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儒家文化有復興的可能嗎

我們不能不承認，當毛澤東思想被否定之后，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在商業大潮的沖擊之下，日漸分崩離析。到了二十一世紀，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成了道德文化的主流。試想，當你在公交車上看到小偷行竊時，你見義勇為了嗎？或者，你身邊的乘客見義勇為了嗎？當別人知道你沒有見義勇為時，他們責怪你了嗎？如果有人因此責怪你，你能虛心接受嗎？你大罵你的上司是貪污犯的時候，你想到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舉報他了嗎？看到上司香車寶馬，你明知這是他貪污所得，你是為此鄙夷他，還是羨慕他，或者你是否曾想過自己也能有幸地像他一樣成為貪污者，挖國家的墻腳來蓋自己的安樂窩呢？想想自己的道德狀況，再看看周圍人，你認為在目前的中國，還有沒有是非美丑的標準呢？你認為這種狀況的中國，還能夠持續多久呢？　　

某些人看到社會風氣日壞，搖頭蹙眉，發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并且在沒有對形成這種現狀的原因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就輕易地把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儒家文化抬了出來，試圖借儒家文化拯救墮落的道德。這個目標有實現的可能嗎？下面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儒家文化的真面目。　　

一、儒家文化的由來　　

孔子開創了儒學，他的學說是有繼承性的。孔子之后，孔門弟子不斷發展著儒學。儒學構成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政治倫理文化的主干。　　

孔子的學說是從哪里繼承來的呢？　　

據歷史記載，殷商社會已有階級之分。剝削階級脫離生產，有余力創造文化，《尚書·洛誥篇》所謂“殷禮”；《多士篇》所謂“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都說明殷代已有文化記錄，而這種文化記錄有專門的王官（史官、卜官、樂官等）來保管。西周社會之后，文化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王官們逐漸積累起典章制度，形成了統治階級專有的文化。　　

孔子的學說正是在繼承前代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收集了前代的各種文獻資料（后人推想主要是以下資料：《周易·卦辭·爻辭》、《尚書》、《詩》——數量遠遠超過三百篇、《禮》、《春秋》——各個國家歷史記錄），整理出了《書經》、《易經》、《春秋》——記載魯國歷史的書、《樂》、《詩》、《儀禮》等書，也即所說的“六經”。六經實際上是五經，詩與樂是合而為一的，詩是詞，樂是譜，后來樂完全亡失了。這六經就是孔子教授學生的課本，在教授過程中孔子闡發著六經的經義。孔子講授經學，多憑口說，弟子們筆錄下來，就構成了《論語》的主要內容。　　

孔子之后，又出現了一位儒家大師，就是孟子，孟子開館授徒，講解前代經典，他的言論結集成書，就是《孟子》。到了東漢，五經之外加上《孝經》、《論語》成為七經；到唐代，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分為《左傳》、《公羊》、《榖梁》，加上《易》、《書》、《詩》成為九經；宋朝又加《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合成十三經。除十三經外，宋朝的程顥、程頤、朱熹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稱為四書。　　

儒家文化就發源于這些春秋戰國之前的著作里面。后來的儒生根據現實的需要對這些著作進行闡釋，用來指導現實生活。對這些著作的研究，就被為經學。　　

二、孔子生活的年代　　

既然孔子的思想起源于殷周，我們就有必要了解一下殷周的社會狀況。　　

殷周時國家以部落聯盟的形式存在，每一個部落就是一個諸候國，它們共推一個勢力大的部落作為聯盟的共主，所有的諸候國都聽共主的指示。殷朝，就是各個部落以殷氏族為共主，周朝就是各個部落以周氏族為共主。另外，處于共主地位的氏族，可以分封同族的人到各地建立諸候國。西周建立后，周武王和周公都曾在族中分封了許多諸候。　　

在這些諸候國內部實行的政治制度是種族奴隸制。也就是一個氏族據于統治地位，被它征服的其它氏族都是它的奴隸。“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家所有的土地和被禁錮在土地上的奴隸都是這個據于統治地位的氏族的私產。這個氏族就是奴隸主階級。　　

這個奴隸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除使用武力外，還創立了文化。這種文化的作用，就是給所有人灌輸這樣的思想：奴隸天生就是奴隸，奴隸主天生就是奴隸主。讓奴隸們安于統治，安于剝削和壓迫。　　

為此，他們創立了天的概念，說他們的權力都是上天授予的，他們的最高統治者是天的兒子。殷朝就把天稱作“上帝”，把最高統治者叫做“下帝”。　　

但天的概念畢竟太抽象，他們需要更具體的東西來直接指導人們的行動。殷朝提出了兩個概念，一個是作為內心修養的“德”；另一個是用來規范人們行為的“禮”。周朝基本上是繼承了殷人的思想。在《盤庚篇》中，盤庚就曾說：“予亦不敢動用非德（我也不敢不顧先祖的德行而妄自作為）。”在《周書·康誥》中也有這種意思的話：“我偉大而顯赫的文王，他有很好的德行的修養，他對于被奴役的人們，沒有苛責；對于鰥寡，尤為客氣，沒有侮慢的態度。這樣便使得那被奴役的人民對他相當敬畏，都自愿辛勤地替他工作。就因為如此，我周人便取得了殷人的統治。”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提倡的“德”，是讓統治者做事要做得適宜，對奴隸的剝削和壓迫要有個限度，不要逼得奴隸們造反危及他們的統治。　　

關于“禮”，從卜辭上這個字的字型來看，是指祭祀時兩塊玉盛在一個器皿里去作供奉，表示對于上帝或先祖的敬意。可見，這個“禮”，最早是從祭祀開始的，后來不斷發展，被用來規范人們在各種場合的行為。周朝人有兩條關于禮的含義的說法：《左·隱十一年傳》中說，禮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的；《左·昭二十六年傳》中說，禮的目的在于“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這兩條對于禮的說法雖然有所不同，但中心意思是一樣的，就是說，國民被分作不同等級，每個等級的人都要按自己的身份行事，尤其是那些被統治者奴役的人民，要固守他們的工作，安于受剝削被壓迫的地位，而不要有所逾越。這就是所謂的“禮”。　　

另外，殷周文化中提到的“德”的概念主要是針對統治者個人修養而言，為此他們又提出“孝”的概念。這種道德觀念在維護奴隸制政權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因為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直接相關，不論對奴隸主還是奴隸都起到了思想上的規范作用。孝這種觀念為什么會起到維護統治秩序的作用呢？因為殷朝商朝都是種族國家，對統治者而言，孝于親也就是忠于國，對祖先孝，也就是對國家忠。所以，周人才說“惟忠惟孝。”（《周書·蔡仲之命》）“孝”的觀念可以使處于統治地位的氏族團結一致，也就是同心同德。同時，殷周氏族還希望他們的孝道可以感動其它被奴役的氏族，從而提高他們的聲望，減輕被奴役者的對抗心理。。　　

從上面的論說中我們可以看出，殷周社會是典型的奴隸制社會，殷周文化是用來維護這種制度，為奴隸主服務的。　　

但是，歷史發展到春秋時期，人口數量的增長、生產工具的改進、工商業的發展，使生產力獲得了進步，奴隸制的生產關系也漸漸發生了變化。　　

首先奴隸制的井田制被逐漸破壞了。所謂的井田制指的是：諸候們在其居住的城郭之外，劃出一部分可耕的土地，平均分配給奴隸。每一家授田百畝，這是所謂私田。所謂的私，只是就收益而言，并不是指土地私有。在奴隸社會，土地完全是國有，也就是奴隸主所有。奴隸也是奴隸主的私產，他們不可能有私人土地。同時，八家共耕公田百畝。這公田就像一個小型的集體農場，由環繞它的八家奴隸共同耕作。私田的收益歸奴隸，公田的收益歸奴隸主。這井田制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固定性。奴隸分到哪塊地，就必須在這塊地上耕作，不允許超出這塊地的界限。為什么他們被稱作奴隸，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人身自由，完全被束縛在這井田上。　　

到了春秋末期，稅收制度發生了變動。公田被廢除，在各家百畝私田內征收什分一的田租。后來奴隸主貴族又按畝收租，認田不認人，也不再認真執行受田還田的手續（按井田制的慣例，男子二十歲受田百畝，六十歲還歸公家）。又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奴隸主容許奴隸鏟去井田的界限，自由墾荒。奴隸主就按照奴隸實際的耕田收取什分一的田租。此在奴隸主似乎只有增加收入，并不吃虧。然而，這里卻發生了一個絕大的轉變，即是土地所有權由此轉移。奴隸事實上擁有了支配土地的權利，他們既可以開荒，又可以自由買賣土地，并且沒有受田還田后，在土地上就成了子承父業。所以說，土地在事實上已經私有化了。這些奴隸在人身和經濟上也有了相當的自主權，已不再是奴隸了，而成了奴隸主的佃農。奴隸主也仿佛成了地主。于是，原有的奴隸生產制就變成了佃農生產制。　　

這種生產方式的改變在當時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必然地引起了新的階級分化。一部分原來的奴隸因為擁有了大量土地而成了富農或地主。經濟上富裕之后，他們的子弟就有余力學習本來為奴隸主貴族專有的知識和技藝，于是，這些人就具備了參與國家政治的能力。在春秋時，社會上出現了一個新的階層，就是“士”。它的一個主要構成成分就是這些子弟。他們進身于統治者階層中當差服務，得到一定的俸祿為生。　　

“士”階層的出現正是新的階級分化的直接體現。組成士的人員中除了新興的富農地主子弟外，還有一個組成部分，就是經濟地位下降的破落貴族。在土地由國有變為私有后，土地兼并隨之出現。有些貴族就這樣失去了土地，家道敗落下來，不得不給其它貴族當差。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土地的私有化對統治階級內部的人事秩序也起到破壞作用。按照種族奴隸制的政治制度，人的地位的高低決定了人的財富的多寡。但是，土地兼并出現后，社會財富被重新分配，財富的多寡和地位的高低不再一致。這顯然不符合奴隸制的“禮”。于是，統治階級內部就出現矛盾了。　　

比如春秋時期孔子所在的魯國。佃農生產制推行后，魯國大夫季氏的財富超過了國君，他所統治的人口數量也超過了國君，他成了魯國最有實力的人。這樣他和國君之間就產生了矛盾。斗爭的結果是，到魯昭公時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季氏家族把魯昭公趕出魯國，使這一國之君客死異鄉。臣子把國君趕走，這實在是對“禮”的大破壞。但這卻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是歷史的必然。　　

新的生產力對舊有社會關系產生嚴重的沖擊，各種“非禮”事件，各種“僭越”事件時有發生。魯國季氏在祭祀祖先時，使用了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儀式；衛州吁之殺了衛君；宋督之殺了宋君；晉國的趙穿殺了晉君；楚世子商臣殺了他的父親；蔡太子般也殺了他的父親；本來只有天子召見國君的，但晉文公卻召見了周天子。　　

總之，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舊的社會道德被不斷破壞，新的社會道德還沒有形成，社會秩序就亂了。奴隸制的“禮”被毀壞得不成樣子。社會進入了一個大動蕩時期。　　

這就是孔子生活的年代。　　

三、孔子學說的實質　　

孔子對這個禮樂崩潰的年代是什么態度呢？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學而》）”季氏在家廟祭祀中使用了天子才能使用的儀式，孔子勃然大怒，不能接受。由于改變了生產方式，季氏比國君還富有，而孔子的弟子冉有還為季氏理財，孔子對此同樣憤怒，說道：“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也就是要與冉有斷絕師徒關系，讓他的其它弟子去聲討冉有。另外還有墮三都的事。魯國的三家大夫，季孫（即季氏）、叔孫、孟孫，他們的勢力都超出了國君，都各自修建了都城。而大夫修建都城，這是不合“禮”的，按照“禮”，只有國君能修城。因此孔子在魯國做官時，就親自主持了墮三都的戰爭。　　

總之，孔子對這個年代是持批判態度的。他批判的對象不是已經落后于時代的種族奴隸制，而是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佃農生產制和和由此產生的新興力量。這股新興力量一方面包括那些解放了的奴隸——他們獲得了人身自由，一部分還擁有了較多財富，——另外還包括統治階級內部改變了剝削方式的貴族。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孔子的學說。孔學主要包括兩個概念：一個是“仁”，一個是“禮”。仁既是孔子所理想的社會道德風范，又是他心目中君子的道德修養的標準。那么仁的具體內涵有哪些呢？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孝，是子女對待父母的正確態度，弟，即悌，是弟弟對待兄長的正確態度。孝悌，是用來維護家族秩序的。為什么孔子把孝悌看做仁的根本呢？這正表明孔子的思想是繼承了殷周文化的，他的這種孝的思想和殷周時提倡的孝在目的上是一致的。春秋時國家的統治者基本上屬于一個家族，就像魯國的季孫叔孫和孟孫，和國君就是一個家族的，如果他們講究孝，就不會侵犯國君了。這就能維持好原有的社會秩序了。也即“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所以說，孔子的孝悌思想，是為奴隸主貴族服務的（有同志會說，難道講究孝還不對了嗎？我們這里是就事論事，孔子當時提倡孝，主要是為了維護種族奴隸制）。　　

仁的內涵還有很多。　　

比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臣子而言，“忠”就是仁的一種表現。　　

孔子的弟子子張向孔子詢問什么是仁。孔子提出了仁的五種德行——恭，寬，信，敏，惠。　　

由于當時一些新興的力量在某種條件下侮辱在上位者，孔子就認為，你只要做到恭，也就是對待別人態度莊重，就不會受到侮辱。　　

當時在齊國，由于國君的剝削太嚴重，很多人就不再為國君耕種土地，而跑到陳氏家做陳氏的佃農；在晉國，百姓一聽到國君的政令，就“如逃寇讎”；魯國也因國君失政而“民散久矣”。如果這們發展下去，奴隸制國家就會崩潰。所以孔子提出要“寬”，即寬厚，對百姓的剝削要有限度。他以為：“寬則得眾。”　　

當時宋國的皇國父屐奴隸為平公筑臺，結果奴隸們都怠工；梁伯屐奴隸筑城，結果奴隸們借故逃跑了。孔子認為這是由于沒有取得奴隸們的信任所致。于是說：“信則民任焉（立信則奴隸們愿為服役）。”　　

除了要能取得奴隸們的信賴，孔子認為還要給奴隸們恩惠，這樣才樂意服役。所以他又說：“信則足以使民。”　　

至于敏，指的是“順時”，也就是做事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就像孔子所說的：“使民以時。”筑臺筑城時，不要妨礙農時。　　

所以說，孔子提倡的仁，主要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奴隸主的統治。　　

那么孔子提倡的“禮”又有什么含義呢？　　

簡單說，孔子的禮指的是倫理規范和制度。“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朝了解了夏商兩代的演進，它的一切禮樂、制度、文章，是何等美盛呵！我主張遵從周代。在孔子心中，最完美的“禮”就是周禮。孔子最佩服的人，就是周公。“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歷史總是在不斷變動、發展。孔子不明白這一點，看到社會動蕩不安，就認為這個時代不好，開始懷念周朝建立初期社會的安定局面。他不明白，周朝初期，天下所以安定，不是因為“周禮”本身多么好，而是因為這種制度和生產力相適應。但到了春秋時代，生產力發展了，新的生產方式出現了，社會上有了新的階級分化，在這種情況下，舊的種族制的奴隸制度怎么可能與這個新的社會適應呢？可孔子卻一心想把社會拉回到周禮所設定的條條框框之中。顏淵問他怎樣治國，他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則周冕，樂則《韶》《舞》……”這種想法不能不說是違背了歷史潮流的。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孔子所說的禮的具體內容。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國君要盡君道，臣子要盡臣道，父親要盡父道，兒子要盡子道。決不能出現違背周禮的僭越。“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候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出大夫。”這里的“道”，事實上就是周禮。由此可見，孔子提倡禮的目的，是要恢復西周的奴隸制度，不單要恢復土地的國有制，還要恢復嚴格的等級制。每個人都要安于自己的等級地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所思考的應該不超出自己的職位）”，每個人都不要做和自己的身份不符的事。　　

孔子在《論語》中還具體談到怎樣做才算符合“禮”。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和地位不同的人說話要用不同的神態和語氣，見國君時，神態也要和平時不同。這是什么？明顯的就是擁護等級制度。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孔子病了，國君來看他，他便面朝東邊臥，身上披著朝服，拖著大帶。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必須有睡衣，它的長度應該是身長的一倍半。　　

顏淵死了，顏淵的父親想讓孔子把車拿出來做棺槨。孔子說：“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我的兒子孔鯉死的時候就沒有槨（那時的棺材分兩層，，內為棺，外為槨）。我沒有賣了車來替他做槨，因為我做過大夫，不能夠在路上徒步行走。徒步行走不合乎“禮”。　　

由以上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禮，是希望建立一種穩定的等級秩序，每個人能夠各安其位。但他提倡的禮卻不是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禮，而是一種過時的禮。　　

下面我們再來談談孔子學說中“仁”和“禮”這兩個概念的關系。　　

仁提倡人們講道德，講道德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建立安定的社會秩序。什么是安定的社會秩序？就是符合周禮的社會秩序。那么哪種道德才算符合“仁”呢？道德總是表現在行為上，按周禮行事就是有道德，就是仁。顏淵向孔子詢問什么是仁。孔子說：“克已復禮為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語行動都符合禮，這就是仁。他還對禮做過這樣的規定：“夫禮，天子愛天下，諸候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家’是一個奴隸單位）。過其所愛，曰：侵（超過了你管轄的范圍，就叫僭越）。”在這句話里，我們可以看出，“仁”和“禮”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　　

用一句話來概括兩者的關系，也就是：提倡仁是為了實現禮，按禮行事就是仁。　　

說到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的仁，只是實現禮的手段，禮才是孔子最終的目的。　　

這種禮是什么？就是種族奴隸制。　　

四、孔子之后的儒學　　

看了以上內容，一定有同志會說：“既然孔子學說是違背時代潮流的，為什么之后兩千年的封建統治者卻能夠用此學說來統治人民？”　　

其中的原因就是：一，隨著歷史的發展，法律產生了；二，孔子之后，儒學發生了很多變化。　　

由于孔子的學說都是他的弟子口耳相傳，所以他去世之后，弟子之間在儒學上就出現了分歧。《韓非子·顯學》中稱：戰國時代，儒家就分為八個派別。孟子和荀子這兩位儒家大師，在儒學的研究上就有很大分歧。比如：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孟子主張法先王，荀子主張法后王；孟子依然用“禮”來維護等級制度，荀子卻說“禮”是用來“斷長續短，損有余，益不足”的。荀子的禮已經有了“法”的因素。　　

這里，我們來談一下法家思想的形成。荀子的思想中已經有了法家思想的萌芽。他的性惡論，主要指的是人生來都有欲望，不管你是奴隸還是貴族，在這上面都是一樣的。所以，不能主張奴隸就該“止欲”“寡欲”，奴隸主就可以縱欲。這種思想事實上表現了一種平等觀念，這也就是法家思想的基礎。而不是“刑不上大夫，禮不庶人”的奴隸制等級觀念。之后，韓非將荀子的這種思想發揚光大，法家就成了獨立的一個學派。　　

法家思想和孔子學說的主要區別表現在：法家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孔子學說認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才是正理。比如商鞅變法時，太子違反了法律，按律應當處罰，但到底是太子，無法絕對地執行，于是就治了太子的老師的罪。這里雖然沒能體現出法律的絕對平等，但我們可以看出，這里是有一種平等精神的，法律靠的就是這種平等精神才得以樹立。這已經比孔子學說有了絕大的進步了。　　

殷周時期國家是沒有法律的，奴隸主階級可以依自己的意愿處罰奴隸，沒有什么強制力可以處罰他們。時代在發展，春秋時期，土地的所有制由奴隸主占有到私有，同時，原本為奴隸主所壟斷的工商業也轉變為私有。在這種條件下，國家走向法治，這是歷史的必然，再單純地依賴“德治”“禮治”是完全行不通的。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動蕩不安正是由于禮治遭到破壞，而法治沒有產生。很多有識之士開始考慮這個問題。早期的比如鄭國的子產，就制定了刑書；晉國的范宣子把刑書鑄在鼎上。各國的變法也都是從制定法律上開始，不論是商鞅在秦，還是李悝在魏。實行法制，已經是歷史的必然。從此之后，法律開始在國家管理中發揮作用，成了國家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管理國家單單依靠法律顯然是不夠的。　　

法律在基本精神上雖然說是人人平等，但在一個私有制的社會，貧富不均是必然，經濟地位不同也必然帶來政治地位的不同，比如說，窮人需要服勞役，而有錢人可以出錢代替服役。在這種狀況下，法律上雖然規定人人平等，但在現實中，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的不同，必然會把人分作不同等級。等級的存在是私有制的必然產物。這種現狀會讓很多下層人民心生不滿。另外，私有制的社會，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也必然是社會文化的主流，為了追逐私利，很多時候，人們是不惜以身試法的。　　

所以，為了統治的穩定，除了法律，道德教化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種工具。這樣，儒家文化就有了用武之地。　　

缺乏法制，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就亂了，法制進入政治管理，適應了新的生產力的要求，國家就能穩定下來。儒家文化所以在以后的封建國家中能發揮作用，是由于有法律作為國家的強制力量。法律是道德教化的后盾。沒有法律，儒家的教化是無用的。　　

孟子基本上是繼承了孔子的學說，而荀子的學說中，有太多的法治思想。在歷史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真正代表封建制度的思想的是“禮表法里”的荀子的思想，而不是孔子的思想。譚嗣同在《仁學·卷上》、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都說過這種話。至于后來西漢的董仲舒，東漢的鄭玄，隋唐的孔穎達、韓愈，宋朝的周敦頤、兩程、朱熹等儒家人物，都是依據時代在儒家文化中加入了新的內容，以適應于封建統治。所以說，孔子之后的儒學和孔子的儒學已經有很多不同了。比如孔子是主張“德治”“禮治”，不主張法治。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就是說：用政治和法律來統治人民，人民安分守己是為了免于罪過，但不認為不服從統治是可恥的；用“德”和“禮”來治理人民，人民不但有廉恥之心，而且人心歸服。當孔子聽說晉國的范宣子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時，深不以為然地說：“貴族和奴隸混在一起，怎么顯示出貴族的尊嚴和偉大呢？并且這么以來，貴賤之間一點區別都沒有，還成個什么國家？（《左》昭二十九年傳）”但是，孔子之后的儒者，多是認可法律的作用的。　　

但這絕不是說，孔子的學說被后人拋棄了。后來的儒者是根據時代的需要對孔子學說進行了改造，并加入新的內容。儒家很多基本的東西還是來自于孔子。比如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孔子指的是奴隸制條件下的一種等級關系，在封建社會，指的就是封建社會的等級關系。所以，孔子的德治、禮治經過改造后，都可以用于新的統治。就像“孝悌”“忠信”，提倡這種道德不是有利于國家的統治嗎？　　

這樣，在法律產生之后，孔子的學說經過改造，就重新成了統治人民的工具。——這在孔子時代卻是沒有實現。　　

五、儒家文化的本質　　

儒家文化即使到了封建社會，其核心依然是所謂的“禮”。也即社會等級秩序。雖然法律存在，但私有制必然導致等級秩序。儒家提倡道德修養，其根本目的依然是要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而在私有制的條件下，這種社會秩序只能是不平等的等級秩序。比如，人們在穿衣上不是有等級之分嗎？在使用交通工具上不是也有等級之分嗎？　　

地主和佃農可能平等嗎？地主為了私利，不是可以任意盤剝佃農嗎？地主和佃農在一起，是哪一個把頭仰得高高的，又是哪一個低頭彎腰呢？　　

儒家文化卻教育人們，要安分守己，不要犯上作亂。　　

在封建社會，儒家文化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維護等級制度。　　

但是，一旦封建的生產關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矛盾激化，儒家文化就會如春秋戰國時代，不再為人所看重。　　

私有制的條件下，必然出現土地兼并，貧富差距必然越來越大。當地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使作為生產力的主要要素之一的勞動力無法實現再生產時，也就是說當人民的溫飽問題都不能解決時，這種現象說明，土地的私有制已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于是階級矛盾就激化了。于是，人民就要“犯上作亂”了。每一個封建王朝在滅亡之際，社會不是都出現了大動亂嗎？等級秩序不是都被嚴重破壞了嗎？唐朝的安史之亂中，安祿山講儒家的禮嗎？宋朝的趙構連父兄的生命都不要了，這符合禮嗎？當黃巢領導農民起義時，他們會對將他們逼到死亡線上的統治者講禮嗎？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在哪種情況下起作用呢？　　

就是社會在相對穩定時期，——階級矛盾沒有激化的時期。它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就是麻痹人民的作用，讓人民安于被剝削，安于被壓迫。這就是封建社會時期儒家文化的本質。　　

六、儒家文化在當代中國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之后，儒家文化被人們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因為人民擁有了比儒家文化高明一百倍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人剝削人的私有制被徹底丟棄，生產資料成了全民占有。公有制的建立，從根本上鏟除了人剝削人的等級制度產生的土壤。　　

那是一個多么好的時代啊！　　

過去幾千年的歷史里，都是極少數人壓迫大多數人，只有在這個時代，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對極少數人實行專政。　　

什么“忠孝禮義”，都比不上毛主席提出的“為人民服務”。　　

有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個人真正和集體融到了一起。擺脫了個人主義，人的精神真正進入了一個自由的境界。在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指引下，人的精神真正地得到了大解放。　　

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公有制開始被逐步摧毀。到了二十一世紀，公有制再不是國家經濟的主體了，私有制復辟了。　　

在這種狀況下，儒家文化的幽魂在漸漸復活。它重新把黑色的手掌，伸向人民的脖子。　　

附：儒學的產生：　　

孔子的先祖曾經是宋國的奴隸主貴族，但到他父親時已家道中落，成為“士族”。孔子也就是一名“士”。當時的士族子弟多學習殷周時貴族階級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以為進身謀生之途，即所謂儒業。儒是當時社會一行業，孔子出生前就有。孔子曾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這里的儒，事實上就是指這個行業。孔子對前代的知識——主要是殷周的知識——進行了總結，創立了儒學。自此以后，儒成一學派，不再是一個行業了。　　

參考資料：　　

楊榮國：《中國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　　

范文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錢穆：《國史新論》，《孔子》　　

勾承益，李亞東譯注《論語》（中國書店，１９９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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