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是一場偉大斗爭，在這場偉大斗爭中，反霸斗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大背景下，歷史已經將中國推到這樣的位置上，即要么突破和砸碎霸權一統天下的局面，實現真正的戰略崛起，要么繼續匍匐在霸權的腳下或爬行在霸權后面，斷絕超越美國的一切念頭，甘心接受霸權的主導與支配。這個問題已經無法回避、難以化解，因此，進行偉大斗爭，理所當然要把反霸斗爭擺在突出的位置，面對霸權，矢志復興的中國人只能迎頭而上，這已毋庸置疑地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宿命。

　　一些人將這樣的情形當成悲劇，視為巨大的負擔，為此而憂心忡忡、寢食難安，竊以為，這實在是一種嚴重的戰略軟骨癥。事實上，任何崛起都是不破不立，都是在巨大的歷史性的破土中誕生出新高地或新高峰，不經過一場浩大的洗禮淬煉，以為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實現崛起復興，完全是異想天開癡人說夢！

　　因此，我們應該從積極意義上理解與領會偉大斗爭中反霸斗爭的作用及影響，充分認識這個斗爭助力于國家統一、助力于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意義，它不是民族復興的負資產，恰恰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磨礪砥石，只有在此磨礪的基礎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才能真實可信地確立起來，否則就有可能成為人造幻境，難以取信于人。

　　一、要高度重視對美斗爭的主動權

　　中國共產黨已經贏得了極大的歷史主動，這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個黨掌握了新銳的思想武器，在理論上樹起牢固的大旗；鑿開了通往未來的社會道路，中國民族的歷史前途綻現燦爛光明；構筑了具有濃厚中國特色的制度體系，中國模式與中國范例在全球范圍內膾炙人口、令人嘖嘖稱奇；古老的中國在文化上綻現出新的生機與活力，中國式的現代化在“形”與“神”兩個方面都十分飽滿充實。

　　這一切都說明，當代中國已經獲得歷史與未來極大的主動權與主導權，這個歷史主動既是中國共產黨的，也是中國人民的，從更高意義上說，這個主動還為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必將在中國歷史上寫下輝煌的一冊。因此，一個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呼之欲出、隱然已成勢成型，在全球范圍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力與影響力。

　　但是，獲得歷史主動并不意味著在一切事情上都主動了，什么事情都能順水順風、可以直掛云帆了，如果有誰這樣以為或者這樣立論的話，那一定就要陷入庸俗“歷史主動”論的泥坑。相反，在現實的矛盾沖突中，還有許許多多巨大的難題與挑戰需要應對克服，需要歷險闖關，中美關系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事項。

　　現在，眾所周知的是，美國已經公開宣告并正在實施對華“戰略競爭”戰略。對于霸權的這一全球大戰略，中國抱著怎樣的態度呢，是熱烈歡迎、還是迎頭而上；是堅決反對，還是曲意回避？人們在思考這一事實的時候，不能不看到和不得不認識到的是，在駕馭中美關系、牢牢把握其戰略主動權、主導權的問題上，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與不足。

　　第一，必須正視而不能回避

　　當代中國的反霸斗爭已經到了不能回避和無法回避的時候了，應該直截了當和十分干脆地回應白宮當局所發起的對華“戰略競爭”，既不能對這個東西采取鴕鳥政策，也不能妄圖以修正主義的手法予以改性改轍，力圖使之無害化優良化。現在，任何試圖打動美國、感動美國、說服美國使之改弦更張的做法都無異于緣木求魚，而只能以堅決的斗爭來應對。

　　堅決打好對霸權的反擊戰，這是強化當代中國歷史主動的重要內涵，是大局之下所不能不做好的一項重要工作。一切愛國的中國人必須從戰略理性出發，深刻地認識到， 對美斗爭的戰略主動權是歷史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擁有這個主動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將得到強有力的助推，失去這個主動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遭遇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這是事關前途與命運的要害問題。因此，所謂的歷史主動，不但要統籌國內關系，不僅僅局限在理論、道路、制度與文化等方面，還應統籌國際關系，在戰略、格局以及全球力量均衡等各方面做好相應的塑造，所謂的歷史主動，就現實關系而言，就是內外兩個大局的歷史主動，二者缺一不可。

　　第二，反霸斗爭應力爭打主動仗

　　同當年的抗日戰爭一樣，如今的反霸斗爭也是一場戰略持久戰，也要在敵強我弱的基本態勢下進行長期艱苦的抗戰，要走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二者所不同的是，當年的抗戰只不過是八年，即便把東北人民的抗戰也一并計算在內，也不過十四年，但展望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斗爭，根據既往的歷史經驗來推測，這樣的斗爭遠非十年八年能告結束，可能需要長達百年的時間。

　　在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中國人民的反霸斗爭將始終處于抗戰的防御階段，在這一階段，霸權集團將挾總體上的優勢對中國發動全面的戰略進攻，發起全面的戰略圍剿，他們將力求通過速戰速決或者幾個決定性的戰役將中國打垮打趴下，他們注定要氣勢洶洶、不可一世，大有滅此朝食、勝利指日可待的架勢。媒體輿論上一切有關現在已經進入中美戰略相持的議論，一概都是無稽之談。

　　同當年的抗日戰爭一樣，戰略防御階段的中國必須貫徹積極抗戰的方針，最危險和最失敗的做法就是消極抗戰和片面抗戰，當年中國不能坐等日本侵略者的進攻，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貫徹敵進我進的方針，大力向敵后挺進，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這一做法在中美戰略斗爭的現如今也具有鮮活的借鑒意義，在今天的中美戰略斗爭中，我們也要戰略上向敵后挺進，要努力開辟新的戰場，要積極出擊，敢于打主動仗，而不能被動接球，局促在固定的戰線上或者固定的幾個要點上被動挨打。

　　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國有關方面經常談及的所謂“中國從來不惹事，也從來不怕事”的說法，在外交層面可能是很好的招牌與說辭，但在戰略層面則不應該這樣自縛手腳，而應該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應該是主動惹事、善于惹事。也就是說，在外交關系上可以美國發球中國接球，但在戰略斗爭中則不能這樣，而必須學會發球，而且還要把球發得越來越好才行。

　　第三，不能把“戰略競爭”單純化

　　以美國為首的霸權集團將他們所發動的新冷戰命名為“戰略競爭”，還放出了什么“該合作的時候就合作、該競爭的時候就競爭，該對抗的時候就對抗”的欺蒙話術，似乎是在搞戰略“多軌制”一般，好像美國發動的這個“戰略競爭”具有多么柔和、人性一面似的。這激起了某些人對“戰略競爭”種種旖旎浪漫的幻想。

　　應該說，霸權“戰略競爭”的狡猾性與毒辣性恰恰就體現在這里。這等伎倆，簡直如同獵人捕殺獵物的設套陷阱一般，比之那種直接干脆的一般性獵殺要高出很多，比之過去對待前蘇聯的“冷戰”戰略也高出了一定的檔次，坦率地說，從戰略水平的角度看，如今針對中國的“戰略競爭”遠遠高于當年的對蘇“冷戰”，相比于冷戰結束后一段時間盛行的“顏色革命”，對華“戰略競爭”也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因此，任何低估輕視“戰略競爭”的想法與做法都極其危險。作為美國的戰略對手，我們要充分地認識到，抗美反霸斗爭是大戰略，不只是經濟戰略，不能指望依靠GDP來解決問題，好像只要GDP或者經濟力量超過美國，美國的霸權地位就崩坍、美國就會對中國拱手相讓一般，事實將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即便有朝一日中國的GDP遠超美國，屆時美國還更將變本加厲地發揮其綜合戰略優勢集體來謀殺中國，將更急迫地力求從政治上、軍事上和文化上將中國壓下去。

　　因此，我們還要充分地認識到，中美之間的戰略斗爭不但要在中美兩國的雙邊之間進行，還要在全球舞臺上進行，中國必須基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基本的戰略背景，立足于全球舞臺打造世界和平反霸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借鑒當年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做法與經驗，同以美國為首的霸權集團做全面的戰略斗爭，而不能用更加開放的借口掩蓋這樣的斗爭。面向未來，中國既要更加對外開放，又要加強同霸權集團的斗爭，二者并行不悖、同步進行。

　　反霸斗爭還要在中國國內轟轟烈烈地展開，或早或晚，這是必然的歷史走向。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不搞好國內的反霸斗爭，經濟建設中就解決不了“卡脖子”和獨立自主、戰略自立的問題，就難以做到把關鍵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搞好國內的反霸斗爭，國內的政治生態就要受到嚴重干擾，就不會形成萬眾一心共筑我們新的長城的全民抗戰。因此，反霸斗爭還要在中國國內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領域里深入進行，必然要形成外抗強敵、內抗投降這樣兩條腿走路的戰略格局（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文章《民族復興與反霸戰略斗爭中的若干關系問題》）。一切愛國的中國人應該知道，不在中國國內問題上交出反霸斗爭的合格答卷，在對外關系與國際政治問題上也難以交出合格的答卷，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二、“不與美國對抗”論無法獲得主動權

　　自中美關系進入“戰略競爭”新階段以來，各種“不與美國對抗”論在中國相當流行，這些甚囂塵上的論調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否定反霸斗爭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在這個問題上，有的人用高舉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旗的辦法來搪塞，其辭曰，“中國要引領世界，就要從世界格局的角度出發，目標不是對抗美國，而是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不能只從雙邊關系來看中美關系，要從世界秩序的角度看”，用偷換概念的辦法來消解反霸斗爭；有的人則用給中國抬轎子的辦法來辯解，具體說法是，“要堅決避免與美國和西方滑向對抗”，“中國有很多對外博弈，但我們不是任何國家的敵人。敵意經常存在，但成為敵人卻是一系列互動的結果。中國這么大的力量，只要我們決心不做誰的敵人，對方就單獨完成不了與中國完全敵對關系的塑造”，把中美對抗關系歸咎于中國的主觀意愿（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文章《“不與美國對抗”論緣何能在中國流行》）。

　　應該說，“不與美國對抗”在中國有極大的誘惑力和感染力，許多人就此以為，這樣就可以讓中國卸下沉重的戰略包袱，規避巨大的挑戰風險，從而跳出或者跳過歷史前進道路一個可怕的陷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大的障礙與危險消弭于無形。應該說，這是這一論調在中國得以盛行的情感條件之一。

　　但是，我們認為，如此地這般回避反霸斗爭非但不能讓中國獲得戰略主動權，相反還將影響當代中國所擁有的既得的歷史主動，從而在根本上影響和干擾復興崛起的大局。具體根據在于以下幾點：

　　其一，回避矛盾

　　中美之間究竟有沒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的話，這些矛盾屬于什么性質，在中美關系中具有怎樣的地位與影響，這是必須搞清楚的根本性問題。

　　長期以來，一直都有人制造這樣的輿論，即中美兩國之間沒有矛盾只有分歧，沒有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兩國關系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完全是白宮歷屆當局誤判和誤解的結果，他們因為戰略“焦躁”而推行了錯誤的對華政策。因此，這些人堅定地認為，搞好中美關系的基礎仍然存在，條件也十分有利，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彼此分歧，只要白宮當局能夠回歸理性、回歸本性，中美關系就完全可以“重回正軌”，兩國就可以再現“風雨同舟”、“殊途同歸”的壯麗景象。

　　中美之間真的不存在矛盾而只有一些分歧嗎？

　　應該說，我們承認中美之間確實也有一些共同利益，而且我們還必須老實承認，這些共同利益對中國的影響與意義尤其重大，中國要通過同美國的貿易關系獲得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外部動力，需要來自美國大量的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更需直視而不容回避的是，許許多多中國人都因為中美關系這條紐帶而獲利發達，據此積攢下可觀的身家身價。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建立在上述這些“共同利益”的基礎上，中美關系也一度發展到較高的水準，兩國的政治高層也達成了諸多“戰略共識”，有些東西還以具有法律效力政治文件的形式加以固定下來，這些都是中美關系在過去幾十年間所積累下來的有形與無形資產。

　　但是，相比于中美關系中的一系列根本問題而言，上述這一切資產都顯得十分可憐難堪，都不過是水上浮萍、表面現象。中美關系的本質屬性并未體現在這些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的“共同利益”與“戰略共識”上，而體現在有關理論、道路、制度、文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在這一系列事關根本、事關本質屬性的諸般問題上，中美兩國都截然對立，存在根本性的矛盾，這一系列矛盾在中國還不能與美國并肩而立、并駕齊驅的時候也并不彰顯，但在中國快速發展表現出戰略上追趕乃至超越美國的時候，就急劇地得以放大和激化了起來，發展到現在已經出現壓倒覆蓋上述所有“共同利益”與“共識”的程度。

　　這些矛盾已經成為決定中美關系性質與走向的關鍵要素，而所謂的“共同利益”與“戰略共識”已經退居次要與附加的位置。中美關系的這種轉折性變化現在已經是進行時，既不是將來時，也不是過去時，對此任何回避都不過是毫無意義的掩耳盜鈴之舉。

　　第二，虛幻寄托

　　回避中美矛盾、主張“不與美國對抗”的人對改善搞好中美關系有很多寄托，除上述“共同利益”與“戰略共識”外，還對中美經貿聯系紐帶寄予厚望，認定這一聯系已經把中美兩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牢牢捆綁在一起，美國已經無法同中國“脫鉤”，這就給中國扭抱美國并同美國死打爛纏、始終糾纏一起提供了條件；一些人還對全球性共同問題信心滿滿，認定解決人類諸多共同問題，比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核擴散、疫情傳染病之類，美國無論如何也離不開中國，都需要中國的配合與支持；還有一些人更對“全球化”充滿無限的憧憬，認定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之下，各國之間的聯系只能越來越密切，霸權對中國的孤立、遏制與打壓舉措將在這一大潮面前被沖擊的七零八落、潰不成軍。正是基于上述這些指望寄托，所以他們對拜登當局所謂“戰略競爭”之下該合作時合作，該競爭時競爭，該對抗時對抗的說辭深信不疑，從這個意義上看，他們就是想繼續在美國的戰略指導下重塑與再造中美關系。

　　我們說，上述種種寄托與指望皆屬虛幻。首先是所謂的“全球化”即將分崩離析、煙消云散，指望起始于冷戰結束以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說主導推進的經濟全球化能進一步接納認可中國，根本就是妄想；其次是所謂“全球性共同問題”的重要性意義迫切性遠不能同霸權的全球領導地位與統治秩序相提并論，霸權主義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獨霸地位，一切代價都在所不惜，一切手段皆可使用，更不用說什么天氣變化、恐怖主義、傳染病之類了。至于什么中美經貿聯系紐帶，這個東西在商人眼里可能價值連城，但在戰略層面則一文不名，指望這個東能在戰略上捆綁美國，無非是撈救命稻草而已。

　　當然，對中美關系的虛幻寄托遠不只上述這些，有人甚至更為離奇地提出什么期待美中美兩國的中產階級能修復每況愈下的雙邊關系、用兩國中產階級重構中美共識，云云。不客氣地說，這就未免更是得病亂投醫了。

　　第三、妥協退讓

　　在霸權“戰略競爭”隆隆作響的戰鼓聲中貫徹實施“不與美國對抗”論，中美關系的實際進程就必然表現為美國緊逼中國退讓，不敢越過斗爭的紅線（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14年文章《中美“斗而不破”的命題荒誕無稽》）。坦率地說，這在中美戰略斗爭的防御階段倒屬于正常現象，面對強大與強勢的敵人，中國在戰略上必須以時間換空間、積小勝為大勝，不能指望現如今就全面打退敵人的進攻。但問題在于，霸權對我步步緊逼沒有止境，為達到遏制打壓中國的目的變本加厲而無所不用其極，我們不能讓他們的這個陰謀得逞，就是說，不能讓他們達成既定目的；在霸權的緊逼面前妥協退讓，如同飲鴆止渴，非死方休。因此我們必須在總體防御當中打好防守反擊，做到有所讓有所不讓，也就是說，面對霸權，一味強硬固然不對的，但一味妥協退讓也完全不對，這樣做的結果等于是將中美關系的主動權與主導權拱手相讓。有句哲學上的話講得很好，不破不立，在中美關系的發展進程中，中國必須敢于“破”、勇于“破”，這樣才能有所“立”，才能掌握一定程度的主導權，才能在戰略上獲取主動，不斷有效地改變自己的處境，否則，“不與美國對抗”就難以避免要墮落成“不敢與美國對抗”，就不得不在霸權的進攻面前步步妥協退讓，最后難免被敵人逼到墻角、逼進困境之中。

　　因此，中國有關方面提出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系，對此筆者完全贊同。事實上，中美關系絕不僅僅是“競爭”那么簡單，在“戰略競爭”的名義之下，霸權已經打定主意要同中國進行一場勝敗搏斗與生死較量，看看今天美俄關系的情景，就知道未來中美關系的大概。如果中國一味消極地奉行“不與美國對抗”政策的話，則只能讓美國屠殺中國的工作變得更加順手順利。

　　三、抗擊霸權，要辯證處理直接對抗與間接對抗的關系

　　中國不能躺平而任由霸權打壓宰殺，不能甘當獵物而不當獵手。連非洲草原上的羚羊在面對獅子獵殺的時候都要做相應的反抗，何況是中國這樣一個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大國，任何人想拒絕、否定或排除中國人民對霸權的反抗，都一概是徒勞之舉。展望未來，中華民族反抗霸權的偉大斗爭必然要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這個斗爭將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內涵，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缺少的步驟。因為一切秉持基本理性的人都知道，只要有霸權存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就要遭受根本性的破壞，全球的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要受到嚴重的挑戰與威脅，因此，抗擊霸權將成為今后一個時期人類社會的時代主題，也將成為中國歷史前進的戰略主題。

　　那么，在反對霸權的偉大斗爭中，中國究竟該怎樣抗擊美國呢？

　　第一，直接抗擊要堅決有力

　　抗擊美國霸權不能排斥或回避同霸權進行直接的對抗，尤其在軍事上要有不惜一戰、勇于一戰的決心，要以準備世界大戰的鮮明姿態對霸權形成強有力的戰爭威懾。

　　現在，有關中美之間是不是必有一戰的話題已熱議達十年之久，美國的軍政高官要員們動輒就叫囂要對華開戰，經常把同中國的戰爭掛在嘴邊，并且公開無誤地宣示，他們一直在策劃安排這場戰爭，這已經是人人皆知的事實。但在中國國內，有關這一問題的議論更多地落腳于戰爭打不起來，有人為此列舉了一系列的理由根據，什么只要有中美經貿關系存在，戰爭就打不起來；只要中美兩國能夠有效管控分歧，戰爭也打不起來；只要中國擁有足夠的核武器，美國就不敢對中國發動戰爭；只要和平與發展的兩大主題還在，中美就不該打不起來，等等，把中美不會發生戰爭的理由挖空心思地從各個方面、各國領域羅列出來。

　　我們認為，上述所有這些說法都因為一個理由而不能成立，那就是霸權主義者想要打仗。因為戰爭是他們維護世界霸權最直接、最高效和最管用的工具，任何人只要看看白宮當局的軍備預算規模，只要了解一下美軍的戰備部署，觀察一番美軍的全球行動，都會堅信“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這條顛撲不滅的戰略定律。見諸于中美關系的具體實踐中，則表現為美國武裝力量不斷發起危險的挑釁，導致兩國之間發生武裝沖突的危險與日俱增，尤其是在臺海、南海等海域，美國武裝力量一直虎視眈眈，擺出了一副隨時下手撲向中國的危險架勢。霸權集團對中國在軍事上躍躍欲試，在戰略上不允許中國實現超越，不能容忍自己失去霸權統治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戰爭能力就成為捍衛中國和平與發展的關鍵，可以說，當代中國的戰爭能力有多大，相應地，中國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就有多大，二者密切關聯，已經高度地捆綁在一起了。

　　因此，面對中美戰爭這樣一個課題，中國首先要能經得起戰爭的考驗，從精神意志到生命財產要都有承受戰爭破壞的能力，而不可“漁陽鼙鼓動地來，驚散霓裳羽衣曲”，更不可“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11年文章《當代中國能否經得起戰爭的考驗》）。在此基礎上，當代中國還要建設強大的現代武裝實力，做到有條件、有把握在中國周邊戰略的淺近縱深范圍內打贏任何一場戰爭，擁有可信的贏得戰爭的能力（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17年的文章《戰爭是檢驗國家實力的唯一標準》）。有了這樣的基礎與條件，中國直接抗擊霸權的斗爭才能做到堅決有力，才能實現戰略決心、精神意志與物質技術等幾個關鍵要素的密切整合和有機統一。

　　第二，要善于借力打力，走好間接路線

　　進行反霸斗爭，僅僅直接的對沖對撞還不夠，還要做好間接路線的大文章，這就是借力打力、揚長避短的戰略運作。

　　在揚長避短方面，現如今美國明顯的短板發生在經濟領域，中國的戰略優勢也匯聚在這個地方。在經濟上美國有兩塊突出的短板，一是制造業萎縮空殼化，二是美元貨幣虛擬化。

　　對于第一個問題，從奧巴馬以來的歷屆白宮當局都極力推動制造業回流，但迄今為止并未見成效，估計短期內也難以改觀，這給中國發揮制造業優勢乃至謀求高新技術上的軍備優勢提供了難得的契機。筆者估計，這個窗口期大約有十年左右的時間，這個時候開展大規模的軍備競賽，將迫使美國的經濟更加畸形。任何人都不要以為冷戰時期美蘇軍備競賽美國占了上風得了便宜，現如今也能再現再演，時過境遷，如今的美國已經失去了這方面的優勢，其制造業畸形的程度，已經堪比當年的蘇聯（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13年文章《中美如果軍備競賽，誰能撐到最后》），對于新的軍備競賽，如今的霸權也已到了欲進不得、欲罷不可的狀態，而在這方面，中國則有著明顯的優勢，近些年中國新銳和新質武裝力量的快速發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給美國帶來的沖擊也空前巨大。展望未來，中國應繼續加強這方面的步伐與力度，同時繼續做大做強制造業，占領全球現代制造業更多更大的比重，把立足國內的現代產業鏈打造等更加堅實可靠；

　　對于第二個問題，目前掀起的去美元化浪潮是非常難得的戰略契機，中國應該緊緊地抓牢抓好。作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作為世界外匯儲備第一大國，中國理應在去美元化發揮骨干和帶頭作用。以現如今美國的經濟實力而言，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比之于霸權的全球領導地位更加糟糕，而美元的地位無疑又是霸權世界地位不可或缺的環節，這個環節發生崩塌，必將強烈地沖擊美國霸權。現在，在去美元化方面，許多國家與地區都很積極，已經干的熱火朝天了，這是很好的勢頭。中國應該在這個問題上制訂全面、系統和長期的戰略規劃，應加強同廣大第三世界、非西方國家的聯合，把去美元化當做一個浩大的工程，連續打上多場大規模的經濟戰役、金融戰役，以看不見硝煙的經濟戰爭開啟反霸戰略斗爭的新戰線與新戰場。

　　在借力打力方面，霸權的敵人與對手眾多，白宮當局雖然把中國列為第一對象，但對于大大小小的各種挑戰者也不敢放松，更不敢放手，仍然如同五個手指按跳蚤，哪個都不敢疏忽大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立足全球舞臺借力打力，善于借用和借助霸權的敵對者來發動挑戰發動攻勢。

　　中國應該在軍事上扶持壯大俄羅斯，這一步已經到了需要堅決邁出去的時候了。此前中俄關系聚焦于戰略上背靠背，經濟上手拉手，目前看已經很不夠。烏克蘭戰爭不管以怎樣的結果結束，戰后的俄羅斯在軍事上都不會變得更強更壯，而只能顯得愈發虛弱。這樣的狀況更加不利于全球戰略平衡，也不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對此中國不應該坐視，而應該積極行動起來，一方面加強兩國在戰略安全層面的合作，一方面加強中俄兩國在武器裝備領域的聯合，甚至可以考慮直接向俄羅斯出售防御性的武器裝備。筆者一直設想，如果中俄軍事領域的合作能發展到中國可以自由使用鄂霍茨克及其周邊海域的水平，則將極大地改善中國面向太平洋的安全條件，從而使中國獲得空前有利的地位。

　　中國還應該在戰略上扶持伊朗、朝鮮、巴基斯坦等國家。發展同這些國家的關系，即能保障和改善中國的地緣安全環境，也能解決中國工業產能明顯過剩的問題，還可以讓中國在能源原材料來源方面得到相應的支撐，可謂一舉數得。在這方面，不能顧忌美國的臉色與態度，更千萬不能受一些公知們的所謂“白眼狼”理論所蠱惑，不能聽從他們有關這些國家對中國構成威脅的惡毒刮噪，曾幾何時，他們還大聲疾呼，朝鮮核爆炸使中國遭遇幾千年從未有過的巨大危險。現在看來，這些伎倆與把戲的居心是多么地叵測，又是多么地惡毒。事實上，這些國家戰略實力不斷發展壯大，對中國是強有力的戰略支援。

　　中國還要加大對東南亞、中亞等地區事務介入的力度 。這其中有些國家戰略上的向背至關重要，比如東南亞的越南和中亞的哈薩克斯坦，而有些國家的政治生態則直接關乎中國十分重要的安全利益，比如緬甸、蒙古等，對此，中國都應該主動發揮自己的影響，實施積極介入的政策，而不能搞對外關門主義，中國在經濟要對外開放，在安全關系與軍事聯系上也要對外開放，一定程度上也要放開手腳、大膽探索。

　　至于那些對中國深懷敵意、經常挑梁的小丑，比如澳大利亞、菲律賓等，中國既要有光明正大實施反制反擊的一手，也不能缺少暗中策劃和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一手，比如澳大利亞，這個袋鼠國家也有相當明顯的戰略性軟肋，中國完全可以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第三，要打造堅強的全球和平統一戰線

　　實施間接路線戰略，一個曾經著名的描述是，通向巴黎的道路，必先通過北京。現如今也是這樣，通往華盛頓的道路，首先要經過遙遠的巴西或者比勒陀利亞。中國應該借鑒當年推動世界革命實施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戰略經驗，把反霸斗爭當做一場新的戰略革命來對待，在政治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造全球和平統一戰線，以孤立、打擊和瓦解全球資本主義陣線。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的全球新擴張已經發展到了尾聲，曾經喧囂一時的“普世大潮”也在留下一片狼藉之后消退了，西方集團的核心地帶很可能將因為烏克蘭戰爭而迎來新一輪的大動蕩、大改組，要經歷相當長一個時期的混亂，這種狀況給中國構造、組織和領導全球和平統一戰線提供了新的機遇與空間。世界就是這么大，要么是我們去爭取，要么就是資本主義去占領。現在，如果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有什么新的戰略機遇的話，這就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

　　概括地說，把上述反霸斗爭中的直接抗擊路線法與間接抗擊路線有機結合，使二者交替為用，將演繹出有聲有色、十分精彩的戰略大戲，也將使中國在“戰略競爭”中獲得廣大的活動空間，獲得充分的主導權與主動權。

　　最后，我們所要強調的是，在反霸斗爭的全部過程中，中國應時刻準備以自衛戰爭粉碎霸權的侵略干涉，這一點，應該明白無誤地告訴全中國，告知給全世界。通過這樣的戰略主動，塑造當代中國可信的戰略威懾能力，打造強大的戰爭能力，從而粉碎和打垮霸權集團一切遏制中國扳倒中國的戰略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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