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文化問題

     1、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保護文明
    當今世界，有哪兩個語詞的使用率有“文化”與“文明”更高呢？然而，古今中外，又有哪位文人學者能夠說清二者的區別和含義呢？——以下，我們試著用地緣分析法和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論，對此問題的“說清”，作一嘗試。
    任何科學，都從經驗現象觀察入手。任何文化和文明，都是“現象”。在對文化和文明這一現象的觀察中，首先印入人們頭腦的一種現象是：地球上，凡有人類的地方，都有文化；但有人類的地方，不一定有文明，例如赤道地區就沒有文明；而在赤道以外的地區，文明力與緯度成正比，與氣溫成反比（二章四節）。這表明：文明就是追求光明，能源利用是其手段（一章一節）。但能源利用是一種經濟行為，它而且只在氣溫較低的場合才會出現；因此，文明是一個以陰氣為地緣基礎的較為“發達”的經濟基礎范疇。——文化則不然，它關注的主要是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說是人的“靈魂”，因此，文化屬意識形態范疇。又因為凡是人，都有精神生活或靈魂，因此，凡有人類的地區，都有文化。
    既然文明屬經濟基礎，文化屬意識形態，那么在有文明的社會里，文化的功能就在保護文明；而在無文明的社會里，文化的功能則在保護人種，使其不致退化為動物。例如南方熱帶民族的紋身文化，目的就在喚起人類非有不可的自我意識。因為人類的自我意識，是北方寒冷氣候刺激出來的，只有氣候寒冷，人類才“肝膽皆冰雪”、“一片冰心在玉壺”、“碧海青天夜夜心”、“風刀霜劍嚴相逼”地強烈感覺到自我的孤獨；而人類的自我意識，正來源于人類的孤獨感。但在南方，由于氣候炎熱，少清氣，多濁氣，體溫氣溫內外平衡一樣，肌膚缺乏差別刺激感，自我意識因此容易沉淪混散；為了喚起或保有為人不可不有的自我意識，“懲罰”容易陷入沉淪的自我，“拯救”容易蒸發混散的自我意識，南方熱帶民族于是發明刀刻皮膚、在肌膚之痛中體驗和確證自我的存在性、促使自我從沉淪中振作起來的紋身文化。
    既然在有文明的社會里，文化的功能在保護文明，而文明的力度又由寒性地緣種因決定：寒性地緣種因越強，文明力就越強，反之就越弱（二章六節2小節）。因此，文化對文明的保護，就是對寒性地緣種因的保護，它因此必須是陰性的。換言之：文化與文明，乃一陰陽矛盾；文化屬陰，以陰取勝，以陰為貴；文明屬陽，以陽取勝，以陽為貴。因此，文明越陽動開放，文化就必須越陰靜保守，越需要那么一點清清白白的靜氣。因此，在一個陽動開放的文明社會里，文化建設必須以陰靜保守的“禮”文化為主，而以感官之樂即“唱唱跳跳”的“樂”文化為次（在儒家文化那里，即使“樂”文化，也以深幽玄靜的“雅樂”取勝，反對比慢暴棄的“鄭衛之音”。）
    然而，當今中國的“文化建設”，卻主次顛倒：陰靜保守的“禮”文化無人理會，備受冷落；以《印象：劉三姐》為代表，晝夜顛倒、唱唱跳跳、挖空心思發明各種各樣新“節日”、天天忙于過節的“樂”文化卻無時無刻不在大聲張揚、鑼鼓掀天。與此相關，大量的庸俗文化充斥社會生活的每一角落，以至于有人發出如此感嘆：“吃喝嫖賭皆文化”，“有了吃文化，文化就被吃掉了；有了葬文化，文化就被葬送了；有了車文化，文化就被坐到了屁股底下；有了賭文化，文化就被賭掉了……因為嫖文化，文化就成了被嫖的對象……因為有了酒文化，文化至今還在陶醉。”【周洪《吃喝嫖賭皆文化》《中外書摘》2004年7期】如此“文化建設”，怎保護得了中華文明力？不僅保護不了，中華文明的“力必多”即潛力，正在如此的“文化建設”中不知不覺耗盡，——歷史上哪個朝代的由“盛世”到衰世乃至末世，中間的轉折機制，不是如此呢！

    2、“靡靡之音”與港臺文化
    北素南雜，北高南低。大凡北方文化，因寒性地緣種因強壯，都是高素質、高品位的文化，種子飽滿、慧根俱足，神氣壓倒鬼氣。大凡南方文化，因氣候炎熱，不見冰雪，地形零亂，族群多雜，生物繁盛，物誘厲害，所以都是根器狹小、力亂怪神的缺“素”文化；人的腦子受這種文化的過多浸染，要想求“素”，無異緣木求魚；整個國家民族受這種文化的過多浸染，就會“鄭聲”入骨，骨氣盡消。
    今日中國的“南方文化”，主要是港臺文化。它們基本沒有什么思想性或素質性（二者一回事），只以熱鬧怪異言情縱欲取勝。什么“鄧麗君的歌聲”啦，“你就是心太軟心太軟”啦，“四大天王”啦，甚至“天真浪漫的三毛”和“高品味”的金庸小說，都屬這種南方式熱性感官文化。至于那些既想“酷”又舍不得自己那油光水滑面孔、千人一面又五花八門的影視片，就更不用說了。改革開放以來，這種南方式熱性感官文化，一個勁北侵，甚至到了“入主中原”的地步。受此浸染，作為一個民族的中國人尤其在校學生，要想有什么素質，無異緣木求魚！
    在古代儒家的“樂教”中，有對“靡靡之音”的“鄭衛之音”的排斥。《禮記?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比于慢矣。……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張載注：“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20世紀的中國歷史，可說是一部地緣根基在“人氣輕浮，其地平下……其地肥饒，不費耕耨”的東南地區的國民黨，與地緣根基在人氣剛猛、土地荒寒的西北地區并以“艱苦奮斗”為“我們的政治本色”的共產黨相互斗爭的歷史。因此，國民黨的音樂，多靡靡之音；共產黨的音樂，多莊嚴宏大之聲。
    新中國成立后的毛澤東時代，由于國家地緣政治經濟路線依然沿襲著建國前共產黨的重西北輕東南路線，所以那時的中國大陸，國民黨的靡靡之音完全被排斥。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地緣政治經濟路線變為重東南輕西北，以鄧麗君為代表的國民黨靡靡之音，又合法入主大陸，以至于20多年后的今日中國大陸，到處充斥著這種靡靡之音和更加下流的“力亂怪神”之音！
    此情此景，是好事還是壞事？答曰：壞事！——中國人在強大的自然面前本來就顯得軟弱，中國人的心態氣機本來就雜亂，再浸之以起于東南的柔弱怪亂之音，這民族的素質，將更下流“卑卑不足道”了！
    當然，靡靡之音的支持者們會說：為什么非洲南美的靡靡之音和亂音壞不了歐洲北美社會，偏偏中國大陸的“衛道士”們會如此害怕自己南方的靡靡之音和亂音呢？神經過敏了吧？
    回答是：歐洲北美人之所以在靡靡之音和亂音面前承受能力強，是因為他們占著地球上寒性地緣種因最具足、地質條件最板扎、風水最好的地盤，不是歐洲北美人承受能力強，而是他們那塊土地的承受能力強；中國人之所以在靡靡之音和亂音面前承受能力弱，是因為中國這方土地的生態環境承受能力太弱，在這塊土地上，人若無堂堂正氣，若無堂堂正氣的聲音提攜鼓勵之，將成“牛鬼蛇神”矣！此外，即使在歐美，柔弱怪亂的“文化”，也無時不受到陰靜的基督教“保守文化”的抵制或“對沖”，比如舉世矚目的2004年美國大選，共和黨的布什之所以能夠戰勝民主黨的克里，就是美國社會中勢力強大的推崇“保守文化”的“保守勢力”在起作用。

    3、漢字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根須
    中國古人說，“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中國象形文字，是取法自然的。其實，西方的字母文字，也是取法自然的：西方自然物象稀少，其文字因此只有三十來個字母（形象）。此外，西方多的是水，其字母文字因此就取法于水，尤其是地中海海水的波紋，——歐洲作家們的手稿，乍一看，就像一幅海水速寫畫，字母與字母之間沒有間隔，像綿綿不絕展向天邊的海水波紋，給人一種運動感、單一感。
    中國的象形文字，形象數以萬計，這是因為中國自然物象太多太雜的緣故；面對如此多雜的自然物象，人們只能具體物象具體對待：山有山字旁，水有水字旁，人有人字旁，木有木字旁，等等。此外，中國多的是山，山的特點是突出高聳、靜止不動、有立體感、一座是一座。中國的文字因此又是象山的：每一個字，大體都有四個角；筆劃一劃是一劃，劃與劃之間干格交織；一個字是一個字，每一個字都有自己雞肋般復雜意思；字與字之間缺乏邏輯關系，往往獨成一意，——這些，都帶有山的特征：靜止、穩重、厚實、有棱有角、內容復雜。
    水是交流的、運動的、質地均一的；山是阻隔的、靜止的、質地不均一的。因此，象水的西方字母文字，是不復雜的、易于交流傳播的；象山的中國象形文字，是復雜的、不易交流傳播的。
    照理說，在交通方便、地形平坦、物象單調、摩擦系數太小的歐洲，人們應該發明一種交流不便、難度較大的文字，給自己出點生活難題（就像地緣政治中的眾多國界線一樣）；在交通不便、地勢不平、物象多雜、摩擦系數太大的中國，人們應該發明一種簡單易學、便于交流的文字，從而減少自然帶給自己的不便（就像地緣政治中實行中央集權制，減少制度運作中諸多復雜程序一樣）。但是，如果文字這東西屬于上層建筑的話，人們是會如此做的，但它不屬于上層建筑，甚至不屬于經濟基礎，而是屬于支撐經濟基礎即經濟基礎的基礎的天地自然，——用莊周的話說，文字這東西，乃是一種“地籟”，它緊貼大地，具有自己的地緣個性。
    因此，文字是人文精神的根須，它像人一樣頂天立地，根須指向大地深處，深深扎根于大地，通過它，人們得以實現與大自然的自覺交流。——漢字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根須，通過它，中國人得以實現與自己腳下這塊土地的自覺交流。這種交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若不如此，中國文化人的精神就會像不“接地”的電器一樣處于危險狀態。因此，一個腳在自己國家土地上卻對自己國家的文字知之不多的中國文化人，其精神必不接地，必是危險的。
    當今中國高等學校的人文教育，首先應是古漢語即文言文教育。這是因為：第一，常讀文言文，能生靜氣，去除鄙俗氣；靜氣生，鄙俗氣除，人必“有素質”，必聰慧。第二，文言文中，有大量緊貼中華大地、象于此地各種物象的象形文字，你熟悉了它們，就熟悉了這塊土地及它的種種物象，覺得它們都是活生生的；你不熟悉它們，它們就是些讓你覺得莫名其妙的幽靈，生活中的你，就會患得患失、斤斤計較，常為無名煩惱所困；而當你熟悉并且活生生地感覺著它們的時候，你的心地就會柔和活潑起來，必有一種精神上的接地充實感；這種接地充實感，就是儒家說的“仁”；此“仁”，就是人文精神，就是人文教育追求的目標。
    然而，可以為之一嘆的是，今日中國的高等教育，對不接地的英語教學的重視程度，遠遠大于對接地的古漢語教學的重視程度：一個高等學校學生，古漢語成績可以是個白癡，但英語成績卻非“三級、四級”甚至“五級、六級”地過關不可。——嗚呼，如此“人文教育”，如何不出馬加爵式精神不接地、心地不仁的學生呢！反過來說，可悲可恨的馬加爵，如果遇到正確得法的人文教育，又何嘗會走上那條自我毀滅的道路呢！

    4、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如何結合
    中國“先進文化”的根本課題和出路，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當然，這一課題本身就表明：二者目前是分裂的。分裂的原因，在“國學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法執”和“我執”，互相小看對方。在國學家們看來，宣稱自己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重科學不重道德，輕視甚至否定“傳統美德”價值，真而不善，從而造成當今中國社會的嚴重道德危機。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看來，倫理本位的國學，講道德不講科學，善而不真，因而其所謂“傳統美德”，只是偽善；因此，中國社會嚴重的道德危機，并不自今始，而是古來如此的；而其罪魁禍首，正是國學家們念念不忘的偽善的傳統文化。
    這里，雙方都有認識誤區即錯誤。
    國學家們的錯誤在于：把傳統文化對道德的重視當成道德本身。在國學家們看來，中國人本來是很有道德的（所謂“傳統美德”），但在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不重道德的西方文化的有害影響下，今日變得沒有道德了。這里，國學家們不懂得：“重視道德”與“有道德”，完全是兩回事；任何東西，如果自身不存在問題，人們必不會重視它；人們之所以重視一種東西，必是因為這種東西自身很有問題，還不是這種東西。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重視道德，不是因為中國人有道德，恰恰相反，是因為中國人在道德方面存在很多問題；正因為如此，重視道德的傳統文化，才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強大生命力。反過來說，一旦中國人的種種道德弱點被克服，進入更高的西哲式不受道德問題拖累的“愛智”層次，重視道德的傳統文化，就將讓位于更高級的文化，——當然，此一“將來時”，還很遙遠，因而重視道德的中國傳統文化，還將保持自己的長久生命力。
    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們的錯誤在于：把重視道德的傳統文化當成中國社會存在的道德問題本身。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本來是很有道德的，但在傳統文化的有害影響下，自傳統文化成為傳統文化以來，中國人就漸漸變得偽善沒有道德了。這里，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們不明白：“重視道德”與“道德問題”完全是兩回事；任何東西，如果自身存在問題，人們必會重視它；一種東西之所以有能力重視另一種東西，必是因為它不僅不是這另一種東西，而且還高出被重視的這另一種東西。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重視道德，不是因為它有道德問題，恰恰相反，是因為它有解決中國社會道德問題的能力；正因為如此，道德問題多多的中國人，才需要這樣的傳統文化；這樣的傳統文化，才有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強大生命力。
    雙方錯誤找準后，進一步，雙方還必須明白以下道理：
    在國學家方面，應該明白：在當今這個開放世界里，大凡高素質的人，必對其他文明文化存有一種相互比較的心理；比較必帶來“為什么我要如此他不如此”，或“為什么他如此我不如此”的疑問。對此，道德家們的回答通常是“從來如此”。對此回答，人們還要追問：“從來如此，便對嗎？”（魯迅）。對此，你如果還不能做出科學的回答，人們便不認可你的道德說教，甚至產生逆反心理，做出反道德、反文明的偏激行為。比如對“明禮”這一道德規范，道德家們的解釋是：“中國素以‘禮儀之邦’、‘文明古國’著稱于世。中國獲得這樣的美名，首先是由于中國自古以來就格外講究‘隆禮’。這里的‘禮’，既是指‘禮儀’、‘禮節’、‘禮貌’，又是講‘禮讓’、‘中和’、‘謙敬’。”  【夏偉東《明禮誠信談》《中國教育報》 2001年12月12日3版】 這不是解釋，而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道德說教代替問題回答的道德說教，邏輯上說，只是同一概念的同義反復，等于什么也沒說。如此地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明），怎能服人？怎能達到使人“明禮”效果？
    反之，在“明禮”問題上，如果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決定精神原理，作此解釋：中國之所以歷來講‘禮’，是因為中國這方國土風水太亂，由此而來的是中國人的氣機心機也很亂，行為方面沒有規矩，如果對此取一種“隨其自然”態度的話，中國人的社會行為就會任憑自然法擺布，與這方土地上的各種雜亂自然風氣滾成一堆，華夏這方土地上，就不會有文明。——對此解釋，任何頭腦正常、有理性邏輯思維能力、沒有學術偏見、求真求善的人，會不明白嗎？
    總之，國學家們必須明白：重視道德的傳統文化，是不能用傳統文化的道德宣傳方法宣傳推行的，只有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才宣傳推行得了。或者說，離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指導，“國學”就會流為于中國社會道德問題的解決毫無價值的空洞的道德說教（“善”須“真”才可信，可信才可行）。因此，如果國學家們真是些為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而著急的熱心人士的話，對馬克思主義，他們只有接受它的指導的義務，而無小看它的權利。如此的話，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也就實現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方面，應該明白：馬克思主義是用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而在中國一切實際問題的背后，都存在著一個人的道德問題。對此問題，革命時期那種從“人的社會性”引伸出來的“階級論”，在當今這個建設時期，已不切實際；只有從人的自然性（建設問題主要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出發，運用地緣分析法，才能找準中國人的道德病根。而看人的自然性不看人的社會性，正是傳統文化看問題的角度，傳統文化正是由此看出中國人道德方面的種種弱點及其因緣的（張載所謂“變化氣質”中的“氣質”和朱熹所謂“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只是今日的國學家們——包括“國寶”級國學家——不明白這一點。不講科學的國學家們不明白這一點，只能證明他們需要講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但講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若連這一點都不明白的話，不也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嗎？如此，有何資格指導別人呢？不是在砸自己的科學牌子嗎？
    此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們還必須明白：在對中國人的種種道德弱點進行治療方面，傳統文化的種種藥方，是正確的，除了“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人的主觀世界”這一條外，馬克思主義根本沒有必要別出一格地在傳統文化之外開什么新藥方，這只會使問題復雜化，甚至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制造問題，使問題變得更嚴重。因此，面對中國社會的種種道德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只有配合和支持傳統文化的義務，而無在旁邊指手劃腳的權利。而所謂“支持”，就是從物質決定精神、自然決定社會這一唯物論觀點出發，運用地緣分析法，揭示傳統文化背后的科學道理，即對它的合理性、實用性做出科學的解釋。如此一來，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亦即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張岱年先生研究多年、張先生的繼承者方克立教授提倡多年、但兩人都“說到未做到”的“綜合創新論”，也就順理成章地實現即說到又做到了。

    5、個案分析——“紅塔文化”
2004年初，作者受朋友之請，參加云南紅塔集團某文案的投標寫作（結果未中標）。因作者文案涉及“大乘歷史唯物主義”（本書二章一節）文化觀，在此作一摘引，目的在于說明：馬克思主義應該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事關當今的中國企業生死存亡的當今的中國“企業文化建設”，如何入門？以下就是該文案的摘引：
……
“煙酒不分家”，二者乃一陰陽矛盾；煙的消失，必有酒的同歸于盡；煙的作用，與酒的作用同在。因此，對煙的價值分析，離不開對酒的價值分析。
煙酒一陰陽，又各自一陰陽。從物質形態說，煙為火，而火則是一種純陽的物質，因此，煙在物質形態上體現為陽；酒為水，而水則是一種純陰的物質，因此，酒在物質形態上體現為陰。然而，陰體陽用，陽體陰用，而煙酒之用，皆在予人類精神以助力。在這種助力中，體為陰的酒，發揮的是給人類以熱情的陽性精神輔助作用；體為陽的煙，發揮的是給人類以冷靜的陰性精神輔助作用。這兩種輔助作用，益處是明顯的：一切成功人士的成功，都離不開性格的熱情和頭腦的冷靜即毛澤東所謂“熱烈而鎮定的情緒”。正如再“天生麗質”的女性，其天生麗質的盡可能保持，都離不開適當的化妝品一樣，天生情緒再熱烈鎮定的人，其熱烈鎮定情緒的盡可能保持，都離不開適當的煙酒或其它什么“提神物”。因此可以說，煙酒根源于人類精神的永恒需求：只要人類還是精神性的動物，那么，他就對煙酒具有一種永恒的需求；而人類只要還是人類，就必定是一種精神性的動物。
此外，即便當今世界聲勢不小的“全球禁煙運動”，也存在個陰陽辯證機理：正如陰體陽用的酒發源于氣候寒冷的北方地區、酒對天性冷靜的北方國家中人是一種必需品一樣，發源于氣候炎熱的南方地區（中美洲）的陽體陰用的煙，對天性不冷靜的南方國家地區的人來說，也是一種必需品；正如氣候炎熱的南方伊斯蘭國家通行的“禁酒令”（伊斯蘭教有“不許喝酒”戒律）在氣候寒冷的北方國家地區行不通一樣，當今世界，由氣候寒冷的北方國家地區發起的全球禁煙運動，至少在氣候炎熱的南方國家地區，也是行不通的。
當然，對大多數人（不是所有人）來說，的確“吸煙有害健康”，但是，同樣對大多數人（或許不是所有人）來說，吸煙有益智慧。而智慧對于人類來說，其價值至少是與健康同等的：正如人類不會為了智慧而完全犧牲健康一樣，人類也不會為了健康而完全犧牲智慧；為了健康，人類需要適當的補品，為了智慧，人類需要適當的以煙為主的鎮靜物。能夠接受肉體性補品的人類，難道就不能容許精神性鎮靜物的存在嗎？
因此，正如酒和各種補品產業在人類歷史上永不消失一樣，煙產業在人類歷史上也永不消失；正如感覺型的女性需要化妝品產業一樣，思想型的男性需要煙草產業；男性消費者為主的煙草業，不但不是什么兔子尾巴長不了的夕陽產業，而且還是一種其生命力并不亞于女性為主的化妝品產業的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恒常產業。甚至可以說：即使現代文明為某種不可預測的大災難所摧毀，只要人類不滅，煙草業就不滅。
……
品牌以可作而且必作質量分析的產品質量為硬件，以難作也沒有必要作質量分析的文化含量為軟件。然而，一個企業，如果連產品質量這一關都未過的話，是沒有資格和必要連“趕時髦”這句貶語都不配地談論什么“品牌戰略”的。反過來說，一個企業，當品牌戰略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必意味著它的產品質量關已過，現在的問題主要是文化問題。因此，品牌由文化決定，品牌戰略的背后是文化建設，——品牌戰略方法無它，企業文化建設而已。此理，同樣適用于紅塔：當今的紅塔，產品質量早就不是一個問題（即使有點問題，也容易解決），因而其品牌戰略的實施，方法就在企業的文化建設。
然而，“品牌戰略的方法在文化建設”，此一論點的得出，與其說離問題的解決近了一步，不如說使問題的解決顯得更加復雜了。因為“文化”是一個包羅社會萬象的朦朧概念，萬象之間，關系錯綜復雜，誰為因，誰為果，誰是本源，誰為派生，你要找它、由它理出頭緒，一如張嘴咬天，無從下口。而文化研究卻是一種嚴肅的科學工作；是科學，就得講求因果關系；找不出原因或者倒果為因的“文化研究”，不僅不是科學，尤其毫無價值，因為它無助于健康向上的人類先進文化事業的張揚。
科學的法寶在方法，無方法就無科學；科學的文化研究，必須找到自己的正確方法，——品牌戰略的方法在文化建設，那么，文化建設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各門具體科學，既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又有共通方法；共通方法指導特殊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是對各門具體科學都有指導意義的共通方法。因此，為了找出科學正確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方法，入門的方法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
一切文化，都是“現象”，但“文化現象”又表現出這樣一種現象：有些文化現象是隨時在變的，有些文化現象是時間難以磨滅的。流行文化屬于前一類，傳統文化屬于后一類。此一現象，值得一問：隨時在變的文化，從何而來？傳統文化，又從何而來？
    人性論者說，文化根源于人類本性。然而，在科學的唯物主義觀點看來，人性不是自本自根的抽象物，乃宇宙中一切物質條件的總和，它們分別是：人緣條件、地緣條件、天緣條件。前一個條件屬社會條件，后兩個條件屬自然條件。社會條件遵循的是隨時在變、與時俱進原則，自然條件遵循的是“天不變道亦不變”法則。正如孫行者本事再大都跳不出如來佛掌心一樣，任何時候，社會都是建立在自然基礎上并以大地為基地家園的，因而任何時候任何地區的社會，都有由自己所在地區地緣條件決定的不隨社會歷史條件變化而改變的文化。這部分文化在該社會中所占分量，與隨時在變、與時俱進的社會歷史性文化相比，極為厚重，可說是“水下冰山”；當然，那些隨時在變、與時俱進的文化，就不過是“冰山一角”了。二者的關系，恰如弗洛伊德心理學中的表意識與潛意識：前者是水下冰山般的潛意識，后者是浮露水面不斷消融不斷補充的冰山一角的表意識。
    的確，傳統文化深藏在人的潛意識中。然而潛意識源于自然界，它像黑沉沉的大地一樣，大地有多深厚，它就有多深厚；表意識源于社會界即“社會歷史因素”，一個民族的社會歷史有多少內容，該民族表意識中就有多少內容。傳統文化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抓住了人們潛意識層面的東西。人們知道，科學研究的是本質而非現象；本質是穩定的、不易改變的；現象是不穩定的、易變的。因此，文化研究的對象，在水下冰山樣的、潛意識層面的、時間難以改變的傳統文化，而不在冰山一角的、表意識層面的、隨時在變的流行文化；文化建設的要義在反本開新，而不在與時俱進；文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在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而不在對流行文化的牽就跟風。
    既然文化研究的對象在傳統文化，文化建設的方向在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而傳統文化又由地緣條件決定，那么研究文化，就得研究地緣條件；文化建設，就得因地法生。此理一通，科學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出來了，這就是地緣分析法。
    科學的文化研究方法找到后，紅塔文化之迷的破解和紅塔文化的發揚光大，就不是一件讓人覺得張嘴咬天、無從下手的難事，而是一件“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的簡單邏輯程序和操作程序問題了。——以下，我們就按照科學的地緣分析法，來解決這樣兩個問題：紅塔文化之迷何在？紅塔文化建設如何入手？
    (1) 紅塔文化之迷何在
    紅塔的歷史告訴人們：建廠初期的玉溪煙廠，最早的卷煙牌子是“春耕”，它訴諸當時流行文化中的貧下中農時尚。然而，流行文化并沒有“幫忙”，在人們心目中，此牌子檔次最低。于是，又出了個直接訴諸人們富貴心理的“翡翠”牌子，但是，具有富貴心理的人們，還是不買賬：此牌子的檔次，也高不到哪兒去。此后，說不出什么原因，又出了個“紅塔山”牌子。然而，萬萬未想到，這一次，竟然一炮打響了：此后直到文革開始此煙暫時停止生產，至少在當時的云南人心目中，此煙的檔次不僅在玉溪煙廠的所有牌子中是最高的，而且在云南所有的卷煙牌子中也是最高的。應該說，玉溪煙廠暨后來的紅塔企業所獨有的“紅塔文化”，正由此開始形成。改革開放后，此牌子更是一路高歌猛進，由云南走向全國，叫響整個中華大地，成為中國第一品牌。
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來，在“國際化”、“與國際接軌”、“創建符合時代需求的先進文化”的一片聲浪中，紅塔人收起了紅塔，紅塔變得有名無實：在他們的品牌戰略和企業文化建設中，“紅塔”名雖在，但使此名得以成名的“紅塔山”牌卷煙上那座雄偉的紅塔，不僅不再是企業品牌戰略和企業文化核心的、首要的元素，而且還是一種要加漸漸割去的累贅。于是，莫名其妙的事情發生了：原來車水馬龍的紅塔賓館，變得冷冷清清；原來供不應求的紅塔煙，開始積壓；紅塔沒有了個性，甚至沒有了靈魂；其自我表達，越來越不像個煙草業貴族，倒像個出身貧賤、不得天助、與一群“窮小子”在那里咬牙切齒地進行“先天不足后天補”的生存拼搏的“攀登者”。這一切的集中反映，就是企業效益的大滑坡。
對此，紅塔當然采取了補救措施，什么抓市場抓質量啦、降價讓利啦、更強有力的廣告宣傳啦、大型公關策劃和社會福利贊助活動啦、內部體制改革啦、讓人眼睛看花的新包裝新牌子卷煙的不斷上市啦，等等，一切流行的市場營銷和文化包裝手段，都使完使盡。但不知為什么，這一切，都讓人有一種“病急亂投醫”之感，消費者還是不買賬。在社會大眾心目中，紅塔的整體形象，與其說有了“恢復性”提升，不如說依然處在下滑態勢中；紅塔傳達的信息，越來越混亂；紅塔的形象，越來越模糊。正如在紅塔人這里，“紅塔山”牌子卷煙上那座雄偉的紅塔已不再是企業品牌的首要元素、而只是眾多元素之一一樣，在消費者那里，目前的紅塔，與其說還是中國第一著名品牌，不如說是眾多著名品牌之一，而且其品牌價值，還處在下滑態勢中。【腳注：時至2005年初，紅塔集團賴以稱雄中國煙草業的“紅塔山”牌卷煙，其品牌價值，更是由幾年前的中國第一品牌下滑到連“云南煙草沖刺第一大品牌”的“候選人”資格都不具備的程度。據《云南信息報》2005年2月20日頭版頭條標題新聞報道：“云南煙草沖刺（中國）第一大品牌，目標鎖定‘紅梅’‘紅河’”。這里的“目標鎖定”，沒有“紅塔山”。可見，目前的“紅塔山”，即使在云南煙草決策者的心目中，其品牌價值，亦簡直就到了“扶不起的阿斗”的程度，他們因此只好棄“塔”保“梅”，起用“紅梅”再加“紅河”，“沖刺”中國“第一大品牌”。——附帶說說，云南煙草決策者們的棄“塔”保“梅”戰略，事實上也很成問題：固然，“紅梅”亦屬紅塔集團產品，且其潛在的“梅文化”資源像“塔文化”資源一樣，無可限量（這些資源，目前的紅塔集團，皆未作應有的大發掘），但無論如何，“紅梅”的品牌價值，依附于“紅塔山”的品牌價值；若“紅塔山”立不住，“紅梅”就難以立住。這正如周恩來形象的立住，有賴于毛澤東形象的立住，若毛澤東立不住，周恩來就難以立住一樣。——再附帶說說：云南煙草業在中國乃至亞洲的雄風的重振，端賴“紅塔山”、“紅河”、“紅梅”這紅色“三駕馬車”的齊頭并進；在這三駕馬車中，中間這匹馬，非“紅塔山”莫屬。】
這一切，究竟為什么？
答曰：無它，紅塔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王牌而已。此王牌就是這之前不言自明的作為自己企業形象標志的“紅塔山”牌子上那座雄偉的紅塔。此塔，是作為企業的紅塔的象征，是這個企業的靈魂和守護神，是它得天之助（玉溪特有的中國最好的適合優質煙葉生長的地理條件）的煙草貴族身份的證明，是它一切文化資源的核心的、首要的元素，是它的他人無可復制、無法模仿的競爭法寶，是它的賈寶玉式的“通靈寶玉”，丟了它，紅塔就會失魂落魄。
    或曰：把“那塔”說得這么神乎其神，這不是迷信和宗教唯心主義嗎？
    答曰：迷信與科學，乃一對孿生兄弟。迷信是現象，科學是本質，迷信背后有科學。任何迷信，你不知它的背后原因，迷信就只是迷信；一旦你揭示把握了它的背后原因，迷信就轉化為科學。況且，科學的任務，除了揭示迷信的背后原因外，再沒有其它了。反過來說，如果放棄對迷信背后原因的揭示，甚至連“迷信”這一現象也不愿正視，只是用句簡單的“迷信”帽子把它打發掉，這樣的態度，不僅不是科學、出不了科學，而且恰恰是一種迷信——變科學為迷信的新的迷信。
    唯物主義的任務在揭示一切迷信的背后原因。如果被揭示的“迷信”是一種對社會有害的現象的話，就通過這種揭示來消除它；如果被揭示的“迷信”是一種對社會有益的現象的話，就通過這種揭示來發揚光大它。顯然，作為一種文化的紅塔，其神奇影響力，是一種對社會有益的現象，因此，唯物主義的任務就在通過對它背后原因的揭示來發揚光大此一文化現象。
    紅塔文化的核心在紅塔，紅塔的核心在塔，塔的價值植根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亞洲佛教文化區人們的文化心理結構。因此，紅塔文化的背景，是整個亞洲佛教區盛行的佛教文化。這樣的背景，使得紅塔企業的文化資源取之不完、用之不盡。而“紅塔山”牌卷煙之所以當年一炮打響后，就一路叫響，成為中國第一品牌，原因正在它訴諸而且觸動了中華民族潛意識中那種“塔式”文化心理結構。
    那么，何以中國在內的亞洲佛教區人們的文化心理結構，會是一種塔式結構呢？
    對此問題的分析，可以采取兩種方法，一種是以人為本即人本主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一種是自然為本即物質決定精神、自然決定社會的唯物主義地緣分析法。然而，前一種方法，不僅因其“蔽于人而不知天”即不知人之大本不在自己而在自然而有學術上的見所未見處，而且由此得出的結論，對紅塔文化的發揚光大，毫無價值，甚至有害無益。因為此法認為：塔乃男性生殖器象征。這里，我們無意完全否定此解釋，只是又要提出一個問題：真理乃客觀性與價值性的統一，一種道理，即使真有這么回事，但如果對實踐毫無助益，那就毫無價值，不成其為真理，人們對其態度，束之高閣可矣。弗洛伊德主義的“塔乃男性生殖器象征”，就屬此種即使真卻無用的所謂“道理”。因此，對此道理，人們當置之高閣。不但如此，還必須明確摒棄，與之劃清界限。因為在實踐中，它已經并且依然產生著有害的影響：1990年代后期以來，紅塔人在實踐中之所以盲目犯下看不起自己這座塔的錯誤，理論上的罪魁禍首，就是弗洛伊德主義的“塔乃男性生殖器象征”這一所謂的“先進文化人類學觀點”。
    我們需要客觀性與價值性統一并且識見高于弗洛伊德的方法，即地緣分析法。
    文化心理結構由地緣條件決定（佛學所謂“熏染”）。東西方不同的地緣條件，決定了東西方民族的不同文化心理結構。西方的地緣條件，頭上，是單一的天空，腳下，是單一的平地，天地間除了“海到盡頭天是岸”的一條把二者隔開的遠方地平線外，很少有什么中介物。受此地緣條件熏染，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是十字架式的：一豎，象征天；一橫，象征地。但在“山是高昂的頭”的東方尤其中國，天地之間突顯出一個巨大存在物，這就是大山，它拔地通天、莊嚴雄偉。受此熏染，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是大山式的。這種文化心理結構的濃縮抽象，就成塔式心理結構。這種心理結構對外在形象的“格式塔”（完形）要求，最看重大山樣拔地通天、莊嚴雄偉效果。佛教的塔，恰當滿足了這種民族潛意識中的深層需求。這就是說，中國人心目中的塔，相當于西方人心目中的十字架，二者之于雙方，都是圣物，不容小看，更不容褻瀆。
    當然，結構講究穩定性，與塔相比，十字架一點不穩定，其穩定性，得由人支撐。而西方人之所以能夠而且需要支撐不穩定的十字架，是因為穩定堅實的西方那方土地造就的西方人，心態是穩定的。或者說，宇宙的陰陽辯證法決定了心態陰靜穩定的西方人，得經常用一種不穩定的東西給自己這種陰靜穩定心態以刺激，促使它陽動活躍起來。反之，中國人之所以需要結構穩定（云南人所謂“板扎”）的寶塔，是因為中國這方地質不穩定的土地造就的中國人，心態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樣不穩定的，他因此需要寶塔這種“板扎”寶物，以使自己這種不穩定心態陰靜穩定下來。云南人之所以特別喜歡“板扎”這個詞，原因正在此；中國大眾之所以對“紅塔山”牌卷煙認同度最高，原因正在中國人屁股尖，不肥大、不板扎（見本章六節7小節），他們因此就對“板扎”具有一種根本的心理需求：吸煙本來就對穩定情緒有益，吸“紅塔山”牌卷煙，更覺得自己像個“老板”（“老板”之“板”就是“板扎”之“板”）樣情緒穩定性格板扎了。
    當然，塔這寶物，心態不穩的中國人，是支撐不了的，只能由大自然尤其大山支撐。不過，中國的山，由于年輕，地質結構不板扎，它因此經常“鬧鬼”（各種地質災害）。這樣，建在山上的寶塔，發揮的又是一種“太板扎”了的“鎮山”作用。至于平原上的寶塔，除了能使人們心態沉穩外，還有一種作用，就是“神往清明”地把人們的視線引向純凈的天宇，這有助于民族素質的提升：經常抬頭望天的人，心地會像天空樣清明、純凈、寬廣、無私。【腳注：法國密特朗總統手下的一位國防部長，在回答記者關于他與妻子初戀時是怎樣認識的問題時說：他當時是位經常從事高空作業的建筑工人，有一次，他從一幢正在建筑中的高樓上往下看，看到下面熱鬧的街面上，有位行走中的青年女性，手搭涼棚，不斷抬頭望天；他立即就被她吸引住了，后來就想辦法接近她，不斷追求，終于如愿以償。記者又問：何以一個抬頭望天動作，就對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說：經常抬頭望天的人，心地純潔善良。】
    因此，莊嚴雄偉的寶塔之于中國人，最大功用就是穩定先天不穩定的民族心態。有了它，中國人的心態就有一種踏實板扎感；沒了它，中國人的心態就更加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了。當然，像一切文化作用一樣，這兩方面的作用都是潛移默化即在“冥冥之中”發生的。于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當紅塔人把此寶物拋棄后，諸如產品積壓、盲目擴張、效益和品牌價值下滑等一系列“不板扎”的事態，就在紅塔內外發生了。說得“迷信”一點：拋棄紅塔的紅塔人，做的是一件與民族潛意識中的古老神明（一切民族的“古老神明”，都“躲”在本民族的潛意識中）斷交的最不“板扎”的傻事，他們因此得罪了神明，得罪了講求“板扎”的消費者大眾，神明于是通過“消費者不認可”的“市場經濟規律”對他們施加懲罰。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其普遍性與特殊性。上述“塔理”，是塔文化的普遍道理。具體到紅塔企業所特有的那座紅塔，除了上述普遍道理外，還有自己的特殊道理，這就是：此塔區別于它塔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紅”；此外，它還建在山上。這樣一來，“紅”、“塔”、“山”這三個重大文化元素就在“紅塔山”這一符號中得到了有機的完美統一。三元素中的核心元素是塔，其文化作用前已說明。“山”的作用在給此塔一更加自然的背景，使它更加莊嚴雄偉，更貼近山象般民族心理結構。“紅”的作用在給此塔一地方色彩裝飾，這地方就是“彩云之南”的云南這方紅土地。此地上有紅色彩云，下有紅色土地，此天此地生長出品質最佳近于紅色的金黃色煙草。有此天，有此地，有此煙草，必有得天獨厚、受到大自然關照、猶如寶塔般拔地通天的煙草業中的大貴族的橫空出世。
    此理，大自然已在這方土地打上一記天地大法印，這就是紅塔企業所在地玉溪紅塔山上那座拔地通天的紅塔。【腳注：一切塔，都是“天地之塔”。因此，拋棄紅塔后的紅塔集團，其重新設計的那個結構松散不穩、因而得從外面再加固一下（五撇之外再套一個正方形）、自名之曰“天地之塔”、某些廣告受眾則名之曰“掃把撮箕”的企業標志，乃畫蛇添足、“師傅多了把豬圈砌歪了”之舉。——此舉，很像這樣一位手藝拙劣的小木匠，他在做一個木架，因為榫鑿得不準確到位，只好從外面用釘子加以補救。】 大自然這番美意，有待于與它息息相通的人們領會成全。當然，這些人的首要條件，就是知恩圖報，以作為天地大法印的紅塔為名，認紅塔為圣，以此作為自己得到大自然關照的證明。因此，對紅塔人來說，紅塔的作用又在于：它是自己與大自然定有“契約”的一記大法印；在此契約中，紅塔人保證以紅塔為圣，大自然保證給紅塔人以關照、保證他們必成煙草業中大貴族。如果紅塔人違背此契約，大自然將撤回自己的擔保，不再履行自己的承諾。于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當紅塔人拋棄紅塔、不以紅塔為圣、不知感紅塔之恩、只當它是一堆敲開自己成名富貴門的不會說話、沒有生命、用后就丟的廢舊磚頭（廢墟）的時候，他們就成了一個貴族身份受懷疑、不得天助、像失樂園后的亞當夏娃一樣不得不為生存而“奮斗”的中國煙草業中的“攀登者”了，——拋棄紅塔后，紅塔集團的廣告主屏面，就是一位先是咬牙切齒地在為生存而“攀登”，最后卻虛驕于“山高人為峰”理念、目空一切地把大山踩在腳下的“攀登者”。
    紅塔文化之迷，就是這樣的。
   (2) 紅塔文化建設，如何入手
……重塑玉溪紅塔山上那座紅塔，“慎終追遠”、“心念舊恩”地把曾給自己以輝煌的紅塔恭恭敬敬地迎請回來，從而系住作為企業的紅塔之魂……
……
歷史上任何不平凡的偉大事業，都要經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即“之”字形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土，第二階段洋，第三階段土洋結合；第一階段質，第二階段文，第三階段文質彬彬；第一階段實，第二階段虛，第三階段虛實結合；第一階段重地，第二階段重天，第三階段天地并重中間顯人。比如中國歷史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夏人質樸重地，商人浮華重天，周人文質彬彬、天地并重中間顯德顯人。又比如，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路線，第一階段是質樸土氣的“十六字方針”，第二階段是左傾軍事領導人推行的夸張洋氣的“御敵于國門之外”方針，第三階段是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提出和土洋結合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
今日的紅塔，已經經歷了前兩個階段：褚時健時期，是“質勝于文”的質樸土氣階段；字國瑞時期，是“文勝于質”的夸張洋氣階段；現在的紅塔，正“左腳否定右腳”地處于向“文質彬彬”的“君子”型企業發展的“轉型時期”。當此時期的紅塔人，當對自己的事業具有一番清醒認識：只有不平凡的事業，才配經歷這樣一個“三段論”式的曲折過程；反過來說，一個經歷著這樣一個過程的企業，其事業的不平凡，不正在這種曲折的經歷中得以顯現證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