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俊德唱梆子戲管村干部叫“二百五”。沒錯，村干部們確實個個想當“二百五”——掙二百五的工資，發揚二百五的精神，發揮二百五的干勁。

　　南街村敬老院原先住著個沒有兒子的老人叫周俊德，20多年前就過世了。老俊德在世時，整日里愛唱那河南梆子戲。老人們都說老俊德那架式，那隨口而出的詞，還真有些“專業”的韻味。那時候，敬老院的老人們吃過飯沒事兒，圍著閑聊，就有人嚷嚷“老俊德來兩句”。老俊德在老哥們老姐們面前也不做客套，清清嗓子就唱開來。那么多年時間過去了，老人們還記得老俊德的梆子戲里有這樣一段唱詞：

　　說南街，

　　道南街，

　　南街的黨員干部累又苦，

　　人人落個二百五，

　　……

　　說誰是“二百五”，那準是罵人的話，這不只是南街人的說法，也不只是河南人的罵人話，這在咱們中國就是一個婦幼皆知的損人的話。我們一聽說老俊德唱梆子戲叫村干部“二百五”就納悶了，在一說起村干部就是滿口好的敬老院老人中，怎么還有人這樣罵村干部“二百五”的?而聽到這話的老人們居然還哈哈笑，也是一反對村干部呵護熱愛的常態。一問，方明白老俊德那話里頭說的，是指南街村的干部每月拿250元工資。

　　聽了這一番解釋，我們覺得這樣做有些難以理解。自己給自己定每個月工資拿250元，這不是明擺著湊熱鬧叫人罵嘛。南街村的干部也是有意思。于是，我們就這個問題采訪了一下王宏斌。

　　“銅錢中間有個方孔，是用來串錢的，五百個算一串，也叫一吊，二百五就是半串，也叫半吊，在咱河南人原先把那不精細、憨、傻、缺心眼的人叫‘半吊’，后來，就稱作‘二百五’，這可是句罵人的狠話。”

　　王宏斌說，到了南街村的人，大凡都要向他提起“二百五”。而一問到“二百五”這一故事，王宏斌總是先向客人講這么一段典故。完了，王宏斌就立刻要繃起剛剛還笑嘻嘻的圓臉，嚴肅起來。

　　“咱村干部工資之所以定為250元，就是要用上那‘半吊子’、‘二百五’的勁兒。咱村的黨員干部就是要有‘二百五精神’，‘二百五’的干勁，工作起來就是要有那一股憨勁，那種不怕吃虧的傻勁。”

　　在南街村，戴“二百五”這頂帽子的，頭一個就是王宏斌。

　　這大約是40多年前的事了，王宏斌棄工歸農的事在中原大地傳開來后，人們就議論紛紛起來“王宏斌是個二百五”來。

　　“聽說南街有個小伙兒叫王宏斌的，老爸退休讓他頂了工作，可他才干兩年工人，就硬是回農村修起了地球，你說這人傻不傻。”

　　“別人進了城干個臨時工，都為自己一半脫離了農村而慶幸，人五人六的，那小子倒好，端著了個鐵飯碗，正式工，他都不干，看樣子腦子有點問題，是那二百五一個。”

　　“那是的，不是二百五，也是半吊子。”

　　當人們都首肯了這一定論后，王宏斌就正兒八經地戴上“二百五”的帽子。

　　但是要真正說起南街村黨員干部都是“二百五”的由來，應該追溯到1981年那年。

　　當時已有近3000口人的南街村人稱“難街村”，因為當時這么多人只靠2300多畝地吃飯，每年種的細糧連讓群眾吃飽都不夠，村子窮了啥事都辦不成，就落下了這個諢號。于是，在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南街村黨支部一班人開始琢磨著走發展村辦企業的路子。首先他們想辦一個面粉廠。可是那時南街生產大隊窮得叮當響，根本沒錢投資。當時就有人笑話村干部異想天開：“看那幾個人憨樣，俗話說，吃酒、賭博量家當，看看咱南街窮得這啥樣的，能指望啥呀?”

　　可是南街村黨支部一班人沒有被困難嚇倒，沒錢就決定籌集資金，村里干部每人先籌3000元，期限是一星期。任務一分，村干部們就分頭行動開來，求親戚告朋友，你一百他兩百地湊，群眾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也紛紛加入了這籌集資金的行列來。還有些有點小門路，主動替村里去貸款。就這樣，南街村的黨員干部們終于湊齊了20萬元。

　　有了錢，面粉廠就開始興建起來了。拉大沙、抬水泥、運磚頭、壘廠房，村里的領導干部帶頭義務干。那時間里，他們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吃過一頓應時飯。支部成員郭全忠、王金忠、技術員李黑最“傻”，整天磨在工地，連家也不回，等面粉廠建好開了工，他們沒有一個人想起來要工資要獎金的，加班費那提都甭提，要是別人提，干部們就說，那是俺們蹲在家里沒事干，到工地來活動活動手腳。別的村的人一聽，還是那話，不是標準的一群“二百五”嗎?

　　而那年冬天，為了給村辦企業擴大生產集資，南街村的黨員干部到火車站搬運東西，干了整整一個冬天，得了3萬元運費，結果個人一分沒得，全貢獻給村里做基金了。從這開了個頭，往后在別的村的干部忙著到處撈錢的時候，南街村的干部卻忙著為群眾們干活操心，特別是大量的義務勞動，在方圓四鄰八鄉出了大名。難以理解南街村干部們的行動的外鄉人，就給南街村的干部黨員取了個外號“二百五”。

　　到了這時候，“二百五”這說法還只是外村人給叫叫的。而到了1988年，則是全南街人都開始認可這一“稱呼”了。時光行進到了1988年，南街村的企業已初具規模，村里頭相繼辦起了磚瓦廠、食品廠、養豬場、養雞場、麻紡廠、冷庫等大小企業15個，年創產值1200萬元，利潤120萬元。這時村里就有人私下說：“現在咱有錢了，那錢還不知落到哪個頭兒腰包里，說不定有的干部要吃個肚圓哩!”有人則不以為然：“村里干部操心大，辦事多，尤其是黨總支的領導，就是多拿些錢，咱也沒啥說的。咱能生活得好，還不是全靠他們領導。”(那會兒，因為南街村的經濟發展速度快，外來人口劇增，村黨支部也升級為村黨總支部了。)更多的人則是靜靜地觀看著，看集體有了錢到底如何分配?一雙眼睛都盯著村干部。

　　針對這些情況，南街村黨總支召開一個別開生面的討論會。

　　主持人首先發了話：“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咱們這里也實行工資制了，今天，大家就來定一下班子成員的工資，大家發表自己的意見。”

　　當時有人就提了意見：“按理說，今年咱村的產值也不低了，利潤不少，按鄉鎮企業的利潤提成來算，就是拿個千兒八百也不多，這個問題上面也有規定的。再說，咱大家當領導的都是沒日沒夜地操心，也該提提工資啦。”

　　你一言，我一語，大家各自發表自己的意見。王宏斌也提了個意見。他一開口就把大伙給逗樂了，他說：“我建議，咱們村委班子領導的工資都定為‘二百五’。”等大家笑過后，王宏斌開始認真了，他一字一句地說：“我之所以想把我們的工資定為250元呢，那就是我覺得我們是黨員，是村干部，就要有'‘二百五’精神，‘二百五’的干勁，工作起來就是要有那一股憨勁，那種不怕吃虧的傻勁。”王宏斌言罷，會議室里一片寂靜，連大家的呼吸聲都一清二楚。

　　最后，大家表決時，居然所有的人都決定村干部的工資定為每月250元。以后，不管南街人的工資制度幾經調整，全村人的工資不斷在上漲，最高的都拿到了每月3000多元，日本技術員月工資甚至有高達5萬元的，可南街村村干部的工資還是——“二百五”。

　　于是，“二百五”的帽子就這樣在南街村村干部們的頭頂落定了。

　　往后的日子里，“二百五”這稱呼被南街人在心底里默默地溫暖著，并升華進發為工作的動力，南街村的集體經濟則像插了翅膀一般猛增。

　　在今天，你若是關心“二百五”這個問題，去問那南街人：“你們村里那一群叫‘二百五’的村干部，現在有什么變化沒有?”言下之意，就是他們的工資是不是還是拿250元。但機靈而不乏幽默的南街人會大聲地回答：“有!”

　　“啥變化?”

　　“‘二百五’多了，原來13個，現在變成21個啦。”嘿，原來是村委班子調整，村干部數額增加了。而當我們在南街村財務處一打聽，得知南街村拿250元工資的其實不是21人了，而是150多人。

　　對于南街村的這一“二百五”工資制度，有些人認為是他們在故弄玄虛，其實，在我們黨的發展歷史上，像南街村干部這樣自認當“二百五”的人，足以千萬計，平時，我們管叫這種精神為“無私奉獻精神”。毛澤東著作里多次提起的白求恩等典型代表，就是這種精神的最好詮釋。再追溯到早些時候，它可以說是淵源于巴黎公社的最早分配制度。南街人將無私奉獻這一抽象的理論，以當“二百五”這-形象思維來理解，也正是他們繼承發揚了這一種精神，才得以在群眾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成為一名合格的鄉村干部。

　　2.“班長”王宏斌說：不光村干部要發揚“二百五”精神，全村的黨員干部都要甘做“二百五”。群眾也不甘落后，全村四處出“二百五”。老班頭獻廠，老阿訇不拿工資。

　　在南街村，所有南街人幾乎全部知道“二百五”的故事，以及“二百五”的精神。這又是一個頗令我們感到吃驚的事情，也使我們對南街村教育的廣泛程度以及深人程度再一次得到驗證。

　　當初，村干部給自己定了“二百五”工資的事，在南街村，就如一粒石子投進水里就泛起層層漣漪一般，以南街人特有的方式傳播形式傳了開來。南街村的黨組織就充分利用這一契機，在全村展開了“人人學‘二百五’精神，爭當‘二百五’”的活動。正如他們發展經濟非常注重抓住機遇一樣，在搞政治教育、人生觀教育中，他們也是非常注意時機的運用。組織全南街村的群眾學“二百五”精神，該學些什么東西?這個問題受到了南街村黨組織的高度重視。為了能更好地引導群眾，王宏斌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將所認識的“二百五精神，歸納為這樣三句話：

　　一是學“二百五”精神里頭的不怕吃虧的精神。不怕吃虧指的是什么，這一點不用說，群眾們也都知道。

　　二是學“二百五”精神里頭的干勁，那種認準了方向不回頭的苦干勁頭。這樣一說，群眾們心里頭也透亮了。

　　三是學“二百五”精神里頭的那股認真勁，干什么事都不受外界干擾，不干好不罷休。

　　這三點解釋下來，南街村的群眾就算是把這“二百五”精神給弄得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了。

　　自從1988年南街村推出這么個“二百五”精神后，村里的黨員干部就個個成了“二百五”。黨員干部們說，光叫著不算，行動上見功夫。于是人人一心撲在工作上，個個熱心為群眾服務，給群眾做好榜樣樣樣帶好頭。

　　在這些人中間，南街村黨支部原副書記劉坤嶺的“二百五”的事干得最大。為啥這么說呢?因為他一下子就向村里獻了一個工廠，一個老農民向村集體捐個幾十幾百甚至幾千元錢，或許都不算啥，要說一個人能捐一個工廠，那可當真是了不得的事。

　　不過，你到南街村去，要問劉坤嶺家住哪兒，南街的年輕人會反問：劉坤嶺是誰呀?因為南街人都管劉坤嶺老人叫“老班頭”。因為1984年前，劉老漢當了幾十年的南街村黨支部副書記，年紀大，人們都親切地叫他“老班頭”，正兒八經的大名，除了領糧領錢村里頭的會計寫一遍以外，沒人說也沒人寫，時間一長倒是給忘了。

　　話歸正題，1984年那一年，劉坤嶺為了培養接班人，實現村干部年輕化，主動讓賢，退出了領導班子。后來因為忙慣了閑不住，就聯合村里的劉改蓮、小黃等人辦起了一個小型的清真食品廠。

　　老班頭辦事認真，手藝又好，很快就把清真食品廠給經營得紅紅火火的。1986年，在“全省少數民族傳統食品展評會”上，老班頭的產品竟一舉獲了三項優質獎。1988年，河南省政府又授予老班頭辦的廠“發展民族團結進步先進集體”的榮譽稱號。一時間，老班頭和他的食品廠在臨穎及周圍幾個縣都小有名氣，而老班頭這個外號，更是越傳越遠，越叫越響。不久，老班頭的清真食品廠因產品的產量、品種和檔次不能滿足市場需求，而進行了全面擴建，更新了設備，生意更加興隆。就在這時候，學習“二百五”精神的活動，在南街村廣泛開展起來。老班頭是黨員，是黨員當然對村黨總支的號召積極響應。于是，那會兒開始，老班頭就有了向村里獻廠的想法了。

　　時間推移到1990年農歷臘月二十三，別的家庭都忙乎著商量準備年貨，可老班頭卻琢磨著和老伴商量獻廠的事。那天中午，老班頭向老伴和盤托出自己的想法，沒想到平時思想挺開通的老伴一聽老班頭說，“把食品廠交給村里”，就堅決反對：“什么?你是不是說夢話?”

　　老班頭說：“不，這是我最清楚時候說的話。”

　　“那你跟改蓮、小黃他們商量了?”老伴知道老班頭脾氣倔，想做的事別人說了也沒用，只能寄希望于這一點上。廠子是三人合辦的，如果另外倆人不同意，老班頭一人說了也不算。

　　沒想到老班頭接口道：“商量過了。”

　　“他們咋說?”

　　“都同意，只剩下和家里人商量了。”

　　“什么都同意，你是老班頭，還不是你出的餿主意，他們不好駁你的老面子。你呀，真是越老越昏了頭，越老越積極。那好，當你的老積極去吧，真是老了還要當‘二百五’。”老伴越說越氣，連飯也不做了，回到房里往床上一躺，任誰怎么叫，就是不起來。

　　老班頭拿老伴一點辦法都沒有，一向在家里說一不二的他，在做出重大決策的關鍵時刻，竟敗在老伴手里了。老班頭苦思冥想了好幾天，終沒想出能說服老伴的好辦法，只好找他那兩個合作伙伴——劉改蓮和小黃共商對策。有句話說，三個臭皮匠項個諸葛亮。幾個人經過一番研究合計攻堅方案”終于制定出來了。

　　年二十九了，這天晚上，老班頭破例沒有出去轉轉，而是在屋里一邊燒水，一邊擦洗著茶壺茶杯，好像家里要來客人了。果然，不一會兒，劉改蓮和小黃就進了門。

　　老伴雖然躺在床上，卻在細心地聽著他們幾個人的動靜，果然，不出老伴所料，他們就談起獻食品廠的事來。劉改蓮先講了話：“前天，孩子他爹放假回來，我把交廠的事跟他商量了，他說，我們幾家辛苦幾年，廠子正興旺著時候，咋能犯傻交給村里?就是要交，那也等過幾年，咱各人手里都存個十萬二十萬的，再交也不遲——”

　　“俺娘也不同意。”沒等劉改蓮把話說完，小黃就迫不及待地搶了話頭：“俺娘說，人們都說咱的小食品廠是棵搖錢樹，本扎了，光求利了，咋能說交就交出去呢?”小黃這話也沒等到說完，就有人接了話：“看看，看看，我想著大家也不會同意的。就你老班頭老積極，老發昏，老‘二百五’。”老班頭叫了幾天沒叫起來的老伴，不請自到，披著衣服就從里間出來了。

　　老班頭、劉改蓮、小黃一看老太太出來了，便會心一笑，把剛才沒完的話題繼續下去。還是劉改蓮先說：“后來，我對孩子他爹說，你在外邊工作，不了解村里的發展情況。現在咱南街村已經不是前幾年的南街了。村黨總支領著大家把集體經濟搞得可紅火了。大家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是黨員能只顧自己個人發家致富嗎?小孩他爹是個明白人，聽我這么一說，覺得有道理，也就同意我的意見了。”

　　“小黃，你娘啥態度?”老班頭的老伴聽了劉改蓮的話，有些沉不住氣了，她希望小黃他娘能和自己意見一致。

　　“俺娘為這事可傷心了，幾天都吃不好飯，睡不好覺。”老班頭的老伴一聽這話，來了勁，把凳子往小黃邊上挪了挪。可沒料到小黃接著說：“昨天晚上俺娘對我說，我想了好幾天，咱也是南街人哪!在村辦企業上班的村民有啥福利，咱也有啥福利，咱這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心里有愧啊。就如你說的，咱把廠交給村里，村里也虧不了咱，咱去村辦企業上班既拿工資，又光榮，心里又踏實，再也不覺得欠鄉親們的人情了。”

　　老班頭的老伴聽完小黃的話，久久沒吭聲，而老班頭他們也不催她，只顧自己慢慢地品茶。停了一會，老太太終于開口了：“你們說的也有道理，咱不能一邊不勞而獲，一邊個人發家致富，既然大家都同意，我還能拉著后腿?”

　　一屋子四個人全都會心地笑了。

　　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老班頭代表南街清真小食品廠“董事會”，向南街村黨總支鄭重獻上了這棵他們多年創業闖下的“搖錢樹”。

　　這段故事，給有關南街人當“二百五”的傳說，加上了重重的一筆。

　　其實，要從南街村的歷史上來說，老班頭還不是頭一個向村里獻廠的人。在他之前，還有個村民，就把自己創下的造紙廠無償獻給了村里。

　　在這之后，南街村又出了諸如老人不享清福、沒事找事等發生在群眾身上的事。這些里頭，回民老人阿訇不要工資的事，又引起了南街一段佳話。

　　年過七旬的老回民阿訇在南街村可是個人物，因為有一手做面食的好手藝，阿訇老人一家是南街較早走上富裕路的人，并且是村里回民的頭，威信極高。七十多歲的人，還擔任著方便面廠一個車間的主任，根據干部向工人傾斜的原則，阿訇一個月拿300元錢，但是車間工人們說，俺們老主任8年沒拿一分錢的工資了。聽了這話，老人開朗地大笑：我這么大年紀不花錢，生活上又好，我要這錢干啥?我每次發了工資把錢存到銀行里去，存夠四個月就再取出來上繳給村里。

　　人人都說有錢好，哪有干了活不要拿工資的。在外村人的眼里，老班頭、老阿訇這些人真是太不可理喻了，確確實實可以冠名為“二百五”了。這在中原是個奇跡，在中國也是奇跡，它讓人們真正地看到了實實在在的南街精神。一天一天下來，干“二百五”事的人越來越多，“二百五’的故事也越積越多。南街人先是大會小會講，后來是編成故事，在故事會上大講特講，再后來，這些有關“二百五”的故事稿子多了，南街人干脆把它和村里其他的一些故事合在一起，匯編成一冊書。

　　書名是市里頭的領導給取的，叫《中原風》。

　　那一年，一批作家、詩人到南街來體驗生活，聽了這“二百五”的故事后，很受感動，當即有人寫了這樣一首詩。

　　詩的題目就叫《致南街的“二百五”們》。

　　我知道二百五

　　當然是一個飽含貶意的

　　稱呼

　　可站在南街村這方土地上

　　別樣清新的鄉村氣息

　　卻讓我明白了

　　這讓我們的民族戲說了幾千年的稱呼

　　在這一刻

　　就如同春風

　　溫馨地拂過我的靈魂

　　南街的

　　被稱為“二百五”的人們

　　你是站在精神沙漠里的一棵綠樹

　　以自己的無畏

　　用最為虔誠的信仰營造本該屬于我們的春天

　　站在你的故事里

　　我懂得了

　　這稱呼的內涵與分量

　　那是你對無私奉獻精神詮釋的語言

　　是你們躬下腰

　　灑下的汗

　　淌著的淚

　　澎湃的熱血

　　書寫 理解

　　我在冬日的風雪中

　　來到南街

　　用一枝怒放的梅花

　　謳歌這曾被人們蔑視的稱呼

　　那被稱為“二百五”的人們

　　數十年為一方民眾謀幸福的精神

　　與那傲斗風霜立于一野荒蕪

　　領萬物迎來春天的梅之氣度

　　竟有著那般的巧合

　　我在我們的民族以自信的步伐步入新世紀時

　　我們來到南街

　　用一首寫于這個時代的頌歌

　　歌唱這曾被人們笑談的

　　稱呼

　　那無愧于祖祖輩輩耕耘的土地的人們啊

　　敢立時代潮頭闖新路

　　很樸實的笑容

　　很真誠的言語

　　還有那用汗水與心血寫就的創業篇章

　　就是一曲“二百五”精神

　　就是為群眾牽腸掛肚

　　就是如土地般只有奉獻沒有索取的無私

　　就是無視風言風雨為謀宏圖不回頭

　　就是一曲為著實現共同富裕唱響的

　　——動人歌謠

　　這首歌謠啊

　　將會和中原大地上那豫劇的曲調一樣

　　流行于我們生息的每一寸土地

　　并會成為過上殷實生活的人們的永遠的自豪

　　南街村的老少爺們能看得懂這詩的含義的人不多，但大伙兒還是從這群感情豐富的人的語言里品味出詩人們那無法掩飾的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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