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保護、團結干部，是毛主席一慣思想作風

我們知道，毛澤東不搞大權獨攬，他任職一屆未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1956年9月，就讓劉xx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了，就提前交給劉鄧周全面負責了，這是培養他們。提出一線工作交劉xx主持，自己退居二線。雖然1958年劉xx帶頭刮“五風”，搞“形左實右”，使糾“五風”帶來巨大困難。毛澤東從大局作想還是原諒了他，保護了他，以《十年工作總結》，主動承擔了大躍進中中央和地方所犯的“左傾”錯誤，也并沒影響讓劉xx主持一線工作的意想。

1959年4月二屆全國人大確認劉xx當國家主席。但是劉xx一上臺，就搞獨立王國，伙同鄧xx一道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否定階級斗爭存在的事實，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問題”，動搖社會主義集體公有制基礎。

劉xx反對發展大工業。他認為“要以主要的力量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少量的國防工業”。劉xx的設想代表了一些黨內外很多主張多搞農業、輕工業，少搞重工業，甚至重工業、國防工業，靠蘇聯的思想，提出重工業“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觀點，甚至不贊成搞兩彈一星，說原子彈、衛星我們依靠老大哥就行，軍隊不要裁減，要大力發展常規兵力。這種想法反對“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正符合了蘇聯想按東歐衛星國的模式改造中國進而對中國的分工要求。從國家安全高度先發展重工業，是歷史恥辱所賦于的必然。毛澤東批評劉xx：“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站起來了，但要完全獨立，就要實現國家工業化，否則還要依靠人家。工業不發展，甚至已獨立了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這從1953年《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工業化要以發展重工業為重點，而重工業需要的資金多，贏利較少較遲，產品不能直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要，所以在工業化時期不能不節衣縮食，艱苦奮斗。………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中國工業化道路”，是毛澤東對新中國的經濟戰略構想，是先強國，再富民，為此，他把社會主義工業化當作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這是符合中國的國情的。

針對蘇聯和國內情況，為了反資防修，毛澤東在全國特別在農村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用群眾觸動教育的辦法，教育促使各級干部包括中央干部的思想轉化，緊跟社會主義的步法前進。文革期間，劉xx、鄧xx被群眾打倒下臺。但是毛主席又極力挽救鄧xx，并沒有因犯錯誤而歧視他。1973年3月恢復鄧xx副總理職務。1974年4月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周恩來總理病重以后，他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于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然而令人失望，毛澤東又不得不在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

毛澤東說：“現在的重要問題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們就毫無出路。…搞民主革命，我們長期地教肓干部，搞社會主義，也必須如此。”要干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既當‘官’又當老百姓”。文革期間，對干部思想教育乃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要求“老一輩的革命者，要發揚革命的光榮傳統，密切聯系群，保持無產階級晚節”。因而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

毛澤東說“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了錯誤的人，大多數是可以改的”。因此毛主席為我黨制定的干部政策是“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

毛澤東教育、保護、團結干部多數，是一慣的，這從我黨歷史上就可以看出。

我們知道王明（陳紹禹）是犯過路線錯誤的。1937年11月，王明將共產國際所擔任的工作交給任弼時從蘇聯回國。但是王明一回國便以此自居。儼然欽差大臣，在延安作長篇報告，就連張國燾也看不下去。后來張在回憶錄中寫道：“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釗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圣旨’似的，可是他仍然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王明在蘇6年，使他躲過了上海中統特務的盯梢，躲掉了蔣介“圍剿”的炮火，又躲掉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千難萬險，王明是來摘桃子的。

王明極力推行極左路線，在黨內大抓“托派”。他說：“聯共內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黨分子，難道中共內部就太平無事嗎？中共內部必然暗藏著許多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只是我們兩條戰線的斗爭不夠徹底，沒有發現出來罷了。”

同王明一同回國的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也撰寫了《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配合王明并親有抓“托派”。 毛澤東以冷漠態度處之，不支持。后在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總結中共的歷史經駘教訓。著重總結了我黨歷史上的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特別是王明“左”傾路線危害極大，對其表現、危害和根源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后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以此教育干部。

在整風運動中，中央掌握著以下些原則：1，在分析錯誤時強調實事求是，是一般錯誤絕不上升為路線錯誤，是非原則錯誤絕不上升為原則錯誤，是偶然的、局部的錯錯絕不上為一貫的、全局的錯誤；2，強倜弄清楚犯錯誤的原因，不著重個人責任，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央黨史》的報告中說：“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3，對任何問題，采取分析態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對王明等人也不是一概否定；”4，發揚民主，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敢于講話；5，對犯錯誤的同志，滿腔熱忱，不搞懲辦主義。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一次會上說：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能另眼看待，…對池們要比對別的一般同忘應親熱些”，給他們“造成一種溫暖的勇于改正鋯誤的環境”。

抗戰初期，王明又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主張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錢”、“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把抗日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

毛澤東提出抗日統一戰線必須是又聯合又斗爭。1938年5月26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長篇演講，《論持久戰》以此回答王明。

但是王明必竟是我黨一名高級干部，毛主席多次批評幫助，談話教育，至到他心悅誠服，仍然實事求是的看待王明。

1938年10月20日，在延安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40人在會上發言，王明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爭取最后勝利》的長篇發言，繼續堅持把抗戰的希寄托于國民黨正規軍，把人民的命運寄托于蔣介石統治下的合法運動。毛澤東采取溫和的同志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說：王明在會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經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對歷史上處理干部問題中的錯誤決定，應予平反，沒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

王明在《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爭取最后勝利》的發言中也表示要“如北辰而眾星拱之”那樣“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周圍”！這般的話，從王明的嘴里講出來，何等的不容易。1940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干部學校”作了題為“學習毛澤東”的講演。“學習毛澤東”竟出自毛譯東的政敵之手，這也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說明，在戰勝了張國燾和王明兩次嚴重挑戰之后，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已經日漸穩固。毛澤東和中央仍任用王明任中央長江局第一書記，后又任中央統戰部長。

1943年4月，毛澤東提出：“反奸斗爭要以寬大為主，鎮壓為輔；首長負責，自己動手，原則上不要抓義殺人；鎮壓反革命要公開進行”。7月1日毛主席寫信給康生，要其在《防奸路線》第6期上刊登以下幾句話：“防奸工作的丙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已動于，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船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殲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

7月15日，在延安大禮堂舉行的中央直屬機關干部大會上，康生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宣布經過個3月的“搶救”，已有450人向黨坦白。…許多在前一天別人的人，第二天成了被“搶救”者。

7月30日，毛澤東針對不斷發展的嚴重局勢，發出指示，決定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毛澤東總佶說：“搶救運動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及區別對待這兩點。”

由此可見，毛澤東不但從嚴教育批評干部，還保護了大批干部。至于團結干部一道工作，請看不面的實例：

1945年5月23日，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主持召開中共七大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聽取對選舉問題討論情況的訌報。各代表團討論中，提出中央委員會要少而精，有提出不要照顧山頭，陳紹禹（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等意見。毛澤東聽取匯報后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這是理想；山頭是要照顧的；中央委員會不可能每個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識；如何對待犯錯誤的人，過去八七會議不要陳獨秀出席，后來又不選他，過去還有所有犯錯誤的人都不要，這些都是不對的；現在擬的名單，形式上看很龐雜，實際上大不同；現在世界形勢變了，黨有了三個時期的經驗，整風以來25個中央委員中起了很大變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見得就很精，多一點也不見得就不精；就是說要照顧到山頭，要照顧到犯錯誤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會脫離群眾。

毛澤東代表中央在選舉方針的報告中指出：關于選舉方針，主席團交換過幾次意見，認為選舉的標準應當是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來組織中央委員會；按這個標準，犯過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狃過路線錯誤但是已經承認錯誤并決心改正錯誤的人可以選入中央委員會，必頑有承認錯誤并且改正錯誤這一條原則；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愿意與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地存在著；六次大會不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孌員，黨并沒有從此就毫無亂子，天下太平了；….要不要照顧山頭？我們有許多根據地，白已也有許多塊，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這些，就沒有中國革命；有山頭不是壞事，壞的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消滅山頭，就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縮小山頭，這是一個辯證法；是否每一個中央委員都應該是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人？事實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我們新的中央應該包羅各種人才，盡可能地照顧各個方面、各個山頭，知識也是一樣，要盡可能地通曉得方面多一點；如果我們有各方面的人，每一個人都通曉一方面或者有比較多專長，那我們的中央就會試較完全；我們從要集體求完全，不是從個人求完全；關于中央委員會的人數，主席團考慮了很久，沒有提出確定的人數，我提議70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員會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選舉一個比較大的中央，必須比現在的中央委賢會25人要擴大，才能夠適應目前黨的情況、將來的發展以及國際國內的形勢。

參考文：

賈章旺《毛澤東—從韶山到中南海 上》

葉永烈《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康秀峰《重點回答反毛右派的問題-紅墻內毛澤東是怎樣保護劉鄧的？》

（毛澤東年譜中卷）

（原創）20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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