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 展望未來
                                                                     和平

      歷史長河無論誰駕叉多久，即使篡改了歷史，但終有一天會恢復歷史原來面目。九卅事件已過四十五周年，那是驚天動地的一天，整個印度尼西亞僅幾個小時就完全改顏換貌，變天了，陰霾密布狂風暴雨海嘯般向每個人襲來。草菅人命像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印尼時期那樣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憂心忡忡互相詢問，以后就傳說印共政變不遂已被鎮壓，還傳言說蘇加諾總統有牽涉九卅事變等紛紜，接下來就有當時印尼華人所經歷的極端反共反華的空前大暴亂。

    

     蘇哈多順水推舟，然后來個火燒連環船趕盡殺絕，讓對手全軍覆沒，他當了漁翁盡收漁利。好厲害的幕后殺手，他不愧是操縱一場娃佯人戲(WAYANG)的勝利者，更以他最重要最出色的一環角色，那就是成功地上演了‘鱷魚洞’借刀殺人的戲劇，狂暴激起印尼極端分子的怒發沖冠。在蘇哈多軍人發動帶領下，印尼發生了比殺人不眨眼的日本法西斯更可怕的政治大掃蕩。

     “連根鏟除印共！”這一聲令下已是不可收拾，蠢蠢欲動的反共反華分子，等不及這句話的下達已經向可憐的印尼人民、華人，作出引為自豪的燒殺搶奸來向新秩序偉大新首領報功。他洋洋得意跨上了拯救印尼國家有功，勝利地被奉為國家之首的平臺。為了使他能得到全印尼人民的“支持”和從法律上得到全世界的公認，便機智地找到一個“換貍貓”的策略，人不知鬼不覺地把蘇加諾總統被夾持下簽訂的“三月十一號命令書”換為名副其實的操縱令旗，把整個軍權掌握在手，順利地登上寶座，把被換的貍貓寶令當作發號施令第一把手的有力盾牌。

      每年的九月三十日，我們還可以從電視節目中，看到娃佯的主謀所編制的認為天衣無縫的九卅事件的影片，通過這影片來教育印尼人民，向印尼人民宣傳鱷魚洞婦女會的淫奸和對將軍們的挖眼割掉蔭脛等卑鄙行為，編造和敘述九卅事件讓人咬牙切齒強烈煽動性的故事，以此種不符事實的政治教育來疑惑印尼人民。篡改學生課本，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寫下了蘇哈多“英雄護國”的一頁，刻下了印共欲奪取政權被人臭罵的篇章。

      “護國英雄”以鱷魚洞同樣的手段成功地制造了西加種族事件，當時軍人捉了幾位達雅族村長把他們殺了，挖眼割斷蔭脛然后吊到樹上，便向達雅人宣傳說這是華人干的，你們要向他們報復，接下來便發生了發紅碗和抄殺華人的事件。據不完全統計，西加華人兩萬多人死在刀槍下，幾萬人被集中在難民所，他們流離失所失去親人家園財產。從這里可以證明“護國英雄”借刀殺人這角色做得特別成功。

    1998年5 月13日，暴亂政治黑手為了他們的政治目的，再次向華人挑起反華排華的殘暴行動，接著是大學生們舉起民主改革的斗爭旗幟，與印尼社會人士聯手進行翻天覆地的政治斗爭。三十一年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者一代天驕，完全意想不到那樣不體面地被學生和人民群眾拉下了臺，眾叛親離。

     人民經過一場浩劫，歷盡風云，終于擦亮了眼睛，究竟是誰做賊喊捉賊？又是誰高喊維護祖國完整保護蘇加諾總統，卻軟禁折磨真正衛國盡忠的建國英雄致死？誰把我們富饒美麗的江山出賣給外國？印尼人民如何失去巴布瓦的金山和廣闊的森林？誰肥了肚腸？蘇哈多至死還說沒貪污，“satu pesepun tidak!”多么清廉公正！大家不用找歷史作證，眼見為實！

      蘇哈多作惡太多了，讓印尼人民和華人遭受了半世紀的苦難。死在他屠刀下的三百萬人民已不再講話伸冤，三十多年的統治使印尼倒退了幾十年。怕華人受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而限制華人的各種活動，包括參政、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動，比秦始皇焚書坑孺更為殘酷的手段對待印尼華人。制造種族歧視，把華人拒之于印尼門戶之外，不承認華人是印尼民族的一部分，把印尼民族分成原著民與非原著民，非原著民不得享有原著民的特有權利，這是一項非常不平等的制造民族分裂政策，尤其是華人的一切文化傳統必須從印尼消滅，包括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姓名等。

      我們受到歧視、侮辱，在“護國英雄”統治下，印尼華人生活在冰凍禁錮時代，讓子孫萬代承受恥辱痛苦。我們深深感受到華族的失卻感，失去多元文化發展之感、失去民族和諧的安全感、失去作為印尼民族的公民權感、失去各民族平起平坐平等之感。雖然現在我們在瓦希特總統力爭華族與印尼人民各族平等之努力下，已獲得不少恢復和平反，但是，我們華族還應該居安思危，印尼在蘇哈多統治幾十年的錯宗亂法顛倒是非的教育下，已種下了匪淺的毒素，我們大家必須努力和印尼各族人民攜手重建真善美！

      歷史回顧是為過去種種的歪曲事實還回歷史真正舞臺，討回公道，給印尼現今當權者懲前毖后，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展望未來。如今我們能享受民主自由開放的新篇章，應該感謝繼任國家領導人接瓦希特總統之后，給印尼人民帶來了安寧和幸福，讓我們多元化民族更加團結在國家領導人蘇西羅總統之下，棄異求同，殊途同歸，開拓嶄新崛起民主開放的新印尼，把我們的祖國印度尼西亞建設得更加雄偉富強！

印尼“9.30”事件的發生與經過

http://www.ehornbill.com/ehcm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9:1965930&catid=42:2009-02-07-04-00-00&Itemid=61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對峙狀態。美帝國主義搞強政治和軍事霸權，極力爭奪和劃分勢力范圍，企圖把盡可能多的國家納入自己統治與所能駕馭的范圍之內。

    1945年8月17日印尼獲得獨立之后，在蘇加諾總統的領導之下，印尼民族遵循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十項原則，在保衛整個民族的獨立權利，反對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的國際舞臺上起著積極和顯著的作用。而蘇加諾在為印尼人民爭取政治、軍事和文化上的完全的民族獨立以及人民廣泛的民主自由的斗爭中，得到以艾地為首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成功。當時的印共是中、蘇以外擁有300萬黨員的大黨，在城鄉皆有雄厚的群眾基礎，在國內政治方面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蘇加諾在國際上跟社會主義中國和新興獨立的第三世界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在跟國內共產黨也是保持良好的關系。他甚至考慮到在他去世后，把國家權力移交到共產黨的手中，實現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標。

    蘇加諾的政治傾向引起了軍隊內部如陸軍參謀長雅尼，和國防長納蘇蒂安等一些親美右派高級將領的不滿，也引起了美國的不安，他們狼狽為奸，有預謀、有計劃地進行顛覆活動。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唆使與操縱下，印尼右派將領集團成立了“將領委員會”，他們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會議上還秘密組成新的內閣，他們策劃1965年10月5日建軍節時發動政變。

    蘇加諾當時因病臥床不起，在得知這一情況后，緊急地和印共共商對策。印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發動一場運動來擊敗“將領委員會”的政變，他們還準備成立革命委員會來取代現有的內閣，但并沒有具體討論采取什么軍事行動，只是打算在軍隊中下層作一些爭取工作，一旦發生政變，這些中下層軍官便可能站在印共一邊，挫敗右派將領的陰謀。

    然而，就在此時，總統衛隊查克拉比瓦營營長翁東中校卻搶先行動了，他發動一場旨在消滅“將領委員會”、保衛蘇加諾總統的兵變。

    1965年9月30日深夜，他召集了總統部隊和有關部隊總共有3000多人，在雅加達市郊一個叫鱷魚洞的地方集中，他把部隊分成7個襲擊小組，奔向不同的目標。

    在這次突擊行動中，擊斃內閣部長兼陸軍參謀雅尼、陸軍總部將領蘇普拉普托少將、哈爾約諾少將、巴爾曼少將、素托約準將和班查依丹將軍共六位。國防和安全統籌部長納蘇蒂安卻給他機靈通過隔壁的一條地道，溜到幾步遠的伊拉克大使的住宅。雖然他在翻過圍墻時被發現，士兵在黑暗中向他開槍，但沒有命中。

    清晨，翁東指揮的部隊占領了國家廣播電臺和電報大樓。

    但死里逃生的納蘇蒂安卻指令蘇哈托組織反攻。蘇哈托是戰略后備部隊的司令，他的部隊擔負的是防御馬來西亞部隊入侵的任務，他也是右派將領的一員。他立即命令西利旺義師的坦克和裝甲部隊配合一支傘兵突擊隊向雅加達挺進。

    10月1日下午，翁東的二支小部隊經不住壓力與威脅，終于投降了，空軍部隊也在總統訓令下，為避免流血沖突也被瓦解了。首都被蘇哈托、蘇納蒂安部隊占領了！

    右派將領集團大造反革命輿論，指責“9.30”運動是共產黨一手策劃的，認為“印共要為這一謀殺事件承擔責任”。他們乘機制造印尼現代史上最兇惡、最殘暴的白色恐怖！

    他們唆使穆斯林學生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共產黨” “美國萬歲！”的口號。這些暴徒襲擊和焚燒印共總部，攻擊印共領導人。他們部分青紅皂白地大肆屠殺幾十萬印共產黨黨員、非黨人士和普通男女群眾，甚至不懂事的孩子和嬰兒也慘遭殺害，真可謂血流成河，到處是腥風血雨。這些數以萬計的尸體被拋到河流中，再飄入大海。當海潮來時，又 把尸體沖到岸邊時，這些腐爛發臭的尸體堆積得像一道海堤！

    除了肆無忌憚的大屠殺，也蠻橫無理的捕捉監禁幾十萬人，不經任何審訊的進行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印共總書記艾地在事變后，曾指示黨的各級組織：千萬不要舉行擁護“9.30“運動的示威游行，聲明那些是陸軍內部事務，與印共毫無關系，并表示完全支持蘇加諾宣布的任何解決辦法。

    艾地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但他卻在意料之外，被貼身警衛中的一個陸軍諜報處的特務出賣了，而遭到殺害。

    隨之，右派將領集團篡奪了蘇加諾總統的權力，建立了法西斯軍人政權，把印尼人民推入深重苦難和黑暗歷史的深淵。

    事件發生所產生的影響

    震撼國內外的“9.30”事件，不論是印尼本身，還是亞洲和東南亞的政治歷史上，都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其影響也是即深且遠的。

    1945年印尼獨立后，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中像巨人般開始崛起，在亞洲新興獨立國家第三世界中享有領袖聲譽的崇高地位。但“9.30”事件后，印尼局勢卻急轉直下，代表印尼封建官僚買辦階級和各軍閥利益的蘇哈多右派集團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在國際上，它們追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充當它們在亞洲和東南亞的馬前卒，執行反蘇、反中、反社會主義和反對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在國內，它們執行極端反共、反革命、反人民與反華的政策，對共產黨人與革命同情支持者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甚至連民主人士與進步力量也不放過。它們對歷史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印尼進步的社會倒退了幾十年。

    盡管印尼共產黨擁有幾百萬的黨員和上千萬的支持者，而其對當時的蘇加諾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然而由于它在采取和平斗爭一手時，沒有準備武裝斗爭的另一手，因此在敵人瘋狂的武裝進攻面前，還是抵擋不住，而遭到血腥的屠殺和徹底的失敗，這一慘重失敗對印尼革命產生極深遠的不利影響。

    我們北加里曼丹的邊界跟印尼是有著毗鄰的密切關系，印尼局勢的變化對北加里革命武裝斗爭牽動影響巨大。印尼“9.30”事件對北加，首先是砂羅越人民的革命武裝斗爭是一個大打擊，是起著極為不利與惡劣的影響。

    首先，印尼對反對馬來西亞和支持北加人民革命武裝斗爭，轉為充當帝國主義推行新殖民主義政府和鎮壓北加人民革命武裝斗爭的可惡可恥幫兇，共同“圍剿”我們北加革命武裝力量。這樣，我們的敵人由最初的英帝國主義一個敵人；到了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后，我們又面對第二個敵人 – 馬來亞封建官僚買辦集團；到了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右派反動勢力成了我們北加革命第三個敵人。這樣，三個敵人加起來更加強大了，我們的革命力量就顯得更孤立弱小，敵強我弱的對比更加懸殊了。

    在“9.30”事件之前，我們得到印共與左派的很大和多方面誠意的援助。我們原想在印尼邊區建立牢固的革命武裝根據地，并以此為起點和出發點，然后循序漸進地把革命武裝斗爭向北加境內推進展開，但卻已設下了層層的障礙與嚴重的困難。我們再想得到印尼的支援幫組已不可能了，我們以往在印尼境內所享有的合法斗爭地位已經不再存在了，我們原來作為后方的卻變成了前線。我們已經實行了二年多的戰略退卻方針，不得不繼續下去。

    在統一戰線中，正確認識與處理好敵、友、我的三者關系，對革命的興衰存亡有著重大的影響與關系。由于我們在“9.30”后沒有正確認識與謹慎處理好以上的關系，沒有制定與執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而在對敵斗爭中執行“左”傾冒進的政策，結果造成還有一線希望爭取的盟友，卻變成了直接頭號的敵人。西部最強大的第三支砂羅越人民游擊隊，直接戰斗的對象不是偽馬反動派，而面對的卻是印尼右派反動軍隊，結果西部的這支部隊被印尼敵方所消滅！而邊區原本會同情支持我們的伊班民族群眾，在敵人的殘酷鎮壓下，也反過來變成敵人的耳目與幫兇，配合敵人一起來進攻與消滅我們人民武裝力量。

    再說，在印尼局勢發生歷史性轉變的緊要關頭，北加革命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文銘權卻去了中國，而回不來北加，造成我黨我軍沒有一個統一、團結的核心領導，不能強而有力地領導全黨全軍與人民跟敵人作斗爭，造成惡劣的影響與嚴重的后果。

    一個寡民島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如果沒有借助有利的國際形勢、沒有國際主義的援助和沒有周邊鄰國的理解與支持，要取得革命斗爭的勝利是很難的。

我為什么走上政治斗爭的道路

和平

( 摘自《西加風云》）

1963年高中即將畢業，我們班上的同學一半已做好回中國的準備，我也考慮回國。這時，我班有位不多說話，做事穩重的一位男同學陳福意（已犧牲），他莊重地向我提出一個我不曾思考過的問題，他說：“你出生在印尼，你想不想為建設印度尼西亞而留下來？”我說：“我想回中國，為祖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理想。”他說：“中國是我們第二個故鄉，中國人才層出不窮，人才濟濟，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崛起的中國，中國越來越強大。但是我們的出生地印尼，自獨立至今還很窮困、弱小，非常需要我們印尼的華人，參加建設我們的祖國印度尼西亞，不一定要回國才有出息。你留下來吧！祖國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我父母也贊成我回國，我多么希望回祖國建設社會主義。但是我想到我的誕生地，我的父老鄉親、我們廣大的同胞血肉還生活在水生火熱中，我進行激烈的思想斗爭。好像聽到慈祥的聲音在呼喚：“你留下吧！祖國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光華輪開航的那一天，我站在坤甸碼頭向登上美麗堂皇的光華輪的同學揮手告別。我已下定決心，留下來參加建設印尼的行列。

從此，我開始認識印尼的政治動向，華族要參加政治活動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參加左派的進步政黨。我喜歡活動，什么唱歌、學習班我都參加，十多歲年輕的我朝氣蓬勃，天真活潑，在進步思想的熏陶下，我成了革命的一份子。

1965年九卅事件發生了，我們都還不知事情的嚴重性，我和朋友們接受邀請去山口洋看電影、看舞蹈。幾天以后才感到事情不妙了軍部列了一大批黑名單，其中也有我的名字。當時我不能公開露面了，在回坤的路上到處攔車，叫搭客下來一個個檢查證件，我僥幸地溜走，他們檢查好了我再溜上車。甚至在車上我碰見我認識而被逮捕的同志，他們被押去坤甸監禁，我心里七上八下，怕他向我一指就完蛋了，好在他沒出賣我。

回到坤市我家被搜查，因為我不在家所以沒抓到我。我完全回不了家，身份變成完全非法了，他們在找我。我只好被還合法的同志帶到群眾家里住宿，又要這家父母姐妹都好心的才能住下。這家住了又搬那家，晚上或大清早由護送的同志又偷偷地轉移。

有一次我來到一位同學阿勝的家，早上四五點洗澡大便，然后關到房間里不能出來，我非常感謝勝冒著生命危險收留我，還早晚送飯，我晚上夜深人靜才偷偷出來洗澡。因為他家里人很復雜，上下船的工人進出很頻繁。就像老鼠一樣偷偷摸摸住了一段時間，我的腳開始酸軟無力，后來又輾轉到李燕（已犧牲）家，她爸媽和一家人是大好人。我兩腳因太早太晚洗澡又沒見太陽，患上風濕癱瘓，不能站起來走路，只能蹲著走，叫胡老師針灸吃藥，病了好長時間。

有一天我轉移到淑芳（已犧牲）家，和一位華裔支部書記阿平在一起討論問題，決定晚上就要轉移。當天早晨我們剛吃了粥，淑芳和弟妹們都出去了，門反鎖。突然聽見門外亂敲門聲，我們知道不妙，我叫阿平快點從準備好的洞里鉆下去，他不鉆，我沒辦法。門被撞開了，我們被帶出客廳坐，一位華人鄰組長守著我們，其他軍人去屋子里搜查并從二層墻上挖出一大堆書。逮捕我們的軍長看了我的居民證叫我坐下不要走，他說等下到回來接我，然后帶了阿平走了。

他們走后我問周圍看熱鬧的小孩兒還有軍人嗎？他們說全部離開了。我穿了鞋，關上門，馬上離開出事地點。聽他們說五分鐘后他們再到回來找我。

我毫無目的地只想趕快離開出事地點，越過大馬路再走小路，結果走到死胡同，趕快出來走大路，剛好碰到我認識的朋友，我沒告訴她我們出事，問她這兒有自己人的家嗎？她指路給我，結果我進她指的那家，見到了交通員阿順。他們悠閑地談笑，看到我非常驚奇說：“你怎么跑出來了？”我告訴他們阿平被捕的經過，他們睜大眼睛望著我發呆了。阿順馬上用腳踏車把我載到另一地點藏起來。

1973年姨母去監獄探望我的時候，才告訴我沒抓我的真相。當時去逮捕我們的軍人，是經常到我舅舅家修理汽車的常客，他跟舅舅要好，所以修理汽車都免費。我舅舅很愛惜我，他要求這軍人萬一剛好抓到的是我，就叫他釋放我。逮捕我的時候，他從居民證中看到我的名字，他實現了諾言，還告訴我舅舅他救了我。

平被捕以后受酷刑拷打得死去活來，1979年他非常堅強地活著走出監獄了。幾十年不見，2008年剛好紅英也來雅加達，我們三人相約見了面，多少話兒不知從哪兒說起，回憶過去多少事兒不堪回首。幾十年來我一直想不通，當時平為什么不從洞里鉆出去？他回答我說：“我覺得我完全沒有錯，我為什么要鉆洞逃走呢？應該理直氣壯地跟他們走!但他們真得太殘酷了。”

當時獄中有一組劊子手最兇，阿平落在他們手中受到殘酷折磨，叫他承認藏槍支，逼他找槍支，根本沒有的事情強加于他，當然一無所有。獄中被打死的不少，有的受不了就上吊。在政治迫害下，成了替罪羔羊。

上了黑名單的不合法的同志越來越多，藏的地點越來越少，在軍人窮追不放，緊緊地逼著我們，找工作做事都不能，要高飛去外地沒證件無法逃走。我們完全沒有反抗能力，怎么辦呢？只等著什么時候咻咻響的警車停在我們門前，雙手被扣上就跟著走進鬼門關。眼看無數受害者在完全眼看無數受害者在完全沒有法律的庇護下喪生、失去自由。在此種無法忍受的政治迫害下，我們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條活路進山打游擊，雖是危險的途徑，但如果有活的緣分還可以活下來。

進山打游擊，必須經得起非常艱苦的考驗。誰不愛自己的家，誰愿意拋棄自己最親愛的人去挨餓受凍，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們熱愛和平，熱愛我們的祖國印度尼西亞，要不我為什么留下來，不跟著同學們回中國呢？ “你留下吧！祖國和印尼人民需要你！”陳福意振蕩人心的話語還在我耳邊回繞，但他為爭取民主自由而犧牲了！

人世間的是與非，本是人所造成的。雖然是非常痛苦的經驗教訓，但是經一事長一智，希望經過這次自己同胞屠殺自己同胞的流血事件，不再重蹈覆轍。

不打不相識，贏來永久的和平。但愿我們的祖國印度尼西亞國泰民安，大家團結在班查西拉五項原則下，直到永遠！永遠！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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