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強大俄羅斯的序曲

【俄】魯斯捷姆·瓦希托夫　著　李瑞琴　摘譯 

《國外理論動態》 2008年第2期
 

     
　　編者按：
　　2007年11月7日，《蘇維埃俄羅斯根》刊登了俄羅斯哲學副博士魯斯捷姆•瓦希托夫撰寫的《布爾什維克是偉大俄羅斯的建設者》一文，以紀念十月革命90周年。該文以歷史分析為基礎，認為十月革命是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和俄羅斯民族的自我拯救、強大的辯證統一。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
　　
　　11月7日，偉大十月革命紀念日——是真正的愛國者的節日，它絕不僅是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節日，是任何熱愛偉大的俄羅斯、為其遼闊土地、歷史和成就而自豪、堅信它有更偉大未來的人的節日。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初期正好處在蘇維埃時期，我清楚記得慶祝這個節日時的場景。當時最深刻的記憶就是紅場閱兵式。威武的坦克、軍車、火箭牽引車等，在站在觀禮臺上的蘇聯領袖們、激動的游行者和電視機前觀看這一切的數百萬蘇聯人民含淚注視下，隆隆駛過列寧墓，士兵們神情堅毅地挎著槍。各地都進行著各種慶祝活動。這是一個真正強國的真正的軍事實力。每個觀看11月7日閱兵式的人都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帝國控制著半個地球、對抗著大洋彼岸幻想榨取人類血汗的貪婪財閥和敵人的威脅、是第三世界苦難人民的保衛者和救星、并向他們提出人民民主的現代化方案代替在世界資本主義邊緣茍且度日。
　　我認為，廢除這個節日的人，不能稱得上是愛國者。
　　
　　二
　　
　　的確，從我們經過的歷史道路的高度回頭看1917—1921年的事件，我們可以說布爾什維克建設了一個偉大強國，這個強國不止是歷史上的俄羅斯國家——俄帝國在地緣政治和文化上的繼承者，而且在實力和世界影響力上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不讓別人指責我有偏見，我們來看看無論如何也說不上對蘇聯有好感的作家索爾仁尼琴，他在著名的《給蘇聯領袖的信》中說：“蘇維埃外交徹底擺脫了這些軟弱性（沙皇外交的軟弱性。——作者注）。蘇聯外交敢于爭取并實現自己的目標，這是沙皇時根本做不到的。蘇維埃國家的成就可以說是很輝煌的：……在過去50年中從國內叛亂的廢墟中崛起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世界在其面前顫抖。”要反蘇分子和革命前舊秩序下的理想主義分子親口承認蘇聯的政治成就，太難了！這是事實，是得到了歷史證明的。我們回憶一下，國家政權從臨時政府轉到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和選出的機構——人民委員會后建立的蘇維埃俄國，剛開始只是比俄國中心區域大一點。烏克蘭、白俄羅斯、土庫曼斯坦、高加索都建立了獨立國家，俄國南部、西伯利亞和遠東還沒有歸屬中央政府。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還沒有在俄國掌權，在自由主義的二月分子半年的平庸統治之后，統一的俄羅斯國家已不存在了，赫伯特•威爾斯說，布爾什維克掌控了一條要下沉的船。起初十月武裝起義只是在已奪取的個別城市實現了革命，對前俄羅斯帝國的其他區域基本沒什么影響，而這些地區的政治領導人也根本沒想過要建立獨立的國家。
　　經過三年國內戰爭后，1921年布爾什維克實際上已成功把前俄羅斯帝國的領土都聯合到了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的政權之下，除了波羅的海沿岸、芬蘭、波蘭以及比薩拉比亞和西烏克蘭的部分地區。當時也試圖在芬蘭和波羅的海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沒有成功。原因是白衛軍幫助了波羅的海沿岸的民族主義者“捍衛獨立”，白衛軍口頭上支持“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羅斯”，反對“烏克蘭獨立分子”，實際上卻支持他們，而協約國發誓保證俄國的利益，實際上是想從俄國分一杯羹。1918年2月，愛沙尼亞民族主義分子在尤登尼奇白衛軍、芬蘭軍隊和英國艦隊幫助下，把紅軍驅逐出愛沙尼亞，1919年尤登尼奇正式承認了愛沙尼亞獨立。愛沙尼亞民族主義者投桃報李，把被打敗的尤登尼奇部隊扣留在集中營，他們多數死于寒冷、饑餓和傷寒。
　　波蘭也是如此，革命的俄國也嘗試把波蘭納入蘇聯，波蘭本可以成為蘇聯的一個共和國，重新回到因二月革命而退出的帝國空間，但在圖哈切夫斯基率領下的進軍以失敗告終。
　　布爾什維克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政治天才和直覺。為實現目標，他們采用兩個新舉措，即群眾實踐創造出來的蘇維埃和聯邦制。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提過蘇維埃。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說，資產階級革命后俄羅斯必須建立西方那樣的自由民主制度，實行議會制和多黨制等等。
　　是人民的能力和創造力造就了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只是及時地了解到，對于保存有農民心理的俄羅斯革命群眾來說，蘇維埃制度像是村社的大會，對士兵和工人來說，它比西方議會制更親近和更好接受。這就是當時的情況。隨后白衛軍承認，他們的主要錯誤之一，就是機械模仿俄羅斯農民和工人不了解也不需要的西方政治模式。聯邦制也是同樣的情況。當今的白色愛國者熱衷于惱怒地叫喊說，從單一的帝國變成包括地區民族國家的聯邦國家，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安置了一顆威脅俄羅斯領土完整的“定時炸彈”。
　　實際上恰恰相反，布爾什維克挽救了瀕臨瓦解的、在1917—1920年間已經被民族邊境地區的政治分離主義者破壞的俄羅斯。1917年2月，帝國的瓦解激起了民族主義情緒，芬蘭和波蘭已經開始分離，波羅的海地區和烏克蘭也試圖脫離俄羅斯。不能對人們的民族主義情緒置之不顧，只能重視這些情況并與他們進行一定的妥協。這個妥協就是聯邦制，這是在革命時期建設中央和地區間的相互關系時自發形成的。在當時情況下，這是保存大俄羅斯政治空間的惟一方法。白衛軍的死板也在于此，他們到最后都不愿意與非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運動妥協，不明白原來的制度已經不可能了，需要尋找更加靈活的國家形式（而像1918年尤登尼奇承認愛沙尼亞獨立那樣的妥協，還是在協約國盟友的壓力下實現的，就更加沒什么價值了）。布爾什維克再一次表現出巨大的靈活性和策略，非此就不能成為強國的建設者。
　　一些最敏銳的俄羅斯愛國者雖然對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沒一點好感，但是看到布爾什維克不顧自己的國際主義甚至世界主義言辭，把國家統一了，就支持了布爾什維克。他們作為愛國者的主要原則是：祖國的利益、幸福、完整及政治與軍事實力比某個愛國者與國家的統治體系之間的主觀分歧更重要。1920年，一戰英雄布魯西洛夫將軍和一些沙皇總參謀部高官向布爾什維克投誠并參加了紅軍，他們公開號召俄羅斯軍官加入紅軍，為“俄羅斯母親服務”。大約同時，積極的白衛軍和君主主義者舒利金說了句名言：白衛軍的思想爬過了國內戰爭的戰線……進入了紅軍，布爾什維克認為他們是在為國際而戰，實際上是在為偉大的俄羅斯而戰。
　　同年，即1920年，高爾察克政權的前思想家、右翼立憲民主黨人烏斯特里亞洛夫提出了民族布爾什維主義的口號，承認布爾什維克是維護俄羅斯不受協約國侵略的國家力量，是在為俄羅斯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創造新生活。烏斯特里亞洛夫在文集《為了俄羅斯而戰斗》（1920）中寫道：“從俄羅斯愛國者的觀點看，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能夠把革命的熱情和混亂融入這一嚴格清晰的獨特國家制度形式中，從而提高了統一的俄羅斯的國際聲望，分化了外國朋友和敵人，對這段時期的俄羅斯民族事業是有益的。”烏斯特里亞洛夫的這些想法，很快在布拉格僑民中得到了響應，布拉格出版了《路標轉換》，號召僑民返回蘇聯、幫助建設新的俄羅斯國家。
　　運動領袖之一、前右翼立憲民主黨人克柳奇尼克夫在《路標轉換》的社論中這樣號召在國外的俄國知識分子和白衛軍殘余：“要接受俄國發生革命的事實，承認革命是俄羅斯民族的特點，不再把俄國發生的一切說成是大災難，不再妨礙‘祖國和人民為了更美好的未來而斗爭’。”成千上萬的人響應了這個號召。僅1921年，就有121843名僑民受路標轉換派號召的鼓舞，返回俄聯邦。他們成了“專家”：工程師、醫生、軍人、大中學校教師。由于他們的努力，遭受國內戰爭浩劫的國家最快進入了正常、和平的生活軌道。路標轉換派在俄國內的非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中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他們的領導人是出版《俄國》雜志的列日涅夫。 
　　如果說，在20世紀20年代，這些話聽起來只是一些敏銳的政治思想家的奇談怪論，那么，到30年代尤其是到40年代后就顯而易見：布爾什維主義和強國不僅是相容的，而且正是布爾什維主義，能夠建設并已經建設了新的強國俄羅斯。記得，反蘇分子鄧尼金把1945年春天開進柏林的蘇軍稱為“俄羅斯軍團”。總之，在衛國戰爭期間大部分僑民都站在“護國派”——蘇聯的愛國主義的立場上，因為蘇維埃就是那時俄國文明存在的歷史形式，他們認為，在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斗爭中支持蘇聯就是支持俄羅斯。因而戰后，當社會主義制度和俄羅斯思想在“斯大林的紅色帝國”中實現統一后，除了被反共仇恨蒙蔽的人之外，所有人都清楚意識到蘇聯就是新的偉大的俄羅斯。

　　三
　　
　　同時還要說的是，起初布爾什維克沒有特別想要建立大俄羅斯國家。布爾什維克認為自己是全歐洲革命運動的一部分，認為俄國是歐洲邊緣地區的一個落后國家，被亞洲的殖民地拖累、受到腐朽專制制度束縛。列寧在《關于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寫道：“我們作為位于歐洲最東部和亞洲很大一部分地區的一個大國民族的成員，是絕不應當忘記民族問題的巨大意義的。”①顯然，列寧用“大國”這個詞，明顯有負面色彩。
　　看來，布爾什維克不缺少明確的民族自豪感，就像列寧在上述文章中指出的那樣，但這不是對大國的自豪感，而是對偉大的革命解放運動的自豪感。轉引列寧的話：“我們，大俄羅斯的覺悟的無產者，是不是根本沒有民族自豪感呢？當然不是！我們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我們看到沙皇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蹂躪、壓迫和侮辱我們美好的祖國感到無比痛心。而使我們感到自豪的是，這些暴行在我們中間，在大俄羅斯人中間引起了反抗……”②列寧認為的民族英雄中，沒有蘇沃洛夫、庫圖佐夫，沒有葉爾馬克或葉爾莫洛夫，而是拉辛、普加喬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和皮薩列夫。
　　1917年革命前，俄帝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主要是布爾什維克，都堅定支持俄羅斯帝國各民族的權利，支持充分的民族自決，這與邊疆民族解放運動者夢想著在俄帝國的廢墟上為各族人民建立獨立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
　　根據后來的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研究革命歷史的人通常認為，1917年，當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提出從資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口號時，根本沒有提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即沒有談建設俄羅斯社會主義強國。列寧在1920年自己的文章中首次聲明，由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結果，社會主義至少能夠在少數幾個國家建立。因此，列寧在《政論家札記》（1921）（我國翻譯文本為1922年。——譯者）中寫道：“我們向來篤信并一再重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③同樣，1917年，列寧說，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這個世界帝國主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發生，當政權由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轉交到工農兵蘇維埃手中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才開始。此后這個革命就將波及德國、法國、英國，最后是美國，這完全符合馬克思的論斷，馬克思說過，西方工業強國主要是英國、美國和法國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列寧在武裝起義前幾天寫就的《局外人的意見》中包含了他的詳細計劃，他宣稱：“俄國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敗，都取決于這二三天的斗爭。”④
　　1920年時列寧還相信世界革命已經臨近，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說：“只要有一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了勝利，就很可能發生一個大變化，那時，俄國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國家，而又會成為落后的（在‘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意義上來說）國家了。”⑤
　　的確，隨著世界革命的前景越來越虛幻，而恢復經濟的任務也變得越來越緊迫和嚴峻時，布爾什維克不得不漸漸變成俄羅斯的愛國者。
　　那時正是布爾什維克不顧自己的理論立場成了國家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正是布爾什維克再造和重建了國家體制，為什么會這樣？
　　
　　四
　　
　　當然，使1917年春夏分裂的俄國恢復統一的還有其他客觀原因。俄羅斯歐亞主義思想家（薩維茨基、特魯別茨科伊、韋爾納茨基、阿列克謝耶夫）指出，俄國的情況是獨一無二的。各族人民雖然在宗教、民族和語言上不同，在生活方式和政治傳統上又有很多相通之處。而且千年的共同歷史把各族人民聯系在一起，在大俄羅斯的領土上，從希徐亞人時期就開始不斷嘗試建立強大的多民族國家（希徐亞帝國、金帳汗國、莫斯科公國、俄羅斯帝國）。歐亞主義學者在說到俄羅斯時，寫道：“世代居住和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能夠達到的相互理解和兄弟融合的程度，是歐洲和亞洲各民族很難實現的。”
　　但是僅有客觀條件不能實現設想，還依賴于歷史主體的行動和努力。有時候情況很有利，但是怠惰、愚笨等會阻礙人利用有利的局勢，而有時候情況不太好，但目標卻能實現。歸根結底，二月革命和白衛的活動家們都是處在獨一無二的俄羅斯文明下，存在各民族融合和睦共處的有利趨勢，但事與愿違，他們沒有把四分五裂的帝國舊山河重新聯合起來，盡管他們滿心奔向這個目標，而布爾什維克起初并沒有想這樣做，他們是違背了自己的綱領、在時局的壓力之下才這樣做的。
　　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布爾什維克有列寧。我支持“英雄和群眾理論”，我明白，即使是最天才的歷史活動家也不能按照個人意志操縱歷史過程。歷史規律是客觀存在、不可漠視的。在有限的歷史自由“空間”內，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就能夠表現出自己的天才。列寧正是被認為是這樣的天才的和具有獨創性的政治家，甚至連他的敵人都不否認這一點。他擁有洞察力、天分，看問題靈活，當需要進行妥協時，善于和任何完全不贊同他意見的人協商工作。他能夠把戰術的靈活性與戰略的原則性結合起來。
　　在這方面，當時的俄國政治家沒有能和列寧相媲美的，就是今天也沒有。除此之外，列寧還善于組織、建設和創造。現在，在俄羅斯流行的反共產主義神話中，列寧被看成僅僅是破壞者。實際上，列寧像彼得大帝一樣，既是革命家也是庇護者。別爾嘉耶夫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在《俄羅斯共產主義的含義和起源》中寫道，列寧“集車爾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特卡喬夫和莫斯科大公、彼得大帝的特點于一身，……是極端主義革命家和國家領導人……當俄羅斯受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威脅時，列寧作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使俄羅斯人民和共產主義者遵守紀律……正是他用君主專制的方法，終止了俄羅斯的混亂和分裂。”
　　第二，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后俄羅斯的復興中，顯示了自己的作用和特殊性。那時一切左翼的黨——從社會革命黨人到無政府主義者，只有布爾什維克有強硬的紀律和擁有能絕對領導的嚴格的軍事組織。這不是偶然的。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倫敦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就強烈地捍衛章程，認為黨應該成為小型的專政國家，而馬爾托夫反對，他想把黨變為議會或辯論俱樂部。顯然，列寧那時已經預見到，當國家爆發革命和混亂時，只有這樣的黨能夠組織專政，沒有專政，就不可能遏制這種自發勢力。連布爾什維克的敵人都承認它的紀律性、政治意志和能力，不但如此，以這個黨為代表，他們也看到了列寧主義勝利的原因。例如，革命后移居國外的鄧尼金寫道：“除了布爾什維克外，全國沒有一個有效行動的組織有充分的力量，在力量角逐中表明自己對國家這個沉重遺產的權利。”
　　第三，布爾什維克成為統治者后，1917年后，廣大人民群眾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黨，成為自發的愛國者。當時所有的黨，除布爾什維克外（從立憲民主黨到社會革命黨）都是知識分子的黨。而俄國帝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就像我們注意到的《路標轉換》文集的作者，像思想家布爾加科夫、別爾嘉耶夫、司徒盧威等都遠離現實生活，耽于抽象的幻想，以虛無主義態度對待權力和國家。當政權落入知識分子政治家的手中時，他們在黨的會議、集會上、在報紙上是天才的政論家和報告人，卻不會為恢復地區、城市和國家的正常生活做最基本和必需的事。
       立憲民主黨領袖之一、已經移居國外的納博科夫很有說服力地寫道：“由于臨時政府的軟弱無力，半年后就使俄羅斯差不多全面崩潰了……”
　　這樣的渙散和無政府狀態后來籠罩著白衛軍的地盤，這些白衛分子是二月革命的領袖及其擁護者，根本不是君主制的擁護者。
　　布爾什維克最初寄希望于人民，盡管這些人拙嘴笨舌、不那么老練但是思想健康、有實踐精神、愿意和善于行動。根據黨綱本身的需要，布爾什維克不是在學生和教授中而是在工人和士兵中進行宣傳鼓動，他們中許多人昨天還是農民，帶有農民的敏銳和特點。1917年君主制度垮臺后，布爾什維克黨員人數增加了好幾倍，都來自于人民群眾，到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已經真正成為人民的黨。因此他們才有天然的愛國主義和國家、經濟的本能。
　　我們還看到，蘇聯很大程度上傾向于保守主義和俄羅斯民族思想，這主要發生在斯大林時期，不從下面補充干部是不行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在與其他黨派——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等的斗爭中的社會基礎是所謂的“列寧的召喚”，即來自于人民，在列寧去世的1924年從人民中入黨的青年人。而反對派的領袖和追隨者們都是在革命前入黨的舊制度下的知識分子，有著沙皇末期知識分子的所有負面特點——對國家無根據的虛無主義態度，不理解并且經常蔑視真正的人民。在這方面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很有代表性的對立雙方。托洛茨基是卓越的評論家和演說家，杰出的理論家，擁有一定的組織才能。
　　托洛茨基是國際水平的知識分子，懂得好幾種歐洲語言，在巴黎、倫敦和紐約都應付自如。但他不懂俄羅斯，不理解也不太喜歡俄國，只看見俄羅斯是落后的、“不正常的”專制國家。他憎恨俄國農民是“保守的”、“反動的”力量。對他來說，俄國只是通向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革命的跳板。然而斯大林是被人民當作“自己的”、“親愛的”人。1937年訪問蘇聯的德國作家福伊希特萬格在《1937年莫斯科》一書中寫道：“斯大林的確是與人民血肉相連的。他是農村鞋匠的兒子，一直和工人農民保持著聯系。我認為，他說著人民的語言，是比任何人都著名的國務活動家。”我們看到的是完全客觀的評判，我們相信：福伊希特萬格的書根本不是刻意辯護，在贊揚斯大林的同時，也有批評，所以在蘇聯出版后很快被禁了。
　　斯大林戰勝了托洛茨基，因為他是人民的、俄羅斯的和俄羅斯人的領袖，而不是歐洲的和國際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鮮活地體現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包含著人民的和民族的成分，布爾什維主義從世界革命的思想變成了俄羅斯的、甚至是大國的思想，新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思想。
　　早在20世紀20年代，薩維茨基就使用了“人民布爾什維主義”這一概念，他說，布爾什維克是有能力拯救國家的惟一力量，是廣泛的人民運動，因此是“人民布爾什維主義”，人民因此而追隨他們。薩維茨基把黨的高層為了世界革命而篤信的西方共產主義同人民布爾什維主義相比較，不能簡單地說布爾什維克領導了人民布爾什維主義，正是布爾什維克本身逐漸在人民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下完全變了樣，同時對列寧的靈活性和斯大林的民粹主義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個轉化的高潮就是20世紀30年代黨內理論派別間斗爭的結束，這場斗爭是穿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西方共產主義與人民布爾什維主義的斗爭。難怪卡拉-穆扎稱1937年是國內戰爭的最后戰役。
　　正是布爾什維克的能力使他們表現出真正的人民力量，這一力量保證了蘇聯從“努力把烏托邦變為現實的”實驗性國家變成俄羅斯的和俄羅斯人的偉大國家的延續。
　　
　　五
　　
　　今天所謂白色或右翼愛國主義者、民族自由主義者在指責布爾什維克時，常喜歡引用斯托雷平的話：“你們需要巨大的震動，我們需要強大的俄國。”從某些跡象也可看出，斯托雷平在國家杜馬上說的這些話，主要針對的是那時的自由主義和民族自由主義者，針對所有立憲民主黨人（的確，幾年后，在1917年2月那些人推動了俄國的震動）。要知道，布爾什維克在革命前的杜馬里還沒有那樣多的人。
　　但是，“歷史精神”的諷刺恰好在于，被自由主義者和親西方分子的平庸統治帶進死胡同的俄羅斯，只有經過巨大的震動，才能夠成為偉大的國家。一點也不錯，這是活生生的辯證法——只有毀滅俄羅斯才能建立強大的帝國，而摧毀者也是建設者。這樣的辯證法不僅表現在政治中，它隨處可見：只有經過對立面的轉化，經過死亡和復興才能發展。像黑格爾寫的那樣，播下種子，就要讓種子消亡，那樣才能變為另外的形式——禾苗，才能實現矛盾的合題，新的種子出現。而在1917—1922年，俄羅斯國家應該死亡、分解，以便重新激發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意志生命，重建更大和更強的國家。
　　因此，今天任何愛國者，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都應該承認11月7日是個節日，因為十月革命不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序曲，也是新的偉大俄羅斯強國的序曲。
　　
　　注 釋
　　① 《列寧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08頁。
　　② 同上第109頁。
　　③ 《列寧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0頁。
　　④ 《列寧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75頁。
　　⑤ 《列寧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頁。
　　［李瑞琴：中國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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