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心區域的大國政治

——兼論印度與中國安全合作的戰略互補意義

張文木

目錄

一、資源是地緣政治學說及其制權理論演繹的邏輯原點

（一）制陸權

（二）制海權

（三）制空權

二、世界體系中的現代地緣政治及其特征

（一）“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現代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基本特征

（二）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現代地緣政治的本質特征

（三）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

三、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印度未來安全

（一）印度洋北岸地區的大國地緣政治博弈

（二）位于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心位置的印度安全

（三 印度未來安全依賴于中國的發展

（四）印度擴大在印度洋的作用有利于中國的發展

摘要：本文提出如下觀點：1.資源是地緣政治及其制權理論演繹的邏輯原點；2.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現代地緣政治學說的本質特征；3.現代世界地緣政治是一個體系，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則是這個體系的基本特征；4.“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本文認為：位于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對印度的國家安全產生了更大壓力，因此，印度未來安全依賴于中國的發展，而印度擴大在印度洋的作用也有利于中國的發展。

關鍵詞：地緣政治；大國政治；印度洋；國家安全

文章來源：《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3期

印度和中國是在亞洲政治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從而也是對世界政治有重要影響的國家。每當歷史出現重大變動從而世界秩序發生重組的時候，印度和中國合作的話題都為對時代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家提了出來。十月革命后，列寧曾寄希望于印度中國等呼應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他說：“斗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于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1]1988年，也就在世界秩序將因蘇聯解體發生重組的前夕，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甘地時說：“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至于如何達到目標，鄧小平同志說：“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戰略的膽識，就一定可以完成。”[2]2008年以來世界金融危機對世界現存秩序再次產生重大沖擊，歷史再次將印度和中國戰略合作的重要性提了出來，這需要中印兩國政治家“高度的智慧和戰略的膽識”來把握住這難得的歷史契機。筆者試著從世界地緣政治體系及印度在其中的特殊位勢來分析印度發展面臨的安全風險，以及印度中國安全合作，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的戰略互補意義。

一、資源是地緣政治及其制權理論演繹的邏輯原點

地緣政治，并不僅是與土地相關的學說，但卻是從土地中誕生的學說。這么說有兩層意思：一是生活資源是地緣政治學說演繹的邏輯原點；二是地緣政治學說本質上是關于人類生活，因而是扎根于土地而不是扎根天國星空中的學說。圍繞生活資源，人類對地理的控制手段經過如下階段的演變。

（一）制陸權

人類生產最初是要解決人類最基本的問題即吃飯問題，因此農業就成了人類生產最初的基礎產業。這樣土地，特別是農業耕地，就成了當時關乎人類生存的第一資源。自然經濟條件下，土地資源的占有量及使用這種資源的人力即農業人口總量是決定國家力量的主要因素。中世紀時國家土地總量決定人口總量，人口總量決定國家地租和賦稅總量。應征參軍是中世紀農民向國家交納貢賦的形式之一，因此，地廣意味著人多，人多意味著財源（貢賦）多和兵源多，兵多糧多則意味著王朝或國家強盛。這樣便出現了以攻城掠地為目的制陸權學說。中世紀對世界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的國家，幾乎都是擁有強大制陸權的國家。中國是中世紀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也是當時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其地緣政治學說中的陸權理論和實踐也相應比較發達。“武經七書” [3]為中國古代選拔將領考試內容之一，而制陸權則是其中的絕對主題。

（二）制海權

但是工業革命出現以后，人類的生存方式和獲取財富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過去是以簡單擴大再生產保障生存，現在則是以內含擴大再生產以保障生存，這時的生存已是發展意義上的生存。在工業革命出現后，發展成了決定國家興衰的“硬道理”[4]。這時是價值而非使用價值，是資本而非貨幣成了主導人類生產的目標；于是無限利潤而非有限的實物貢賦，儲量巨大的礦產資源而非有限的農業耕地等，就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國家發展的基礎和國家之間競爭的目標。拿破侖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說：“以前對于財產只有一種說法，就是土地的占有；但是現在興起了一種新型的財產，這就是工業。”[5]以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工業發展需要動力、科技和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僅靠地租所獲顯然沒有競爭力。結果是像英國小說作家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在《苔絲》(1891)中所描寫的那樣：農民總競爭不過工人，地主總競爭不過資本家，其原因是工業品技術含量高于農業品。這樣便出現了人類經濟活動重心從農業向工業轉移，而暴力也成了這種轉移的重要助推力。18和19世紀，英國的紡織品質量遠不如印度，英國在征服印度的同時，也把印度的紡織業用暴力人為地摧毀。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印度就由一個富饒的東方大國迅速衰落。[6]1813年前，印度大體上是出口貿易國家，可到19世紀中葉，印度已經變成英國工業的主要國外銷售市場。1850年，英國對印度輸出總價值已達802.4萬英鎊，其中棉織品一項即有522萬英鎊，占英國對外出口總值的1/8，占棉紡織品對外輸出的1/4。在棉紡織業成為英國經濟命脈的同時，印度也成為英國紡織業的命脈。[7]這說明世界性的財富轉移或國家經濟安全利益的維護，本質上不是靠貿易談判而是靠暴力實現的，有些學人只告訴南方國家要靠勤勞致富，但歷史的經驗則是，致富更要靠政治，靠軍事國防。19世紀印度和中國的財富向西方轉移，都是從西方列強對這兩個國家的軍事勝利開始的。有趣的是，中國文字“錢”那雙“戈”疊架的造型所表達的含意與這個判斷正好吻合。

全球化是資本的本性，正是資本才使世界被納入一個體系，才實現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8]。因此，資本全球化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現的，而是隨資本誕生而出現的。而貫穿其中的則是不變的暴力征服。在18和19世紀，資本主義的暴力表現為赤裸裸地對殖民地的掠奪，而到20世紀，即使在殖民地國家獨立后之后，西方仍是通過暴力（比較典型的是20世紀末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以及21世紀初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為資本在其全球化進程中的優勢地位開辟道路，迫使“南方國家”為“北方國家”提供廉價原料和市場。這時的世界矛盾仍是中心和外圍的矛盾。與以往不同的只是，原先隱藏于商品內部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繼而勞動和資本、工人和資本家的國內矛盾這時已外移為世界性的南北矛盾。鄧小平對此一語中的，他說：“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9]

這樣，一國經濟的發展，已走出國界并與世界市場和世界資源相互依存為一體。國家經濟競爭力更多地表現為對世界市場和資源的擁有總量及其控制能力。而與世界聯系的最方便的載體就是海洋，最簡捷的途徑就是海上通道。在資本全球化時代，誰擁有強大的海軍并有效地控制海上通道，誰就在國際利益分割中居優勢地位。因為與陸地相比，大海是各大陸板塊之間最方便的通道，控制海洋就能夠及時地讓世界資源流向本國。這正如醫生重視血液檢驗一樣，醫生可通過血液了解身體病因所在，也能通過血液以最短的時間將藥效送到身體發病部位。英國和美國都是隨其民族資本崛起而崛起的國家，它們的發展隨海軍向世界擴張并依靠海軍控制了世界。所以在資本全球化時代，制海權強大的國家往往也就是財富大國，這與自然經濟時代陸權大國就是財富大國的道理一樣。1588年英國擊敗海上霸主西班牙，此后它也就成了世界財富的中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日益意識到制海權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今天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近一半，石油進口大部分都要通過海上運輸。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我們不關心海洋是不可能。人的經濟利益走向哪里，人的關心焦點就投向哪里。但利益并不是靠美麗的口頭承諾而是靠槍桿子來保衛的。馬克斯·韋伯說：“部署一打艦只在一定時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廢止的貿易協定更有價值。”[10]伊拉克政府被美國顛覆后，原來伊拉克與一些國家簽訂的石油合同就作廢了。既然是自由貿易，怎么能這樣呢？但歷史的事實是，貿易首先隨炮艦而非隨合同同行。任何一個貿易大國同時也都是海上力量大國。海軍更多的是一種威懾力量。航空母艦多用于威懾。有人說，在導彈時代航空母艦已失去了作用，那可不對。如果在世界的另一端出了大事，能用遠程導彈來解決嗎？當然不能，還得國家外交配之以航空母艦出面來化解問題。西方人歷來都是這么處理問題的，我們要重視這方面的經驗，不能太書生氣。制海權問題即世界問題。今天中國經濟已深深地卷入世界市場，我們已不是昔日種地的農民。我們有多一半的石油來自中東地區，龐大的貿易要依托海外市場，因此我們必然對海洋、對中國之外的世界予以充分的關注。

中國面臨的上述問題，也是印度面臨的問題，印度不僅對世界貿易，而且對中東的能源有著深深的依賴，更何況印度那位于世界海權心臟地帶的地理位勢和直插印度洋中心的地理版圖，都迫使印度將海洋，尤其是印度洋視為其國家安全的命門。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從淺海向深海延伸，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大國制海權實踐的重要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大國的制海能力還處在海水平面和淺水海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美蘇爭霸中，其制海深度已達300米至900米的深海領域。[11]這種變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制空權向太空延伸的進程正好吻合。

（三）制空權

軍事技術的發展帶來的直接結果是戰爭攻防空間的拓展。機械動力的出現使制陸權和制海權的拓展已覆蓋世界主要區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飛機的出現使戰爭攻防出現新的即低空領域，這樣，制空權成了決定戰爭成敗的重要因素，戰爭樣式由此也就從平面轉向立體：制陸權、制海權和制空權成了支撐現代戰爭的三大支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由于率先獲得制空權而贏得戰場的初期的主動權。

這里也需要說明的是，隨著微電子、計算機，特別是航天技術和人造衛星技術的迅速發展，以至到20世紀下半葉，信息成了一種可控并因此對人類生活有重大影響的資源。比如一顆靜止通信衛星大約能夠覆蓋地球表面的40％，使覆蓋區內的任何地面、海上、空中的地球站能同時相互通信。在赤道上空等間隔分布的三顆靜止通信衛星可以實現除兩極部分地區外的全球通信。這樣制空權便進一步向太空領域延伸。爭奪太空就成了控制信息資源，并通過控制信息資源獲得國家在世界各種資源分配中的優勢地位的關鍵。1957年10月 4日，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于1970年 4月24日，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1號”。2001年10月，美國航天咨詢公司蒂爾集團發表報告統計，1957年至2001年約有5070顆人造衛星被成功送入軌道。[12]人造衛星技術導致全球定位系統（GPS）的出現。這在軍事領域再次引起新的革命。它使導彈精確打擊和精確攔截成為可能。1984年，美國總統里根批準實施“星球大戰計劃”，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多層次、多手段的反彈道導彈的綜合防御系統。1990年，美國“愛國者”攔截導彈在海灣戰爭中初獲戰果；2002年6月，美國退出“反導條約” 并大幅度地調整美國太空政策。這說明，世界大國制空權實際已從低空轉向太空。需要說明的是，這個過程與上述制海權向深海推進的進程相吻合，但不同步。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太空技術還是世界大國國防資源優先傾斜的領域。但這里應當提前預警的是，隨著太空技術競爭日趨飽和，爭奪信息資源的戰場將進一步轉向深海。

二、世界體系中的現代地緣政治及其特征

在展開下面討論之前，有幾個概念需要提前定義。在以下行文中，如果從海洋方面強調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心區域，筆者多選用“印度洋及其北岸”的概念，如從陸地方面強調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中心區域，則多選用“大中亞”或“中亞”概念。現在也有人用“大中東”概念[13]，鑒于這個概念包括的范圍過于寬泛，因而不能準確地表示我們所要討論的“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心”的內容。

（一）“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現代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基本特征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基本特征：從陸地上說，它是一個以大中亞（整個中亞、南亞和中東地區）為中心，以歐洲大陸和亞洲大陸為兩翼的構造；從海上說，它是一個就是以印度洋為中心，以太平洋及其兩岸地區和大西洋及其兩岸地區為兩翼的構造。

從制陸權的角度看，大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中心。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認為這里也是世界地緣政治的軸心。從古代希臘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前323 ) 到蒙古帖木兒（Timur—I—lang,1336—1405），再到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歷史上凡是造成世界性擴張的陸上帝國多發軔或結束于大中亞地區。誰占領了中亞，誰就控制了世界：古羅馬滅亡就與中亞民族遷移有關，而蒙古人征服歐亞大陸的關鍵是占據了作為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的大中亞地區。所以，歐亞大陸結合區域的大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關鍵地帶。除地理原因外，這一地區恰恰還是現代工業不可缺少的石油和天然氣儲藏量最豐富的地區。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在大中亞地區的高度一致性，使中亞成了近現代世界性大國的必爭之地。  

從制海權的角度看，印度洋是世界地緣政治的海區中心。印度洋是世界級的海上交通要塞相對密集的海區，它西連曼德海峽，北銜霍爾木茲海峽，東接馬六甲海峽，南面有莫桑比克海峽、南非好望角，都是國際大宗能源、礦產資源及糧食運輸必經要道。位于印度洋北岸并被稱為“亞洲命運的旋轉門”的阿富汗一向是海陸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大規模匯合的地點之一”。[14]

此外，南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地區儲藏豐富的戰略礦產資源進一步提高了印度洋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世界已知鉻礦的96%在南非、津巴布韋；南非占世界石棉的1/10，黃金1/2，錳礦1/3，鈾礦1/5，金剛石1/3。交通運輸方面，歐洲國家所需的石油的80%、其他戰略原料的70%，都是通過好望角海路運往歐洲的。而位于印度洋西北岸的波斯灣為世界最大石油產地和供應地，這里已探明石油儲量占全世界總儲量的一半以上，年產量占全世界總產量的1/3。所產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運往世界各地，素有“石油寶庫”之稱。中東是最大的石油輸出地區，所產石油75%用于出口；世界石油進口國主要是美國、西歐和日本， 2000年它們進口石油占世界各國進口總量的62.1%。其中，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隨著中國的發展，海灣地區對中國的戰略利益日益重要，2001年，中國從海灣地區進口的原油份額高于世界其他地區，占原油進口總量的56.2%。中東是世界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地區，約占世界總出口量的45%。[15]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一書中認為，“歐洲把基本能源從它自己的煤改為進口的石油，這一點大大改變了世界的地理政治結構。中東長期以來是亞洲、非洲和歐洲交界的十字路口。現在中東石油成了現代工業生命所必需的血液。波斯灣地區就是把這種血液輸送出來的心臟。波斯灣附近的海路是輸送維持生命的血液所要通過的咽喉”。

（二）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現代地緣政治的本質特征

現代工業及其生產方式的出現對世界地緣政治理論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如果說，以前的學者和政治家們是從爭霸對手所在地理位置及軍事和商業貿易的角度理解地緣政治利益重心所在的話，那么，隨著20世紀太平洋地區大國的崛起及其對世界資源需求迅速擴大，戰略家們日益注意到：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不僅市場決定生產，而且資源也決定生產。一國的實力不完全取決于該國的生產力總量，而決定于該國可絕對控制并能穩定地獲取世界資源的總量；一國在全球政治中的勝負興衰，不再單純地決定于它所表現出的財富總量，而決定于保證這些財富不斷得以產出從而使生產穩定、持續、健康發展的資源占有量；國家的失敗，不再表現為國家財富的喪失，而表現為國家生產這些財富的生產力及支撐這種生產力的海外資源供應線路，特別是控制這些線路的軍事力量的喪失。因此，這一時期的地緣政治不再僅僅是一個單純爭奪控制世界地理要道和控制世界市場的理論，它已深化為以控制世界資源為中心的理論。在他們的理論中，控制世界不再是以控制某一地區為前提和目標，而是以控制世界資源貯藏豐富和開發條件最好的地區為前提和目標；這時的地緣政治學說，已是一個隨資源中心變化而變化的動態學說，而不再僅僅是“地理決定外交”的靜態學說；特定時期人們對貯存于特定地區的特定資源的需求程度規定著的世界地緣政治的重心所在，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資源中心就是世界體系中的地緣政治的中心。如果說，以往的地緣政治是對手確定戰略的話，那么，新的地緣政治邏輯則是，資源決定戰略：誰控制了資源，誰就控制了世界。

資源價值與地緣價值在時間和空間上合二為一并以前者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現代地緣政治理論的鮮明特色。在這新的視野中，印度洋和大中亞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的關鍵意義再次得到大國政治家的高度重視。大中亞和印度洋地區豐富的礦藏資源和海陸要道使其成為世界地緣政治的中心。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現代地緣政治學說的本質特征。

鑒于此，尼克松得出結論認為，“誰在波斯灣和中東控制著什么的問題，比以住任何時候更加是誰在世界上控制著什么這一問題的關鍵”。[16]

（三）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

上面已經分析了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基本概貌，現在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中心區域。

自從蘇伊士運河開通并由此貫通印度洋與地中海之后，印度洋北岸地區就成了大國地緣政治利益交匯最密集并飛蛾撲火般涌入的區域。歷史經驗表明，這一世界地緣政治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也是終結世界霸權的地區。

法國大革命時期，英法兩國矛盾尖銳。為了打敗英國，拿破侖不是直接進攻英國而是出兵埃及，并企圖最終占領印度并控制印度洋，目的是從英國的大后方擊敗英國。拿破侖深知對英國這樣的國家而言，從資本外圍地區打擊它比直接進攻其本土更能達到釜底抽薪的效果。[17]但拿破侖在其海軍在地中海被英國納爾遜的艦隊打敗后不得不放棄這個計劃。拿破侖帝國之后，緊接著就是俄國跟英國的長達百年之久的“冷戰”。他們從歐洲爭霸開始，到阿富汗爭霸結束。德國的崛起后，英俄兩國必須妥協以應付新的多極化形勢，于1907年簽了關于阿富汗利益分割的協議，英俄長達百年的“冷戰”終于在中亞和平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爭霸路線從大西洋和太平洋兩翼開始，最后也在中亞阿富汗結束。這是19世紀俄國與英國的爭霸路徑在更大范圍的重復。

歷史表明，大國力量增殖于地區性守成，消釋于世界性擴張。而中亞在世界地緣體系中的軸心地位反使其往往成為大國爭霸的終結點。這是因為，當大國力量觸及中亞的時候，其國力透支性擴張也基本達到盡頭。從古代羅馬到當代美國，沒有一個國家的國力可以長期獨霸世界，更沒有一個大國的軍事力量可以長期獨控中亞。這條經驗告訴我們，地區性守成——這是俾斯麥在德國統一后始終堅持的外交原則，也應是中國未來外交遵循的基本策略。中國決不能走當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世界全方位擴張的道路。長期守成式地經營亞洲，才能使中國長期立于不敗之地。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思想，鄧小平的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其中都貫穿著長期堅持地區性守成，不做超級大國的國策理念。美國小布什重蹈德國威廉二世的老路，沖進中亞，自封為世界霸主，從歷史上看，這似乎還沒有成功的先例。[18]

三、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印度未來安全

印度洋在世界海權體系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印度洋北岸在世界資源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使其成為近代以來世界霸權爭奪的核心目標。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大國是俄國、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英國）和印度，他們之間是一種直接博弈的關系。歐洲和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利害關系則屬于間接博弈關系。

（一）印度洋北岸地區的大國地緣政治博弈

打通從中亞進入印度洋的戰略通道，是自俄國彼得大帝以來所有俄國重要政治家的理想。彼得一世臨終前在遺囑中向后繼者明確了他關于世界地緣政治的思想及爭霸世界的戰略目標：“盡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誰統治那里，誰就將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連續的戰爭。在黑海邊上建立船塢，在黑海邊和波羅的海沿岸攫取小塊土地，這對實現我們的計劃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敗之際，突進到波斯灣，如有可能應重振古代與黎凡特（今中東和巴爾干南部）的貿易，推進到印度，它是世界的倉庫。達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再需要英格蘭的黃金了。”[19] 

馬漢曾從美國人的視角對俄國在印度洋的意圖也有過分析，他說：“不少人猜測俄國對印度也有野心。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從中間地帶而不是兩翼發起推進了。研究一下地圖就可知道俄國在波斯的進展不僅會使它靠近海灣，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脈，如果暫不考慮阿富汗的艱辛環境和居民強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難。這樣，俄國就能在阿富汗及其與北部地區的交通方面獲取良好區位，從而便于進行針對印度的行動。”[20]

20世紀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在中亞發動了自斯大林時代以來最大膽和最直接的行動：直接出兵占領阿富汗。對此尼克松寫道：“莫斯科已經打到離霍爾木茲海峽——西方石油咽喉上的戰略性控制點——不到三百英里的地方。從阿富汗西南部的基地，米格戰斗機能夠飛到海峽，而在這以前，它們是飛不到這個地方的。”尼克松分析說：“整個西方聯盟戰略地位取決于可靠地獲得波斯灣的原油。而這則需要我們成功地制止蘇聯為在這個地區獲得占統治地位的影響所作的努力。”最后，尼克松呼吁美國政府“不僅必須作好準備，而且還必須使人們看到我們作好了準備。我們必須表示這種意志。我們還必須擁有可以使用的力量。我們在保衛我們在波斯灣的利益時可能冒有風險。可是，如果我們不去保衛這些利益，我們就會冒大得多的風險”。[21]

20世紀，大國在阿富汗的爭霸并未隨蘇聯解體而結束。在1999年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約的同時，美國借科索沃戰爭成功地將其影響力首次嵌入俄國的傳統勢力范圍——巴爾干半島。2001年，美國借“9·11事件”將軍事力量投入阿富汗。這樣從西南兩向堵死了俄國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陸上通道。在往后的若干年內，美國將通過整合中亞各種戰略力量，逐漸消化在中亞已取得的地緣政治利益，以確保美國在印度洋北岸地區的制陸權和對印度洋的制海權。為此，布熱津斯基1997年就開始為美國未來的地緣政治謀篇布局。關于中亞地區，他說：“美國的首要利益是幫助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單獨控制這一地緣政治空間，保證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攔地在財政上和經濟上進入該地區。”針對遏制俄國南下的戰略目標，布熱津斯基將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和烏克蘭列為該地區美國必須“給予最有力支持的國家”，并認為“這三個國家都是地緣政治的支軸”。[22]其中，處于中亞中心位置的烏茲別克斯坦則最具戰略意義。2003年11月，布熱津斯基在接受俄羅斯《獨立報》訪談中，當問及在2003年底是否有必要對20世紀90年代寫的《大棋局》中的觀點進行修改的問題時，他說：“我認為沒有必要做大的原則性修改。顯然，出現了新情況，事態發展有了新特點，這些不能不引起注意。”他再次強調“從戰略的角度看，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的一個關鍵國家”，“烏茲別克斯坦是這一地區最重要的國家，因此美國如此重視與它的關系”。[23]2003年11月，格魯吉亞發生親美政權更迭，中亞的西大門向西方徹底敞開。2008年8月8日，第29屆奧運會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主題下在北京開幕的時刻，格魯吉亞在美國的支持下向南奧塞梯發起攻擊，但遭到俄羅斯的有力遏止。

隨著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及對中東地區能源的需求的急速增加，中國對其在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倍加關注。隨著中國西氣東輸工程已經完工，中國東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就與中亞富油地區的穩定息息相關。1996年4月26日，中國、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國元首在上海舉行首次會晤，建立“上海五國”會晤機制。2001年6月14—15日，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六國聯合聲明。無疑，今后中國將會在與中亞各國日益緊密的經濟聯系中擴大在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保證中國西氣東輸管道西端能源的穩定供應。

（二）位于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心位置的印度安全

如果說歷史上中亞地區大國關系本質上是英國及其后繼者美國與俄國的博弈關系，那么，在印度洋地區的大國關系，則更多地表現為英國及其后繼者美國與印度的博弈關系。關于這一點，印度人的認識具有悲劇色彩。

自印度獨立后，印度洋的制海權從英國手中轉到美國手中，印度始終對其海上安全保持警覺。印度現代海權理論的奠基人潘尼迦（K.M. Panikkar）認為：

二次大戰結束后，美國成了至高無上的海軍國。不錯，它還沒有能搞成世界海權國必備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塢等等，但是從它在對日戰爭中所表現的海軍聯合作戰規模之大，以及從它在海軍建設中強調航空母艦的重要，都說明了美國海軍可以遠離基地作戰，實際上是愛在哪里動手，就可以在哪里動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馬尼拉，又占領了從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島和關島，真是不可一世。而對印度洋，美國戰后確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國在阿拉伯、中東、巴林群島的油權，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區域的聯系正在大大增長。就是對伊朗的統一，阿富汗的建設，美國也是興趣很濃。實際上，由于美國奉行到處“遏制”共產主義的政策，所以各國沿海，凡是共產主義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對美國安全有關的地區。戰后的世界形勢給印度洋帶來的對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變成一個主要的戰略性戰場。^[24]

更令人敬佩的是，潘尼迦發表上述見解的時間是中國和印度雙邊關系最吃緊的1962年。而持這種觀點的潘尼迦又能被任命為首任駐華大使，這不能不說與尼赫魯本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印度安全大戰略的考慮有關。

印度獨立后首任總理尼赫魯在對印度共和國歷史有深遠影響的《印度的發現》一書中說：

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  [25]

這里需要提及的是，有些中國學者寫文章將尼赫魯這句名言當做印度首屆領導人在南亞地區“推行強權政治”和“印度中心論”的霸權主義心態的表白，[26]其實，這是對尼赫魯思想的誤讀。對于長期受英國文化教育，并對英國地緣政治學說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魯而言，他在這句話中所表達的與其說是地區“強權主義”的野心，不如說是表達了他對存在于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的中心海區并擁有巨大版圖的印度能否長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憂慮。[27]

印度的安全取決于印度洋的安全。1998年印度人民黨競選獲勝，為了扭轉日益惡化的安全困局，印度人民黨政府日益重視印度洋安全。印度在成功擁有核武器的基礎上，逐漸將國防資源向海上防務傾斜。據印度國防部年度報告：1996年到2000年的國防支出中，陸軍軍費支出年均遞增15%；空軍約9%；海軍約18%。[28] 2000年之后，印度國防資源向南傾斜的趨勢越發強勁。如下表所示：

1999～2008年印度國防費按部門支出及所占比例（億美元）

由上表可知，從1999年到2008年期間，印度陸軍軍費增長了114.7%，但在國防總支出中的比例卻下降了23.9%，空軍和海軍軍費增長了195.2%和195.7%，其在國防總支出中的比例卻增長了114.7%。這說明印度核武器試驗后，印度的國防安全重心及相應的國防資源加速地向印度洋傾斜。

造成印度軍費投入這一變化的原因是冷戰結束后日益惡化的印度的安全環境。這不僅由于印度經歷了美國發起于印度洋的海灣戰爭（1991）、阿富汗戰爭（2001）和伊拉克戰爭（2003）及其毀滅性的后果，而且還由于印度海上防務力量與美國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嚴重不對稱的現實。印度在印度洋地區已建立了以印度本土為依托的東自安達曼—尼科巴群島，西到拉克沙群島的海上防務體系，但這個體系也遭到美國北從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南到迪戈加西亞島的海陸打擊力量的縱向切割。尤其是美國在印度洋上的軍事力量經過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牽動，日益向印度大陸逼近收緊。

印度政治家注意到印度洋的制海權日益向美國人手里集中，而不是象20世紀70年代、80年代那樣被分散在蘇美兩家手中。冷戰時期，作為印度洋東西屏障的中南半島和巴爾干半島都在蘇聯人手里，印度因支持蘇聯在阿富汗和越南在柬埔寨的軍事行動而與蘇越形成準同盟關系。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印度于70年代初才可能肢解巴基斯坦和吞并錫金。蘇聯解體后，印度洋西翼的巴爾干已脫離俄國的影響。在印度洋地區，美國不僅全面剝奪了俄羅斯在蘇聯時期的制海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獲得了印度洋北岸的部分制陸權。“9·11”后，美國在印度洋面上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實施的快速有效和毀滅性的軍事打擊，不能不在視印度洋為第一生命的印度領導人的心理上投下重重的陰影，并引起他們的強烈的外交反彈。

就在美國于2001年底從印度洋上發起對阿富汗軍事打擊不久，印度海軍參謀長馬德維德拉·辛格海軍上將于2002年1月19日在印度南部港口城市科欽表示，印度軍隊擁有可信的反擊能力，其造成的破壞程度超出對方的想像。印度海軍擁有的火力已超出“足夠”的范圍，能執行任何類型的作戰任務。在回答印度海軍是否已在軍艦上裝載了核武器時，他強調，任何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國家都會確保擁有海陸空三位一體的“第二次打擊”的核能力。2月8日，印度和俄羅斯簽署一個涉及范圍廣泛的軍事協議，為雙方即將進行的數十億美元的軍火交易奠定基礎。此前（2月6日）美國《世界網每日新聞》轉載美國戰略預測公司《印度擴展核能力》文章評論道：“印度的采購單清楚地反映了三個問題。第一，印度在集中發展海上能力。第二，它的戰略計劃范圍已經擴大，并非專門針對巴基斯坦的威脅。第三，印度真正想成為一個核大國”，“它突出反映了新德里決心發展能夠威懾南亞任何挑戰的三位一體戰略核力量，并使印度取得該地區霸權地位。這是印度防務決策的主要目標”。“9·11事件”后，與美國投兵于阿富汗的方向相反，印度卻著手加強其在印度洋的防御力量。2001年9月18日，印度國防部宣布成立安達曼—尼科巴戰略防御司令部，它與印度大陸西側的海軍及印度大陸的陸軍相呼應，在空軍的配合下形成強大的陸海空一體化的綜合國防力量，并對美國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亞基地形成犄角攻勢。

為了消除長期以來國防布局存在的南北掣肘的被動局面，將有限的國防資源集中用于確保印度洋安全，印度在成功核試驗造成的國際震蕩基本平息后，果斷采取步驟，在緩和印巴沖突和改善對華關系方面邁開較大的步伐。

2003年4月，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在向巴基斯坦伸出“友誼之手”之后，于6月訪問中國。雙方簽署了《中印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在這份文件中，印度政府首次明確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這一承諾的意義在于，印度基本放棄了用分裂西藏的方式在印度北方建立中印緩沖區的安全戰略。11月14日，中國和印度在上海附近海域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軍事演習。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問印度，中印雙方簽署了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這是雙方建立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后取得的重要成果，標志著雙方在朝著最終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邊界歷史遺留問題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雙方確認要以和平友好方式，本著相互尊重、互相諒解的精神，一攬子解決邊界問題。雙方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將繼續進行會晤和磋商，努力爭取早日解決邊界問題。

2008年1月，印度總理訪華。雙方一致強調，中印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伙伴，要做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雙方發表了關于21世紀的共同展望文件，文件高度凝聚了中印就當今國際形勢、兩國關系及兩國關系中的一些問題達成的重要共識，它向世界發出了中印兩國要相互支持，共同發展、共建和諧世界的積極信號。辛格總理強調印度將繼續恪守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臺獨”，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雙方決定提高相互經貿投資的水平，加強在能源、科技、環境等領域的合作。雙方對兩國雙邊貿易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目標，即到2010年，雙邊貿易額要達到600億美元；雙方同意要擇機啟動兩國關于區域貿易安排的談判。要設立中印交流基金，鼓勵兩國人員特別是青少年交往；將2010年確定為舉辦“印度年”、“中國年”的年份；還要加強兩軍的交往、防務對話，要在適當時候舉行兩軍第二次反恐聯合訓練。雙方也一致同意要進一步密切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磋商與配合，共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挑戰。

（三）印度未來安全依賴于中國的發展

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在北京大學演講時，間接引用了鄧小平的名言說：如果中印攜手，21世紀必將是亞洲的世紀。[29]這句話婉轉地表達了瓦杰帕伊對中印關系40多年曲折的看法，即如果中印之間還不能再次攜手，21世紀仍不能成為亞洲的世紀。

這是一個重要判斷，它不僅適用于啟示今天，也適用于總結昨天。

1923年，列寧寄希望于印度、中國等東方國家，希望它們能呼應俄國的社會主義的勝利，他說：“斗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于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30]印度獨立和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印度、蘇聯三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有過一段蜜月時期，1950年中國抗美援朝更使中蘇關系具有戰略同盟的特點。 蘇共二十大后，蘇聯實行機會主義外交。1957年赫魯曉夫認為只要美蘇“兩個最強大的國家”達成協議，“世界局勢就將大大好轉”。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兩國首腦舉行戴維營會談。會談被蘇聯概括為以蘇美合作主導世界的“戴維營精神”。此后，蘇聯開始拋棄中蘇同盟關系，1960年初，蘇聯從政治和經濟上全面與中國拉開距離。與此同時，印度在外交上轉入“不結盟運動”。1962年，中印發生邊境沖突，1969年，中蘇發生邊境軍事沖突，至此，中國、蘇聯、印度三國自50年代以來的良性互動關系從高峰跌入低谷。70年代，蘇聯在中蘇邊界大兵壓境，勃列日涅夫從世界范圍向美國發起全面攻勢。美國節節敗退。印度乘機造成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的分離。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請求與中國合作。此后中美之間形成反對蘇聯霸權的盟友關系，美國從亞太困境中由此得以抽身，全力反擊蘇聯的擴張，最終導致蘇聯在阿富汗戰爭引發的國內危機中解體。蘇聯解體后，美國并未就此停步，開始從印度洋東西兩側全面回收蘇聯時期的地緣政治遺產，并在北約東擴的同時，在西太平洋地區再次拉起意在堵截中國的從日本經臺灣地區到澳大利亞的環島鏈條。其間，印度再次以反華為借口，成功核試并轉為事實上的有核國家。這引起美國對其在印度洋制海權的擔憂。新世紀伊始，小布什上臺后立即揮師印度洋并向中亞發起一連串的戰爭。

現在，美國軍事力量已壓入印度洋北岸，而在俄國、中國、印度這三個遠東最大的國家中，俄國已經隨蘇聯解體而衰落；就像多米諾牌一樣，整個壓力已推向中國。為了孤立中國，美國在中亞駐軍后又開始拉攏印度，這無疑對印度是個機遇：印度可以從其機會主義外交政策中獲取更多的安全空間和安全資源。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國像蘇聯一樣倒下，接下來美國打擊的對象只能是印度；而且，在尼赫魯預見的“有聲有色”和“銷聲匿跡”的兩種結局中，印度很可能被迫接受后者。

丘吉爾曾將印度比喻為“英王皇冠上的那顆真正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31]西方人清楚世界地緣政治的中心在北印度洋。印度在其間又占據著關鍵位勢。西方霸權國家明白占領印度，就占有了中亞資源和世界制海權的心臟。印度洋是地緣政治利益最密集的地方，是西方控制世界的關鍵海區，而只有象近代英國那樣全面占領印度，才能徹底地控制世界資源和世界政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度在未來面臨的安全壓力要比中國大得多。印度政治家現在跟美國打交道雖然有機會主義的成分，但其危險的處境他們也是非常清楚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尼赫魯寫的《印度的發現》一書中體會出來。尼赫魯在當時是對英國地緣政治思想理解比較深入的政治家，他知道印度生活在世界政治矛盾的火山口即世界海權的要害地區，所以他認為印度如果不能崛起為“有聲有色”的大國，就必然要“銷聲匿跡”即面臨被肢解的結局。

長時間以來，印度的國防總是在北方和南方之間徘徊。北方山區是古代印度的防務重心，而南方海區則是近代印度的防務重心。印度擁有核武器后，印度政治家們對北方安全的擔憂已大為緩解，中印兩個有核國家發生大戰的可能性基本消失。這也是造成印度近幾年來的國防投資迅速向海上傾斜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政治家們已充分認識到未來印度國防的主要矛盾在海上。他們同時也可能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對印度的未來安全有正面意義：如果中國真的垮下去，印度在印度洋面對的霸權壓力將不可承受；西方絕對不允許有像印度這樣一個有民族個性的核大國控制，甚至存在于印度洋。鑒于印度洋安全壓力的增大，核試驗之后，盡管印度一些政府官員在不同的場合通過攻擊中國為本國核試辯解，但迄今為止，印度卻沒有采取什么有實質性的挑釁中國的外交舉動，更值得玩味的是，印度一方面明修“中國威脅”的棧道，另一方面，其國防重心卻在往印度洋暗渡陳倉。當核試產生的外交震蕩過后，印度就采取措施改善與中國的關系。

（四）印度擴大在印度洋的作用有利于中國的發展

從中國方面看，印度在印度洋的發展有利于中國安全。印度越向印度洋發展，中國藏南邊陲就越安全。同樣，印度在印度洋的影響力越擴大，對美國世界霸權力量的牽制就越大。印度洋是西方的能源心臟，在全球戰略中也是西方人優先考慮的目標。俄羅斯的對印政策的主線是擴大印度在印度洋上的作用：它將大量軍事裝備，特別是海上作戰裝備賣給印度，支持他們發展海上力量。印度有人說發展海軍為了“遏制中國”，其實，這是在瞞天過海：要遏制中國，就直接到北方邊界就行了，干嘛要跑到印度洋上去遏制。如果印度能從印度洋上遏制中國，那就意味著它更可以遏制其他海洋大國，這當然要包括美國。如果印度從印度洋上發射的遠程導彈能覆蓋中國主要城市，那難道它就不會覆蓋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主要城市嗎？歷史經驗表明，印度洋是印度未來安全所在；而21世紀初發生在印度洋北岸地區的由美國發動的幾場戰爭更進一步表明，在印度洋面上：印度的真正對手已經主要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對印度威脅最直接的就是美國以迪戈加西亞等基地為依托的軍事存在。所以印度實力在印度洋上的任何發展首先觸動的主要是美國及西方的利益而不主要是中國的利益。

值得說明的是，近年來，印度加強與越南的關系，有艦只進入中國南海的舉動，被輿論認為印度有一個龐大的“印度洋控制戰略”[32]。只要去過印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即使它有這樣的想法，也無異于癡人說夢，因為在相當的時間內，印度根本不可能有相應的財力來支撐這樣一個龐大的海洋戰略。近現代史上，只有英國和美國這種壟斷著世界資源的國家，才有能力實施這樣的海洋戰略。其次，如果印度真的實施了這樣的戰略，那印度首先威脅的更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及西方國家。中國南海的制海權目前在美國人手中，這里也是美國人的關鍵利益所在。報道中所列印度所要控制的“五大戰略水道”，均觸及美國至關重要的制海權利益，要實現這些目標，印度則需要有當年日本發動對美“太平洋戰爭”的財力、能力和膽量，目前來看這是不可想像的。盡管如此，印度急迫強化和擴大對印度洋制海范圍的需求和努力，確是真實與合乎邏輯的。

我們應當注意，制海權是英美國家戰略的命根子。蘇聯與美國矛盾的激化表面看是為中亞阿富汗，實則是為印度洋的制海權，因為在雅爾塔體系中，西方已向蘇聯讓與了廣大的陸上地緣政治空間；20世紀70和80年代，中美關系改善的前提是中國還沒有向太平洋發展的迫切需求，而90年代后期以來中美矛盾升級，也是由于中國在臺灣問題和資源進口及海外利益保護問題上對制海權，尤其是西太平洋的制海權的需求日益迫切。鑒于西方國家——如前所述——在世界海權心臟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與印度是一種直接博弈的關系，那么，可以肯定，不要說印度想有將其制海權“擴展到全球”的愿望，即使印度要想在北印度洋海區擁有真正有實效的制海權，它所面臨的來自美國的壓力決不會低于中國在臺灣海峽和南中國海區面臨的同種壓力，而這些海區對中印兩國都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擴展與中國的臺海統一及在西太平洋主權海域的制海權擴展，對印度和中國均有積極的互補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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