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同意》是布洛維的代表作，也是研究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理論的經典著作之一。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強調的是生產過程中的勞資對立，但布洛維卻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制造業工廠的工人并沒有產生對雇傭勞動制度的反抗情緒，而是自愿地“同意”并接受了資本主義所安排的工作秩序。因此，布洛維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工人們為什么這么自愿地努力地工作？

　　布洛維指出，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資本主義工廠中，古典的“工廠專制主義”已經過時了，單純依靠“強制力”已經無法形塑生產秩序。因此，自愿性服從（voluntary servitude）應運而生。在田野的過程中，布洛維發現了資本主義掩蓋剩余價值并制造對資本主義的“同意”的一種具體機制，即“趕工游戲”。

　　在布洛維所工作的聯合公司中，薪酬制度是一個帶有最低保障的直接計件工資制度。它以激勵為重要手段，使每個操作工都試圖達到可以掙得激勵性工資的生產水平。在這種體制之下，對于每一種生產性的操作，企業的生產部門都設立了一個基準標準，即一個小時內所能生產出來的產品的件數。低于這個基準，操作工只能得到該工作的基本工資；高于這個基準，工人不僅可以拿到該工作的基本工資，還可以依照超過基準的件數得到相應的獎金或激勵。

　　這樣的薪酬體系主要是“基于個體的而不是集體的努力程度”，使得勞工個體之間形成了一種沖突與競爭的關系。所有的工人都努力趕工，以在這樣的“超額游戲”中拿到更多的獎勵和更高的收入。

　　“趕工游戲”的出現，使得工人可以在枯燥的工作中添加一些游戲的成分，獲得一種虛假的滿足感和想象的自由。同時，“趕工游戲”所激發的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相互競爭，成功地將縱向的階級對立轉化為了工人之間的橫向沖突，起到了意識形態遮蔽的作用。

　　布洛維指出，“趕工游戲”“既掩飾了他們共同的階級屬性，即同屬于一個為了工資而出賣其勞動力的生產者階級，也掩飾了他們與占有他們的無償勞動的另一種階級的區別。”一旦參與到這種“游戲”之中，主導工人相互競爭的“第三者”即資本就被遮蔽了。工人就不會質疑游戲規則即資本主義生產規則本身，并且積極地在這種“游戲”中取得一個更有利的位置。

　　每個工人都會被吸納進這一套獨特的追求“超額”的行為和語言中，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車間文化。在這樣的車間文化之下，參與超額游戲帶來的不僅僅是社會的回報，還有心理的回報，使得工人對這種游戲充滿了自愿熱情與認同。比如布洛維和他的朋友羅伊第一次進入車間時，對這個超額游戲“是有點不屑的”，但他們很快“都沉迷于這場游戲并且變成了熱心的玩家”。

　　圍繞著超額的游戲，雖然可以使個體工人在短時期內獲利，但卻使工人集體陷入了一個“囚徒困境”之中。隨著工人單位產量的不斷提高，資方會不斷提高基準標準。所以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盡管工人的勞動強度和生產效率在不斷提高，但工人的總工資水平還是停留在同樣的位置，其單位時間的實際工資事實上反而降低了。

　　這種圍繞著超額而進行的囚徒競爭，就是所謂內卷的本質。就像一個跑步機一樣，所有工人都在拼命地向前奔跑，但他們總是停留在原地。個體的理性帶來了一個集體非理性的結果，使得所有工人的實際利益在不斷受損。真正的主導者和獲利者，是工人之外的第三方——資本。

　　當然，布洛維在闡述“趕工游戲”的同時，也分析了工人的隱形反抗策略。盡管工人在持續地追求超額的過程中陷入了一種集體“囚徒困境”，但他們還是盡力地將超額控制在一個相應的范圍內，以防止過度加速現象的出現。那些明顯超過了這個范圍的“超速者”，就會成為車間集體排斥的對象。這是工人在工作車間中形成的一種隱形集體反抗機制。

　　布洛維舉過一個現實的例子。他所在車間的一名叫埃德的操作工，在資方重新計算工時時提交了“提高他的機器上幾項速率的‘建議’”。這個建議很快被資方所采納，使得埃德獲得了資方的獎金。但是它抵消了工人集體抵制“加速”的努力，因而很快被工人視為公敵，“他幾乎在車間里被完全排斥了”。

　　在當代中國互聯網語境中出現的“卷王”（或“卷怪”），就是這種明顯超過了集體速度的“超速者”。大量“卷王”的存在，是內卷游戲持續進行下去的驅動力，他們會不斷把內卷游戲推到新的高度。比如某位同學說，一堂普通的“水課”，期末論文“要求交3000字”，但是“有人交了2w”，于是“我被迫又加了1w3”。在只要求3000字的情況下，“卷王”可以把超額游戲玩到2w，打破了既有的生態平衡，逼得其他同學也被迫追加字數。

　　職場中的”卷王“，就是所謂奮斗逼。有人給奮斗逼下過一個定義：“凡事從資本家角度出發，自我壓榨，不斷交出私人空間，指望老板會因為員工的奮斗而感動并給予獎賞的員工，最后把職場環境弄得烏煙瘴氣的員工，在我看來就是奮斗逼。”

　　以娛樂大眾為己任的經濟學家薛兆豐說過一句雞湯：“讓你加班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加班的人。”那些自己愿意加班，并且逼得其他同事不得不加班的人，就是所謂的“奮斗逼” 。用一句更形象的話來概括，那就是“寧愿累死自己，也要餓死同行”。

　　勤奮、努力、奮斗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都是非常正面的詞匯。但是在這種高度內卷化的游戲中，個體出于自我利益的過度勤奮卻使得他人進入了一個無限惡化的環境中。“卷王”或“奮斗逼”，都是在這種批評個人奮斗的話語空間中產生的批判性詞匯。

　　對于“卷王”和“奮斗逼”的話語排斥，實質上是一種對于“超速者”的隱形制裁，反映了在內卷游戲中不斷被迫加速的個體的樸素愿望，是一種對資本的隱形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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