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錘得錘！
臺灣媒體7日報道，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長艾德梅納斯稱，相較于立陶宛脫離蘇聯以前經歷的，目前來自中方的壓力可謂“十分溫和”。
3天后，中國外交部宣布，決定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
原因是，“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反復交涉、曉以利害，宣布允許臺灣當局以‘臺灣’名義設立‘代表處’”。
不知道，這位立陶宛副外長是不是仍然感覺“非常溫和”。
要知道，召回中國駐外大使在中國對外關系史上并不多見。
上一次還要追溯到26年前的1995年。當時因美國政府允許李登輝“訪美”，中方召回了時任駐美大使李道豫。
專家分析稱，召回大使的舉動，是中方向立方傳遞“絕不接受”的明確態度。
立陶宛外交部回應稱，對中方此舉表示“遺憾”的同時，立陶宛“本著一個中國原則”，“決心”像歐盟和世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謀求與臺灣的互利關系”。
聽起來，立陶宛似乎打算一條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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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中方決定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
這是時隔26年，外交部再次作出召回大使決定，十分罕見。
往前追溯，1995年，由于美國政府允許李登輝訪美，中國召回駐美大使李道豫，直至美方承諾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后，李道豫才奉命返任。
1981年，由于荷蘭政府堅持為臺灣建造潛艇，嚴重損害了我國主權，外交宣布召回中國駐荷蘭大使，同時要求荷蘭政府也召回其駐中國的大使。隨后，外交部又宣布將兩國外交關系由大使級降為代辦處級。
這一次，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反復交涉、曉以利害，宣布允許臺灣當局以“臺灣”名義設立“代表處”，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僅有的3次召回大使舉措，都與臺灣問題有關。
這傳遞出一個清晰信號：中國政府和人民實現祖國統一的決心不可動搖，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紅線不容觸碰。
召回大使是現代國際關系中的一種重要外交舉措，一般情況下是作為一國對另一國表達強烈不滿，傳遞明確信號的一種手段。
由于各國之間召回大使的背景和政策考量不同，形式也會有所不同。有時召回大使會伴隨著外交抗議、降低外交級別、斷絕外交關系甚至宣戰，有時召回大使比較含蓄，宣布時會選用一些委婉的說辭。
此次中方宣布召回駐立陶宛大使，意味著短期內中立雙方的外交級別的實質性下降，由于沒有特命全權大使代表本國政府，短期內無論是中國駐立陶宛大使館還是立陶宛駐華大使館都不能完整開展業務工作，雙邊關系包括政治外交經貿等都會受到影響。
而中方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而不是直接宣布驅逐，實際上給了立陶宛面子和余地。在清晰表明自己態度的同時，也體現了我們“有理、有利、有節”的君子風度。
如果立方意識到問題嚴重性，及時采取補救措施，那未來雙方的外交關系會視情況逐漸恢復。但是，如果立方執迷不悟，繼續在臺灣問題上一條道走到黑，我們不排除會采取更多的外交手段，包括相互驅逐外交官、降為代辦關系，直至斷交都是有可能的。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告訴“補壹刀”，我們這次針對立陶宛的外交舉動是克制且明智的。
一方面，顯示了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決心，以及在雙邊關系交往中的紅線。
而且，此次表態不僅針對立陶宛，也是針對有歐洲有類似想借臺灣問題造勢的國家。除了立陶宛，近來歐洲一些國家也在臺灣問題上蠢蠢欲動，想要借臺灣問題炒作，這次針對立陶宛的舉動也是給這些勢力的警告。
另一方面，我們沒有采取驅逐外交官這種更強烈一點的措辭，也沒有直接把召回大使和降為代辦放在一起說，給我們后續的外交舉措留足了空間，也給立陶宛留下了充足的反思和改變余地，把立陶宛推到臺灣美國一邊不是我們的目的。
同時，對于立陶宛等國內部反對拿臺灣問題說事的人來說也是一個比較有利的信號，有利于它們國內對華政策辯論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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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立陶宛副外交部長阿多梅納斯接受了臺媒專訪，在采訪中他“深情”回憶了立陶宛與臺灣的歷史情感是多么深厚，立陶宛又是有多么“關心”臺灣人民。
這位副外長大概忘了，他們曾經向中國示好的時候，表現出的是另一副嘴臉。
2017年，立陶宛與中國簽署帶路倡議的諒解備忘錄，立陶宛方多次重申希望與中國建立經濟合作，甚至稱中國為“戰略伙伴”。2018年11月，時任立陶宛總統格里包斯凱特應邀前往中國訪問，被認為是國家外交的一個重大成功。
然而，從2019年開始，立陶宛對華態度急轉直下。
2019年2月，立陶宛國家安全部門發布年度安全威脅報告，首次提出“中國的間諜活動”成為立陶宛的國家安全威脅之一。
2019年5月，立陶宛舉行總統大選，獨立候選人瑙塞達當選新一屆總統。他在上任后立即表示，中國在該國克萊佩達建設深水港的投資可能損害該國的國家安全。
2020年，立陶宛國家安全部門又發布一份新報告，批評中國追求技術優勢。
2021年是中國與立陶宛建交30周年，然而進入2021年之后，立方的對華挑釁舉動卻愈發頻繁，性質也愈發惡劣。
今年1月，立陶宛以國家安全為由，決定禁止中國企業同方威視向立陶宛機場提供安檢設備。
2月，立陶宛政府降級參加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僅派交通部長斯庫奧迪斯出席。
5月20日，立陶宛議會通過涉疆人權決議，污蔑中國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繼美英加拿大之后，立陶宛成為最新一個認定中國在新疆實施所謂“種族滅絕”的國家。另外，決議還呼吁中國撤回香港國安法，同時在新疆和香港兩大議題上對中國指手畫腳。
兩天后，也就是5月22日，立陶宛外長蘭斯伯格斯正式宣布退出中國-中東歐“17+1”合作。
立陶宛在不斷惡化對華關系的同時，在臺灣問題上的小動作也越來越多。
就在今年3月初，立陶宛放風要退出“17+1”的同一時間，立經濟與創新部發言人宣布，立陶宛計劃今年年底之前在臺灣開設“貿易代表處”，以“擴大立陶宛和臺灣的關系。”
6月22日，立陶宛宣布援贈臺灣2萬劑新冠疫苗，成為首個向臺灣捐贈疫苗的歐盟國家。
7月5日，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長阿爾莫內特在采訪中表示，立陶宛預計今年10月或11月會在臺灣設立辦事處。
過了不久，臺灣也積極回應立方的“熱情”。7月20日，臺“外交部長”吳釗燮，臺灣也會很快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
吳釗燮得意洋洋地表示，“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是繼“”臺灣駐索馬里蘭共和國代表處”后，全球第二個以臺灣為名的代表處，更會是臺灣在歐洲地區設立的第一個以臺灣為名的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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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立陶宛與中國直線距離6230公里，和我們沒有歷史恩怨，沒有經濟糾葛。它的面積和我們的寧夏差不多，人口大約280萬。
經濟實力呢？加上歐盟的補貼，立陶宛的經濟體量大約是上海市的1/4，如果不考慮歐盟的補貼，就只有上海的1/6。
就這么一個歐洲小國，為什么偏偏就要充當反華的“跳梁小丑”？
美國，美國！
由于歷史原因，立陶宛一直缺乏安全感，尋求心安的方式不是反求諸己，而是對美國和北約有一份遠超其他歐洲國家的“死忠”。
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臺曾直言，立陶宛“希望它對中國的堅定立場能引起華盛頓的注意”，這是“傳達給拜登政府的信息”。
退出17+1是給華盛頓的投名狀，和臺灣建立代表處也是。
反俄，是立陶宛外交的另一特點。
立陶宛人喜歡將自己的國家稱為“前線”，并常與俄羅斯及白俄羅斯公開斗爭。
中俄關系日漸升溫，自然讓立陶宛心生不滿。
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后，立陶宛干脆不管不顧一頭倒向美國。
再加上，立陶宛領導人已經變得偏執。
新一屆立陶宛政府主要由中右翼政黨組成，意識形態集體偏保守。
2019年5月，立陶宛舉行總統大選，獨立候選人、經濟學家瑙塞達當選新一屆總統
2020年10月，立陶宛舉行國會選舉，希莫尼特成為立陶宛新總理。
而蘭斯伯格斯作為該國第一任總統的孫子，在立陶宛政壇的影響力無人可比。
瑙塞達、希莫尼特和蘭斯伯格斯，這三位立陶宛政壇的大佬都是親歐美、反中俄的。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滑稽：“中立關系急劇遇冷，卻與中立關系本身無關。”
似乎也不能完全這么說。
不少立陶宛人認為，它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沒有帶給自己足夠的實際利益和機會。
有俄羅斯媒體報道，立陶宛曾經希望得到一筆來自中國的大額投資，這些投資最后流向了白俄羅斯。
求而不得，于是翻臉。
這一輪對上北京，立陶宛估計已經在心里扒拉過小算盤，一旦真的激怒中國，它當然會受到損失，但程度有限。
因為它和中國的經濟依賴遠低于歐洲其他國家。
2019年立陶宛與中國的貿易額為13.5億美元，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僅占立陶宛外貿總額的不足4%。
然而，立陶宛這樣的國家恐怕負擔不起充當華盛頓反華“小白鼠”角色的后果。
像白俄羅斯網民說的：“這個向中國噴了這么多口水的立陶宛，已經不知道有什么其他辦法可以從它的美國老板桌子上弄到一些殘羹剩飯了。”
而且，華盛頓為了自身利益拋棄盟友的例子還少嗎？
顯然，維爾紐斯需要好好領會一下這句中國的網絡俗語：No Zuo N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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