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姆·喬姆斯基 魏文編譯　

　　20年的單極世界現實留給我們什么教訓呢？在考慮國際問題時，注意到一些普遍的原則及其重要性是有用的。強者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弱者受苦像是一種需要。這帶來一個重要的必然結果：所有強大的國家都有專家們贊頌它，其任務是表明強者所做的事情是高尚的和公正的，弱者受苦是他們的罪過。在當代的西方這些專家被稱為知識分子，也有邊緣的例外，他們履行分配給他們的任務，顯得靈敏和感到有道德的優勢，盡管他們的辯護詞盡是胡說八道。這已經載入歷史。
　　主要的設計師
　　有一點是不應當忘記的，那就是亞當·斯密的說法。他談到了英國，當時最強大的國家，但是他的觀察被普遍接受了。斯密看到，英國公共政策主要的設計師是商人和廠主，正是他們確保這些政策是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不管這給其他人帶來嚴重的后果，包括英國人民，其他地區的歐洲人得到的是野蠻的不公正待遇。斯密是這些少有的人物之一，他們脫離正常的實踐，把英國描繪成一個天命般世界歷史上唯一的強國，沒有自私自利地服務于野蠻人的利益。密爾是一個有教養的西方知識分子，他認為英國完成征服印度是“為了純粹的人道主義的目的”，那正是英國在印度實行殘暴統治的時期，而英國真正的目標是更大的征服，使英國能壟斷鴉片貿易，建立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販毒企業，然后用炮艦和毒品迫使中國接受英國生產而又是中國需要的商品。密爾的祈求是文化準則，而斯密的最高理論是歷史準則。
　　如今，公共政策的主要設計師已經不是商人和生產者，而是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斯密最高理論的一個現代說法是投資政治，這被經濟學家菲古森發展了，認為選舉是投資集團為了控制國家的目的而聯合起來的機會，從本質上說這就是收買選舉。這一理論對于預測公共政治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對2008年發生的事情，我們應當指出，對奧巴馬政府來說，金融業的利益被放在優先的地位。金融機構曾是他主要的資金提供者，他們更傾向于奧巴馬而不是麥凱恩。《商業星期》周刊現在得意地說，保險公司贏得了關注健康的戰斗，制造當前危機的金融機構顯得安然無恙，在強有力的公共搶救以后得到加強，這是為下一次危機提供舞臺。其他的公司從這些勝利中吸取了寶貴的教訓，現在組成大公司以便阻止通過任何有關能源和環保的措施，他們完全了解阻止這些措施就是拒絕讓他們的子孫有任何體面生存的可能性，當然不是因為他們是壞人，也不是無知的人。事實上這些決定是機構強迫做出的，他們決定不遵循被排斥的規則，有時是以非常明顯的方式去做的。
　　在美國選舉是非常壯觀的組合，由龐大的公關業引導，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如美國和英國一個世紀以來就很繁榮，在那里民眾的斗爭贏得了足夠的自由，以便公眾已經不再那么被武力輕易地控制。公共政治的設計師注意到必須控制公眾的態度和輿論。其任務之一是控制選舉。美國實施的是一種沒有引導的民主，不像伊朗，那里候選人需要統治的教士通過。在美國這樣的自由社會，通過候選人的是資本的集中，最后的選舉結果幾乎都是由競選運動的開支決定的。政治操作者總是十分清楚，公眾經常對公共政策設計師的某些事情深刻地持有異議。競選運動避免在任何問題上深入，這對競選口號、演說的流暢、人格和散布流言有利。每年廣告業都獎勵當年最好的推廣運動。2008年這項獎給了奧巴馬，甚至打敗了蘋果計算機，這使它的經理人員很氣憤。廣告業得意地公開宣稱這是它從開始推舉候選人以來最偉大的成績，如同他是牙膏或與生活方式有聯系藥品，這項技術在新自由主義的時期首先在里根時代顯示了力量。
　　在經濟學領域，一個人會明白市場是建立在信息消費者的基礎上的，正是他們合理地做出自己的選擇。但是看到電視廣告的人知道這些公司用大量的資金創造信息的消費者，由他們去做出合理的選擇。就是這些人為了破壞市場選擇破壞民主的目標，制造掩蓋信息的傳單，讓人們做出不合理的有限的選擇，這與兩大黨的利益是相容的，與它在一起的僅是一個企業家的黨的競爭派別。
　　不論是在商界還是在政界，公共政策的設計師常常敵視市場和民主，只有當他們尋求臨時的優勢時例外。斯密的最高理論有一些例外，是很有教育意義的。在當代一個重要的例子是華盛頓近50年來對古巴的政策，美國是一個享有共性不多的自由的社會，人們可以去登記，這反映公共政策設計師的思想和計劃。古巴革命勝利幾個月以后，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就提出了推翻古巴政府的秘密計劃，開始實施經濟戰和恐怖戰的計劃，肯尼迪時期其規模大幅度增加，以一些方式持續到今天。從一開始，美國明確的意圖是嚴厲地懲罰古巴人民，推翻古巴政府。美國認為古巴的罪過是從1820年代就挑戰美國的政策，當時門羅主義宣稱美國統治西半球的意圖，不能容忍外部和內部的任何干涉。美國兩黨對古巴的政策與斯密的原則是抵觸的，如同是向我們提供對政策制定的特別觀察。美國人民幾十年來支持與古巴的關系正常化。美國忽視民眾的意愿是正常的，但是在這件事情上世界上有實力的商業階層也支持美古關系正常化：農業企業、制藥企業、能源公司及其他一般確定制定政策的基礎工作框架的人。他們的利益受到不接受承認學術條約的國際事務原則的擠壓，這種原則可以稱為“黑社會的原則”。教父不容忍任何人向他挑戰，我行我素，甚至是也不能向他付保護款。這是很危險的。應當被取締，另外一些人理解的是不服從不是選擇。如有人挑戰主人，可能變成散布傳染性的病毒。基辛格在準備推翻阿連德政府時就使用過這類語言。
　　這是美國統治全球的時期美國對外政策中一個主要的理論，當然它有很多先例。另外一個例子是美國從1979年以來對伊朗的政策。美國有時間實現門羅主義提出的目標，其中一些目標繼續被很多障礙掩蓋。無疑最終的目標還在繼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具有更大的意義，美國變成為一個統治全球的強國，取代了它的對手英國。例如，當華盛頓準備推翻智利阿連德政府時，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指出，如果美國不能做到控制拉丁美洲，就不能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鞏固秩序，也就是說，不能有效地將其統治強加給世界。正如基辛格所說，白宮的信譽已經受到破壞。其他的國家也企圖在這場挑戰中撈一把，如果智利的病毒在擴散污染以前不被破壞的話。因此智利的議會制民主必須結束，這就是1973年9月11日發生的事情，這在西方的歷史上已被抹去，盡管這對智利帶來的后果遠遠超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義罪惡。
　　黑社會的原則和斯密等人的理論沒有注意到對外政策的所有決定，其范圍很大，這也是知識分子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但不是智慧的結果。
　　現在的情況讓我們看到的是單極的時期，這是從20年前蘇聯解體以來學術界和民眾廣泛討論的問題。蘇聯的解體使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不是以前的第一個超級大國。關于冷戰的性質和從那時以來事件的發展中我們學到很多東西。我們看到華盛頓對它的全球性的敵人的消失如何做出反應，如肯尼迪所說，這是一個獨占世界的冷酷無情的陰謀。在柏林墻倒塌幾周以后，美國入侵了巴拿馬。美國的目的綁架一個重要的罪犯（諾列加），他被帶到佛羅里達，對他所犯的罪行進行審判，而此人很長時間里從美國中央情報局領取薪水。他從美國寶貴的朋友變成了極壞的惡魔，因為他采取的態度是挑戰性的，從支持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的恐怖主義戰爭中獲利。美國在侵略時打死了數千名巴拿馬人，在那里恢復了與美國有聯系的銀行家和販毒分子的統治。這幾乎只是歷史篇章中的一個注解而已，但在某些方面卻打破了趨勢。其中之一是有必要擁有一個新的借口，而這很快就有了：尋求破壞美國的拉丁裔販毒分子的威脅。尼克松已經對毒品宣戰，但是這場戰爭在單極時期發揮新的重要作用。
　　在第三世界的“尖端技術”
　　需要一個新的借口也指導著華盛頓面對敵對的超級大國的停滯做出的正式反應。幾個月以后，老布什政府制定了新的方向：總之一切都將同樣保持，但是有了新的借口。我們還需要一個巨大的軍事系統，但現在有了一種新的辯解：第三世界的大國有了“尖端技術”。我們必須保持防務的工業基礎，高技術工業得到國家的支持。我們應當對能源豐富的中東保持干涉的力量，那里對美國利益的威脅不能讓克里姆林宮負責，這與過去幾十年的欺騙有區別。
　　作為一場干涉的借口，挑起一場反對毒品的戰爭是有用的，但是作為借口很勉強。需要一個更充足的借口。精英們很快承擔了這項任務，并完成了使命。他們宣布一場規范性的革命將使美國有權以它選擇確定的人道主義理由進行干涉，這被看成是“最高尚的理由”。南半球高級別的會議痛苦地譴責這種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的權利”。需要補充潤色，于是設計出“保護的責任”觀點。了解歷史的人都會發現西方大國以很有選擇的方式履行它們的“保護的責任”，嚴格遵循三條最高原則。事情的混亂是那么明顯，以至需要知識分子階層巨大的靈活性：以另一種方式解釋歷史。
　　在單極的時期，另一個應面對的問題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前途。這個組織存在傳統的理由是對付蘇聯的侵略。在蘇聯解體以后，這個借口蒸發了。那些天真的人曾經期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會消失。可是事情完全相反，它迅速擴大了。蘇聯解體時，戈爾巴喬夫做出了令人震驚的讓步：允許一個統一的德國與一個由全球性超級大國主宰的敵視的軍事聯盟相結合，盡管德國自己在20世紀幾乎兩次破壞了俄羅斯。美國老布什政府向戈爾巴喬夫承諾北約將不會擴大到東德，當然不會擴大到東方。北約將改造成一個新的政治單位。戈爾巴喬夫還建議建立一個從北冰洋到黑海沒有核武器的自由區，作為走向消除任何對東歐和西歐威脅的和平區的一步。這項建議并沒有人考慮過。
　　不久之后，克林頓上臺。很快就打消了華盛頓的承諾。沒有必要深化北約不會變成一個政治單位的承諾。克林頓將該組織擴大到東方，布什則走得更遠。從表面看，奧巴馬企圖繼續擴大北約。在奧巴馬到俄羅斯的前一天，他的國家安全歐亞事務特別助理對媒體說，我們將不給俄國人安全，也不和他們交流有關北約擴大或導彈防衛的任何情報。這指的是美國在東歐的導彈防御計劃，將使俄羅斯的兩個鄰國烏克蘭和格魯吉亞變成為北約的成員國。這兩點被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成是對俄羅斯安全的威脅，因此可能加劇國際上的緊張。
　　現在北約的管轄權更大了。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瓊斯將軍要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向南擴張，同時向東擴張，這樣將加強美國對中東能源儲備的控制。他主張建立北約的反應力量，組成以美國為首的軍事聯盟，大力提高迅速地在遠距離采取行動的能力和靈活性，這就是現在美國在阿富汗要實現的目標。
　　北約秘書長斯奇夫在該組織的會議上說，聯盟的軍隊必須保護直接通往西方的輸油和輸氣管道，以更廣泛的方式保護油輪使用的海上通道和其他的能源系統的基礎設施。這項決定更清楚地說明美國冷戰以后的政策：改組北約使其成為一種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的干涉力量，它特別關注對能源的控制。當然任務包括保護將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經過阿富汗的坎大哈省，那里部署了加拿大的軍隊，管道價值達76億美元。目標是抵制向巴基斯坦和印度提供來自伊朗的天然氣的另一條管道，減少俄羅斯對中來能源出口的控制。
　　在冷戰后最初的日子里，人們理解東歐可能選擇一條獨立的道路，也許具有歐洲戴高樂的視角，從大西洋到烏拉爾。這不是一種可能擴散的病毒，而是一種可能瓦解整個全球控制系統的流行病。至少北約企圖反制這種嚴重的威脅。北約聯盟現在的擴張和它作為新的組織雄心勃勃的目標對實現這一目標是一種新的推動。
　　事件繼續穿越單極的時期，遵循著指導國際事務的原則。更具體地說，政策的制定非常接近美國的高級策劃者在二次大戰期間提出的世界秩序的理論。從1939年起他們就了解什么是戰爭的結果，美國變成了一個全球的強國，取代了英國。結果實施的計劃讓美國控制了世界的大部分，按照他們的說法，至少必須包括西半球、原來的英帝國、中東和西亞的能源資源。在這個廣大的地區，美國保持著無可置疑的權力，具有軍事和經濟上的優勢，它的行動是為了保障這些國家行使主權的界限，它可以根據自己的全球計劃進行干涉。最初設計者們認為，德國將在歐洲占主導地位，但是俄羅斯開始摧毀納粹的武裝力量，并且在擴大，于是設計者尋求使這個廣大的地區包括亞歐的大部分，認為這是可能的，至少是西歐，它是亞歐的經濟心臟。他們實施了細致的和合理的全球組織計劃，分配了每個地區的作用。一般來說，南部發揮服務的作用：提供資源，廉價的勞動力，市場，投資的機會，以后提供其他的服務，如接受廢品和污染物的出口。那時美國對非洲沒有那么大的興趣，在戰爭的破壞以后讓歐洲在那里開發和重建。眾所周知，中東的石油儲備是能源的重要來源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物質獎勵之一：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戰略地區（艾森豪威爾語）。設計者們注意到控制了中東的原油就是向美國提供了對世界基本的控制。
　　認為歷史的連續性性有重要意義的人也許記得，一個世紀以前，美國對得克薩斯的呑并和征服半個墨西哥為美國可能壟斷棉花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燃料提供了條件。這種壟斷現在有了保證，把所有國家放在美國的腳下。美國可以避開英國人的說服，空前地擴大了它在國際上的影響。類似的觀念指導了華盛頓的石油政策。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解釋說，美國應當支持粗魯和殘暴的政權，封鎖民主與發展，盡管這可能引起對美國的仇視運動。
　　對于拉丁美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設計者們的結論是，那些激進的和民族主義的政權是對美國利益的第一威脅，它們人口多，尋求滿足民眾立即改善低標準生活和需要實現國內發展的要求。這種傾向與要求為私人投資、適當地獲取利潤和保護原料提供政治和經濟的氣氛相抵觸。以后的歷史無疑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
　　自由貿易條約，推薦的治療法
　　墨西哥的特殊情況，成為美國實施對拉丁美洲的戰略的車間，五角大樓1990年發現美國與墨西哥的關系是特別積極的，選舉中的盜竊和國家的暴力，拷打或虐待工人農民的丑聞都沒有擾亂這種關系。在地平線上看到一片烏云：在墨西哥對民主開放的威脅，他們擔心一個可能更有興趣在民族主義和經濟的基礎上向美國挑戰的政府上臺。美國推薦的方案是簽署一項美國-墨西哥的條約，把鄰國關閉在國內。在80年代美國向它提供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在經濟政策方面以此捆住現在的和將來的墨西哥政府。總之，政府強加的北美自由貿易條約是違反人民意愿的。1994年該條約生效時，克林頓總統指示采取“保衛行動”，將與墨西哥的邊界軍事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神父不理解亞當?斯密論點：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是自由貿易的基石。美國使墨西哥成為后來高額補貼的美國工農業產品出口的前哨陣地，這遲早會破壞墨西哥的農業，墨西哥的企業不能與得到國家支持的美國企業競爭，而條約允許這些美國公司在墨西哥自由行動。后果之一是很多墨西哥人與中美洲國家的移民一起流向美國。邊界的軍事化是一道自然的手段。這些移民作為廉價的勞動力在美國提供寶貴的服務，容易受剝削。在美國，農業企業、建筑業和其他的工業主要就靠這些移民，他們為美國社會提供財富。另一方面，也喚起傳統的反對移民的感情，在這個移民社會里，這是長期存在和根深蒂固的。而移民受到令人羞愧的待遇。而窮人和工人總認為移民威脅他們的就業、生活方式和生存。重要的是注意到今天那些進行憤怒抗議的人受到了現實的凌辱。他們是經濟的金融操縱計劃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受害者，這些計劃的設計是把生產轉移到外圍地區，讓工人在全球范圍內相互競爭，降低工資和保險，同時為研究的專業工作者提供保護市場的力量。自從里根時期開始，這樣做的后果是嚴重的，經常表現為很壞的極端的方式。美國的兩個政黨競爭看誰能更熱情地要求從事于有性虐待狂的理論，即應當拒絕關注非法的外國人的健康。它的立場是遵守最高法院規定的原則，根據法律這些生靈并不是人，因此不是給予其人的權利的對象。此時，最高法院認為問題是這些公司如果應當有能力公開收買選舉，而不是以更間接的方式去做:憲法的事情是復雜的，因為法院的決定與沒有證件的移民不同，公司是現實的人，根據法律事實上他們有權利超越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的權利，包括被名聲很壞的自由貿易協議神圣化了的權利。而法律卻實是莊嚴和威嚴的事情。
　　計劃的幽靈是密切的，但是允許做一些改變。小布什政府走得更遠，走到了侵略性的軍國主義的極端，傲慢地蔑視一切，包括對它的盟友。即使在輿論的主流內部，這種做法也受到嚴厲的譴責。在布什的第二個任期溫和一些。他的一些極端分子被趕走：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費奇等。他們不能趕走切尼，因為他就是政府。政治開始更多地回到準則。在奧巴馬上臺時，賴斯曾預言他將繼續布什第二個任期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做了，只是理論風格不同，好像他對世界的大部分著迷……
　　奧巴馬采取了不同的行動。他和藹地向世界的領導人和人民致以伙伴似的問候，而在私下里繼續把他們當成副官和下屬。外國的領導人傾向于這種立場，公眾有時被這種立場催眠。他聰明地處理事情，不關注理論或是令人高興的行為。因為常見的是事實講述不同的歷史。在美國也是這樣。
　　破壞的技術
　　現在的世界體系屬于單極，只有一個意義：力量的范圍。美國的軍費支出幾乎是世界其余國家的總和，破壞的技術處于更先進的地位。它在全世界擁和被它占領的兩個國家有數百個軍事基地，這兩個國家位于能源產品的關鍵地區。美國在這些地區建立超大型的使館，每個使館實際上是一個城中城，這清楚地表明它未來的意圖。在巴格達美國超大使館的成本今年將從今年的15億美元增加到幾年后的18億美元。還不清楚它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使館的成本，不清楚美國在伊拉克建立龐大的軍事基地的支出。
　　現在美國全球性的軍事基地體系開始在拉丁美洲擴散。美國被趕出了它在設厄瓜多爾的曼塔基地，但是美國最近又實現了在哥倫比亞使用7個新的軍事基地的目標，美國企圖待在洪都拉斯的帕爾梅羅拉基地，它在里根的恐怖主義戰爭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2008年3月在哥倫比亞軍隊入侵厄瓜多爾領土（轟炸設在那里的哥倫比亞游擊隊的營地）之后不久，美國恢復了20世紀50年代解散的第四艦隊的活動，其范圍包括加勒比和中南美洲以及附近的水域，美國海軍的行動包括打擊販毒、安全合作的軍事演習、軍隊之間的相互行動、雙邊和多邊的訓練等。恢復第四艦隊引起巴西、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政府的抗議和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2009年4月美國空軍移動指揮部發表的一份文件增加了南美洲國家的擔心，困它建議將哥倫比亞的巴蘭格羅基地變成安全合作的基地，從那里可以開展活動。從那里美國的軍用飛機C-17可以覆蓋半個大陸，而不必添加燃料。這可能成為美國實行的全球戰略的一部分，有助實現地區打擊的戰略，并向非洲擴展。目前該基地對于滿足在南美洲大陸的活動是足夠的，但是繼續探索利用補充的基地，將這一選擇延伸到非洲，成為美國全球監視、控制和干涉系統的組成部分。
　　這些計劃是美國更普遍的拉丁美洲軍事化政策的一部分。最近10年對拉丁美洲軍官的訓練大幅度增加了，遠遠超過冷戰時期的水平。警察接受輕型步兵戰術的訓練。它的使命是打擊青年犯罪團伙和激進的民粹主義，后者在拉丁美洲是人們很容易理解的。借口是反對毒品的戰爭，但是很能嚴肅的看待它，就看我們是否接受美國有權領導一場在外國土地上的戰爭的特別超級地位。理由是眾所周知的，今年2月底拉丁美洲關于毒品和民主的委員會再次闡明了這一點，該委員會是由巴西前總統卡多佐、墨西哥前總統塞迪略和哥倫比亞前總統加維里亞主持的。它提出的報告指出，反對販毒的戰爭已經完全失敗，要求激進地改變政策，遠離在國內和國外采取武力的措施，采取成本更低和更有效的措施。美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研究表明，控制服用毒品成本更低和更有效的方式是預防、治療和教育。而成本更高和效率更低的方法是在本國之外采取的行動，如噴藥和暴力追蹤。這種方法被優先采用，因為他們的反對毒品戰爭的目標不是他們宣布過的目標。他們把在國外打擊反叛組織和在國內進行社會清洗的計劃隱藏起來，將大量多余的人員，幾乎所有的都是黑人送進監獄，這使美國從30年前就成為世界上被關押的犯人最多的國家。
　　盡管從軍事層面說世界是單極的，但在經濟層面并不永遠是這樣。70年代初世界在經濟上回到三極時代，形成北美、歐洲和東北亞三個中心。現在全球的經濟變得更加多樣化，特別是在亞洲的經濟迅速增長之后，它們挑戰“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規則。拉丁美洲本身也開始擺脫這種桎梏。美國將拉美地區軍事化的努力是對這些進程的一個回答，特別是在南美洲，自從歐洲征服南美洲以來這是首次開始面對充斥美洲大陸的基本問題。南美洲開始走向各國一體化的運動，而傳統上它們是面向西方的，同時推動經濟關系和其他國際關系的多樣化。為了克服拉丁美洲的固疾也做出了一些嚴肅的努力，過去少數富的階層在貧困的環境中治理國家，使富人逃避責任，自己發財致富。這種情況與東亞完全不同。在東亞花很大的力量控制資本外逃。比如韓國在迅速增長的時期，資本外逃可能招致死刑。拉丁美洲的這些進程有些時候是由強大的民眾運動領導的，這具有重大的意義。傳統的精英在西半球超級大國的支持下對這些進程做出痛苦的反應。他們設置了巨大的障礙，如果實現其目標，那結果將極大地改變拉丁美洲歷史的進程，它的影響將超出拉美地區。
　　（《環球視野》摘譯自2009年9月28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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