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在澎湃一篇關于“求解共富”的專訪中提出，“企業與其拿出那么多錢來捐款，還不如不要搞'996‘，讓員工周末可以休息”、”給外賣騎手們都繳上社保，是不是更好“。
這話，放在媒體鋪天蓋地的炒作第三次分配的當口，有著它積極的意義。
翻譯一下，就是與其奢談第三次分配，不如先把第一次分配給做好。
“‘996’就是一個巨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它把整個社會給拉低了，讓我們每個人都緊張。”“對于整個社會氛圍的惡化，不是僅僅靠捐贈就能換來。”
這話比較精準地點出了996之惡，不是靠那么一點捐款就能彌補的。
當然，如果僅僅是將其歸結為“企業社會責任”，也是不準確的。畢竟，《勞動法》的形同虛設，除了企業自身，本來就還有共謀者。
但話說回來，姚洋教授能夠在這當口，將焦點掰向第一次分配，也算是比較難得了。
站在企業的角度，提高員工待遇、縮減員工勞動時長、給員工購買社保，都是增加企業的負債，企業的運營成本高了，自然利潤就低了。至于那些諸如996、沒有社保、典型的如外賣平臺與騎手不存在勞務關系等明顯的違法行為，畢竟能節省開支，是那些企業能抹就抹的。
而企業捐款呢？
那是樹立企業正面形象、打造口碑、積累無形資產必須的支出。除了廣告效應，還能扣抵稅款，甚至幫人刷政績打通政商關系——花的是小錢，收益可是多方面的。
一個是花小錢的增項，一個是花大錢的減項，聰明的資本家都知道要怎么選。
在這種情況下，外賣和快遞的騎手，雖然接受著相關企業的管理，卻與這些企業沒有任何的勞務關系，而竟然是自雇傭者！
X豐快遞員劉某猝死，公司分文不賠，表示：劉某不是公司員工，公司沒有賠償責任。
今年初，43歲的外賣騎手韓某猝死，餓了么表示韓某與公司沒有任何關系，出于人道主義愿給提供2000元，其他“交給商業保險”，至于保險的理賠，猝死只能獲賠3萬元。
該事件在網上曝光引發眾怒后，平臺做出回應，向韓某致哀，并將保額提升至60萬元。
有著大規模騎手供職的，全國就那么幾家，基本都是這個套路。他們這是相當于把自己該承擔的責任，全都當成了負擔，給甩了出去。
這也就難怪，劉強東這幾年時不時會發一些明里暗里懟友商的話，本來是法律對資本家最底線的要求，卻被大強子當成了了不得的功績，這只能說這些資本家對法律的肆意踐踏已經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當然了，除了給京東的正式員工繳納社保這一方面，稍微顯得那么“人道”一點外，其余方面大強子也不遑多讓。
與馬總桶“996就是福報”相對應的是大強子的“混日子的不是我兄弟”與“8116+8”工作制（周一至周六6天，每天從早8干到晚11+周日8小時）。
隨著對996工作制聲討及對被算法給困死的外賣騎手的關注，相關的問題逐一浮出水面，并成為了勞動群眾關切和熱議的重點話題。
這個時候，要求企業合法地給騎手繳納社保，并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也就成了題中之意。
今年五一前夕，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王林拜師外賣小哥，體驗一天送外賣感覺后，癱坐在馬路牙子上由衷地感慨道：“太委屈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
事后，在北京市人社局與美團的約談中，王林也提到了美團給外賣騎手買社保這一問題。
當然，在這大勢之下，北京市人社局還是希望能找到“多方共贏”的途徑。
輿論也開始吹風，當前的企業是多么的難呀。
難歸難，美團2020年財報顯示，當年，它實現了營收和利潤的雙增長，處于主導地位的外賣收入為663億元，同比增長20%，凈利潤為28億元，同比上一年翻了一倍。
這還是在去年上半年全國絕大多數地方事實上停工停產了好幾個月的前提下。
2020年，美團花出去的人力外包費用是543億，相當于是近1000萬騎手的總收入。有人做過簡單測算，哪怕按其中60%是需要交納社保的專送騎手，按32%的繳費比例計算，美團當年應繳的社保費高達104億，而美團從2019年才開始盈利，賺了22億，2020年賺了47億。
言下之意，缺口如此巨大，無法讓美團給騎手交納社保。
甚至有好事者還搞了個“挑逗群眾斗群眾”的調查：給騎手買社保，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的外賣要漲，能接受嗎？
可問題在于，第一，給員工繳納社保，這不是法律規定的企業的最起碼的義務嗎？勞務關系，不是一句沒有關系就可以推得掉的。
第二，盈利還是虧算，不是有賬目么？不能因為企業投入新的業務就將本該有的開支給砍了吧？比如2020年美團對社區電商的投入由2019年的67億元拓展至109億元，人家不是沒錢，而是不能在那些不該出錢的地方比如“員工”的社保上出錢。
第三，2019年報顯示，美團三號王慧文全年總薪酬為1.49億左右。這也就意味著董事層和高管可以有高收入，而給騎手買社保卻拿不出錢來。
換而言之，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愿不愿的問題。
7月26日，市監總局、網信辦、發改委、全總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在保障勞動收入、參加社保、不得“最嚴算法”考核等方面進行了明確的要求。
美團股票應大跌，兩個交易日跌幅超31%。
接下來這份指導意見會如何落實，各大企業又會如何應對，勞動法究竟能不能落到實處，還不得而知。
但從最近媒體鼓吹第三次分配來看（參閱：《讓比爾·蓋茨在中國涌現，將是一場災難！》），它們連不觸及所有制變革下的第一次分配中的問題都不愿意面對。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姚洋教授提出的企業捐款那么多不如取消996、給外賣騎手們繳社保，當然有著積極的意義，這是在紛亂的輿情中再次對焦，將“捐款”給打回原形。
說到底，切實有效的落實勞動法，才是最起碼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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