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與領袖　　

梁傳仁　2009年7月29日　

什么是群眾？群眾的第一要義是指占人類絕大多數的一個特定的人群。

人有各種特征。按不同的特征來分類，可以把人分為不同的人群。例如：按性別分，可分為男人、女人；按年齡分，可分為嬰幼兒、青少年、中壯年、老年人；按教育程度分，可分為文盲、中小學生、大學生、研究生……等；按地域分，可分為鄉下人、城里人；或山區人、平原人、沿海人、水上人、草原人；或寒帶人、溫帶人、熱帶人；還可以按職業分，按國籍分……等。

但有一個重要的分類特征是階級，即按占有生產資料情況的差異來劃分人群。按階級分，在不同的時代可分為奴隸主與奴隸、地主與農民、資本家與工人等。階級的粗略劃分，可分為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細致的劃分不贅述。

現階段的“群眾”，它的基本組分，是指被剝削的工農大眾；農民之外其余的小資產階級也是重要的組分，還有中產階級等也是其組分。

人的思想、道德、情感、行為、性格、氣質等，受很多因素影響。例如：受性別因素影響：男人與女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是有所不同的。受年齡因素、學校教育因素影響：年幼、教育淺，就顯得幼稚、單純；年長、教育深，就顯得成熟、飽滿。受地域因素影響：山區人、草原人，性格粗獷、豪邁；平原人、熱帶人，性情細膩、溫和。

但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階級因素，即經濟地位和狀況的因素。受這個因素的影響：如奸商的奸詐、貪婪；農民的老實、樸素……

人的成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受到錯綜復雜的多種因素影響。從一般的情況來說，那個重要的階級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是機械的絕對因素，只不過是個重要的因素而已。有重要，就會有次要，會有一些特例、或例外。如：地主階級出身的澎湃，為工農利益而奮斗，被農民尊為“農民王”。一些剝削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成了工農領袖。

群眾與人民，有不同的概念外延，但群眾占了人民的絕大多數，由是之故，在一些簡略論述的場合，群眾就代表了人民，群眾就是人民，群眾利益就是人民利益。與此同理，群眾就代表了人類，群眾就是人類，群眾利益就是人類利益。

群眾是一群人，是一個人群，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三五個人。某個人，向領導提出一些意見，未被接納。這個人抱怨說，領導不接受群眾意見。這個人的抱怨對嗎？這個人的意見是群眾意見嗎？未必是。個人意見，或三五個人的意見，是否恰當地表達了、反映了群眾的意見，是個待定的問題。可能是，可能不完全是，也可能完全不是。

面對由千萬個人組成的群眾，怎樣了解他們的意見？把這千萬個人挨個地征詢一遍嗎？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缺乏可操作性。人，按其特征是可以分類的，同類型的人，意見大體相同（當然，不會完全相同）。按類型來了解，好辦多了，大大增強了可操作性。上面已講到，人的一個重要的分類特征是階級。所以，階級分析就是一個重要的了解群眾意見的方法（是重要方法，不是唯一方法）。

由千萬個人組成的群眾，他們的行為，真像一團蟻群。

大家看過螞蟻運糧食嗎？一群螞蟻，拖著一個死昆蟲，這個死昆蟲就是它們的口糧。那個死昆蟲，那么大、那么重，三五個螞蟻是拖不動的，要幾十個螞蟻一塊兒來拖。但是，請注意那幾十個螞蟻，它們拖拉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有的向蟻巢方向拖，有的向另外的方向拖。這就會發生力量的抵消，是一種內耗。在一般的情況下，向蟻巢方向拖占優勢，死昆蟲向蟻巢移動，糧食運回家。但偶爾也會發生向另外方向拖占優勢的情況，死昆蟲逆向或各向移動，糧食遠離家。——螞蟻運糧的情景，就是蟻群的合力所形成的運動情景。

人類的歷史運動與此類似。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一分子；每個人，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思想、行為，都有自己獨特的體力、智力、財力和意愿所形成的對社會的影響力；每個人，都是歷史動力的一個“大小不同、方向各異”的特殊“矢量”。億萬人的億萬個“矢量”，會合成一個“合矢量”。合成的過程，由于“分矢量”的方向各異，會有部分力量的抵消、互耗。這個合成了的“合矢量”，就是歷史運動的動力，就是歷史運動的方向。是它，決定了歷史行進時所形成的那個曲曲折折、起伏跌宕的軌跡；是它，創造了歷史舞臺上那些紛繁復雜、奇異絢麗的故事。

群眾占了全人類的絕大多數，群眾合成的那個“矢量”，就是人類的“矢量”。群眾運動的方向，就是人類歷史運動的方向。

歷史是怎樣前進的，不是哪門宗教、哪路神仙的指引；不是哪個理念，哪種正義的顯現；而是億萬群眾的動力所合成的“合矢量”的推動。這個“合矢量”也就是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書中和1890年9月致約·布洛赫的信中講到的“合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

群眾是個龐大的人群，相對于個人而言，幾近無限大。由幾近無限多個獨特的“個人矢量”合成一個“群眾合矢量”。盡管某個或某些“個人矢量”與“群眾合矢量”近似，甚至非常近似；但是，嚴格說來，沒有任何一個“個人矢量”會與“群眾合矢量”百分之百“重合”。由是之故，任何一個個人對歷史的主觀期望，與歷史的真實結果都不會百分之百符合，都會有細微的偏離，或較大的偏離，甚至完全逆反。這樣一來，基于群眾合力而引發的歷史運動，就具有不以個人隨心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客觀性，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這種歷史客觀性，是判斷歷史人物是非功過的最大標準、最后標準、最根本的標準。

你的言行，同群眾利益符合（近似符合），站在群眾前列，引領群眾前進，是為先進分子。而優秀的先進分子，進而是為領袖。你的言行，同群眾利益相背，站在群眾后頭，拖累群眾前進，是為落后分子；嚴重落后，就是右傾分子、反動分子。你的言行，超越群眾利益，先進得過了頭，超前地站在群眾前頭，同群眾隔了一個空檔，是為左傾分子。左傾并不好，左傾并不是先進，更不是先進得很好，左傾是一種脫離群眾的歷史錯誤。

有的人，他個人對社會影響力很大，例如那個“扁總統”。數十萬“紅衫軍”群眾“反貪倒扁”的合力，都拖不動他。他更來勁了，更瘋狂地貪，更放肆地貪。歷史的軌跡竟然出現逆向移動，他成了個頗為光鮮的“歷史反動派”。但后來，更大規模的群眾合力，終于把他拉了下來，拖進了監獄。

有的人，他的言行“矢量”，同群眾的“合矢量”基本一致。他的“言”，使他成為群眾的“代言人”；他的“行”，使他成為群眾的“帶頭人”。他就是英雄、領袖。

有的領袖，其言行同群眾利益的所謂“吻合”，只是一種“偶合”（暫時的、偶爾的吻合）。那個洪秀全，在廣西一呼百應，群眾跟著他，浩浩蕩蕩，由西向東，一路打過去；但他到了南京，就脫離了群眾，嚴重的脫離了群眾，非常嚴重的脫離了群眾。南京的平民百姓，看不到該人，不認識該人，不相信有該人。南京天朝比北京皇朝還要腐敗。內部開始分崩離析，眾叛親離。最后被“湘軍”打垮了。

有的領袖，具有獻身精神，具有實踐熱情，具有歷史使命感，具有過人的膽略和魄力。更難得的是，具有哲學深度的主觀能動性，使他能夠達到在認識論的高度與群眾相結合。從青年到晚年，始終一貫保持著：積極了解群眾、正確認識群眾，把自己的個人人生同群眾的歷史命運，水乳交融，溶為一體。當他站在群眾前面的時候，他不超前；當他站在群眾后面的時候，他不拖腿；當他站在群眾當中的時候，他不踞高。當群眾向他歡呼萬歲的時候，他向群眾高呼“人民萬歲”。他應該稱得上是一位英明的領袖、偉大的領袖——此人毛澤東。

認識群眾，就是認識人類、認識社會、認識歷史。那么，怎樣才能夠象毛澤東那樣從哲學認識論的高度去了解和認識群眾呢？

試想，你要知道蘋果的味道嗎？“從蘋果中來，到蘋果中去”。咬它一口，品嘗一下；再咬一口，再品嘗一下。如此循環往復……。

正確認識群眾，從哲學認識論的高度認識群眾，也是如此：“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調查了解群眾的情況，分析研究一番，得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再調查了解群眾的情況，再分析研究一番，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循環往復，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認識論，是歷史唯物論的認識論。（詳見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

作為領袖（或者，更為實際一點說，作為領導層）通過調查研究，階級分析，了解各個階級的利益分配、力量對比、矛盾烈度、行為動向。獲得對群眾的正確認識，把群眾將來的長遠的利益同目前的近期的利益相結合，運用自己的（或者應該說，領導集體的）聰明睿智、才能智慧、深邃的洞察力，提出前瞻性的理論、階段性的路線、目前執行的政策、當下動員的口號。發動群眾，創造歷史。

可見，領袖和群眾的歷史作用，是一致的。領袖，是群眾人性化的個人代表，是群眾利益的集中凝聚，是群眾“合力”的具體體現。其實，在各種文章中所書寫的那個“領袖”一詞，從實質上講，可理解為群眾的一個“代詞”。

英雄造時勢，實質是群眾造時勢；領袖推動歷史，實質是群眾創造歷史。

領袖必定和群眾結為一體，不存在脫離群眾的領袖。領袖一旦脫離群眾，他就不成其為領袖。脫離了群眾的領袖，將一事無成。

我們黨幾十年來有許多領導人，讓我們把其中的一些領導人在群眾路線上的領導特點，比較一下。

比較一。在對黨內廣大黨員進行思想教育時：處在一線并擔任國家主席的那個領導人，要黨員做馴服工具；黨員是人，卻要當工具，而且是馴服工具。那個領導人，要黨員保持與黨中央的高度一致。而已退居二線的那位領導人卻告誡黨員，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要敢于反潮流，要造反。

比較二。在反右運動時，退居二線的那位領導人認為，要發動群眾，反擊政治上的右派，抓他五千。而處在一線并分工管反右運動的那個領導人，矛頭指向學生、教師、一般干部等群眾，抓了五十萬。

比較三。在“文革”時期，初期的領導人是LD，到處派遣工作組，矛頭指向群眾，在學生當中抓了一大批“反革命”，要抓三十萬。毛在長江游泳，趕回北京，寫了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撤除工作組，解開群眾的束縛，群眾獲得人類幾千年文明史從未有過的“大民主”，把矛頭調轉過來，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比較四。在對待群眾的態度方面。且慢，在進行這頂比較之前，有必要插幾句，先介紹一下新時期的一件新事物。在新時期，官們學“特色”。培養出一堆堆官僚，一窩窩貪官。經過二三十年，由“承包”開始到了“改制”階段，靠“先富論”、“貓論”、“不爭論”、“摸論”、“不管姓論”的孕育，由“合法權力”進行合法化的孵化，鯨吞國有資產，一群暴富的新“官人”破殼而出，實現了“先天下之富而富”。在斂財方面，創下了歷史空前的“三級跳”記錄，兩腳三跳，蹦、蹦、蹦，轉眼間就令人驚愕地躍入億萬富豪的領域，他們是新時期的新事物。新時期有許多新事物，這群暴富的新“官人”是最耀眼的新事物。新事物尚未有合適的新名稱，暫名為“官階級”。他們同群眾已經拉開距離，拉開了一個階級的距離，互相間的情感色彩，人生追求，價值取向，已迥然不同，分屬于不同的階級。好，言歸正傳，他們對待群眾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有個副局長，看來象是學“特色”學得嫻熟，當記者來采訪房地產開發的弊端時，他用質問的口氣訓斥說：“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有個黨組書記，看來象是學“特色”學得高超，大罵群眾：“算個屁”，“你知道我是誰嗎？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們”。對比一下，在老人家時期，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大家踐行為人民服務。干群一致，軍民一致。群眾視黨員為先進分子，視干部為行為楷模。蘭考有個焦裕祿，全國有千萬個焦裕祿。

比較五。在處理“有問題的群眾”方面。所謂“有問題的群眾”，是說，群眾中有的人可能有不當行為或過激行為，成為“有問題的群眾”。但那些問題，都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要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例如，三年“困難時期”，在老人家的教導下，干部們是怎樣去處理那些問題的呢？武漢一所軍校的飯堂，發現晚上有外人來偷吃饅頭，干部告訴飯堂管理員，不要抓。珠江口外桂山島一個連隊的菜地，有老百姓來偷摘幾棵菜，第二天，指導員帶領戰士，摘了一筐菜，送往那個老百姓家，同老百姓親切交談，軍民一家。可是，在新時期，官們又是怎樣處理這些問題的呢？把小偷……等，作為敵我矛盾，從重從快從嚴，打幾個大戰役，全國大屠殺。對攤販，由城管棍棒侍候，雄糾糾打得你人仰馬翻，氣昂昂追趕你屁滾尿流；“劈啪”，踢翻攤擋，番茄、土豆滾一地，“卡嚓”，折斷秤桿，叫你還想做買賣。對行人，交警設圈套、安陷阱，誘你犯規，罰款沒商量。自從動用野戰軍和坦克清理了一次運動場之后，從此官們對群眾就得了恐懼癥，“穩定”就無條件地壓倒一切，群眾上訪，群眾請愿，群眾團聚，群眾集會，群眾游行等群體行為，都竭盡全力，加以阻壓。

通過這些比較，總的說來：那個領導人，脫離群眾，蒙騙群眾，愚弄群眾，背棄群眾，剝削群眾，壓迫群眾；而“老人家”，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聯系群眾，發動群眾，訴諸群眾，服務群眾。

本文完畢。最后，捎帶說一點：前兩個多月，讀了宇太老師的一篇文章《中國人啊，集體懺悔吧、涅槃吧、更生吧》。我尊敬宇太老師，這篇文章也是好文章。但這篇文章要群眾集體懺悔，我認為是不對的。要某個人、某些人懺悔，是可以的。但是，要群眾集體懺悔是不可以的，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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