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中國人接受的是超驗性的政治（天命觀）（即“使民”的權力必須有“承大祭”而來的政治天命和價值原則），和經驗性的民生經濟以及儒家倫理意識形態。而現行的GDP主義則是偏至于經濟，把它神化了，結果官民爭相逐利。文化的東西既然禮崩樂壞，中國人的企盼就沒有了著落，只有向生物的東西退化。  其實，社會主義以唯物主義為哲學基礎是歷史的誤會。社會主義并不必然地與唯物主義相聯系，相反，唯物主義恰恰是資本主義工業文化的哲學，如當今西方主流哲學實證主義正是拜物教的婢女，這一點盧卡契已經說得很透徹了。所以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儒家對接乃是當務之急和題中應有之義。
       儒教是一種準宗教。準宗教者，其一，其信奉的不是形而上的超驗的精神實體；其二，其教義不是神諭而是道德倫理；其三，甘居輔政地位，不設獨立于政府的自成系統的教會組織，歷史上未曾有政教之爭。基督教有其理論方面即神學，亦有其實踐方面即宗教，而儒家不僅有儒學，這方面已經談得很多；還有儒教，前此囿于西方中世紀正統模式，學人談之甚少 。其實如傳統的科舉制下開科取士，道德文章并重，包含有濃厚的教化內容，或可視為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建制，一種類似西方基督教的準教會形式。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即是從“倫理本位”來看儒家的。他認為在個人與團體之間，“中國人卻從中間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春秋時楊朱“為我”，強調個人；墨翟“兼愛”，強調群體。后經孟子辟楊墨，儒家倫理本位最終勝出。

       孟子曰：“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比之當今之世，何其相似乃爾。就意識形態而言，墨翟相當于超驗有神論宗教（“明鬼”），楊朱則相當于近現代西方自由主義（利己），各有偏頗。唯儒家介于其間，開出了中華文化獨有的的皇極大中之道，此乃千年至哉偉業。
        梁所謂倫理本位，乃是以人倫關系為本位，以人際倫常之關系來組織社會，從中分解出中國人的三六九等、士農工商、君臣父子等權力的和倫理的層次。基于這些層次區分，其間的人際倫常關系就成為中國人處理神人、天人諸關系的基本方法，使信仰體系嵌入人倫關系——這也就是準宗教的另一種說法。
        需要指出，宗教與道德都是人對世界的精神性把握，但程度不同。宗教是超驗的、彼岸的理解，道德是經驗的此岸的理解，各有利弊：前者是神的道德，是外在的強制的硬約束，后者是人的宗教，是內在的自覺的軟約束。如在地溝油、垃圾食品、不文明駕駛乃至全民道德滑坡方面，西方人就比中國人的素質好得多。這說明超驗的力度大于經驗的力度，幸虧中國傳統還有強有力的政治來“禁民為非”。在中國，一旦大一統政治解構，僅靠道德約束是無力的，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