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發展與第三世界的依附性陷阱

田文林

縱觀世界，一個普遍存在但又令人困惑的現象是：幾乎每個國家都在競逐富強，渴望趕超別國，但最終結局卻差之天壤。許多國家早就開始現代化（如拉美國家），至今卻徘徊在發展中國家行列；還有一些國家啟動現代化很晚（如韓國），卻日趨躋身發達國家俱樂部。國際經驗顯示，很多國家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后將會面臨兩種前途：一種是進入“黃金發展期”，即保持較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最終成為發達國家；另一種是陷入貧富分化、政局動蕩、有增長無發展的“拉美陷阱”。中國改革開放30年，恰好到了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回顧其他國家經濟成敗經驗教訓，對中國未來發展不無裨益。
總體來說，導致各國發展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關鍵的還是發展思路，不同的發展思路導致不同的發展道路和制度設計，最終使國家命運出現巨大差別。凱恩斯就曾說過：“錯誤的經濟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歸屬。因此，與利益相比，更危險的其實是思想。”[1]
國家發展戰略主要涉及兩個彼此相關的重大問題：什么是國家財富的基本來源？采取何種戰略達到國家富強目的？對于國家財富之源的探討，在西方經濟學史上曾出現過重農主義(認為農業是創造財富的主要來源,重點發展農業，以法國的魁奈為代表)、重商主義(將貨幣視為財富象征，將商業和外貿作為致富手段,主張只賣不買或多賣少買,以英國的托馬斯·孟為代表),以及強調工業發展的“重工主義”(將工業視為財富來源,以英國的亞當·斯密為代表)。在現當代，重農主義早已銷聲匿跡，但類似重商主義（重視外貿和賺取外匯）與“重工主義”（注重本國產業發展）的思路分野則一直延續至今，并體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一種是經濟自由主義（世界主義），它主張各國根據本國條件進行國際分工，各種生產要素在世界市場中自由流動，國家間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等等，其理論代表人物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人。這種發展思路導致的是出口導向戰略；另一種是經濟民族主義，它強調自主發展，力主國家干預和民族產業保護，其早期代表是美國的漢密爾頓和德國的李斯特，由此導致的是進口替代戰略。這兩種發展模式到底哪種更能實現國富民強，或者說在何種條件下使用何種模式，歸根到底要靠世界各國發展成敗的實踐進行驗證。
 
一
 
歷史經驗表明，民族產業是國家財富之源，保護民族產業是西方國家實現富強的必經之途。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有一個共性特征，就是這些國家深切認識到民族工業才是國家富強的源泉，它們為促進本國工業發展，都采取了“先保護，后開放”的政策，最終走上富強之路。
英國是世界上首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經濟發展遙遙領先當時的其他國家。從發展思路看，英國工業能夠脫穎而出，最根本原因就是英國率先認識到發展本土制造業的重要性，并采取相應政策，扶植和壯大民族工業發展。
在16、17世紀重商主義盛行歐洲時，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等很多國家紛紛將金銀等貴金屬等同于國家財富，把貨幣多寡視為國家強盛標準，因此其政策重點是發展對外貿易，開采和掠奪殖民地金銀。英國曾是重商主義的故鄉。但它率先突破這一觀念束縛，逐漸認識到本土制造業才是國家富強的根基和衡量國家戰略能力的最有效尺度。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英國政府采取各種舉措保護和壯大本國工業，議會多次頒布法令，扶植本國工商業，排斥外國商品的競爭。1699年英國勒令愛爾蘭的羊毛只準運往英格蘭；1720年英國禁止印度棉布進入不列顛；再后輝格黨內閣重新調整關稅，鼓勵本國工業品出口，限制外國商品進入，甚至在國內實行限制性消費政策。[2]英國在本國紡織工業立足未穩時，對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國公民判以斷其右手，再犯者處以絞刑；在教區牧師證明裹尸布系國貨之前，禁止將死人下葬。[3]在這種發展思路和政策扶植的大背景下，英國工商業最終脫穎而出。到18世紀末期，英國工業已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最有效率的生產者。用保羅·肯尼迪的話說：“英國是第一個長出腿的青蛙卵，第一個變為青蛙的蝌蚪，第一個跳出池塘的青蛙。”[4]即使到了1900年，英國仍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生產國。[5]
需要指出的是，工業生產是一種社會化大生產，它需要巨大的外部承載空間，為其提供銷售市場和原材料，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分工起源于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是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6]英國本島面積狹小，無論消費能力，還是原材料供應，都難以滿足英國大工業發展需要，急劇膨脹起來的英國工業生產力，亟需打破國家邊境藩籬，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配置。在此背景下，英國由貿易保護，轉而大張旗鼓地宣揚“自由貿易”。1846年，英國取消對進口農產品征收保護性關稅的《谷物法》。當時的英國首相皮爾坦白說：“在發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們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們還會怕競爭嗎？”[7]三年后，貿易保護主義的另一條約《航海條約》也被廢除，到1860年英國所有貿易和關稅限制被單邊取消。直到1931年大蕭條最嚴重時止，英國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政策。[8]
英國推行“自由貿易”的目的是建立一種以英國為中心，其他國家為附庸的不平等交換關系。早在1650年，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就曾指出，“自由貿易使地球上不少地區自動向我們進貢。”他還描繪了一幅英國眼中的“全球化”場景：“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場，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則遍布東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的棉花地長期以來培植在美國南部，現已擴展到地球每個溫暖地區。”[9]
英國推行自由貿易的另一個不便明說的目的，是借開放市場將可能成為競爭對手國家的工業消滅在萌芽狀態。主張世界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英國議員亨利·布魯阿姆1815年曾公開稱：“為了將外國工業扼殺在搖籃里，英國工業品出口就是有些損失也是值得的。”[10]10年后，另一位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國會議員也強調，“大陸工業應趁其蓓蕾之時加以剪除。”[11]后來150年的事實也表明，英國經濟戰略的目的“就是把自由貿易作為一種武器，反對其他主權國家的經濟政策”。[12]
英國能夠在幾百年間處于世界經濟格局上游，占據世界霸權地位，成功之道就是“先保護，后開放”。更準確地說，是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結合，而且以前者為主。[13]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曾指出，“英國向來有一個牢不可破的準則，認為一個國家只有用工業品來交換農產品與原料，只有進行這樣的國外貿易，才能達到最高度富強。這一準則在當時、而且直到現在仍然是英國國家的一個秘密，以后從未見公開提起，不過實際上卻是越來越認真地在堅決執行。”[14]
英國率先實現工業化后，卻“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他上來”。[15]因此它給后發國家開出了“自由貿易”這種以鄰為壑的有害藥方，但法國、德國和美國等國最終抵住英國的誘惑和壓力，清醒地認識到民族工業才是財富之源，并效仿英國“先保護，后開放”發展模式，最終成功實現自主性發展，成為世界產業鏈上游國家。
法國開始十分迷信英國開出的自由貿易藥方。1786年法國與英國簽訂《伊甸條約》，用農產品換工業品，沒幾年就造成農民破產，其結果是導致1789年法國爆發大革命。拿破侖后來痛切地認識到：“在世界當前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涂地。”[16]他還認識到，把工業與農業力量結合在一起，遠比單純的農業國要強許多倍。為此，拿破侖對內扶植和保護本國工業發展，對英國實行“大陸封鎖”政策，防止其工業品流入歐洲大陸。法國工業由此大有起色。波旁王朝復辟后，英國首相坎寧親自到法國游說，企圖讓法國重蹈“自由開放”覆轍，但法國這次不再上當。久經世故的法國大臣維萊耳答復坎寧：“如果英國在工業上處于高度的先進地位，可以容許比以前更進一步的國外競爭，那是符合英國自己已經看得很清楚的國家利益的。但是法國的工業還沒有達到充分發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業獲得保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保護制度目前對它說來是不可少的。等到將來時機成熟，法國工業有了進一步發展，可以容許國外競爭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時，他(維萊耳先生)將毫不遲疑，學習坎寧先生的榜樣，使法國可以從中獲得利益。”[17]這樣，法國堅持產業保護，對抗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結果與英國一道躋身上游國家行列，實現了自主性發展。
德國也曾經走了一段彎路。19世紀50年代前，德國各界對英國自由主義模式十分推崇，大學里更是將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自由貿易理論奉為圭臬。但當時也有明白人，這就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嚴厲批判自由貿易理論，并闡發出一套適合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思想。他指出，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程度高低不同，而亞當·斯密理論卻無視這種差別，要求相對落后的德國同發達的英國通過自由貿易進行競爭，無異于讓一個小孩同一個成年人去角力。因此李斯特強調，為維護本國經濟發展，德國必須實行關稅保護政策。這種政策可能會暫時犧牲一些眼前利益，但卻使將來的利益獲得保障，換來更寶貴的財富生產力的成長。針對斯密反對國家干預的觀點，李斯特辛辣地諷刺道，如果不受國家干預的經濟是最高效率的經濟，那么原始野蠻時代的經濟就應當是生產力最高、最富足的經濟了。[18]可惜李斯特的理論當時無人問津，他本人后來也郁郁而死。
到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陷入蕭條，并影響到德國和奧地利，德國這才意識到遵循英國開出的藥方弊端嚴重，并開始放棄自由貿易模式，采用李斯特理論，進行關稅保護，保護國內工業，使德國經濟由此有了明顯改善。19世紀70年代，德國工業與英國工業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隨后三四十年里，這一格局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德國在鋼鐵、煤炭、鐵路等領域趕上英國。[19]19世紀中葉德國很多地區與英法相比仍很落后，但到1900年，德國卻成為一支主要的經濟力量，1850-1913年德國GDP增加5倍，人均收入增加250%，其中很重要一個原因是德國對內實行共同商業政策，對外實現統一關稅。[20]即使到二戰后，西德經濟之所以快速發展，同樣是堅持將李斯特主義作為政策指導理論，而不采納美國人試圖輸入的新古典主義。
美國的發展過程更具典型性。美國開始是英國殖民地。從維護“中心—外圍”經濟格局考慮，英國不允許北美殖民地從事任何工業，讓其一直充當英國工業的原料產地。1750年北美殖民者要在馬薩諸塞州建立一家制帽廠，引起英國議會極大猜忌。英國宣稱在北美任何一種工業都“妨礙公眾”。甚至到1770年，威廉·皮特仍聲稱，在殖民地區連一只馬蹄釘也不準制造。[21]在南北戰爭中，英國之所以支持南方，就是因為南方愿意依附于英國工業體系之下，充當英國紡織業的“棉花地”角色。
但美國開國領袖卓有見識，一開始就強調要發展本國工業體系。華盛頓在就職當天，特地穿了一套國產衣料制成的服裝，由此明確告訴后人，美國應該謀求自主性發展來實現國家富強。他提出，政府有責任和義務促進購買國內商品，美國人的利益應置于首位，每個公民都應該不失時機地購買美國商品。他提出“給美國的產品以及織物以明確的優先權，無論這些產品出自誰手，只要不成過度的昂貴或極不方面。”華盛頓甚至提上用國家的款項來經營制造業。[22]曾擔任美國獨立后首任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更是一位堅定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他在1791年完成的《關于制造業問題的報告》中，提出兩個重要觀點：一是實行產業保護，二是進行貿易保護。[23]他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年輕國家不能與英國這樣的老牌制造業國家競爭，主張新興國家的工業應該享受“政府的特別資助和保護”[24]。他公開指出，促進本國制造業的目的，就是“使美國不依賴外國來獲得軍事和其他方面必不可少的供給”。[25]杰斐遜（美國第三任總統）本來是個自由貿易論者，但經歷了1812年的美英戰爭以及英國禁運和封鎖物資教訓后，杰斐遜得出了與漢密爾頓同樣的結論。他開始質疑“國家的首要利益是獲得利潤還是維持生存？”并主張“我們對所有外國的制造業產品征收禁止性關稅，同時為審慎起見，在國內建立制造業。”他還號召所有美國人“在凡能得到同等的國產紡織品的地方決不買外國貨，不管價格有何高低。因為經驗已經教導我，制造業現在對于我們的獨立，就像對于我們的舒適一樣必不可少。”[26]而林肯（1861-1865年任美國總統）的說得更加直白：“我對關稅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這樣一個常識，即如果我們購買進口產品，我們得到商品，外國人拿到錢；如果我們買國產商品，那么我們不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錢。”[27]這種關稅保護思想在學術圈內也得到積極回應。19世紀80年代，賓州大學規定他們的經濟學教授必須持反對自由貿易態度。可以說，在長達一個多世紀時間里，即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國會中主張保護美國新興產業、成長期工業以及弱小工業的政治勢力一直占據上風。
在經濟民族主義思想引導下，美國采取了一系列相應措施保護羽翼未豐的美國工業。1789年第一屆美國國會成立后最早通過的兩個立法（關稅法和噸位法）均與保護國內市場與制造業有關。1792年，美國會通過第二個關稅法，對鋼鐵制造業實行完全保護，對葡萄酒和烈酒等產品關稅提高50%，對瓷器、玻璃制品、火器等征收15%從價稅，對進入美幾乎所有制造品征收10%關稅。1816年，美國會通過新的關稅法，對幾乎所有外國制造品征收從價稅，這是美國會首次專門為保護國內制造業而提高稅率。美眾議院議長亨利·克萊提出了一系列國內經濟改革、關稅保護以及促進工業發展的計劃，他稱之為“美國制度”。美國經濟就是在這種30%進口關稅的銅墻鐵壁的保護中，從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長的成年期。[28]1897-1901年任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后來指出：“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國；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礦產國；我們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這一切都緣于我們堅持了幾十年的關稅保護政策。”[29]由此，美國通過反抗英國統治、贏得南北戰爭勝利，以及民族產業保護，最終擺脫了成為英國打工崽的命運，在20世紀初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現代資本主義》一書的作者不無感嘆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生的美國人已經很自然地將美國看成是自由開放市場的大本營，他們覺得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應該是不言而喻的；此時，他們不會知道，歷史上的美國政策曾與自由貿易大相徑庭，完全屬于貿易保護主義。”[30]
這些國家即使到今天仍處處以本國利益至上，設置種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限制其他國家產品進入，最大限度地保護本國產業和市場，尤其是對高附加值產業領域（如高科技和金融行業）保護措施更是嚴格。法國在2004—2006年期間規定對11個重要產業和20家大公司給予特別保護，以限制外資并購；加拿大也在其《外國投資審查法》和《加拿大投資法》中對若干重點敏感產業限制外資進入，以保護國家安全。此外，德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在工業法、外匯及外資外貿等相關法律中，對外國投資影響國家安全事宜進行了規定。一向自詡自由開放的美國僅2006年就對113個外國投資案件進行了審查，審查數量比2005年增加74%。美國2007年7月26日公布的《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規定，對外資收購“重要基礎設施”及外國“國有企業”的收購進行國家安全審查，并將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數量由8個擴大到11個。美國至今不允許外國控股美國銀行，中國銀行在美國連銀行執照都拿不到，但這并不影響美國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沃勒斯坦曾指出：“事實上，美國才是全球最不開放的市場，他有各種標準、行政限制，但美國卻要求全球的其他市場要開放。這就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日常政治主題。”[31]
 
二
 
西方國家一旦成功躋身“發達國家俱樂部”，不約而同地效仿當年的英國，有意忽略更適合后發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一味宣揚經濟自由主義。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當代表現，則是美國竭力推崇的以減少政府干預、進行私有化、開放市場、實現自由貿易為主要內容的“華盛頓共識”。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甚至成了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礎。[32]許多發展中國家只看到西方國家富強與自由開放的表面聯系，對其發達的真正源泉（民族產業）和成功訣竅（先保護，后開放）渾然無知，忽視本國產業保護，簡單地將對外開放視為國家繁榮的不二法門，奉行“只開放，不保護”政策，最終陷入西方期待的依附性發展陷阱。
在18-19世紀英國鼓吹自由貿易時，當時很多國家落入了英國編織的陷阱。[33]西班牙、葡萄牙、波蘭、俄羅斯等國都曾身體力行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用自己的農產品交換英國的工業品，委實過了一段價廉物美的好時光，但由于沒有認識到保護和發展本國民族工業的重要性，這些曾經強盛一時的國家最終走向衰落。
西班牙曾是歐洲制造業中心，紡織業、冶金業和造船業等一度十分發達。但西班牙統治者在指導思想上奉行重商主義，錯誤地把金銀視為國家財富，并致力于掠奪海外金銀，對本國工業缺乏足夠的保護意識。據統計，公元1521-1600年間，西班牙掠奪海外黃金達200噸，白銀18.6萬噸。到16世紀末，世界貴金屬開采中的83％為西班牙所得。[34]金銀大量流入，等于貨幣投入激增，導致物資相對短缺，通貨膨脹嚴重。政府片面地把原因歸于向殖民地輸出貨物，于是禁止向殖民地輸出西班牙貨物，這在當時是個得到多數人擁護的英明決定，但卻使西班牙工業失去了國際市場，并因得不到發展而日趨萎縮，將其國內和殖民地市場拱手讓給了英國、法國、尼德蘭等國。后來，西班牙干脆放棄產業發展，用美洲金銀來購買外國貨物，結果西班牙無形中滑落到產業鏈下游，成了“中心區國家與西班牙殖民地之間的一個相當被動的傳送帶。”[35]殖民強國葡萄牙的處境與西班牙非常類似，最終也成了空忙一場的英國附庸。一位葡萄牙史學家1908年曾尖銳地指出：“巴西的黃金僅僅是經過葡萄牙而在英格蘭拋錨卸船。這是為了支付英國供給我們吃穿的面粉和布匹。歌劇和信仰構成了我們的工業。”[36]葡萄牙只是因為擁有巴西這樣富饒的殖民地，才使其勉強維持與英國的貿易交換，維持了半邊緣國家狀態。
那些沒有海外殖民地的國家經濟處境更慘。奧斯曼帝國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當時無論幅員還是資源，都算得上“巨無霸”。它在生產力水平遠較西歐落后的情況下，貿然與法國等多個國家簽訂條約，給予它們貿易特權，結果使其成了西方廉價工業品的龐大傾銷地和原料產地。17世紀30年代以后，英國在奧斯曼帝國的市場已占據優勢，雙方間形成了“一種強制性的貿易互惠主義，這種狀況使奧斯曼帝國同受英國監護的殖民地沒有什么兩樣”。[37]這種使奧斯曼帝國淪為邊緣地帶的貿易關系，卻得到帝國內部依靠出口原料獲利的強大買辦階層的支持，而得以繼續維系。到19世紀后期，連奧斯曼帝國財政也完全被西方控制。奧斯曼政府每年僅向西方支付年金、利息和償債基金，就相當于帝國年總收入一半，帝國財政瀕臨破產，被迫將某些收入控制權轉讓給由外國債權人代表組成的國際機構。一位法國觀察家說得十分露骨：“奧斯曼帝國的存在就是為了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就是讓一切繼續下去和支付債券。”[38]奧斯曼帝國與西方經濟接軌的最終結果，卻是帝國國力被逐漸掏空，成了人見人欺的“歐洲病夫”，直至被徹底解體。
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華盛頓共識”在第三世界（俄羅斯、拉美、中東和非洲）風靡一時。當時很多人并未意識到其中許多假設是錯誤的。[39]事實證明，接受這種模式的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均出現嚴重問題。
拉美是最典型的例證。20世紀七、八十年代，許多拉美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走了一條“外資主導型”的開放道路，依靠廉價勞動力和開放市場等比較優勢吸引西方資本進入。外資進入的確令拉美國家GDP在短時間內高速增長，但這種增長基礎并不牢固，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外資被抽走，這些國家便會迅速出現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倒退。在拉美國家中,阿根廷最早以應對經濟全球化為目標制定了新的發展戰略,但也是最早陷入全面、深重發展危機的國家。20世紀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為3797美元,相當于當時美國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國和德國都高。但是,一個世紀后,阿根廷卻成了一個“災難國家”:經濟出現負增長;外資銀行處在破產的邊緣,準備撤出阿根廷;停止償還1500億美元的外債;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個世紀前的3797美元幾乎減少45%,僅僅超過拉美5個最窮的國家。[40]墨西哥在20世紀60年代是是發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國家。但1981和1994年金融危機使其一蹶不振。而西方資本巨鱷則借機掠奪其多年積攢的國家財富（西方稱之為“剪羊毛”）。有關數據顯示，盡管拉美在過去20年間付出艱巨努力，但這個地區的情況并沒有比20年前有什么好轉。拉美的貧富分化是世界最嚴重的，有80%的當地民眾生活在貧困之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比1980年增加了4000萬。[41]由此出現了專門形容這種瓶頸現象的專有名詞——“拉美化”。有人將拉美形容為“被切開的血管”：“自發現美洲大陸至今，這個地區的一切（土地、人、自然資源及人力資本）先是被轉化為歐洲資本，而后又轉化為美國資本，并在遙遠的權力中心積累。”[42]拉美現象（有人稱之為拉美陷阱）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悲劇的縮影。
從理論角度看，第三世界之所以始終難以突破“玻璃房頂”，躍升到發達國家行列，與不平等交換關系的維系息息相關。沃勒斯坦指出，發展中國家由于工資水平低下，其剩余價值率明顯高于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工資差異，導致了國際間價值的無償轉移，形成了富國剝削窮國的不平等格局。[43]正是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使西方國家內部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得以被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剝削所代替，并由此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壓迫國家與被壓迫國家。一位英國學者早就曾指出：“在帝國主義宗主國里，工人們比較優越的地位，與殖民地勞動群眾的貧困，在日常生活上的對比不那么明顯和公開。帝國主義國家的大多數工人都不知不覺地在剝削殖民地人民。”[44]這種不平等交換關系一直延續至今。發達國家之所以繁榮富裕，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能夠不斷從第三世界汲取營養。當前南北差距不斷拉大的事實，證明這一切所言非虛
這樣，保持第三世界存在（即始終保持不發達狀態）就成了發達國家繁榮富強的前提。斯塔夫里亞諾曾指出，“壟斷資本主義今天仍然象在19世紀一樣，苦于財富與收入分配不均。這就導致了消費者的需求不足以吸收現有生產設備的全部產品，而剩余資本尤其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因此，第三世界作為原料來源、剩余資本的市場以及近來作為外遷工業尋找廉價勞力的避難所的重要性越發增加了。但是，第三世界只有在仍然是世界市場經濟一個組成部分時，才能履行以上這些任務。正如過去一樣，保證第三世界依然存在，乃是今天西方反革命戰略存在的理由。”[45]換言之，西方國家是最不希望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成功的。由此不難理解，對那些真心向西方學習，準備走自主性發展道路的國家，西方國家為何想法設法進行阻撓和打擊，以致歷史上經常出現“學生向老師學習，但老師打學生”的怪現象。
西方國家竭力向第三世界國家兜售“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等錯誤藥方（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稱之為“魔鬼的配方”），目的就是消滅這些國家相對較弱的工業發展能力，使其永遠處于依附和外圍地帶，維持少數發達國家剝削多數不發達國家的局面。據《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披露，二戰后美國專門向發展中國家派出一批披著“經濟學家”外衣的經濟殺手，故意給這些國家開出錯誤經濟藥方，最終使其依附于美國。[46]
 
三
 
“發達與不發達”之分，其實就是各國在世界產業鏈中所處位置及財富分配量的差異。正像自然界存在金字塔型的食物鏈一樣，“等級性的（而且是分布在不同空間的）勞動分工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一個永恒的要素。”[47]歷史經驗表明，越是處于產業鏈上游位置的國家，就越能用高附加值產品交換別國的低附加值產品，越能分配和享受到更多的財富，最終成為發達國家。而一旦陷入產業鏈下游位置，只能靠低附加值產品交換別國高附加值產品，分配到微薄的勞動成果，最終只能成為強國的打工仔。這些下游國家盡管會因資本拉動和廉價勞動力，會在某一階段出現繁榮表象，但大量事實表明，這種繁榮無法持續，更無法使國家真正強大，并由此形成發展經濟學中常說的“中心—半邊緣—邊緣”格局。因此，對世界產業鏈上游位置的爭奪，構成了國家間角逐的核心內容。“世界體系中經濟活動地位的（更換以及相應的）特定地理區域的變換，是一個永恒的要素”，這種變化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國家盛衰的“變動”。[48]
而從兩類國家現代化成敗事實來看，現代化絕非一個凱歌行進的發展過程。只有那些真正認識到民族產業在國家富強中的重要性，并竭力扶植其發展的國家，才最有可能躋身發達國家俱樂部，而那些不注意保護民族產業，錯誤地將GDP和外匯理解為國家財富的國家，可能在某一個時期因資本拉動和廉價勞動力發展速度最快、風頭最勁，但卻無法持久，最終結果卻是始終在低水平徘徊，并成為西方國家的依附國。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靠出口低附加值產品，或發展房地產業之類真正實現國家富強。
中國對外開放30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但帶有重商主義色彩（賺取外匯，對外貿易）的出口導向戰略，雖能使GDP短期快速增長，賺取大量外匯，卻無法促使產業升級。目前這種戰略引發的問題已日漸嚴重。據報道，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控制21個產業。每個對外開放產業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沒有民族工業發展壯大，中國不僅失去國家富強的基本源泉，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也將失去拓展平臺。長此以往，中國難避重蹈拉美國家的依附性命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超越賬房先生式的狹隘視野，學會用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的戰略眼光看待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就此而言，加大保護和升級本國民族產業，應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
                 此文發表于《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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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故意遺忘的經濟學家—李斯特”，wwww.1911cn.net/bbs/topicother.asp?t=5&boardID=19&id=54431
[2] 張宇燕、高程：《美洲金銀和西方世界的興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頁。
[3]（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著，王玫等譯：《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譯序，第4頁。
[4]（美）保羅·肯尼迪著，蔣葆英等譯：《大國的興衰》，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頁。
[5]（美）托馬斯·K·麥格勞著，趙文書、肖鎖章譯：《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頁。
[6]（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8頁。
[7] 王東京等：《走出重商主義的藩籬》，《中國青年報》2001年9月2日。
[8]（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
[9]《大國的興衰》，第189頁。
[10]（德）李斯特著，陳萬煦譯，蔡受百校：《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1頁。
[11]《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81頁。
[12]（德）威廉·恩道爾著，趙剛等譯，歐陽武等校：《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7頁。
[13] 朱天飚：《比較政治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頁。
[1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308頁。
[15]《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307頁。
[16]《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69頁。
[17]《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312頁。
[18]《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150頁。
[19]《石油戰爭》，第15頁。
[20]（美）托馬斯·K·麥格勞著，趙文書、肖鎖章譯：《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頁。
[21]《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87-88頁。
[22] 王曉德：《美國早期歷史上的經濟民族主義及其影響》，載《南開學報》2006年第1期。
[23] 樊勇明：《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頁。
[24]（美）彼得·帕雷特主編，時殷弘等譯：《現代戰略的締造者：從馬基雅維利到核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頁。
[25]《現代戰略的締造者：從馬基雅維利到核時代》，第223-224頁。
[26]《現代戰略的締造者：從馬基雅維利到核時代》，第231、233頁。
[27]《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5頁。
[28]《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8頁。
[29]《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5頁。
[30]《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第345頁。
[31]高粱：“歐美日貿易保護措施嚴格”，www.wyzxsx.com/xuezhe/gaoliang/showArticle.asp?ArticleID=47.
[32]（美）霍華德·威亞爾達著，劉青、牛可譯：《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頁。
[33]《現代世界體系》第2卷，第241-242頁。
[34] 鐘慶：“西班牙帝國衰落的啟示”， http://biz.cn.yahoo.com/050826/16/c94o.html
[35]《現代世界體系》第2卷，第239頁。
[36]《現代世界體系》第2卷，第248頁。
[37]（美）斯塔夫里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05頁。
[38]《全球分裂》，第215頁。
[39] 這些假設包括：經濟自由化能促成一個有活力的企業家階層；經濟自由化將興起一批對發展有益的金融機構；自由化導致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私有化導致企業經營效率提高；私有化和政府改革會制止腐敗。等等。參見霍華德·威亞爾達的著作：《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第139-141頁。
[40] 董正華：《阿根廷新自由主義失敗教訓》，載《科學決策》2004年第9期，第11頁。
[41]《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第143頁。
[42]（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著，王玫等譯：《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第2頁。
[43]《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第178頁。
[44]帕姆·杜德著，蘇仲彥、桂成芳、希明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300頁
[45]《全球分裂》，第488頁。
[46]（美）約翰·珀金斯著，楊文策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廣東經濟出版社，2006年版。
[47] （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呂丹等譯：《現代世界體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頁。
[48]《現代世界體系》第2卷，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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