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統治集團嚴厲控制新聞媒體的起因及目的

　　
　　一、美國政府要求利益集團嚴厲控制新聞媒體的起因
　　
　　如果由近代美國媒體史的發展以觀，60年代及70年代初之前是個階段，當時的媒體可以說乃是一個相對獨立，有一定公正性的中間勢力，它和“軍—產復合體”的統治階級并無太大的利益掛勾，因而遂能以相對中立的態度看待不正義的越戰，并對越戰進行批評。
　　
　　到了越戰尾聲，對于越南戰爭的失敗，美國的一些軍政要人不是認真戰爭本身的問題，而是怪罪于新聞媒介，普遍對侵越戰爭期間的“新聞失控”痛心疾首。尼克松曾經宣稱：“我們的最糟糕的敵人看來是新聞界！”于是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開始制定“兼顧新聞界與政府利益的政策”。
　　
　　代表了美國精英階層的“三邊委員會”曾特別就越戰引起的統治危機進行研究，研究題目乃是《民主體制的可統治性》報告結論中指出，“媒體已成為國家權力的明顯資源”，政府如果無法掌握媒體，“內則使得民主過度，使政府威信掃地；外則使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衰退”。
　　
　　或許正基于這樣的覺悟，美國于是在1970年代中后期通過大規模的媒體股權交換，建立起“軍－產－媒體”聯合的新結構來完成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從此以后，美國“自由媒體”的時代宣告結束，媒體與利益集團掛勾，并成為美國利益集團的御用宣傳機器的新時代開始來到。原先媒體敢于揭露軍特部門秘件，敢于抨擊侵略活動之勇氣，最終在1960年到70年代初，被一種新的“共識”及“政治正確”所收編。
　　
　　普利茲獎得主巴迪姜在《媒體壟斷》這部著作里，即對美國當前這種“軍－產－媒體”聯合的新結構做了詳盡的分析。
　　
　　二、美國利益集團控制下的各大御用媒體的報導模式
　　
　　關于美國媒體被政府控制之后對新聞事件的“論述模式”，當代美國語言學大師杭士基曾先后以《加工制造同意》、《必要的幻象：民主社會的思想控制》、《改變潮流》、《恐怖主義文化》等四本討論美國媒體之著作，闡釋美國媒體早已成為美國政府的宣傳機器。
　　
　　杭士基教授介紹，美國媒體對事件的報道模式及其使用的語言最常見的有兩種：
　　
　　其一是“排除模式”——不去問該問的問題，一則在國際上逃避責任，另外則是在國內誤導美國人民的思考模式。美國媒體的這種“排除模式”，早已發展成一種不必媒體老板交代即會自動出現的新“政治正確”。
　　
　　其二則是“選擇性的包含”及“誤訊”。
　　
　　杭士基教授在這四本討論到媒體控制的著作中，曾對80年代后，美國的媒體宣傳及控制有過詳細的討論及分析。
　　
　　例如，媒體會自動地設定出誰是“有價值的受害人”，或誰是“無價值的受害人”。當它要丑化某個國家時，就會從該國找出“有價值的受害人”。但若是美國的朋友，或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庸屬國，縱使再多人受害，媒體也將無動于衷，因為他們是“無價值的受害人”。
　　
　　就以眼前的事情為例，庫爾德人分布于中東各國，在伊拉克所受待遇最佳，在土耳其則所受待遇最慘，但因土耳其為美國之庸屬國，縱使再多庫爾德人被殺，也都只是“無價值的受害人”；伊拉克對庫爾德人最好，但因伊拉克的反美，遂使得美國不斷慫恿庫爾德人反叛并使之成為“有價值的受害人”，美國甚至協助土耳其至外國綁架庫爾德人領袖，但美國媒體卻對這樣的行為無所置評。
　　
　　美國政府對媒體的管制由此可見。易言之，這等于他們在決定什么人的死亡與受害是有價值的或無價值的。塞爾維亞人及伊拉克人的死亡當然沒有價值。
　　
　　例如，美國媒體已愈來愈習慣于報道新聞時，將什么話題“排除在外”及“包括進來”。
　　
　　就以波灣戰爭為例，美軍有一個工兵旅即用挖土機挖出壕溝，而后將伊拉克傷兵用推土機推進壕溝，主流媒體居然視為理所當然地不予報道；對美軍轟炸造成伊拉克平民至少25萬人死亡則輕描淡寫。
　　
　　有關近年來的南斯拉夫動亂，美國為了分解南斯拉夫，媒體也一面倒地丑化塞爾維亞人，對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以及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對塞爾維亞人的屠殺不予報道。
　　
　　前些年美國媒體配合政府，將“科索沃解放軍”定位為“恐怖分子”，到了后來，則又被視為“正義斗士”，標簽的任意變換，原因在于以前美國主要以肢解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為目標，設若當時也將南斯拉夫固有領土科索沃包括進來，勢必造成南斯拉夫嚴厲反對，而使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問題亦無法解決。
　　
　　而今前面的問題業已解決，已可進一步分解南斯拉夫，為了合理化自己，于是昔日的“恐怖主義”立即翻轉成了“正義斗士”。
　　
　　完全根據自己的策略而決定將別人貼上什么標簽，媒體都能充分配合地采取必須的畫面和報道視角。這些乃是選擇性的“誤訊”，在這個媒體發達而人民健忘的時代，借著媒體來加工制造同意，已的確愈來愈容易了。
　　
　　二、控制新聞報道的終極目的
　　
　　管制新聞報道的終極目的，則在于“說服公眾，使人民了解敵人的邪惡，支持美國政府政策的舞臺，進而達到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和武力沖突之目的，并使這一切都有高貴的理由。”
　　
　　杭士基在《恐怖主義文化》里特別指出，當年的“伊朗－－尼游丑聞案”可以說乃是一個最特殊且成功，甚至“希特勒的助手戈培爾及斯大林都會為之大笑”的案例。
　　
　　當時國務院為了替顛覆及侵略制造民意基礎，特地在國務院下秘密設置“公關室”，展開一個代號“真理作業”的“心理戰計劃”，由“國安會”主控，“將宣傳當作機密消息”發給媒體，為了如何掌控媒體，他們于85年3月，甚至草擬了一份厚達15頁的備忘錄。
　　
　　那是近代美國借著掌控媒體而制造民意的最成功的經驗，此后更是無往不利。
　　
　　媒體時代，媒體的結構性掌控，以及借著媒體而塑造出固定的論述及修辭模式，也就等于塑造出了政治的議程及民意。掌控媒體也就掌控了概念、語言、人們談論某個問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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