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事件，以及香港中資媒體近來直斥英國情報人員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這個被國際情報機構視為兵家必爭之地的情報中心，似乎早在中環的摩登大廈、蘭桂坊的夜夜笙歌、維多利亞港的燈光輝煌中漸漸溶解。其實，在“東方之珠”外，香港還有另一個別稱——“東方諜都”。中環至金鐘的各國駐港領事館里出入光鮮的各色人員，混跡于蘭桂坊“老外圈子”的金發美女，都有可能是諜報人員。

　　二戰時期，香港曾與里斯本、卡薩布蘭卡并稱“世界三大諜都”。國共之間、中日之間、世界各大國之間的情報戰，都把香港作為主戰場。張愛玲的小說《色戒》中的女主角王佳芝，就是在這一時期隨學校從廣州遷往香港，并在此接受任務，刺殺后來讓她愛恨糾結的易先生。

　　二戰結束后，里斯本與卡薩布蘭卡的情報中心功能也隨之消失，香港卻因其特殊的政治與地緣價值，繼續扮演“東方諜都”的角色。國共內戰爆發，香港地處兩岸三地交匯處，又有眾多外國領事館駐扎于此，自然成為國共兩黨特工重要的情報戰場。直至1949年國民黨撤守至臺灣，中共建政，香港又成為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情報角力的樞紐城市。

　　二戰結束后，香港繼續扮演著“東方諜都”的角色

　　“外部勢力”真的存在？

　　今年以來，圍繞香港2017年普選產生特首的政改討論一直是香港的焦點話題，就是否“真普選”，建制與泛民兩大派別各持己見，民間也發起以“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的公民抗命行動。此時國際勢力的介入，無疑將對香港泛民勢力有所幫助。

　　英國外交大臣施維爾9月14日同時發表在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和中文媒體《明報》上的文章《選舉、民主和香港的未來》道出了英國出招的部分原因：英國有1000家左右的企業以香港為基地，香港的未來關系到英國的經濟利益。但施維爾沒有道出的原因是，英國方面仍希望通過扶植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延續其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影響力。

　　中方對此作出強硬回應：香港《文匯報》署名“徐庶”的評論文章，指出英國利用情報機構滲透香港內政等六條“罪狀”;一份報告曾披露，目前在香港廉政公署等機構內，仍有部分港英時期的官員任職，他們不時會對香港局勢有所影響。而本港政治勢力中，泛民與英國、美國的關系親密，曾有報導指出，親民主派的香港某著名媒體曾接受美國方面的資金援助，平時在輿論導向方面也向親美方向靠攏。

　　神秘的港英政治部

　　看起來，“外部勢力”似乎真的影響著香港的民主進程。從1949年開始，直到香港回歸前，一切圍繞著中英之間的情報戰，都繞不開一個神秘的老牌英國情報機構——港英政治部。

　　港英時期的警隊政治部，雛形初成于1934年，名義上隸屬于香港警隊，由警務處副處長指揮，實際上直接隸屬英國軍情五處(MI5)，主要責任為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多類特殊任務。

　　分布在香港的英方情報人員，向英國軍情五處三科負責，三科負責遠東情報，在香港、新加坡、新德里、堪培拉及惠靈頓設立五個辦事處。軍情五處的安全聯絡官辦公處設在駐港英軍總部內，遇到要事可無須通傳，直接謁見港督和警務處長。

　　1946年，政治部被納入香港警隊架構中。上世紀50年代中期，政治部大力收集中國等國家的情報，并且嚴密防范和偵察大陸方面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來自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在香港進行顛覆和間諜活動。最初，政治部只有200多位雇員，直到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港英方面要求政治部全力滲透左派人士，加強政治部人員配備。到上世紀80年代的高峰期，包括文職人員在內，政治部最多時達到1200名雇員。中方情報人員曾回憶，“六七暴動”最終暴露了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左派力量的部署與戰略考慮，將左派力量完全暴露，中方的地下情報工作也遭到嚴重破壞。

　　由于政治部工作高度保密，且英國情報機構對其他英聯邦國家也有類似機構，因此，直到今天，有關港英政治部的內部架構，仍然難以被外界知曉全貌。曾在政治部內部工作過的特工，所了解到的情況也只限于與其工作有關的部分，而且級別越低，了解到的內幕越少。

　　竊聽手段

　　直到今天，中英雙方的情報人員都承認，香港是雙方進行諜戰的重要戰場。英國方面在九七回歸前，曾以對中方情報人員進行長期竊聽、跟蹤、監視等手段獲取情報。

　　中英之間的情報戰，在九七年回歸之前，針鋒相對的兩個部門就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國方面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上世紀80年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后叛逃至美國)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里坦言，“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一職，真正的身份其實是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有關香港的第一手情況，往往是通過香港分社傳回北京，也承擔著中方的情報任務。

　　許家屯回憶到，當時港英政府對新華社香港分社內部的一舉一動都要進行監控，以至于分社成員開會、打電話向北京報告，都不得不跨過羅湖橋，回到深圳再行動，以防行蹤暴露，或電話被竊聽。

　　僅以竊聽手段為例，港英時期，政治部竊聽手段主要有三種。據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過，化名為“羅亞”的華人特工在回憶錄中記載，一是直接從電話線或機樓截取通話信息，這種方法須得到電訊公司的配合。但在技術發達的今天已極少用到;二是設法進入目標建筑，在室內安裝微型電子裝置，再在該建筑附近安裝收聽站把信號收回;第三種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方式，在目標鄰近樓宇單位鉆洞破墻，在墻內植入微型錄音器，直接接收信號。

　　港英政治部的竊聽手段，也被香港情報圈子的各路神仙競相模仿，回歸后的香港機要部門可謂難有半點私密性可言。

　　2005年，香港第二任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上任前決定將特首官邸搬到禮賓府。在禮賓府翻新裝修時，意外發現禮賓府內遍布竊聽器，時有港媒報導：“包括客廳、臥室以至浴室都‘不干凈’”。禮賓府在港英時期曾為港督府。九七回歸時，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拒絕入住禮賓府，名義上稱不愿將特區與殖民地記憶再做關聯，但有報導稱，董建華實際考慮的是，擔心英國方面在禮賓府內安裝竊聽器。禮賓府發現竊聽器后，曾蔭權拒絕對此事進行評論，但港媒曾報導，香港政府保安局在九七回歸后，徹底檢查過禮賓府，并移走所有竊聽器。如果報導無誤，此次發現的竊聽器當是九七后安裝進去的，這對港府的情報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

　　無獨有偶，就在同一年，解放軍駐港部隊大樓在裝修拆除一幅墻壁時，在墻身內發現竊聽器。位于添馬艦的解放軍駐港總部，前身是英軍駐港聯合總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搬入大樓前，解放軍方面已對該建筑進行過詳細探測，未發現任何竊聽裝置。

　　收買線人

　　港英政治部獲取情報，通常通過間諜、收買線人以及行動組這三種主要方式來完成。間諜常以英國駐港外交官、各大企業機構工作人員等身份做掩護。外交官通常以領事館三秘等身份為主，便于以體面的身份出入于上流社會，結交各方人士。一位前英國外交官曾回憶，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學茶藝，以便以“中國通”的形象出現在華人面前，一方面可以與華人找到共同話題，另一方面也會使對方降低警惕性。

　　政治部行動組收集行動情報，在信息尚不發達的年代，看上去比較老套。他們有時甚至會在香港與深圳交界處的羅湖口岸附近，探取游客傳聞。今天看上去很不靠譜的一些坊間謠傳，在大陸漫長的封閉歲月里，卻常常是港英第一手情報的來源，例如唐山大地震、四人幫垮臺等重大事件，在中國方面封閉消息的情況下，都是通過“游客傳聞”的管道為港英知曉。以至于當時有些政治部特工，在工作之余，把打探到的情報“邊角料”，寫成故事投稿給報社，以賺取外快。

　　收買線人這一管道，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工作特點。上世紀60年代，香港左派發起“六七暴動”，港英方面在左派工會中尋找的目標常常具有這樣的特點：“對屬于滿懷理想而獻身黨群的人而言，理想破滅或遭逢黨內權力斗爭、受到整治排斥打壓等情況，都會成為倒戈投敵的誘因，至于一般平凡人物，權力、色欲和金錢都足以摧毀大部分人的意志。”

　　在網絡發達的當下，通過“游客傳聞”獲取情報早已成為歷史，但通過高級線人刺探情報的管道卻一直活躍，而且深入香港的機密部門，近年來破獲的情報要案，屢屢震驚香港。

　　被香港媒體曝光、得到中聯辦證實的蔡小洪案即屬其中一例重案。蔡小洪在被秘密拘捕前，任中聯辦秘書長。他赴港前曾在《解放軍報》任記者，1989年調職到中聯辦的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從副處長做起，直到2001年升任秘書長。

　　據港媒報導，蔡小洪早在1995年就開始為英國情報機關服務，直到2002年，當時的最高國家領導人訪港，中國情報機構在一次例行的監聽行動中，意外發現英國方面對中國領導人的訪港行程了如指掌，由此展開秘密調查，最終發現是蔡小洪為英國情報機關提供機密消息，并涉及收受約600萬元人民幣的報酬。

　　英國情報機構在選擇線人方面可謂是煞費苦心。蔡小洪所任的中聯辦秘書長一職，可與中聯辦主任密切接觸，更有機會獲得中國領導人對香港問題的最高指示，同時也可利用職務之便，打通香港的三教九流。而且，蔡小洪家族成員深深扎根香港，可謂在香港工作方面根基十足。

　　據香港媒體報導，蔡家祖籍廣東普寧，一家三代都與中共在港的情報工作有深厚淵源。蔡小洪的祖父伍治之、祖母蔡楚吟，都是早年在上海活動的中共地下黨員。上世紀40年代，伍治之、蔡楚吟曾被當時主抓中共情報工作的周恩來派往香港，協助當時的港澳工作領導廖承志。蔡小洪父親蔡誠，原名伍毅鴻，幼年時與父母失散，在周恩來安排下在延安長大。后因從事地下工作改跟母親姓蔡。蔡誠1988年升任司法部部長之前，長期在廣東工作，1965年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曾兼任深圳口岸黨委書記。

　　由于蔡小洪級別高，當局拘捕蔡時精心部署。2003年7月1日國務院總理訪港后順道訪問深圳，按常規中聯辦官員要陪同前往，這是抓捕蔡的絕佳機會。蔡與其他官員一同上車，其間大家有說有笑。但大巴過了關后，蔡看到兩個陌生人跟隨上車，隨即有不祥預感，但他仍然鎮定地用手機打了一個電話。當時大家都沒有在意他在電話里講了什么，僅記得是說廣東話。惟事后得知，他的太太和孩子當天就乘坐飛機離開香港到英國。

　　蔡小洪案讓中方對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的潛伏感到震驚，并從2003年開始調整對香港的情報工作部署。蔡小洪案曝光后，中聯辦予以證實。中通社在2003年12月17日下午發放題為《中央駐港聯絡辦有關負責人談蔡小洪案》的新聞稿，引述中聯辦負責人說：“蔡小洪因涉嫌泄露國家秘密等違法犯罪行為，現由內地司法機關依法進行審查。有關部門近年來破獲的多起間諜案件顯示：外國間諜情報機關長期針對和利用香港從事征募、策反、竊密等間諜活動。蔡小洪案只是外國間諜情報機關在香港進行間諜情報活動的案件之一。目前，此案正在審理中。”2004年，蔡小洪在廣州秘密受審，被判有期徒刑15年。去年有消息稱他已獲假釋。

　　在蔡小洪之后，2003年又爆出前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鄭華的秘書、英國籍商人陳瑜林為英國從事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中方指控他在事關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期間向英國人泄露中方機密。許家屯也曾回憶到，當年談判時感覺中方的底牌總能被英國人事先知曉，頗感懷疑。

　　抓捕敵特

　　港英政治部在收買線人方面出手慷慨，自己內部的安保工作卻極為成功。據許家屯回憶，港英政治部多年來，內部架構幾乎密不透風，外界極難通過間諜方式滲透其中。政治部偶爾與中方進行情報合作，卻對中方并不信任，結果導致慘劇發生。1955年4月，載有中方官員與中外記者前往印度尼西亞參加萬隆會議的印度航空公司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被臺灣國民黨特務安置炸彈炸毀，成為轟動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許家屯說，當時中方已事先截獲信息，提醒英方注意提防，但英方不信，結果出事。

　　新華社香港分社想在港英政治部安插間諜，也是難上加難，唯一的高層關系就是上世紀60年代被曝光的“曾昭科案”。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提到曾在港英警隊里任高級警司的“廣東省某省級官員”，就是曾昭科。

　　曾昭科

　　據公開資料介紹，曾昭科于1925年出生于廣州，祖籍滿洲旗人。曾昭科在小學畢業后來香港，在父親曾希穎安排下，跟兄長入讀九龍華仁書院，畢業正值香港淪陷，故此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后來轉到京都帝國大學攻讀經濟。大學時代，曾昭科接觸左傾思想，熟讀由德文翻譯過來的日文版《資本論》。

　　1947年，畢業后的曾昭科回到香港，加入香港警隊并受到重用。他晚年的學生、著名企業家王石曾提到，曾昭科曾在牛津大學接受訓練。

　　曾昭科在香港警隊內因破獲要案而深得賞識，傳言是中方派出一位名媛施展美人計，又以重金相許，使他終被當時的大陸方面雇傭為間諜，套取港英方面的情報。若非后來事情敗露，很有可能成為首任華人探長。

　　1961年的中國國慶節，港英方面做出常規戒備，當天下午，幾名行色匆匆的旅客從大陸返回。負責收集“游客傳聞”的港英方面值班人員，因為還沒完成任務，就從這批旅客中隨意攔住一名男子打探情況。這名男子行蹤正常，“唯有一矚目之處是右脛足踝以紗布包扎，外穿破鞋，紗布染滿積漬血污，狀似傷員。”

　　在盤問中，港英特工并無發現異常，但發現該男子離開時走路一如常人，絲毫沒有受傷跡象，于是將其追回，帶到“黑屋”中繼續盤問。在把包扎紗布拆開后，終于在層層包裹下發現了一片僅有火柴頭大小的微型底片。

　　當時的政治部還沒有足夠的技術設施沖印微型底片，就將其交給英國軍情五處(MI5)沖印，發現內容為特工指令和對過往事件的總結，從內容與行文方式看，明顯是同行中人的手筆。經過一番逼供后，這名男子終于供出，與他在香港方面接頭的，正是當時的助理警司曾昭科。為避免打草驚蛇，政治部速戰速決，動用竊聽、跟蹤等手段人贓并獲，僅五天就把曾昭科擒拿歸案。

　　但是受到職務等級的限制，曾昭科并沒有向中方提供關于政治部的核心信息，所出賣的信息不外乎港英層面的高官背景等資料。曾昭科于1962年被遣送回大陸，其后定居廣州，于1978年復辦的暨南大學擔任外語系教授、系主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董事會名譽主席，曾先后獲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1984年獲廣東省六屆人大增選為省人大常務委員會副主任，至2001年離任。

　　解散與復活

　　隨著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開始，香港回歸逐漸成為定局，英國方面也開始著手準備解散港英政治部。據《羅亞回憶錄》記載，當時港英為了避免這些前特工人員、尤其是華人特工被回歸后的中國方面收買以掌握英國情報，開出了不菲的遣散費，還有部分特工取得了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的國籍或永久居留權。

　　除此之外，英國方面還將部分特工就地安插在本港的政府機構、重要組織里，如銀行、馬會、ICAC等。據香港媒體《亞洲周刊》今年5月刊發的一篇報道，在一份北京關于香港問題的報告中曾提到，“廉署在回歸前是彭定康操控的準特務機構”，“屬于香港權力最大、工作性質最為特殊的執法機構。由于這個機構的工作方式和偵查手段都非常獨特，屬于最核心的部門，因而一直受到港英當局嚴密控制并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進入”。此文還提到，英國的情報刺探工作也使北京憂慮，廉署作為“特區最鋒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區政府，甚至會刺向中聯辦和北京的駐港機構。

　　這份看似香港版“境外敵對勢力”論調的報告，或有夸大其辭的成份，但從蔡小洪、陳瑜林等人的案件中，不難看出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扎根之深。港英政治部作為一個整體，早已于18年前消散在這座城市的車水馬龍間，但他的觸角，仍然在中英情報對壘的第一線悄無聲息地綻出。

　　(本文原載于香港《風聲》月刊2013年11月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