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牛頓古典物理學中，空間只是個擺放物體的空盒子一樣，傳統歷史學中，地理環境只是個擺放歷史事件的空舞臺。然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正如空間本身就是物體的本己存在一樣，地理環境，本身就是歷史的本己存在，即能動的歷史的基礎和動因。因此，歷史學如果不從地緣分析入手，不認地緣條件乃歷史的主動因素，這樣的歷史學，只是牛頓式認空間為空盒子的形而上學歷史學。
    中國歷史的基礎和動因，在中國特殊的地緣條件；任何時代的中國歷史，背后的決定因素即其合乎邏輯、合乎因果律的“歷史必然性”，都是中國特殊的地緣條件。把握了中國的地緣條件，就把握了中國歷史或中國命運的血脈。當然，正如人體血脈有粗細之分一樣，地緣條件在歷史中的作用，也有粗細之分?！诒緯校覀冎荒苷勂浯终撸粗袊鴼v史中的東西南北關系。

 

    1、安史之亂前中國東西關系的地緣動因
    在中國地緣政治史上，唐玄宗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是一塊界碑。這以前的中國，“力量的自然位置”在西部，政治軍事方面占優勢的西部力量，總對經濟方面占優勢的東部力量取進攻態勢。在二者的較量中，每個大回合，都是西部力量打敗東部力量，西部地區把東部地區整合掉。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重心在西部，長安是它的心臟或大腦。安史之亂后，“力量的自然位置”在北方，軍事政治方面占優勢的北方勢力，總對經濟方面占優勢的南方勢力取進攻態勢，在二者的較量中，每個大回合，都是北方力量打敗南方力量，北方把南方整合掉。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重心在北方，北京是它的心臟或大腦。
    追溯中國地緣政治史上這幅東西南北大勢圖，得從安史之亂前西部力量對東部力量施加壓力的深層地緣背景和動因說起。
    冰期時代，位于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系北邊的廣大歐亞大陸內地，氣候并非均一的冰原氣候，而是多種類型的。東亞寒冷干燥，歐洲冰川廣布。這兩個地區，都不利于具有寒性大智慧、能分善惡的人種培植。只有中亞，條件才最具備。這一地區，現在當然大部分為沙漠所覆蓋，但漢字中的“沙漠”二字，都有水字旁。這表明：在上古時代的中國人眼目中，今日的沙漠地帶，是水量充足的。這一點，也為現代科學考察所證實：
    經中德兩國科學家4年多實地考察，我國第二大沙漠騰格里的歷史真面目終為世人所知：這個目前被流動沙丘覆蓋的大沙漠曾有一個連續而巨大的淡水湖泊。
    據蘭州大學參加考察的青年科學家張虎才介紹，這次研究區主要以騰格里沙漠北緯38－40度，東徑102－105度的范圍內為中心，因此涉及沙漠內部查汗池到阿拉善旗一帶。在這里他們發現了大面積的古湖泊地貌遺跡和沉積地層，同時發現，現已成為干鹽湖的白堿湖邊緣，還留有完整可辨的最高湖岸線遺跡。
    考察結果顯示出被科學家稱為“騰格里大湖”的古湖泊昔日風貌：一個連續而巨大的淡水湖泊高水位曾形成于距今3.5萬年到3.8萬年前，在距今3.3萬年至距今2.3萬年間，騰格里沙漠西北部，也就是今天的白堿湖大海子一帶，曾存在一個面積至少達1.62萬平方公里、水深25米、最大水深超過60米的巨大淡水湖泊……。在距今5800年前至距今1400年前的這段時間里，騰格里沙漠西北部仍有較高水位波動的遺跡存在?！尽吨袊逃龍蟆?1995年1月16日 4版】
    這表明：這個“騰格里大湖”，至少在隋唐時期才完全干涸，并經歷了一個正在文明著的中國先民們所能看到的由湖到干海子、由干海子到沙漠的演變過程。因此，那地方的古代名稱，又有“大澤” 【腳注：《山海經?海內西經》：“大澤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薄?、“瀚海”之稱。當然，瀚海之稱當在大澤之稱后。“瀚”者，旱也；“瀚?！闭?，旱海也，曾經有過百鳥翔集的湖泊的地方也。從湖到干海子、從干海子到沙漠的演變過程，就是一個名稱由“大澤”到“瀚?！薄⒂伞板！钡健吧衬钡母姆Q過程。
    既然騰格里沙漠在不算久遠的人類時代中存在過如此巨大的一個湖泊，那么，中亞地區，越往西，這樣的同期湖泊當會越多越大。因為越往西，中亞地區就越能接受到西風帶來的較多的大西洋降水。事實也是這樣，騰格里沙漠以西的羅布泊，時至20世紀后半葉，還有湖水。羅布泊再往西，是以吐魯番盆地、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為主的新疆地區，此地眾多沙漠中，歷史上人類活動的遺跡到處可見。這表明，這些地區，歷史上也曾湖泊廣布。例如，1998年，考古學家們就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找到了消失了近兩千年的古精絕國遺址，發現了用蘆葦編成的院墻、用湖泊淤泥沉積物切塊壘成的佛塔，從而證實了唐玄奘“古精絕國在大澤中”的記載。這一地區再往西，就到了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境內至今面積仍然廣大的伊塞克湖、巴爾喀什湖、阿拉湖、齋桑泊等湖區。再往西，就是圖蘭低地中面積比巴爾喀什湖更大的咸海。咸海以西，又是面積比咸海更大的里海。里海以西，又是面積比里海更大的黑海。再往西，是更大更大的地中海、大西洋……。這種情形表明，在不太久遠的人類世紀，在西起里海，東至中國黃河河套這一廣大的中亞地區，包括今天的沙漠廣布之地，曾是湖泊廣布、氣候濕潤的。
    既然“騰格里大湖”的全盛期至少在3.8萬年前就達到了，那么，它的形成期應該比3.8萬年要提前，至少應在4萬年以上。這段時期，屬于地質年代中第四紀大冰期的最后一次亞冰期——玉木冰期?？梢娫谟衲颈跁r代，當歐洲廣大地區被巨大的斯堪的納維亞冰原覆蓋的時候，中亞地區則是湖泊廣布、氣候濕潤的。不難想象，當時當地的氣候景觀當是如此的：四季變化明顯；冬天湖面冰凍，祁連山、阿爾金山、阿爾泰山、天山、杭愛山、陰山、帕米爾高原、薩彥嶺等山脈，雪線降得更低；夏天湖面解凍，四周廣大平川上草原郁郁蔥蔥、無邊無際，遠處的高山，雪線后退，望之若今日日本富士山或中國玉龍雪山，“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景象，遍布整個中亞地區。
    這種氣候景觀，是特別適合具有寒性大智慧的人種產生的，這就是當今人類學家所說的“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梢哉f，高加索人種與蒙古人種，這寒性地緣種因最強或較強的兩大人種，起源時間為晚第四紀冰期，起源地點為東起中國黃河河套、西至歐亞交界處的高加索山脈這一廣大的亞洲內陸地區。這地區西部，與白雪皚皚的斯堪的納維亞冰原相接，受白色冰雪熏染深，那地方的人，就成為白皮膚的高加索人種。這地區東部，與黃土廣布的中國黃土高原、蒙古高原相接，受黃色土壤熏染重，這地方的人，就成為黃皮膚的蒙古人種。
    玉木冰期之后，全新世開始，隨著斯堪的納維亞冰原的消失，歐洲氣候變得大為宜人，高加索人種們漸漸向那里挺進。而在東方，由于全球氣候變暖，從北冰洋和西伯利亞刮來的冬季風勢力減弱，從太平洋吹來的夏季風勢力增強，被李四光稱為“新華夏構造帶”的東亞廣大地區，氣候同樣變得溫潤宜人，蒙古人種們于是漸漸朝這一地區挺進。
    然而，全新世以來，假如僅僅歐洲和東亞的氣候變得宜人，而中亞的氣候仍像以前一樣湖泊廣布、清明濕潤的話，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們是不會離開這一地區、各朝東西兩個方向大規模挺進的（當然，南亞也是一個方向）。但事實相反：全新世以來，如果說歐洲東亞的氣候是由寒冷變溫暖的話，那么中亞的氣候就是由溫暖變炎熱（當然，冬季除外）。這樣，該地本來就不多的降水量，漸漸比不上蒸發量。結果是湖泊日趨縮小乃至消失，草原日漸荒蕪沙漠化；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們，不得不漸漸離開此地，向東西兩個方向走去，爭占風水更好的地方。就東方的情形說，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與“騰格里大湖”最終干涸同時的1400前的中國隋唐之際。因為此時，包括“騰格里大湖”在內，巴爾喀什湖以東的廣大中亞地區，小型湖泊已完全干涸，大型湖泊變得小而又小，以至于到處是“瀚海”了?；蛘哒f，隋唐之際，與中亞土地涵養力退化到一個臨界點同時，該地的人口，也減少到了一個再無力量對東亞地區作大規模入侵的臨界點。于是，隋唐以后，中國地緣政治史上的東西關系大格局，就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南北關系大格局。

    2、炎黃二族的“東進序曲”
    上古時候的華夏祖先，大而化之地分為“東夷”、“西羌”、“北狄”、“南蠻”四部，相互不斷沖突、交往、融合。在此過程中，起源于西方中亞地區的羌人，因受“在干旱氣候條件下，不向外發展就沒有好日子過”的生存壓力驅迫，多數情形下，處于主導支配地位。當然，嚴格說來，北狄、東夷和南蠻，亦帶有一定的西羌式的中亞地緣種因。因為全新世以來，蒙古人種的向東遷移，并非一次性行為，而是分期分批的多次行為；炎黃二帝之前，當有多次遷移。那些先行者們到了中國北方，與當地環境相適應，就成了北狄；到了中國中東部地區，與當地環境相適應和與當地原住民相融合，就成了東夷；到了中國南方，與當地環境相適應和與當地原住民相融合，就成了南蠻。然而，后續者還在源源不斷地來，從而源源不斷地推擠著先行者；先行者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地盤（利益），亦不得不回頭抗拒背后的推進者。那情形，恰似“長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勝舊人”。在此推進過程中，見之歷史傳說的最早一波“大浪”，就是炎帝族和黃帝族的向東推進?；蛘哒f：炎黃二族的向東推進，只是持續了數千年的西部力量向東推進的“東進序曲”
    傳說中的炎帝族，發源于今日陜西岐山東渭河北岸的姜水，離黃帝族的發源地即今日的黃帝陵不遠（“葉落歸根”，黃陵所在地，必為黃帝族發源地）。兩族早先的活動范圍，皆在陜甘盆地中渭河以北的洛河、涇河一帶。但是，兩族的地緣環境，還是有明顯差別的：炎帝族偏南，黃帝族偏北；前者位于“黃土地”上的低濕地區，后者位于“黃土地”上的“黃土高坡”；前者宜于習于農業，被稱為“神農氏”，后者不宜不習農業，以游牧業為主，大概因為喜歡架車到處跑、是車子的發明者，因而被稱為“軒轅氏”。這種初始地緣差別，為后來的兩部族發展規定了一個大方向，甚至決定了各自的后來命運：在后來的“東進序曲”中，黃帝族按照自己的既定方位，向東北方向發展；炎帝族按照自己的既定方位，向東南方向發展。前者因所經之地更不具備灌溉農業所應具備的水利條件，越加增強了游牧部落特有的“遷徙往來無常處”習性，變得更加機動強悍；后者因所經之地水利條件越來越好，越加發展了自己的以農為本習性，漸漸變弱。
    炎黃二族的向東發展，不能不與黃河中下游的東夷族發生沖突。在此沖突中，炎黃二族中首當其沖的是炎帝族。這是因為：一方面，黃河中下游地區，與炎帝族所在地緯度相同，直線距離最短，屬炎帝族天然勢力范圍；另一方面，此地風水最好，它當然必須屬于力量更強的炎帝族（早先的炎帝族，勢力強于黃帝族）。——此時的炎帝族，其順著黃河一直東進到山東半島乃至大海邊的擴張愿望，一如冷戰時期蘇聯的南下印度洋戰略。而東夷族對炎帝族的抵抗，一如冷戰時期美國在內新月形地帶對蘇聯實施的戰略遏止。雙方爭奪重點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陜西東部的黃河一帶。戰事長期膠著。
    與炎帝族的向正東方向發展同時，向東北方向發展的黃帝族，先在黃河壺口一帶越過黃河，進入山西呂梁地區，接著又過呂梁山，下到汾河上游，一部分順汾河南下，一部分繼續往東，越過太行山，東出井陘，在太行山東側廣大平原地區活動經營著。這樣，黃帝族就異軍突起、后來居上，成為炎帝族與東夷族爭霸戰爭中一股決定雙方命運的力量：順汾河南下，他可以威脅潼關以西的炎帝族后方；順太行山東側南下，他可以在孟津一帶包抄蚩尤為首的東夷“戰時前線大本營”。當然，因東夷族占據的肥美之地對黃帝族更有吸引力，它的攻擊對象因此只會是東夷族。于是，正如冷戰時期陸權國家為對付海權國家而結成軍事同盟一樣，黃帝族與炎帝族之間的軍事同盟形成了（這是上古時候心臟地帶的地緣政治力量向內新月形地區的地緣政治力量發起的一次進攻）。蚩尤為統帥的東夷“戰時前線大本營”被黃帝族擊潰后，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就在黃帝族控制下了。
    戰勝東夷族后，炎黃二族又展開爭奪勝利果實的爭斗。但此時，黃帝族已掌握主動：“諸侯咸歸軒轅”。此外，此時的炎黃相爭，不同于與東夷族的爭戰，雙方不久前還是心臟地帶“天然盟友”，只不過先前炎帝族是老大，黃帝族是老二，戰勝東夷族后，老二變成老大。因此，這種爭斗，就比與東夷族的爭戰顯得溫和：阪泉三戰得其志的黃帝，對戰敗的炎帝，并未像對東夷的蚩尤那樣，采取“擒殺”手段，而是在讓對方承認自己的霸主地位后，就息事寧人了。而炎帝族，也識相地從此改變了自己原來念念不忘的順黃河東進到大海的戰略意圖，把它讓給了黃帝族（事實上，戰勝東夷族后，此方位早在黃帝族控制下了），自己則朝東南方向發展，順漢江而下，在神農架一帶，一路放火燒山，篳路藍縷，開荒種田；這樣，在原有的“神農氏”頭銜之后，又新增了一個“烈山氏”頭銜（這頭銜略帶譏諷，大概是黃帝族因對炎帝族沒有節制的放火燒山行為很不以為然而“贈”給他們的。）

    ３、東西和睦的堯舜禹時代
    黃帝族入主黃河流域后，面臨的問題無非兩個：一為生產力中的人與自然關系，二為生產關系中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關系。第一個問題的解決，就是堯舜禹三代不斷地治水平整土地，其中的關鍵人物是鯀禹父子。鯀的治水法是人過分自大、崇人力不尊重自然規律的“堵法”，結果治水失敗，身敗名裂。禹的治水法是尊崇自然、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的“導法”，結果大功告成，名垂千古。鯀的方法是主觀唯心方法，禹的方法是客觀唯物方法，二者在中國歷史上，都很有代表性：唯心錯誤的鯀的“堵法”，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斷絕過，只不過表現領域和表現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個問題的解決，類似20世紀辛亥革命后說的“五族共和”。此辦法與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后推行的種姓制度不一樣。所以如此，是因為：
    第一，在印度，征服者的征服，是北方民族對南方民族的縱向征服，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南北素質差別太大。但在中國，黃帝族的入主黃河流域，征服者的征服，是北方部族對北方部族的橫向征服，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素質差別不大，而且都有共同的西部地緣種因，都是由中亞一帶進入東亞的，不同的只是時間的先后；這樣，黃帝族、炎帝族、東夷族之間的“共和維新”，就有共同的地緣種因基礎。
    第二，印度自然阻隔和壓力太小，氣候炎熱，人性熱動，若不以種族隔離辦法制造社會隔閡，生活于那片平坦而熱動的土地上的人們，將互相沖撞得一塌糊涂，毫無文明氣象可言。而中國，自然阻隔和壓力本來就太多太大，地陰太重，人的性格因此本來就不大活潑，在此情形下，何必在自然隔閡基礎上再加一層社會隔閡呢？——只有實行“共和維新”辦法，才能盡量減少自然隔閡、增加生活熱氣。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堯舜禹三位“圣人”。這三位“大圣”，在“天地人三才”的“分有”方面，各有其特殊性：堯身上，“天”的色彩更重一些；舜身上，“人”的色彩更重一些；禹身上，“地”的色彩更重一些。
    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說：“堯都平陽，在今山西臨汾”；“舜生于諸馮（今山東諸城）”；“禹都陽城，在今河南登封東南，后遷陽翟，在河南禹縣”?！睹献?離婁章句下》：“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荀子?大略篇》：“禹學于西王國?！薄@里，堯山西，舜山東，禹河南，體現了一種否定之否定的樸素地緣政治關系。這說明：堯時期，重西部；舜時期，重東部；禹時期，東西并重略偏西。這種情形，正與四千年后的新中國同：毛澤東時代重西部；鄧小平時期重東部；江澤民后期和胡錦濤開始以來，則“允執厥中”、東西并重但略偏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日新中國，相對于堯舜禹時代這一華夏文明的“曙光期”，是一個更大時空的否定之否定：正如華夏文明的光被東方，端賴堯指示、禹完成的治水事業一樣，今日新中國，要光被世界，端賴毛澤東指示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大業的完成；亦如禹治水事業的完成，開創了幾千年的“家天下”后果一樣，新中國“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大業的完成，開創的，將是無限久遠的禹以前樣的“公天下”后果。

    4、夏商周三代的東西關系
    建都山西南部的夏朝，在當時的華夏文明圈內，位置偏西。東西自然差別，決定了西部夏朝與東部地方勢力的矛盾是難以避免的。一般說來，挑起矛盾者通常只會是東部勢力，因為經濟上它比西部更有實力（好風水使然），但政治上卻受西部控制，心理不平衡。再說，經濟實力的增強，任何時候都會助長某些有經濟頭腦無政治頭腦的野心家的非分之想。
    東部勢力對西部“中央政府”的反叛，最著名的一次是后羿發動的叛亂?！吨袊犯濉氛f：啟死后，他的五個兒子互爭繼承權，夷人中的后羿乘機西進，因夏民以代夏政，取得政權。但羿政權如秦漢之交進駐咸陽的楚霸王頂羽，亂轟轟缺乏穩定性。經過長期混戰，啟的重孫少康取得勝利，政權重歸夏人。少康之子抒繼位后，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之后，為報與東夷的“一箭之仇”，遷都老丘（今河南開封陳留北），接著“征伐東夷，一直打到海邊?！?BR>    抒以后的夏朝，因遷都老丘，實際已屬東部地緣政治力量，漸漸受到東部容易得利的地緣環境和舒適生活影響，精神上逐漸與西部根基脫離，失了艱苦奮斗這一西部人特有的地緣政治本色。從孔甲開始，統治者的腐化墮落一代勝過一代，至末代暴君桀，終于把夏朝弄亡了。
    繼夏而起的商，屬夷人方國。盤庚以前，因所在地黃河中下游地區地形平坦開闊、交通便利、水源日照充足，可耕地和天然物產豐富，商人因此對土地的經營投入就無興趣，老在大平原上漫游著，似乎哪塊地盤都重要，又都不重要，到處都有誘惑力。這種浪漫習性，對自身的生存發展是不利的，必須改變，找塊地盤定居下來。當然，這塊地盤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不苦寒，也不繁華；二是既能控扼東部勢力，更能控扼西部勢力。為了尋找這樣一塊地盤，商人肯定“摸著石頭過河”地作了一番努力。但由于貪戀東部繁華，尋來尋去，只是在老套路中轉圈。為此，得拿出壯士斷腕決心，對那些借口“摸著石頭過河”、實則貪戀東部繁華生活的舊貴族猛喝一聲：這套把戲該收場了！如果你們真的有意尋找這樣的地盤，那么，它就明擺在那里，現在就看你們愿不愿意了！而這個“那里”，就是盤庚挑選的并且用嚴厲手段強迫舊貴族們接受的殷（河南安陽）。盤庚遷殷后，商朝國都不定的歷史終于結束了，此后的商朝，就有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發展局面。
    商朝的南方，無勁敵，武丁南征，“撻彼殷武，奮發荊楚”，勢力伸張到長江以南。東邊，那是商的傳統勢力范圍。北邊，人煙稀少，地緣政治力量處在冬眠狀態。西邊，為干旱所迫、向外尋找好風水的“外部無產者”，源源不斷。因此，一如既往，商朝的主要威脅，依然自西而來。這些西方外部無產者們，開始很散漫，后來終于集合在周人旗幟下，滅了商朝。
    的確，周人代表的，乃全新世以來在干旱壓迫下自西而東尋找好風水的中亞地緣政治力量，他們一面對東方施加壓力，一面又受到比他們位置更西的“犬戎”勢力的逼壓。這種處境，使周人形成一種尤其能夠站在他人立場思考問題的辯證思維；他們既懂得東方發達地區的情形，也懂得西方落后地區的情形。這樣，華夏文明重心，漸漸從黃河中游轉移到渭河流域。代商而立的周朝，一開始，就對華夏族的長治久安作了全盤考慮，使出兩大高招，這就是：
    第一，把住華夏“東極”：把與周朝存亡與共、在滅商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周公旦和姜太公，分封到位于華夏東極的山東沿海去，使“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國家理念真正落在實處（事實上，此一理念，正源于此：“濱”者，東部沿海即歐亞大陸的東極也）。這樣，就從“終極關懷”處斬斷了全新世以來一切內陸地緣政治力量都具有的“不到東海心不死”心思，明白無誤地告訴他們：是的，對這一地區的想往，是迄今為止華夏這方土地難以安寧的最大興奮點；然而，如果說以往的人們克制不了自己這番心思，是因為此地主權一直不明確的話，那么，時至今日，此地已有強大主人，因此，從今以后，這種心思，該徹底打消了；從今以后，各方力量，應各就各位，安于自己的“封土”（范文瀾說的“周初大封建”規定的封土），不要再互相侵逼了。
    第二，打破傳統國都模式，實行一國兩都制。兩都者，西邊的“本都”鎬京和新建的東邊的“末都”洛陽也；前者是固本，后者是扶末。重視西都，是為了防范會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的西邊“外部無產者”。新建一個東都，意義在于：西極的周天子所在地與東極的周公旦、姜太公封地，距離太遠，中間有一“軟肚皮”，若不在二者中間建一“允執厥中”的平衡點，周王朝這架天秤，就支撐不起來。反之，若在二者中間建一新都，那么，在周朝勢力所及地區即“率土之濱”，就形成一種三點一線、東西呼應、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的一字長蛇陣。毫不夸張地說：周初治國者們此一打破傳統國都模式的舉措，其“思想解放”的大膽性和具有深遠意義的創造性，可與三千年后當今中國政府實行的“一國兩制”一比。
    附帶說說：洛陽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就是由這種東西地緣政治關系大格局決定的，而不是像某些風水先生說的那樣，是因為它“處在昆侖山脈的吉祥之氣”中，得了“陰陽兩種力量”之助。因此，一旦中國地緣政治關系不以東西關系為主、而以南北關系為主（安史之亂后），洛陽的歷史光輝就暗淡了。
    然而，西部力量對東部力量的侵逼，在受干旱威脅向東尋找好風水的中亞地緣政治力量未完成它的大釋放以前，是像地球圍繞太陽轉一樣的客觀自然規律。——在周幽王的亡國故事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之前周太史伯陽甫論地震這件事：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笔菤q也，三川竭，岐山崩。【《史記?周本紀》】
    這件軼事的細節不必詳究，大本處是正確的，這就是：若涇水、洛水、渭水三川都干竭的話，那么越往西，干旱就更嚴重了。這樣，自西而來的“外部無產者”們組成的軍事壓力就更大了。幽王的昏亂，不過為西部犬戎們向東尋找出路提供了一個難得機會。況且，幽王的昏亂，乃一種實行了數百年的旨在遏止外部無產者的國防政策終于被認為是一種沒有希望的徒勞之舉的合乎邏輯后果：既然犬戎的侵逼乃天命即氣候使然，人力又怎么遏止得了呢？如果遏止了數百年仍無濟于事的話，就說明這種遏止是沒有必要和毫無意義的；既來之則安之，它要來索性就讓它來好了！——這樣一想，西周統治者們就破罐子破甩，漸漸放縱昏亂起來了。
    西周亡后，華夏族失去了自己的西部根本。若說周初的地緣政治格局如一字長蛇陣的話，那么平王東遷之后的東周，就如長蛇之首被砍掉一樣（西都鎬京乃長蛇之首）。由此，就開始了它那沒有地緣政治方向感、價值目標缺失的自我掙扎和自相殘殺過程，直到一個能給華夏族帶來地緣政治方向感的新的西方部族融進來，此一價值目標缺失的自相殘殺過程才暫告一段落?！獤|周國都在洛陽，但洛陽只是“末都”，“本都”鎬京陷落后，失去根基的洛陽，又能成什么氣候呢？

    5、秦并天下的根本原因
    秦并天下的原因，古今論者，或以為秦有潼關天險，進可攻、退可守，占盡形勝之利?；蛞詾榍匦猩眺敝ǎ{動人民積極性?；蛞詾榍啬嘶⒗侵畤谖涔Τ蔀闀r代風尚的競賽規則中，自然獨占鰲頭（韓非子：“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力氣”）。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未抓住根本。根本就是：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中國西部地區越來越干旱，在早先的適宜氣候中繁衍起來的眾多人口，大批往雨量充沛的地區尋找出路。對他們來說，中國西部地區，苦寒得實在難以留戀了；而東部地區，則有莫大的吸引力。試想：西部地區如果不是如此苦寒干旱，而是一片比東部地區更有吸引力的風調雨順之地，那么，潼關再險，也擋不住關外六國的攻勢，別說“合縱”起來的有組織的百萬大軍，就是自發的民間移民浪潮，也將使秦人防不勝防。在西部干旱、東部濕潤的條件下，對潼關以東的人們來說，攻破潼關往西去，就意味著放下魚米吃糟糠，放下甜水喝苦水；而對潼關以西的人們來說，打出潼關往東去，就意味著棄糟糠吃魚米，棄苦水喝甜水，通吃華夏。前者當然難以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后者反之，只要振臂一呼，民眾必歡呼雀躍，群起響應。在此民意基礎上，商鞅變法的成功，自在情理中。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關中原本就“沃野千里”，以“獎勵耕戰”為主要內容的商鞅變法，更使秦國經濟如虎添翼。在這種觀點看來，秦國所以能夠一統中國，是因為商鞅變法之后它的經濟實力在戰國七雄中是最強的。其實，在降水量不足的自然條件下，商鞅變法帶給秦國的，只是一統中國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經濟實力，而非戰國七雄中最強的經濟實力。這正如一只大猩猩，在最好的馴獸師調教下，智力最多能夠達到兩歲兒童的平均水平一樣。或如抗日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只是保證了邊區抗日軍民最低限度的抗戰生活需求，而非真的就使自己達到“好江南”那樣的經濟水平。——肚子飽滿的魚鷹不愿捕魚；陽光雨量充足的國家地區，沒有通吃天下的愿望。
由此說來，戰國時期各國由法家人物主持的眾多變法，之所以除秦國外，沒有一國成功到位，原因并不在“舊貴族的反抗”是否強烈、主政者的變法決心是否堅定，而是因為一切變法的真正到位即“終極關懷”，都不是階級關系的變動，而是實現由自己主導的華夏這方土地上政治上的大一統，亦即自己通吃華夏的權利。這樣的終極關懷，決定了變法最徹底到位者，必是對通吃華夏最感興趣者；而對通吃華夏最感興趣者，必是風水最差、生活條件最艱苦者。顯然，當時的戰國七雄，只有降水最少的秦國最符合這個條件。

    6、劉項相爭的地緣背景
    劉邦家在江蘇西北角嵌入山東境內的沛縣。江蘇全地，沛縣受西北風氣習染最重。另一方面，此地又位于中國東部。在中國，西北人以豪爽見長，東南人以機靈見長。這兩種特點，是干大事業者不可缺少的。而沛縣，因地理位置使然，容易出具有這兩種特點的人。這種人，既理解西北風土人情，亦理解東南風土人情。劉邦是這些人中的代表。他既有東南人的機靈，更有西北人的豪爽。他是沛縣一個小亭長，秦朝末年，經常押送民工去咸陽，對秦人很有感情；在驪山目睹秦始皇風采時，發出的是英雄識英雄的喝彩：“大丈夫當如是也！”
    項羽家在江蘇宿遷，像沛縣一樣，屬蘇北，但位于沛縣東南，因而受西北風氣習染較弱。當西北力量逼來時，沛縣人沒有退路，只能漸漸適應；而宿遷人，因背靠東南廣大楚地，所以可以對西北力量表示自己“怕你怎地”的態度：遇到危險，宿遷的精英人物們可以往東南方向的崇山峻嶺、河湖港汊中一走了事，大不了成為一個隱匿江湖的范蠡或往來江湖的一幫好漢?！妒酚?項羽本紀》說：“項梁殺人，與籍避仇吳中?！笨梢?，項羽家族，與江淮勢力關系密切。事實上，項羽家族的根基，就在江淮、江南一帶；項羽本人，乃中國東南地緣政治力量代表。
    在中國，自古以來，若以東西劃分，那么，東部人信鬼（如殷人），西部人信神；若以南北劃分，那么，南方人信鬼，北方人信神。根在東南的項羽，性格多鬼一般猜忌狹窄心理?！妒酚?淮陰侯列傳》載，韓信向劉邦介紹項羽其人：“喑惡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笨梢?，在表面威風下，項羽藏著一顆江南才子似既好爭勝，又脆弱尖窄的心。秦始皇巡視會稽，項羽亦目睹其風采，但發出的則是崇尚個人奮斗的如是聲音：“彼可取而代也?！边@與劉邦“大丈夫當如是也”相比，畢竟缺了點“真命天子”應有氣象。當然，此番“彼可取而代也”心跡，亦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地理解為楚人對秦人的仇恨。但是，一個仇恨別人的人，內心必受過傷害；一個內心受過傷害的人，必有自卑情結；一個有自卑情結的人，走走個人奮斗道路，造造反，還可以，要治理天下，萬無此能耐。
    劉邦的性格，大智若愚，具有一種對西北地區風土人情感到很親切的土氣。著名的《大風歌》開首句“大風起兮塵飛揚”，如毛澤東《沁園春?雪》中的“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句，用的是詩歌技巧中的“興”法；此法最能表現人與自然物我同一、情景交融的大化境界；只有心胸開放、以一種審美心態對待世間一切的人，才寫得出來。而在具體內容上，詩中的“大風”，是起自西北方向的冬季風，因而該詩表現的是作者對西北地區風土人情的理解和贊美，以及愿借此風施展自己政治抱負的豪情壯志。愛此風者必愛西北的土地和人民。有此感情作基礎，所以入主關中的劉邦，第一件事就是“約法三章”，保護關中人民生命財產。
    項羽內心，具有一種畏懼西北風土人情的心理和仇視秦人的心態?；蛘哒f，在他身上，裹著一層江南才子式的不習西北酷美風情的細嫩皮膚。在楚懷王面前，他與劉邦等人訂下規矩：“先入定關中者王之”。但他對入主關中并無興趣；對他來說，關中那種無處不在的酷美風情，比戰場上目標明確的敵人更可畏，與其早早去關中與這種酷美風情打交道，不如在戰場上拼殺一陣更合自己脾胃。這樣，在通向關中的道路上，他命中注定地就要一路廝殺了。后來，不得已進入關中，關中的酷美風情終于躲不開了，他對此的反應是肆意燒殺。之后，“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可都以霸?！椡酢加麞|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耳！’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椡趼勚胝f者?！薄尽妒酚?項羽本紀》】
    在項羽主持的分封會上，項羽自封“西楚霸王”，都彭城；雖帶個“西”字，實則在東。至于劉邦，“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算是一個多少說得過去的準關中王。這樣一來，劉邦與項羽，真是各就各位了：由起兵時微小的南北差別而逆時針方向地轉化為西部力量與東部力量的對立。這樣，西部的劉邦，就對東部的項羽取得了地緣政治方面東不敵西的主動位勢，此后結局，就用不著再說了。
    或曰：“喑惡叱咤”、“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其威猛蓋世氣慨，因何緣起？——這容易理解：“緣起”就在中國東南地理環境：此地盛行臺風，它吹得不久遠，但在短時間小范圍內，極為猛烈，破壞力極強，大有“喑惡叱咤”和“力拔山兮氣蓋世”氣慨；但其前鋒，頂多吹過熊耳山，拔掉幾棵老樹，就“思欲東歸”了。這樣的自然風氣，熏習出項羽這樣一位人物，不很自然嗎？因此，如果說劉邦的《大風歌》是每年冬天吹遍華夏的強勁的西北風（寒潮）在呼嘯的話，那么項羽的《力拔山兮氣蓋世》歌，就是每年夏天吹得很猛烈但不久遠的東南季風（臺風）在叱咤，后者當然沒有前者那種“王者氣象”。因此，劉項之爭，在最自然的意義上，正是中國特有的冬季風與夏季風之爭。這一點，正是楚漢戰爭之所以成為中國最典型、文化內涵最豐富的軍事名詞的原因所在。
    項羽死前的自我評價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對此，太史公不以為然地譏諷說：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哉！”史遷此評，自古以公允著稱。——然而，“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者，今人所謂“推崇個人奮斗的價值觀”也；而推崇個人奮斗，不正是中國東南一帶流行的社會風氣嗎？此社會風氣，不正源于東南地區的“風土人情”即“天”嗎？因此，說到究竟，項羽的“錯誤”，原因依然在天（自然）不在人。亦因此，其“天亡我，非戰之罪也”的自我評價，究竟處，并無大錯。這一點，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己任的太史公，又有其見所未見處。

    1、三國時期的戰略重點和諸葛亮的光輝人格
    漢武帝擊匈奴、開西域，一定程度緩解了歷史以來華夏族所受的西部壓力；同時，也使得歷史以來東西關系為主的中國地緣政治格局變模糊了。相應地，作為中國政治中心和首都的長安，地位也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和軍閥混戰中，華北成為決定勝負的“力量的自然位置”。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帝業，正是在經略華北的軍事活動中奠定的。然而，自西而來的威脅并未根除，中國尚未進入南北關系為主時期，因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尚不能把國都定在華北，只能定在既能兼顧華北也能兼顧西北或者說兩者都難兼顧的洛陽。應該說，東漢末至三國，政治格局之所以那么復雜，原因就在中國的政治重心，變得模糊不清了。
    華北地位的不能小看尤其在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中得到證明。起義軍多為華北民眾，主要戰場亦在華北。曹操勢力的崛起，亦自收服和利用參加起義的華北民眾始：獻帝初平三年（192年），曹操追黃巾至洛北，“降者數萬，操即用其為前驅，兵馬到處，無不降服，不過百余日，招安到降兵三十余萬、男女百余萬口。操擇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其余盡令歸農。操自此威名日重?！薄尽度龂萘x》第十回】 魏國乃至西晉王朝的基業，由此開始奠定。
    然而，西部壓力依然隱約可見，因而三國相爭的戰略重點，依然在關中：與魏蜀圍繞關中的長期爭奪相比，三國時期那些諸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的著名戰役，只具有地方性的“三國鼎立”意義，而無總領全國的“三歸一統”意義。而東吳，盡管赤壁戰后余威猶在的周瑜亦有與“隆中對”中諸葛亮的北伐戰略一致的“取蜀而并張魯……與馬超結援……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資治通鑒》六十六卷】戰略構想，但因地處東南，對關中鞭長莫及，所以終究與關中爭奪無緣，整個三國時期，始終是個不具爭奪全國政權資格、只能偏安自保的弱勢政權（盡管它曾大敗曹操與劉備。）
關中的戰略地位，在三國鼎立格局形成前諸葛亮對劉備的“隆中對”中，就被諸葛亮策定了：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乎？誠如是，則大業可圖，漢室可興也。
    孔明此番以“出秦川”為歸旨的地緣軍事戰略，來自秦統一戰爭和楚漢相爭這一眾所周知的客觀歷史經驗，因此，他的對手曹操與司馬懿，對關中地位的認識，就與他英雄所見略同：赤壁大戰前，因劉備勢力尚未入據四川；四川、漢中、關中一帶，尚未出現一個目光遠大、具有堅定領導核心的政治集團，所以曹操可以置關中于暫不顧，傾全力下江南，力圖一戰滅掉已成氣候的東吳勢力。赤壁大戰使這一希望破滅后，他開始圖謀關中，與占據關中的馬超勢力發生沖突。赤壁大戰后第三年，即獻帝建安十六年，曹操在潼關大敗馬超，攻入關中，占領長安。自此，關中一帶，始終在北魏手中。
    建安十九年，劉備占領成都，自領益州牧，最令曹操擔心的劉備勢力崛起。曹操深知，此時的劉備，必走劉邦當年得蜀望秦，得秦望中原，得中原得天下的路子。為此，得把劉備困在川中；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得占領漢中，把曹劉之間的戰線限制在漢水以南。于是，建安二十年即劉備自領益州牧的第二年三月，曹操親征漢中張魯。七月，張魯降，曹軍進南鄭，漢中納入曹操勢力范圍。
    曹操的占領漢中，對劉備來說，意義非同小可：“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是無蜀也，此家門之禍也，”【同上六十八卷】劉備不能不爭。經過一兩年的政權鞏固和軍事準備，劉備親自帶兵爭戰漢中，于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在定軍山斬殺曹軍主帥夏侯淵，使得曹操不得不在同年三月帶兵自長安出發，出斜谷，救漢中。但此時，劉備已掌握漢中主動，曹操求戰不成，陷入被動。五月，曹操一聲“雞肋”口令，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占據漢中的劉備，馬上效仿劉邦故事，自稱漢中王。此時的四川內地，亦被諸葛亮治理得政通人和、欣欣向榮。于是劉備在完成了漢中王稱王儀式后，交漢中魏延鎮守，自己回到成都，與諸葛亮共謀十二年前“隆中對”時定下的“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的北伐戰略。此時，鎮守荊州的上將是關羽，大體說來，他是堪當此大任的。
    在劉備、諸葛亮的北伐戰略中，向宛洛方向用兵的關羽荊州兵，是奇，發揮的是側攻和牽制敵人的作用；出漢中擊秦川的益州兵，是正，關中一帶，是主要用兵方向。為了牽制曹軍，關羽軍首先行動了。是年七月，關羽使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自己率軍進攻曹軍在襄樊一帶的軍事重鎮樊城。樊城曹軍主帥曹仁令于禁、龐德分兵屯樊城北。八月，連日大雨，漢水泛濫，關羽乘機水淹于禁、龐德等七軍，生擒于禁、龐德。進而圍住樊城，“立圍數重，外內斷絕”。當是時，“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劉備勢力達于頂峰。
    接下來的戰事就可悲可嘆了：關羽劉備如果繼續得勢，三歸一統大業就有可能由他們完成，到時候，東吳的歷史臉面往哪兒擺？——是的，我東吳能夠自保就不錯了，三歸一統大業我是沒這能耐；但是，到時候，假如我東吳最終難逃被統掉的命運的話，那么，與其由與我同屬南方“下國”的西蜀來統掉我，不如由作為“北方上國”的北魏來統掉我；因為后者還可用“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來向歷史作交待（所謂“魏占天時”），而后者，只能說明自己無能?！艽穗[秘動機支配的東吳，本來就想向曹操暗送款曲，正好，“北方上國”的密使來了，兩家一拍即合，東吳向正在“威震華夏”的關羽背后捅刀子：令關羽放心不下的東吳大將呂蒙詐病，由名氣不大的書生陸遜接替；關羽放松了對東吳的警惕，一心只在破樊城、進宛洛；呂蒙乘機偷襲關羽荊州大本營江陵；江陵失守后的關羽，敗走麥城，結束了自己轟轟烈烈的一生。
    關于關羽的悲劇，古今論者，都把它歸因于關羽本人自大矜驕、失和東吳的性格。此主觀因素當然存在（關羽是條典型北方漢子，對南人抱有“楚人沐猴而冠”成見，“虎女安能嫁犬子”，是此成見的露骨表現），但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客觀方面，即：由多山、多水、多自然阻隔的地理環境決定，任何政治勢力一旦落腳南方而與北方“上國”割斷隸屬關系，就永遠無法在南方建起一個統一政權，南方地區就會出現互不服氣、互相封鎖爭斗、誰也無法吃掉對方的諸多地方政權或封建門閥勢力。因此，在三國鼎立格局下，諸葛亮在荊州留給關羽的“北拒曹操，東和孫權”方針，別說關羽難以始終貫徹執行，就是諸葛亮本人乃至古今中外一切大政治家、大軍事家，處在關羽位置上，也是難以始終貫徹執行的。因為此方針的最終目標，是由蜀漢政權統一中國，包括吃掉東吳；而東吳，又怎么會迎合你、始終與你講“和”呢？換言之，“北拒曹操，東和孫權”方針真要貫徹執行，就只有一法，就是只圖自保，不圖進取，軍力永遠保持在一個不超過東吳的低水平上。但這又與“隆中對”定下的北伐戰略相背；尤其是：一旦放棄北伐理想，關羽軍就會失去精神支柱，漸漸連自保都成問題。關羽的悲劇，就由這種兩難困境造成。
    失去荊州和關羽的蜀漢集團，北伐作為一種事功，已經不具備完成的客觀條件了，剩下的只是一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主觀努力；在此努力中，所要完成的，與其說是政治抱負，不如說是道德人格。比如劉備，其在關羽死后之所以非伐東吳不可，并因此招致彝陵之敗和自己病死白帝城后果，原因并非古今論者說的意氣用事使然，而是像南宋岳飛的自覺走向風波亭一樣，乃理智的、令人崇敬的人格完善之舉：既然北伐事業客觀上已經不具備成功條件，那么，自己再活下去又有何意思，與其碌碌無為茍且偷生，不如轟轟烈烈地死去！
    諸葛亮人格的自我完善則體現在六出祁山的北伐事業中。當然，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并非完全認為是沒有希望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爭??！這就是諸葛亮“常使英雄淚沾巾”之處。然而，這還不是諸葛亮光輝人格的最為動人處。諸葛亮光輝人格的最為動人處在于：他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北伐事業，看似是在“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看似是在為某一政治集團利益服務，實際上，這一事業的潛臺詞是：在華夏這塊土地上，容不得地方分裂主義！尤其是：對于那些地理位置較封閉、風水又很好因而容易走分裂國家民族道路的南方地緣政治力量來說，同為南方地緣政治力量代表的諸葛亮，在他們中間，是一面光輝的道義旗幟。這里，所謂的“道義”，意思是：
    作為南方地緣政治力量代表的諸葛亮，他那大一統的北伐理念，面臨的敵人，司馬懿一類戰場上的軍事對手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敵人，正是他自己，——像一切分裂時期南方割據政權中的土皇帝一樣，擁有優越割據條件的諸葛亮，同樣受著“人生短暫，北伐干什么，把住這陽光下的地盤，舒舒服服過把皇帝癮不是很好嗎”的誘惑（劉備臨死前告訴諸葛亮：劉蟬能輔佐就輔佐之，不能輔佐就取而代之）。這樣的誘惑，像空氣一樣，在他身邊，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然而，像菩提樹下與魔鬼誘惑作斗爭最終得道的佛陀一樣，他一一拒絕并戰勝了它們。更像魯迅《野草?過客》中那位“困頓倔強，眼光陰沉”的“過客”，每當“對咧，休息”的念頭出現，他就會“忽然吃驚”：“不，我不能，我還是走好！”這樣的人格力量，已經使他超凡入圣地達于人性的光輝頂點了！
    而在政治上，諸葛亮的“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類似20世紀退守臺灣的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勿忘在莒”，終極關懷是中華民族的大一統，而非如同蔣氏父子后以臺灣的優越經濟地理條件為本錢“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的李登輝、陳水扁那樣，終極關懷乃中華民族的大分裂！歷史表明：諸葛亮的“終極關懷”，乃民族大義所在，因而其北伐事業看似是失敗了，但實際上，它早已載入中華民族可歌可泣的大一統歷史，成為其中最為動人的一篇章；而他的“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在表面的“不可能”中，早已受到歷史老人的成全與祝福，成為完全“可能”的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一面光輝旗幟！
從公元前227年至234年病死五丈原，諸葛亮六出祁山，多次北伐，所爭之地皆為關中；但成就不大，戰線一直維持在劉備去世時留下的漢中關中交界處，在這一帶山頭、山谷與山前平原之間往來拉鋸；而其戰術，一直是小心謹慎的穩扎穩打、步步為營。應該說，此一戰術乃蜀國當時所能采取的最好戰術。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把當時蜀國所能采取的由魏延提出的另一戰術作一比較。那是第一次兵出漢中，魏延上帳獻策：
夏侯楙乃膏梁子弟，懦弱無謀。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懋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往橫門邸閣而走。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而行，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三國演義》第九十二回】
此戰術，也得到司馬懿肯定，《三國演義》九十五回：
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BR>然而，諸葛亮之所以不采用此戰術，是有他的全盤考慮的：
    魏延戰術的特點，是出奇制勝。此戰術，在諸如楚漢相爭時那種各方都沒有建立起穩定的國家政權的條件下，是管用的。但諸葛亮北伐時，各方都已建起穩定的國家政權；在此條件下，斗爭勝負不取決于戰場上的出奇制勝，而取決于由天時地利人和條件決定的綜合國力長期較量。在此較量中，人和方面，魏蜀吳三國的國內政治，都令他國無機可乘；“隆中對”時諸葛亮說的“待天下有變”，就是希望曹魏政權發生失去民心的內亂，但這種內亂一直未發生，因而蜀國擁有的那點人和優勢就無意義，不過與對手扯平而已。于是三國力量的對比就在天時地利方面：
    天時是什么？就是氣候。軍事斗爭中，寒冷氣候是個最有利的因素，它使人民養成“衽金革死而不怨”氣慨。這方面，三國之中，魏國條件最好，其次是吳國，蜀國最差：寒冷的氣候，使魏國習于戰爭的軍事人才層出不窮，戰將如云；而“天府之國”的蜀國，僅有的“五虎上將”還是劉備從北方帶入的，本地出產的，一個沒有，而當這幾位戰將或戰死、或年高壽終時，就“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了。再說地利：吳蜀兩國的地利，都是防守型地利，而非進攻型地利。進攻型地利，只在氣候寒冷、得西北風之助的魏國一方。這樣，由天時地利人和條件組成的三國國力對比，魏國的優勢，就很明顯了。關羽死后的劉備，明白了這一點，所以他知命了。諸葛亮對這一點也很清楚，但經過權衡，認為蜀國現有國力，如果小心使用，知道愛惜，還是能使蜀漢政權維持三四十年——但頂多也只是三四十年而已。三四十年時間，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當然是很短的；但對于一個人來說，就盡心盡命全人格這一人生價值的兌現說，足夠了。
在這種深思熟慮的戰略考慮面前，知人謀不知天謀的魏延那套戰術，顯得只是兒戲了。當然，魏延也是位悲劇人物：知人謀不知天謀的他，如果一開始就投在占據天時的北魏門下，他的“人謀”，必不與“天謀”發生沖突，從而就不會給自己招來“魏延反，馬岱斬”的殺身之禍了。
最后一點：曾國藩曰：“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曾國藩全集?詩文》 岳麓出版社 1986 P441】這是完全正確的。只是此“天”，乃第四紀冰期以來北半球自然界陰強陽弱的陰陽二氣，此理，文正公曾國藩尚不明白。

    2、從西晉到隋唐的東西關系
    西晉時期，西部地緣政治力量經過長期恢復積累，元氣復盛，終滅西晉：公元304年，漢化匈奴左賢王劉淵在左國城打出復漢反晉旗幟，自稱漢王。308年，劉淵稱帝，國號漢。310年，劉淵病死，子劉聰繼位。311年，劉淵族子劉曜攻破西晉首都洛陽，俘晉懷帝司馬熾。同年，長安亦破。312年，晉安定太守賈疋奪回長安，迎秦王司馬業入長安為太子。313年，漢殺晉懷帝，消息傳來，司馬業在長安即皇帝位。316年9月，久被圍困的長安終于不支，晉愍帝司馬業“乘羊車，肉袒、銜壁，輿櫬出東門，”【《資治通鑒》八十九卷，本小節后面引文，皆出自《資治通鑒》】降于劉曜，西晉滅亡。317年3月，西晉瑯琊王司馬睿于建康稱帝，建江南東晉王朝。
    此時北方冒出的地緣政治力量，不止劉淵一股。經過長期“五胡亂華”混戰，從大同遷都洛陽漸漸漢化的鮮卑政權北魏終于統一了中國北方。但不久，北魏又分裂為東西兩股力量：東部為高歡開創的東魏，西部為宇文泰開創的西魏。接著，東魏改國號為齊，西魏改國號為周，北魏滅亡。齊定都洛陽，后為避周兵鋒，東遷至鄴；周定都咸陽。宇文泰和高歡，都是西晉末年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后裔。這兩股力量，自534年關中軍人擁宇文泰為帥至577年周武帝滅齊統一北方，爭斗了四十多年；其間的北齊高歡父子（子高澄、高洋）、斛律光等，皆非等閑之輩，而且占“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所謂“天時”，但終究被非正統的邊帥宇文泰勢力打敗。究其原因，“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東不敵西的地緣政治法則使然也。
    581年，楊堅廢周靜帝代周稱帝，改元開皇，國號隋，是為隋文帝。589年，隋滅南朝陳，統一中國，國都為新建的大興城（舊長安城附近）。604年，隋文帝去世，煬帝繼位。文帝葬禮才完畢，煬帝就想遷都，根據是術士章仇太翼給他算了命：“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沖，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他深以為然，于是取法兇多吉少、命相不好的晉，要東不要西了。605年，煬帝詔將作大臣宇文愷極盡奢華，營造新都洛陽城；八月，煬帝下江都。606年初，洛陽城建成；四月，煬帝自江都回新東都洛陽。這以后，就以東都洛陽為首都，除祭祖外，從未光顧過西都大興城（當然，煬帝之所以棄西走東，根本原因又是“雍州為破木之沖”，即全新世以來的干旱趨勢，使得陜西以西以植被為標志的生態環境，退化嚴重。至于唐王朝后來的以長安為根基的輝煌，又得益于煬帝時期所修的大運河。）
    但洛陽也只是煬帝四處周游的落腳處之一，事實上，他是長年在外的，或四處游玩，或親征高麗，弄得民不聊生，農民起義烽火連天。大業十二年（616年）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后，每夜眠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敝链?，洛陽也不能在了：七月，煬帝以“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詩與宮人留別，南下江都，從此一去不返，在江都死于非命，隋朝迅速滅亡。
    隋煬帝的快速亡國，原因很多，但任何一種原因，細理的話，都與地緣政治中的輕西重東、輕長安重洛陽傾向有關，后來的棄北南下，更把這種傾向發展到了極端?！逄浦H，一如既往，西部地位之重要，甚至不僅決定了煬帝的命運，而且決定了隋末“各方好漢”的命運：
    大業九年（613年），在民怨鼎沸、農民起義大風暴正在來臨之際起兵的大貴族楊玄感，不聽好友李密“關中四塞，天府之國……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杰，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遠，失其根本，可徐圖也”之勸，貪圖洛陽富貴，戀戰于洛陽城外，兵敗身死。
    玄感死后，亡命瓦崗軍最終攫取瓦崗軍實權的李密，雖知關中地位重要，但由于自己乃一亡命徒，無法在瓦崗軍中獲得必要的道德威信；而此時的瓦崗軍，這些剛起義不久的山東農民們，尚未鍛煉成長為職業軍人，他們的起義，首先為吃飽肚子，要讓這些尚未超越吃飯問題的山東農民們明白取關中與取天下之間的必然聯系，是對牛彈琴。這樣，李密就不得不遷就瓦崗軍的“低級需求”：打到洛陽吃白米。后來，雖然洛陽外圍兩大糧倉也果然被他們打下，大米多得吃不完，踐踏狼藉，但為糧所累的瓦崗軍及統帥李密，亦因此徹底失敗。
    戰勝李密及瓦崗軍的王世充，本為隋東都洛陽最高行政長官，大本營就在洛陽城。李密被其打敗后，又得知煬帝在江都被弒，于是自立一國，國號鄭，河南乃其勢力范圍。但這個根基淺薄、先天虛弱的鄭國，很快就陷入太原起兵、入主長安的李淵建立的唐國大軍的包圍圈：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秦王李世民奉詔擊王世充，兵臨洛陽；世充引兵出城，兩軍布陣，“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皆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聊?，各引軍還?！?BR>    為了專對王世充，李淵遣使與李密敗后三大勢力之一、此時亦自立為夏國的河北竇建德連合。一如困獸的王世充，更有求于與自己結怨很深的竇建德。建德面臨唐鄭兩國究竟與誰聯合的選擇。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認為：“天下大亂，唐得關中，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立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
    然而，建德親自率領的夏國援鄭大軍，卻被唐軍阻于武牢，累月不得前進，又數戰不利，士氣大挫。祭酒凌敬勸建德渡黃河，“逾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據地收眾，形勢益強；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贝私ㄗh的確再好不過：可使建德軍居于兩千多年前黃帝族之于炎帝族和東夷族樣的有利位置上。建德打算接受。但王世充的告急書摧命鬼似地接連不斷，諸將又得世充賄賂，稱“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受惑，以為“眾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決心一戰。建德妻曹氏說建德：“祭酒之言不可違，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不解。”建德不聽。
    建德大軍布陣挑戰，唐軍不理，自晨至午，士卒饑乏，陣勢漸亂。唐軍乘機出擊，建德軍大潰。唐軍追奔三十里，建德受傷墜馬，唐車騎將軍白士讓舉槍欲刺，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笔孔屒芙ǖ乱娛烂?。世民責建德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BR>    建德兵敗被擒，世充絕望，素服出城投降。二人帶回長安，建德被斬，世充流放四川，途中處死。——附帶說說：建德其人，德行可嘉，如此對待，不夠意思。由此看來，中唐以后，河北諸鎮給李家那么多磨折，能說不是報應嗎？
    唐、鄭、夏，頗似魏、蜀、吳三國故事重演，但這一次，因關中天然為唐所有，用不著為爭這一“力量的自然位置”而進行數十年的拉鋸戰了；不過三年，這次的三國故事就結束了。而以長安為國都的唐王朝，其國運，亦遠比結束了魏蜀吳三國故事而以洛陽為國都的晉王朝昌盛不知多少。

    3、安史之亂——東西關系到南北關系的界碑
    中亞外出尋找好風水的地緣政治力量，于前述“騰格里大湖”最終干涸時期即隋唐時期大體釋放完畢。此時的中華民族，數千年面臨的持續不斷的自西而來的地緣政治壓力得以最終解除。這樣，在抗擊西部入侵者的軍事斗爭中形成、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長安，其由東西地緣政治大格局決定的首都使命也就結束了。在南北關系取代東西關系的新時代，中華民族需要尋找一處能與長安媲美的風水寶地作首都。然而，正像南北關系不是一下就取代了東西關系一樣，這塊風水寶地，也不是一下就找到的，其間經歷了一個從安史之亂到元朝定都北京的過渡時期。
    的確，中國歷史上，安史之亂是一個意義深遠的事件。以階級分析法研究歷史的歷史學家們，說它標志著中國封建社會由上升時期步入下降時期。但在這里，我們根據地緣分析法則作如是說：安史之亂，乃東西關系到南北關系的界碑。
    縱觀中國歷史，在解除西部壓力的“反侵略斗爭”中，沒有一位君主取得過唐玄宗那樣的成就：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只是暫時緩解了這種壓力；才略不如漢武帝的唐玄宗，倒把此壓力完全解除了，——玄宗之后，中國再無挾西部力量建全國性政權現象出現。這不是因為唐玄宗比漢武帝更有能耐，而是因為玄宗時，西域地緣政治力量已大體釋放完畢，他只需稍用武力，就可使氣數將盡的西域地緣政治力量作鳥獸散。也正因為如此，玄宗的西域用兵，比起武帝，道義上就有虧損。
    武帝時，以西域為資源的匈奴，強逼漢朝；武帝用兵，哀而動人，因此能把衛青、霍去病、蘇武、張騫等一流人物積極性調動起來，即使后期用兵過度，亦能得到國人諒解。玄宗時，西域氣數將盡，玄宗用兵，不具哀而動人優勢，因此不能把華夏一流人物積極性調動起來；不僅如此，還受到這些人物的廣泛批評：李白《戰城南》詩“乃知兵者是兇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句，《答王十二夜獨酌有懷》詩“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句；杜甫《兵車行》詩“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等句，就是這些一流人物對玄宗的批評。
    玄宗時，西域各民族，因所在地大部沙漠化，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在此情況下，假如真有圣人慈悲心腸，應對西域人民深表同情，而不會一再加之以武力。因此，玄宗西域用兵，是以強凌弱，表面武功的背后，隱藏著一種“打死老虎，裝怯作勇”心理弱點。此弱點，早為安祿山窺破?！柏撈涑耍驴苤痢?，祿山于是舉兵毫不客氣地向自己的“干爹”殺來。試想，碰到正氣堂堂的漢武帝，居心叵測的安祿山之流，會有機可乘嗎？此流人物，敢在武帝這流人物身邊長期搗鬼嗎？——安祿山之所以敢在唐玄宗身邊長期搗鬼，是因為玄宗本人身上就有鬼！
    然而，唐玄宗、安祿山的故事，深刻之處在其地緣政治意義。當時，西域民族中具有東進意向性的那部分地緣政治力量，在唐王朝的強力阻擋下，像黃河流水碰到砥柱石樣地向南北兩邊分流開去，一部向南分為吐蕃勢力，一部向北分為玄宗時期安西都護府和范陽都護府轄區內的漠北勢力，二者都對玄宗之后的唐王朝構成威脅。而在兩股勢力中，又以向北分流的那股勢力為大。這股勢力的最初代表人物，正是安祿山和史思明。
    從地緣分析眼光看，安祿山、史思明這些“壞人”，有其存在必然性。因為這些壞人，如果只是些憑個人狡詐兇悍手段而掀起滔天惡浪的沒有地緣根基的“個人野心家”的話，那么安史之亂過后，唐王朝就應該恢復正常。但事實是：去了安祿山、史思明，唐王朝的日子并不因此而好過；安史的老家河北地區，安史之亂始，漸漸成為一股取關中勢力而代之、在未來中國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將發揮主導作用、因而是具有遠大生命力的新生的中國北方地緣政治力量。這一點，晚唐詩人和政論家杜牧，已有預感，在《罪言》一文中，他說：“國家自天寶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倍凇稇鹫摗芬晃闹校拍劣诌M一步指出：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于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后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沖，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以北，戎夷大屯，盡鏟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
著名的《阿房宮賦》“各抱地勢，勾心斗角……高低冥迷，不知東西……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等句，就是杜牧對中國當時錯綜復雜、頭緒不清、不知東西南北何為主從的地緣政治關系的形象寫照。杜牧預感到：華夏地緣政治重心正由關中向河北作轉移，只有“珠璣”而無“四支”的長安王氣已盡（《阿房宮賦》正是一篇為王氣臨終的長安所作的挽歌），河北漸起王氣；河北一日不得勢，中國一日不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