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霸權的競爭者:過去與現在

基斯-范德菲爾

原載：當代世界

 　　近年來，人們常常聽到對于中國何時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的各種預測。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在最近的一次評估中認為，就目前的增長率而言，中國將在2027年超過美國。就在同一年，金磚四國GDP總和將超過目前的七國集團。
　　
　　競爭者與英語霸權體系
　　
　　不過，國家并不是社會發展的首要課題。國家是社會階級關系的結晶，并以不同的方式與各自國家的社會結構緊密相關。從17世紀末期開始，整個西方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開放的、超國家的社會，這是西方霸權得以確立關鍵性因素之一。這個社會最初表現為一個統一的大英帝國，但自美同從大英帝國中分離之日起，美國獨立的模式不斷地自我復制，產生了一系列有著相似憲法的獨立國家。不過，在這些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形成和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其超國家社會的性質基本保持了下來。這就為資本和人的流動創造了自由的空間，并不斷賦予西方社會“洛克主義”的特征——約翰·洛克是自由主義堅定的擁護者。
　　世界其他地區則一直在為獲得獨立國家的自治，并建立國家或準國家性質的社會而努力奮斗。其中一些國家能夠有效地從殖民或半殖民狀態中解放出來，并建立起國家主導的社會，可以將這些國家中最強大的幾個稱之為“競爭國”。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也將成為當今西方霸權主要的競爭者。這些國家都展現出了引人注目的發展勢頭，不過用體育術語“超越”來比喻我們所說的這種競爭的實質仍然是不太恰當的。
　　我們可以用生產方式和所謂“外交模式”的區別來分析世界范圍內社會發展的差異，二者的共同基礎和決定因素是社會或社區在其特定模式下可以達到的開發自然的水平。因此，不同的生產方式和外交模式呈現出明顯的時間特征。但時間對二者的影響不是線性的。階級斗爭決定了生產方式和外交模式的興起和衰落，并為歷史發展注入了獨特的復雜性和不平衡性。
　　今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在階級的形成與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并取代了早期的家庭生產和朝貢模式。在這一過程中，以英語為母語的西方世界成為了自由主義憲法和個人主義文化的中心。直到今天，洛克主義的核心地區仍然把持著全球文化霸權，仍然是全球資本的樞紐。資本可以擴張，但資本不可能從它的歷史根據地轉移到一個新的中心，并在缺乏文化積淀的情況下重新開始擴張。不過，在勞動社會化的過程中，一個新的階級“管理者”誕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說的“聯合生產方式”提供了土壤，而這種生產方式為社會主義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因此，嚴格地說，資本主義只能被社會主義，而非另一種資本主義所“超越”。除非這種新的資本主義是通往社會主義的，或者用葛蘭西的話說，是“更具集體價值的”。
　　外交模式也在不斷演進。從最初的部落模式，通過帝國一游牧模式(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與其在亞洲內陸邊疆地區的游牧民族之間的關系)，發展成主權平等模式。在這種外交模式中，民族國家占領一塊明確劃定的領土，并對認同共有文化的公民行使主權。在以英語為母語的西方，國家主權是與超國家的資產階級社會密不可分的。因此，當外交模式向其第四階段——全球治理模式發展時，西方國家享有歷史先發優勢。在全球治理模式下，超國家機構獲得了凌駕于獨立國家之上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西方認為，帝國主義形式應該成為西方核心地區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共同選擇。社會主義思想家則一直認為，全球治理是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社會主義者在與西方的競爭中仍處在一個相對弱勢的位置上，迄今為止還沒有社會主義革命能夠超越“競爭國”所起到的作用。(實際上確有一次將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嘗試，那就是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但這場運動很快就敗給了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在20世紀80年代推行的新帝國主義)。
　　綜上所述，國家并非社會發展的首要課題、而是階級力量和國際關系最好的調節器。全球社會并不會因為一個國家的相對崛起就在生產方式和外交模式意義上進人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然而，如果我們將中國這一新的競爭者的崛起與過去的經驗進行比較，很明顯中國的選擇將對改變西方和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力量平衡起到世界性和歷史性的影響。
　　從法國的崛起開始(從路易十四到拿破侖無不如此)，過去競爭國的成功都是利用了國家力量作為發展杠桿的結果。在17世紀末期，英語社會凝聚成型。法國，這個人口5倍于英格蘭的國家，只能通過動員全社會服從國家命令來與之競爭。在拿破侖治下，法國社會的力量通過征伐大幅擴展，但發展的主動權仍然集中在國家手里。因此，這種發展的集體主義促進了競爭國中“國家階級”的形成?！皣译A級”緊緊掌握著國家權力，就像君王和中央委員會一樣，只是根據職能分工有所側重(政府，金融，勞動關系等)。這對于國家階級實施政策并保持控制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國家主導方式與全球治理
　　
　　如果一個競爭國的“國家階級”想要避免淪為依附于大西洋“統治階級”的殖民地、附庸國或“管理階級”，它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家的力量。這是通往更高級的生產方式——從中央集權到集體控制，最終實現聯合生產方式——民主的全球治理的唯一途徑。只有堅持國家的主導和控制地位，競爭國才能保證其相對于自由主義的西方的完全自治權。除非發生戰爭，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更傾向于避免在經濟領域使用國家力量。
　　葛蘭西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被動革命”：“一場被動革命實際上是通過國家立法干預并依靠社團組織，將一些較為深遠的變化引入了一國的經濟結構，以突出‘生產計劃’這一要素?！?
　　在法國競爭者的努力下，柯爾貝爾主義和大陸體系成為了強化“生產計劃”要素的一個早期實例；而蘇聯和經互會國家所實行的蘇聯式計劃經濟則將“生產計劃”的作用推至最高峰；1933年后德國的“四年計劃”是這方面的一個較晚的嘗試，并最終導致了納粹主義的戰爭經濟；與之相同的還有20世紀30年代日本關東軍在偽滿洲國所進行的實驗，在1945年戰敗后，這一實驗又被移植到日本本島。
　　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在今天已不再被視作什么妙計。然而如果控制論、條形碼以及其他一些先進的物流和規劃工具在20世紀70年代就能為人所用，蘇聯這個1947至1991年間的首要競爭者就可能延續到今天。在70年代，僅僅依靠富余的傳真機網絡，英國的控制論專家與智利人民團結聯盟政府的領導人薩爾瓦多·阿連德事實上就已經能夠將控制論中的實驗方法、分散偏好結構和靈活的反應加入到中央計劃的項目中。然而這一規劃系統和他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一起，被1973年9月發生的政變所埋葬了。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競爭國的國家階級利用它們尚存的周旋空間，著眼于加快經濟發展并引入市場經濟要素，就必然會削弱“生產計劃”那方面的力量，并賦予競爭國相對于西方的潛在優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新經濟政策。列寧實施這一政策時世界的主要競爭者是德國和日本，蘇聯在它們之后還享有一些自由發展的空間。
　　然而，市場經濟改革和準資本主義的做法——即使在國家階級保留其最終控制權——將不可避免地增加對自然和勞動的剝削，并導致生產方式的發展發生倒退。國家階級各部門中的腐敗和社會的不平等往往會重新激活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些特征，例如剝削和驅逐農民，以及在西方資本控制全球分工中淪為附庸。這一點在后拿破侖時期的法國表現得尤為明顯：放任自由主義在1830年和1848年兩次取得了勝利。
　　倒退還會發生在對外關系方面，狹隘的民族主義將會迅速上升。西方非常樂意資助任何潛在的分離主義勢力了，從奧斯曼帝國和西屬美洲的滅亡到奧匈帝國和蘇聯的崩潰中人們都可以看到這一點。就中國而言，你可以在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網站上看到美國支持新疆、西藏和蒙古分裂分子的記錄。
　　“被動革命”的另一面是使競爭國中的各個階級可以更加容易地與國家努力追趕的那些社會中的同類聯合起來，葛蘭西將其稱之為一種“分子優勢”。在某些時候，落后階級(當然，在西方他們被譽為“進步階級”)會與國家階級中堅持國家主導模式的那部分人發生爭執，被市場回歸所引起的不平等所包圍的工人階級和少數民族則很有可能會被卷入這場爭斗中。
　　一旦競爭國中不斷興起的資產階級元素從“分子優勢”轉化成對國家發展模式的公開的政治挑戰，它就成為了壓垮這些國家階級的最后一根稻草。這在那些不斷上升的競爭國身上(法國、蘇聯和蘇聯陣營的盟國們，以及競爭國中“第二集團”的代表，如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表現得最為顯著。在法西斯主義的競爭國中，自由主義元素則在剛剛露頭的時候就被獨裁的國家階級所扼殺了。
　　想要奪取主要競爭國的國家階級手中的權力總是要用到軍事手段，從拿破侖戰爭到世界大戰再到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其最終目的都是要削弱競爭國的持久競爭力。在某些方面，所有這些社會似乎都有成為“超越”西方的領頭羊的潛質，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國家的“2027年”從未準時到來，它們也沒能阻止軍事失敗和國家階級權力的喪失。
　　顯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承擔得起引導世界歷史進程的責任。一個國家或統治階級發展進步政策——即在生產方式和外交模式兩個領域里都“更富集體價值”的政策——的能力，是由世界范圍內各個階級力量的總體平衡所決定的。一旦競爭國(比如今天的中國、作為一個次要競爭者的伊朗以及在“落敗的前競爭國”和“重生的自負大國”兩個角色之間搖擺不定的俄羅斯)的國家階級放松中央對經濟的控制，其對一個進步同盟的潛在的貢獻就會受到損害。無論如何，回過頭來進行市場改革都是一項極其危險的計劃，人們只要想一想斯大林是如何通過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毀掉了蘇聯新經濟政策的成果并破壞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核心價值觀的就明白了。
　　
　　文化霸權與文化批判
　　
　　眼下西方資本主義正處于其文化霸權的高峰。資本主義中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同帝國主義的全球治理相結合，已經對工人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支持者造成了沉重打擊，至今還沒人能從這場打擊中恢復過來。與此同時，富人用投機、過度剝削，破壞穩定和炮艦外交等武器發起了對窮人的戰爭，導致美同、英國及其盟友陷入到金融危機和戰爭的無盡泥潭之中。很明顯，今天的地球已經不可能在使生物圈和人類生存的機會免受不可逆轉的損害的前提下，支撐起通過資本四處傳播的美國式生活方式了。
　　在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左翼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從其歷史上最慘痛的失敗中重新集結和恢復起來。全球化運動的一個替代性方案發源于1999年的西雅圖，那里的工會保持了他們削弱資本力量的能力，他們的努力和其他一些維護和發展文化的活動，為左翼政黨和左翼運動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許多國家，比如中國，已經顯露出了現代社會主義革命的某些特征。這些國家和越南、古巴，以及最近加入的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可以使左翼聯盟改變世界左右翼力量之間的平衡。這只是些最明顯的例子。
　　沒有必要一一列出有動員潛力的地區和全球左翼聯盟面臨的所有任務。眼下一個迫切需要收復的陣地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批判。批判理論是由20世紀30年代流亡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將弗洛伊德心理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而發展出來的，并由深生態批判理論加以豐富。我個人認為批判理論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劑猛藥，幫助我們抵抗資本主義膚淺的生活方式和單一枯燥的文化的吸引力。這種資本主義的均質文化旨在邊緣化和侵蝕各國文化并削弱人類文明的多樣性。
　　今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似乎已進入了其終極危機之中，渴望在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上“超越”西方是荒謬的。同樣荒謬的是復制盎格魯一美利堅一以色列式的帝國主義，這種模式除了用軍事干預、侵略與核姿態威脅地球上的生命和文明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意義。
　　只有把“超越西方”的過程演變成一次使全世界人口在共同的生存方案下聯合起來的嘗試，超越才稱得上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這一方案應該以“生產計劃”元素為主要特征，因此才能“更富集體價值”。如果到了2027年，世界真的可以實現這樣一個方案，吉姆·奧尼爾的計算才算達到了目的——當然，不再是在高盛的監督之下。
　　(作者系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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