。如果要改造這個世界，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必須先整理好自己混亂的內務?！盵11]

　　其二，西方發達國家將破壞生態和污染環境的項目從本國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每年產生的有害廢棄物的數量是驚人的。雖然有發展中國家做“垃圾場”，但這只能解決固體廢棄物問題，廢水和廢氣是無法向別國“出口”的。為了徹底解決有害廢棄物（尤其是廢水、廢氣）問題，西方發達國家還對污染密集型產業實施戰略性的國際轉移，轉移的目的地就是發展中國家。
　　近幾十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借助經濟全球化及國際資本全球流動的有利時機，利用發展中國家急于發展的心理和環境保護標準的不完善，打著對外援助的旗號，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將大量的高污染產業（如塑料、橡膠、造紙等），在本國被禁止、嚴重危害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的產業、產品、工藝和設備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這里建立生產企業或生產基地。西方發達國家的此種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鳥的“理想”效果：既在發展中國家賺取了巨額利潤，又把難以治理的工業廢水、廢氣及廢物留在了發展中國家。據統計，為了避免本國受到環境污染，日本已將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美國也將39％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化工部門中的外國直接投資額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門之首；在馬來西亞，跨國公司占農藥零售額的75％；在菲律賓的258家跨國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產業。[12]在日本“最骯臟”生產部門的國外投資中，2/3-3/4是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在將“骯臟”生產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中國也是受害者。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1991年外商在中國設立生產企業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產業達到3353家，占企業總數的29.12%。污染密集產業在引進外資中所占比例為34%。
　　21世紀以來，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產業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又出現“去工業化”趨勢。他們為了更好地維護本國的人居環境，開始將工業生產部門逐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樣，就可以將現代工業產生的污染和生態垃圾問題全部甩給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則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信息產業、技術研發產業。
　　西方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以及將“骯臟”的生產部門投到發展中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帶來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損害。許多國家空氣質量嚴重惡化，水污染嚴重，土地肥力銳減。有的地區傳染病橫行，有的地區民眾飲用水常年達不到衛生標準，有的地區因空氣質量影響，癌病高發。在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地區，幾乎不適合人居。美國的聯合碳化公司將高污染的化肥廠設在印度的波霸羅。1984年12月3日，該公司設在印度波霸羅的化肥廠發生甲基異氰酸脂毒氣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萬人致殘，當地環境被嚴重污染。歐洲國家將各種危險的農藥、醫藥及有害制品放在發展中國家制造和銷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資辦廠，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體受到傷害。[13]

　　西方發達國家的這些“反生態主義”的做法表面上是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實質上是損害了全人類的生態環境，嚴重惡化了人類可持續生存的環境。
　　三、西方資本主義以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換取自身的愉悅生活

　　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理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質量、生態文明和人的自我實現。然而，與上述理念形成悖論的是：主導當今世界發展的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質量、生態文明，而是貧困、疾病和生存環境的嚴重惡化。形成這種悖論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讓國內民眾過上優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購進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時壓低價格，出口本國的高附加值產品時抬高價格，通過這種不平等交換盤剝發展中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眾多民眾陷于貧困為代價，保證了西方民眾的優裕生活。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將生態垃圾及有害廢棄物傾卸到發展中國家，將高污染的生產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逐步枯竭，環境日益惡化，可持續發展能力進一步降低。西方國家以發展中國家逐步降低可持續發展能力為代價，保證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對此，世界自然保護同盟作了正確的分析：“大多數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國家，他們生活水平從凄慘到無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資源遠遠少于按計算所應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患有貧困病?！迸c此相反，“少數人，大多數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國家，享受著很高的生活標準，消費與其應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礦產和其他資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ㄖ饕c過量消費有關）。”[14]雖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貧窮原因復雜，但西方發達國家的“巧妙”盤剝肯定是其貧窮的重要原因。
　　其二，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讓國內民眾有一個良好的人居環境，把自身產生的生態垃圾和有害廢棄物傾卸到發展中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的人居環境惡化為代價換來了西方民眾良好的人居環境，以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破壞為代價，換取了西方社會的生態文明。在占人類1/4人口的西方民眾享受愉悅生活的背后，是發展中國家承載著發達國家的垃圾和工業廢棄物，承載著西方高污染企業的產業轉移，支付著西方發達國家快速發展而導致的生態環境惡化的成本，進而使發展中國家民眾陷入貧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狀況下降。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披露，一半的非洲人生活極端貧困，1/3的人處于饑餓狀態。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生活費為1美元的人口比例為49％。這些與十年前一樣，幾乎沒有發展。[15]聯合國計劃開發署負責人布朗的話引人深思。他說：“在歐洲國家，一頭牛每天的生活標準是3美元，但與此同時，卻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費不足1美元。在富裕的發達國家，恩格爾系數大多為10％-19％，而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大多為50％-59％，有些貧困地區恩格爾系數甚至高達80％-90％。”[16]更為嚴重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眾多民眾長期挨餓，幾乎難以生存。2008年，東非至少有1400萬人處于饑餓和營養不良狀態。厄立特里亞人口營養不足率高達72％，海地46％的人營養不足。全球有22個國家處于長期高水平的饑餓狀態（30％以上的人口食物不足）。這些國家均是發展中國家。[17]

　　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質量和豐富多彩的人生是美好的、與人類文明與進步同步的議題。照理說，堅持“文明”價值觀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僅應注重本國民眾的健康和生活質量，也應該關注全人類的健康和生活質量，這才是現代文明的表現。然而，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的統治者和主流社會，難以擺脫資本主義制度的“窠臼”。他們在國內高調關注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追求豐富多彩的人生，而對待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則“巧妙”盤剝。他們過度開發、消耗發展中國家的物質資源，將源源不斷的垃圾傾倒到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就是拿發展中國家民眾的健康和生活質量作“犧牲”。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在現代文明發展中所面臨的結構性沖突，也是它尚難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注釋：
　　[1][11] ［美］威廉·格雷德《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瘋狂邏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67頁,第582-583頁。
　　[2] 戴舟主編《九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紅旗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頁。
　　[3] 參見聯合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鑒》（1989年）表S34和S46頁；黃素庵等《重評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頁。
　　[4][5][7] 謝永亮《生存危機--新地緣資源》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頁，第329-330頁，第329頁。
　　[6] 李繼東《殖民依附經濟結構與黑非洲現代化的延誤》，載于《華南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8] 王逸舟主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頁。
　　[9] 楊紅梅等《洋垃圾毒害發展中國家》，載于2009年9月25日《環球時報》。
　　[10][12]曲如曉《國際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的影響》，載于《經濟與管理研究》2003年第6期。
　　[13]參見孫昌興等《環境污染轉嫁分析》，載于《合肥工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張宗慶《環境的呻吟》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14]世界自然保護同盟等《保護地球--可持續生存戰略》中國環境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頁。
　　[15]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3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
　　[16]參見金鑫等主編《世界熱點問題報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頁。
　　[17]參見李慎明等主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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