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軸承廠實行廠長分工負責制，干部與工人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1988年到1993年的國企承包經(jīng)營是國企私有化的第一步。五年的承包經(jīng)營，給襄軸帶來了極大的傷害，襄軸走下坡路，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我們軸承廠是國家第一批工資與效益掛鉤的試點單位。那時候軸承廠牛得很，四年漲了五級工資，特別是1988年一下子漲了兩級。這樣美好的日子是毛澤東時代的余暉。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復辟的帷幕也緩慢地拉開了。

　　1979年軸承廠實行廠長分工負責制，開始搞獎金制度了。一開始獎金只發(fā)給在生產(chǎn)一線的工人，后來擴大到干部，再后來各種崗位津貼也搞起來了，干部與工人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

　　當年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廠級領導干部住進了干部樓，后來又搬進了獨門獨戶的二層小別墅。最可怕的是，發(fā)獎金以后，有多余的錢，各個單位都逐漸搞起了小金庫。小金庫的危害非常大，相當多的企業(yè)領導干部都腐爛在小金庫里了。1983年，搞領導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識化、專業(yè)化、年輕化。總之一句話，有文憑的上，沒文憑的下。不少思想沒改善好的、輕視工人干部的知識分子被提到了領導崗位上。

　　1988年，全國性的工礦企業(yè)五年承包經(jīng)營開始了。1988年到1993年的國企承包經(jīng)營是國企私有化的第一步。國企承包經(jīng)營，使得廠長獨斷專行的現(xiàn)象登峰造極。廠長的一些惡行得到了法律的保護。廠里的黨委書記，成了為廠長保駕護航的帶刀侍衛(wèi)。曾經(jīng)領導一切的黨委書記也有不服氣的。比如洛陽河南的某一個廠的黨委書記，開除了廠長的黨籍，廠長反過來開除了書記的廠籍。一個開除黨籍，一個開除廠籍，都利用職權互相斗。

　　軸承廠承包經(jīng)營的廠長是軸承廠的工人選出來的，他原來也是廠里的廠級干部，是1970年進廠的那一批大學生。五年的承包經(jīng)營，給襄軸帶來了極大的傷害。襄軸走下坡路，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接下來我歸納一下承包經(jīng)營對軸承廠的幾大傷害。

　　第一個是層層承包。分廠對總廠的領導承包，車間對分廠領導承包。層層承包在工人內(nèi)部制造了矛盾，各分廠、各單位之間工人的待遇也出現(xiàn)了很大的差距。像我所在的機修分廠，和我們對面的鍛工分廠就有很大的差距。因為機修的產(chǎn)能是過剩的，很多大設備發(fā)揮不了作用，承包了以后可以對外經(jīng)營，就可以從外面撈錢。但是鍛工不行，他們沒有對外經(jīng)營、對外創(chuàng)收的手段，他只能打套圈 。所以他們眼看著我們機修今天發(fā)個瓜，明天發(fā)個棗，后天發(fā)兩個錢，再過幾天發(fā)兩瓶油。他們著急得很，甚至有很大的意見。

　　當時軸承廠還出了一件很丟人的事情。因為軸承是工人生產(chǎn)出來的，要承包就要想辦法調(diào)動工人的積極性。機修車間有辦法，機修有錢，從外面創(chuàng)收搞的錢多，今天發(fā)這，明天發(fā)那，工人的干勁很大。但是軸承廠最大的軸承生產(chǎn)車間是磨一車間，軸承廠60%的成品軸承是從磨一分廠運出來的。磨一分廠要調(diào)動工人的積極性，他們沒辦法，因為他們沒有對外創(chuàng)收的能力。但是他們要把生產(chǎn)搞上去，還要對軸承廠的廠長張德炳負責，完成他的五年承包計劃。

　　磨一分廠的廠長沒辦法，他就想了個歪主意——倒賣軸承。因為60%的成品軸承是從他那運出去的，于是他決定倒賣軸承。有一次，一個卡車裝了兩個集裝箱，里面裝的軸承價值12萬。車從廠里開出來，在廠門口檢查的時候，門衛(wèi)本來要給他們做接應，但是門衛(wèi)偶然有事沒到場，他們就開著車子強行闖關。后來保衛(wèi)科派兵圍追堵截，最后人贓俱獲，最后不得不向承包的總廠長張德炳承認犯了大錯誤。

　　他干了十幾次，每一次都賣了十幾萬塊錢。他把倒賣軸承獲得的錢，發(fā)給廠里，給他們分廠的工人發(fā)福利。所以每年他們分廠能夠完成任務，支持了總廠的廠長張德炳搞承包。所以張德炳也不好處分他，就使了一個小計謀，把他平調(diào)到另一個分廠當廠長。當時襄軸是有廠志的，但是廠志是1992年寫的，他偷運軸承出去倒賣這個事情是1993年的，所以沒寫進廠志里。

　　五年承包期間還遇到一個大事，也給我們軸承廠帶來很大的傷害，就是通貨膨脹。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可能沒有感覺，那一次通貨膨脹相當厲害。因為全國大搞開發(fā)區(qū)，熱炒地皮，所以銀行放貸過多，導致物價飛漲，老百姓哄搶商品。比如鹽，剛才還是六分，馬上漲到七分，調(diào)頭又是八分。有的老太婆買塑料盆子，一買就買一二十個。她沒動腦筋啊，買晚一點他就漲幾毛錢，她一下子買一二十個，卻不知道即使放著不用，塑料盆也會老化。

　　更離奇的是當時《襄樊日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說襄陽的十字街有個人搶蜂窩煤，把他家的一樓堆滿了，又堆二樓，結(jié)果把房子壓塌了。這件事情登了報。

　　從企業(yè)的角度來說，因為通貨膨脹銀行要收緊銀根、減少放貸，所以很多中小企業(yè)借不到錢，就搞垮了。就連我們軸承廠——這是襄樊市最大的廠之一，是個萬人廠——都因為借不到錢，在銀行里貸不到款，沒錢買鋼材，出現(xiàn)了困難。當時國家銀行公開的利息，是每年10%以上，這是有證可查的。銀行私下幫中小企業(yè)貸款利息達到多少呢？最高的達到30%。我們廠有工行和農(nóng)行，兩家銀行展開了“工農(nóng)大戰(zhàn)”。工行的利息是21%，農(nóng)行馬上22%，工行改成23%，農(nóng)行馬上改為24%。因為有人貸，所以他們放得高，他們敢放，敢把利息漲起來。利率最高的達到了30%，可能與解放前的高利貸差不多了。

　　當時軸承廠看起來也是要垮了，因為沒錢買鋼材，市委書記也著急，因為我們廠是市里的納稅大戶。市委書記跑了幾次，跑到省里，最后省工行的行長給了我們廠一個特殊照顧，允許我們廠廠內(nèi)自己搞集資解決問題。但是他給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第一，集資只能搞一次；第二，集資到的錢只能買鋼材；第三，集資的本錢和利息都由襄軸自己付。等于是跟工行沒有一點關系。我們廠當時答應了，當時承包經(jīng)營的廠長是張德炳，張德炳給我們付的利息是25%，就是四年連本帶息翻一番。我們廠里當時候集資了大概600多萬塊錢，就解決了資金緊張的問題。

　　第三個傷害是假冒偽劣產(chǎn)品的沖擊。當時國家放開政策，不搞計劃經(jīng)濟，搞市場經(jīng)濟，對生產(chǎn)放開了。國家明文規(guī)定，除了火車軸承以外，任何型號的軸承，不管多大尺寸，不管多高精度，民營企業(yè)都可以生產(chǎn)。所以國內(nèi)的民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的水貨軸承鋪天蓋地。我們廠兩個獲得國家銀質(zhì)獎的軸承7815E和7608E，也被民營企業(yè)冒牌生產(chǎn)了。

　　當時。中國最大的水貨軸承生產(chǎn)和集散地是山東臨沂。于是國家最大的四個軸承廠“哈瓦洛襄”聯(lián)名給國務院寫信，要求取締臨沂的水貨軸承市場。但是國家當時極力推行市場經(jīng)濟，極力保護私營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對四大軸承廠的要求置之不理。

　　五年的承包經(jīng)營，打斷了襄軸的腿，但也打斷了承包者張德炳的脊梁。

　　第四個大傷害是組建組建襄軸集團。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南巡講話。鄧小平說：“思想再解放一點，在改革開放的路上，步子再邁大一點。”為了貫徹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各個省都組織學習，采取了措施。我們湖北省當時決定“舞七條龍”，就是要搞七個托拉斯。當時“七條龍”是這樣搞的：煙草行業(yè)是一條龍，湖北省所有的煙草行業(yè)，都歸到武漢煙草去了。第二條龍就是機械行業(yè)，和我們軸承行業(yè)有關，當時要把二十多家跟軸承生產(chǎn)有關的企業(yè)、生產(chǎn)基地，科研單位里面的核心單位，與襄軸組成松散型的集團，其中七家軸承生產(chǎn)廠，像仙桃軸承廠、黃石軸承廠、恩施軸承廠，還有其他一些軸承廠，與襄軸組成核心的、緊密性的企業(yè)集團。當時是“九統(tǒng)一”：黨政工、人財物、采供銷，就是他們那幾家廠這九個方面的事務統(tǒng)歸襄陽軸承廠領導。當時省里是決定這樣“舞七條龍”。

　　張德炳是反對搞集團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他擔心搞集團會影響他的承包。因為那些小廠長都是寧當雞頭不當鳳尾的，都是搞全國性的五年承包經(jīng)營，都怕影響自己的承包經(jīng)營。誰都不服誰，誰都不相信誰，都是相信自己。張德炳就是怕搞集團影響了他最后一年的承包經(jīng)營——因為搞集團是1992年底，1993年初的事。他擔心搞集團會影響他的承包，所以他不愿意搞。但是一心想要“舞龍”的省長郭樹言給他打包票，如果說因為“舞龍”影響了承包，他會壓襄陽市委，讓他們承認是完成任務了。但是湖北省搞的“舞龍”計劃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它和當時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當時是要發(fā)展民營企業(yè)，而“舞龍”是發(fā)展國營企業(yè)。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所以張德炳的承包期到了，承包書上的各項指標都完成了，可是以賣官聞名全國的市委書記孫楚寅就是不給他發(fā)200萬的承包獎。理由只有一個：你不給我交稅，我憑什么給你發(fā)獎？張德炳好冤枉啊。承包的前四年，每一項稅他都交給襄樊市了，僅僅第五年的所得稅一項交給了武漢市。因為為了“舞龍”，把七個“龍頭”的管理權都收到省里去了，所得稅這一項也就跟著交給省里了。所得稅只占全部稅收的12%。

　　張德炳200萬的承包獎泡湯了。給張德炳打包票的省長郭樹言，因為“舞龍”計劃失敗，被調(diào)到三峽工程當總指揮去了。所以張德炳的靠山也沒了，他做了五年的美夢徹底破產(chǎn)了。

　　這件事不是孤例。武漢長江動力集團的于志安，他也是完成了承包，把一個長江動力變成了好幾個長江動力，但是武漢市政府就是不給他發(fā)承包獎。后來他一氣之下，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當時長江動力在菲律賓建火電廠，廠建好以后，他們派人去剪彩。于志安就帶著他手下的副總和家里的老婆孩子，到菲律賓去剪彩。剪了彩他就上任了，那個廠就是他的了。因為菲律賓只承認于志安，法人代表是于志安。他們保護投資人，他不管你錢是哪來的，錢是誰出的，他不管，他只認法人，他們也有他們的投資者保護法。于志安后來就成了我們國家通緝令上的紅色人物，直到現(xiàn)在紅色通緝令還沒取消。

　　全國五年承包，大部分的廠長都是短期行為。他為了完成自己的承包目標，不顧工廠里的設備，不顧工人的情緒，只顧完成他自己的承包目標，這樣他就能拿一筆錢，好像一輩子的錢都掙夠了，他的個人奮斗就實現(xiàn)了。

　　當時承包的時候很多廠長都很短視，他拼設備。因為后來我當設備工程師，我管理設備，我知道他們都是拼設備。國家規(guī)定設備是一年一小修，三年一中修，五年或者多少年一大修。小修、中修、大修都是要花錢的，而且不工作，專門修床子，生產(chǎn)都要停下來，維修還得花一大筆錢。他為了完成他的五年的短期承包，他拼床子，床子不休息，拼命地干。干到最后，比方說那個機床導軌上拉了一個小溝，本來溝還小的時候，你修修補補就好了，可以接著用。但是承包經(jīng)營的時候，機器拉了個小溝，他就不讓修，還接著用。就像農(nóng)村的人說補衣服一樣，小洞你不補，大洞一尺五。到最后等他承包期結(jié)束了，他承包任務完成了，廠里也被搞垮了。因為所有的生產(chǎn)設備都垮了，都癱瘓了。

　　所以很多小廠經(jīng)不起五年承包，都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廠長短視拼設備。因為我們是大廠，我們原來就有成套的設備管理。因為后來我當工程師以后我是搞設備管理的，設備管理有很多條條框框。大廠想變好難，想變壞也難，因為他大，就跟航空母艦一樣，你要再掉頭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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