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友按：手頭有篇2009年轉載自《黨史博采》的文章，題目是《毛澤東是如何一步步培養習仲勛的》，今將該文轉貼至此（原文中有一張1958年習仲勛與兒子習近平，習遠平的合影照片，這里沒貼），從中可以看出當年毛主席與習仲勛如同文章開頭講的“兩人在彼此的交往中留下了亦師亦友的深厚情意……”
                                                毛澤東是如何一步步培養習仲勛的
       經過陜北“肅反”運動后，毛澤東對年僅23歲的習仲勛深為賞識。在之后的革命歲月直至建國后，毛澤東不遺余力培養習仲勛，并不斷予以重任，兩人在彼此的交往中留下了亦師亦友的深厚情意……
                              不遺余力鍛煉習仲勛，評價習達到“爐火純青”
       經過陜北“肅反”運動（1935年9月，陜北根據地發生了錯誤的“肅反”事件，這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惡性膨脹的結果。此次“肅反”中，錯殺了90余人。劉志丹等一批高級干部遭到逮捕。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完成了長征，到達吳起鎮。了解情況后，毛澤東立即叫停了“肅反”運動，及時挽救了陜北這塊僅存的紅色根據地），毛澤東對習仲勛堅持真理的精神深為賞識。之后，黨中央決定，習仲勛參加西征，擔任中共環縣縣委書記。9月，習仲勛調回關中任中共特委書記、游擊隊政委……
       經過做各種復雜的工作，習仲勛已經成為在黨政軍工作中都有豐富經驗的領導干部。但毛澤東仍然在中央政治局中提議安排習仲勛更重要的領導職務，給習仲勛壓更重的擔子，鍛煉他。他還有意讓習仲勛擔任野戰軍大兵團的領導職務，熟悉對大兵團作戰的指揮。解放戰爭開始不久，毛澤東就提議，讓習仲勛擔任野戰軍大兵團的領導職務。中央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不斷對習仲勛委以軍事方面的重任。從1947年起，習仲勛歷任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副政委。
       毛澤東轉戰陜北時，讓習仲勛協助彭德懷指揮在陜北的野戰軍。習仲勛不負毛澤東所望，協助彭德懷，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帶領部隊、指揮作戰，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戰爭奇跡。毛澤東決定在軍事上讓他得到更多的鍛煉。1947年7月，中央決定，習仲勛再次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與司令員賀龍統一領導西北地方武裝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習仲勛任西北局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地區工作。一天薄一波去毛澤東處，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勛從西安發來的報告。毛澤東便對薄一波說：“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么樣？”薄一波脫口而出：“年輕有為。”毛澤東望著薄一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如今已經‘爐火純青’了。”
                                    不斷予以重任，說他“比諸葛亮還厲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習仲勛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
       1952年7月，習仲勛受毛澤東之命，親赴新疆主政。西北地區，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漢、回、藏、維、蒙等十多個兄弟民族，共有2350萬多人。同時，那里政治復雜，經濟落后。習仲勛針對這些情況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基礎上采取“穩進慎重”的方針進行。
       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是習仲勛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的一個代表。項謙是當地少數民族的頭人，原來對新中國人民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態度。習仲勛針對項謙做了許多爭取工作，終于使項謙放棄對人民政府的敵對態度，與人民政府合作。毛澤東得知這件事后，在一次見到習仲勛時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習仲勛主政西北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魄力，使毛澤東和黨中央更加賞識他。當中央決定調部分地方干部到中央來工作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力量時，習仲勛是被考慮上調中央工作的重要人選，而且，要委他以重任。毛澤東的考慮是：不想讓習仲勛局限于地方工作，要把他調到中央來工作，在一些重要崗位上經受工作鍛煉，以便提高他在中央的全面工作能力，今后讓他擔任更重要的職務。
       建國后的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當時，習仲勛38歲。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議讓習仲勛到政務院擔任更重要領導職務。1953年9月，習仲勛任政務院（后為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
                                 康生遞條子誣陷，毛澤東再次保住習仲勛
       建國后，康生陷害習仲勛，起因是小說《劉志丹》。劉志丹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陜北地區著名的革命領導人，也是習仲勛的老領導和老戰友。1936年4月，在紅軍東征作戰期間不幸犧牲。1956年，為了宣傳、紀念劉志丹，工人出版社樂清作家李建彤寫一部記述劉志丹事跡的小說。習仲勛懷著對老領導老戰友的深厚感情，認真閱讀了書稿，之后，于1960年春兩次約請作者談自己對書稿的意見。1962年春寫出第五稿后，印出少量樣書，送給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見。
       但是，對小說《劉志丹》的發表，部分人也有不同意見。持不同意見的人把反對意見報告給康生后。康生一開始也沒有在意，但當他聽說習仲勛曾看過小說稿后，立即關注起這件事來。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正當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康生趁毛澤東把精力集中于講話稿之機，寫了一張紙條遞給毛澤東。條子上寫道：“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紙條。毛澤東念了康生的條子后，康生趁機大造輿論。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對習仲勛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會后，還在黨內傳達了此案。
       1963年，習仲勛被隔離審查。按照康生給習仲勛定的“罪名”，是應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的。但毛澤東心中一直對習仲勛存有好感。他沒有同意關于開除習仲勛黨籍和公職的意見。而且，在毛澤東關照下，組織上安排他到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宮所”）學習。
       但是，康生在羅織了不少材料后上報中央，意圖是置習仲勛于死地。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一次保住了習仲勛。中央的決定沒有采納康生等人的“重處理”意見，而是決定在撤銷習仲勛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后，仍然保留黨籍。1965年，習仲勛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
       在習仲勛處境困難時，毛澤東一直惦記著他。當周恩來向他提到習仲勛的處境和保護習仲勛的意見時，毛澤東表態同意。1968年1月3日對習仲勛采取特殊保護方式，用飛機將習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衛戍區監護。這實際上是把習仲勛保護起來。
        （《黨史博采》霞飛   張淑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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