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中日關系因歷史認知問題而較長時期陷入膠著狀態之際，《人民日報》資深評論員馬立誠等政論家提出了旨在不記歷史舊賬的對日關系“新思維”。應該說，在任何正常國家關系中，歷史舊賬都會漸漸淡忘的，馬氏新思維不過此一“漸漸”自然歷史過程必有的不自覺的“代天立言”而已。然而，此時的“天”與“人”，并不“合一”：馬氏新思維一出，全國輿論群起攻之。對此，贊成馬氏新思維的人們當然不服氣，認為反對者是些愛記仇的狹隘民族主義者，既不智，也說不上德。——應該說，此“認為”，看錯了反對派的動機。
    其實，在社會輿論的“集體無意識”中，所以對馬氏新思維激烈反對，并非基于“愛記仇”心理，而是因為馬先生一幫人，是些并不認“天”而以“思想解放”著稱的實用主義者，在這些實用主義者看來，“當今世界，不論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黨名，還是強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樣的階級性規定，都是要有勇氣有眼光的。”【中央黨校某君語 見《報刊文摘》2003.6.18.2版】 如此看來，甚至“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名稱”，之所以“在當今世界”得以存留，也不是因為它是客觀真理，而是多虧中國有幫不在乎“世界”奚落嘲笑的小勇士在憑自己的“勇氣”堅持使用和照顧著它，若無這幫小勇士的像照顧“弱勢群體”樣的好心照顧，馬克思主義早連名稱都灰飛煙滅了。然而，一個黨、一種主義，僅憑主觀勇氣，不憑客觀真理，是堅持不了的，它也無需任何人的“好心照顧”；更何況這些“有勇氣”者，一方面內心信不信它都是個問題，另方面其所謂“氣”又不為“理”所涵養，無不虎頭蛇尾；因此，稍有風波，帶頭放棄它的，往往正是這幫最“有勇氣”者。君不見，當年的汪精衛，這位最“有勇氣”的“夾攻中的奮斗”者，他一“奮斗”，就奮斗到日本侵略者那里去了?！偠灾?，社會輿論之所以不認可馬氏新思維，是因為對馬先生一類總是應時而動、不講客觀真理、立論缺乏經得起辯駁的學術依據、僅憑某種權威背景和思想的“解放”與“大膽”，就總在那里扮演社會輿論引導者角色的實用主義者，人們已感厭煩和不信任；在這些“引導者”引導下，中國民眾的心理拉張力，已到極限。
    然而，目前的中日關系，的確需要“新思維”，只不過此新思維不是憑借主觀勇氣提出，而是“性焉安焉”地憑著客觀自然歷史大法提出的；此客觀自然歷史大法，就是地緣分析法。以下，我們就按地緣分析法，對中日關系中關鍵的“歷史認知”問題作一分析。
    中日關系的最大障礙，是日本侵華戰爭的評價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首先必須肯定的一點是：日本當年發動的侵華戰爭，無可爭議地是一種惡行。至于此惡之惡源，又須上升到物質決定精神還是精神決定物質的哲學高度，才能看清；有此“看清”，歷史認知問題才有解。
    如果持精神決定物質的唯心觀點，那么，此惡之惡源，毫無疑問在于日本民族天性太壞，對此天生“壞種”，“有良知的中國人”，能原諒他嗎？況且，人們之所以愿意原諒一種惡行，是以它能改正為前提的，而日本民族，既然已被定義為“天生壞種”，那就意味著其惡行永遠不能改正，對此，原諒起何作用？不僅不起作用，而且是助紂為虐。于是，“馬氏新思維”，就成了助紂為虐了。然而，如果持物質決定精神的唯物觀點，那么，此惡之惡源，必不在日本民族的天性，而在日本民族所處客觀物質條件，此客觀物質條件，一是地緣條件，二是歷史條件。
    日本的地緣條件有兩大特點，一是地處海島，地域狹窄，生存空間不足；二是位處北方，氣候寒冷。因此，“對日本民族來說，最刻骨銘心的一句‘生死名言’，當數‘截斷兩頭，一劍依天寒’之說?！畠深^’者，渺茫無際的東邊太平洋和其大無朋的西邊大中華帝國也。二者一自然勢力一社會勢力，一東一西夾擊著日本。島國的日本，至少在工業時代以前，在這兩個龐然大物面前，都有一種自己力量太小的無奈感?！欢瑥摹畠深^’被逼退的生理能量，還得給它指點一個去處，于是，又有了日本和尚的‘一劍依天寒’之說?！粍Α?，日本的富士山也。此山，像把寒光閃閃的寶劍，直指寒冷的北國高天，把日本民族的生理能量即情思意緒引向‘天照大神’高度去，從而強化了這個民族孤高、傲慢、清冷、嚴酷、時機一到就將‘揚眉劍出鞘’的‘忍者’性格。”（六章一節3小節）這里說的“時機”，就是歷史條件；此歷史條件，就是工業時代的到來。
    如果說在不講究人的抽象思維能力和由此決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的前工業時代，因國土面貌不“抽象”（潔凈）因而抽象思維能力和由此決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都有所不足的中國，還能夠一直保持對日本的國力優勢，因而當時的日本，無論向外擴張以爭取自己生存空間的愿望多么強烈，它也只能在當時的大中華帝國面前望洋興嘆暫時忍耐的話，那么，當講究人的抽象思維能力和由此決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的工業時代到來時，因國土面貌“抽象”（潔凈）因而抽象思維能力和由此決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都比中國強的日本，就前所未有地看到了突破大中華帝國的力量限制、到亞洲大陸為自己爭取生存空間的大好時機，——此時的日本，仿佛從千年冬眠中醒來，“麻雀歌唱，夜鶯跳舞，春天里綠色的田野多可愛，石榴花紅，楊柳葉綠，展現一幅新圖畫”，舉國上下，喜氣洋洋，對國運充滿信心，以往不敢想的事情，現在終于敢想敢干了：老天有眼，我大和民族“忍者”之“忍”，終于忍到頭了，現在，是我大和民族胸中那把在富士雪山這塊天地大磨石上磨礪了千百年的猶如富士雪山一般寒光閃閃的寶劍“揚眉劍出鞘”的時候了！于是，侵華戰爭這一惡行就應運而生了。
    那么，在對日本侵華戰爭這一惡行之惡源的認識問題上，上述兩種唯心和唯物觀點，那種正確呢？不用說，正確的是唯物觀點，錯誤的是唯心觀點。毫無疑問，對日“新思維”，需要的是正確的唯物觀點。由此觀點，又引出對此惡行的以下這番評價和演析：
    第一，萬物因緣而生，也因緣而滅。日本之所以發動侵華戰爭，不是因為日本民族是個天生“壞種”民族，而是因為在日本式地理環境中，在近現代之交歷史條件下，它身不由己地走了這條路。正所謂“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無不具有”：任何民族，處在日本式地理環境中、又碰著近現代歷史條件，都會像日本一樣發動對華侵略戰爭的。因此，如果說日本民族因為發動過對華侵略戰爭就是個天生壞種民族的話，那么，世界上的“好種民族”又安在？“好種民族”——誰有資格擔當此名？
    第二，至于日本右翼勢力說的“解放亞洲”，這是無稽之談。因為日本的侵略戰爭，不是什么為亞洲民族謀利的高尚的“大東亞圣戰”，而是在日本式地理環境中，在近現代之交歷史條件下，它身不由己地做出的一種惡行。這種惡行，被侵略的亞洲民族是堅決反對的！世上有別人反對卻強加于人的“高尚”的“解放”行為嗎？但另一方面，歷史的進步，又很難避免強加于人的惡行；因此，“惡在究竟，仍不為惡”（毛澤東），把日本的侵略戰爭看成絕對的惡，是一種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像一切形而上學一樣，只會束縛持形而上學觀點的人們的手腳?！敲?，對此行為是否就不能作任何評價呢？不是的！問題應該這樣對待：任何評價，都必須著眼于實踐、著眼于現在、著眼于將來，才有其“價”，否則，一“價”不值（沒有“價值”），因此，
    第三，對那場侵略戰爭，我們不管日本現在自我評價如何，只需觀看這樣一點就行了：如果此評價依然“包藏禍心”、指向侵略的話，那么，今日中國人，的確必須對其“歷史問題”不饒不讓，原諒它，就是助紂為虐；如果此評價并無繼續侵略意思的話，那么，今日中國人，只需把它看成一種“自慰”行為，這種自慰行為像一切自慰行為一樣，因對別人無害，屬個人隱私，別人無權干涉。顯然，今日之日本，其在歷史認知問題上所持觀點，大體說來，并無繼續侵略之意，因此，今日中國人，對其采取一種聽之任之態度可矣，不必與它過分認真；在這種事情上講認真，是不識大體。當然，有人對此會以以色列對納粹戰犯的追究為例，說明在歷史問題上與日本講認真的必要性。然而，中國不是以色列，日本也不是納粹德國，更何況說到學以色列，以色列的東西，值得中國人學的，何止這一點，簡直太多了，但哪樣東西學成和堅持學了呢？其它更好的東西都學不成和不堅持學，偏堅持在對日“戰爭追究”問題上非學成不可，這不令人匪夷所思嗎？
    第四，上述“今日之日本，其在歷史認知問題上所持觀點，大體說來，并無繼續侵略之意”判斷，根據依然是中日兩國的地理條件和今日兩國共同面對的歷史條件。地理條件說，兩國與日本侵略中國時相比，并無變化，日本依然是個寒性十足的地理小國，中國依然是個大腹便便的地理大國，僅此條件看，空間狹窄的日本，要讓它完全打消對外侵略心思，是不可能的，也無此必要，更何況這種心思，即使今日中國人，也有；但有這種心思是一回事，這種心思能否實現又是另一回事（柏拉圖：“惡人親往犯法，止于夢者便為善”），這不僅取決于變化了的現實歷史條件，也取決于不變的地理條件。從現實歷史條件說，當今世界，處在核時代，它決定了在一場打個徹底的現代戰爭中，最終起作用的依然是地緣條件這個一切物質條件中最基礎的條件，——在打個徹底的中日軍事沖突中，戰局必演變成這樣一種態勢：中日之間的較量，實際上不再是人與人、武器與武器的較量，而是國土與國土的較量，即在一場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內的相互毀滅的戰爭中，看哪家國土耐炸，戰爭過后，又看哪個民族再生能力強（這由國土耐炸程度決定）。顯然，在這一點上，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是道簡單的小學生算術題：體積（面積Ｘ海拔）數十百倍于日本的中國，耐炸程度和再生能力，亦數十百倍于日本；更何況當今的日本，到處是核電站，連常規導彈的攻擊，它都承受不了，——說得直觀一點：日本的富士山，怎能與中國的昆侖山碰撞呢？日本這輛高級本田小轎車，怎么舍得與中國這輛黃河大卡車相撞呢？明白此理，就能明白：為什么經受了兩顆原子彈的日本，會有一部“永不再戰”的“和平憲法”出籠！
    第五，也是由于國土廣大且又屬于北方國家，當今以后的中國，不僅軍事上不必擔心日本“重走軍國主義老路”，而且經濟上亦有超越它的能力。因為即使根據凱恩斯理論，也認為一個國家要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加大國家基礎建設即國土改造力度。當然，也是在凱恩斯那里，如此關鍵的一個問題卻沒有注意到：一個國家，因天然風水好、面積又小，改造幾十年后，變得像個大花園一樣，基礎建設再無大事可干，當此時候，該國經濟又如何保持強勁發展勢頭？——1990年代以來的日本，當其“列島改造計劃”完成后，就遇到了這個凱恩斯沒有回答的重大問題。反觀中國，國土改造有著數不清的大事可干；而每改造好一片國土，治理好一座窮山，疏理好一條惡水，就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因而幾十年后，中國總體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超過日本，是很自然的事。這一點，即使在日本民眾那里，也是認可度最高的：“日本將承認中國在東亞舞臺上重新占據優勢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1994年，當被問及哪個國家是21世紀亞洲影響最大的國家時，44％的日本公眾認為是中國；30％認為是美國；認為是日本的僅有16％。”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p265】顯然，力量對比，中國強于日本。因此，那種認為“21世紀前期……，對中國國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脅，首先來自美國……。其次來自妄圖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軍國主義。它不僅僅是追隨美國，其實一心想再走征服侵略中國的老路”【沈偉烈 陸俊元主編《中國國家安全地理》p290】的觀點，至少就其對日本的判斷說，太過夸張了。而夸張就是誤判，誤判必對中國國家安全有害，把本來可以避免的中日沖突弄成一個自我證實的預言（即使有可能發生的中日東海、釣魚島沖突，也不是一個日本“想再走征服侵略中國的老路”的問題。）
第六，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雙方如果產生心理隔閡或情緒對立，強者通常都有高姿態，而且也只有顯出高姿態，才顯出它的“強者水平”，才證明它是強者。中日關系中，目前的最大問題就是由歷史認知問題產生的心理隔閡或情緒對立，而兩國力量對比，中國又是強者；既然如此，解決此問題的“球”就在中國一方，這就是在歷史認知問題上與日本不要過分計較。要知道，那些“有傷中國人民的感情”的話，日本主要是說給自己聽的，是弱者的一種自慰行為或在給自己打強心劑。對此，真正的強者，曬之可以，老拿以色列和德國的例子要求自己要求日本，是不懂大小強弱之辨：以色列之所以堅持追究戰犯，是因為它是一個時時處于生存危機中的地理小國，若不時時保持一種高昂斗志，說亡國就亡國；中國是一個世界歷史上生存能力最強的領土大國，若像以色列樣老是繃著生存神經，這不但不是自己應有的生存之道，反倒是快速致亂之道；德國之所以認罪徹底，是因為它是歐洲最強的國家，認罪后，更強了；而日本，無論認罪與否，它都成不了亞洲最強大的國家，在此條件下，再叫它向亞洲最強大的國家中國認罪，就等于折了它的脊梁骨，它會這樣做嗎？換言之，如果它具備成為亞洲最強大的國家的潛力，相信它也會像德國樣通過“認罪”而換取受害者對自己地位的尊重的。再反過來說，中國的不斷地向日本發出“認罪”要求，等于承認日本永遠比中國強大，中國在日本面前，永遠處于弱勢地位，因而永遠得變著法子敲打它，這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嗎？再說，動不動就拿“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的話敲打日本，日本怎服氣？不僅不服氣，還給日本右翼反華勢力以口實：感情如此脆弱者，值得我尊重嗎？把感情當債權，以為“受害者”這種身份了不起，豈不知在真正的強者看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受害者”都算不得一個價值很高的字眼；因此，老說自己是“受害者”的“支那人”，人格真賤！——傲慢的日本反華勢力，當作如是觀。
符帶說說：“受害者意識”，是一種只認人間權勢不認至高無上的“神”的意識，因為在認至高無上的“神”不認人間權勢的人們看來，自己的“受害”，不過“天之將降大任于斯人”必有的“考驗”。尤其是：這種意識（受害者意識），如果屬“個人意識”的話，情有可原；如果成為一種長期不得排解的“民族意識”，問題就嚴重了。
    第七，對石原慎太郎等極右分子，中國方面應該學會容忍。因為說到底，石原其人，不過一嘩眾取寵的無聊政客，其人格之“格”，遠在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之下：麻原這等人，才是棱格分明的骨子里的軍國主義者；他之所以走上那條邪教之路，是因為他對沒有“世界霸權”命的日本國運已經認命，認為跟著戰后的日本國運走，必滿足不了自己的“權力意志”；要滿足自己的權力意志，就得自創一條“奧姆真理教”道路。在麻原這等總是渴望行動的骨子里的軍國主義者看來，一個國家，如果政治家們總在那里大口馬牙地不斷發表些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挑釁性言論，行動卻不可能跟上，這等國家，國運已呈衰勢；這些政治家，不過人格無格的政客。這一點，體現了麻原言行的一致性和性格的有格性。——與麻原相比，石原不過一玩玩嘴巴、嘩眾取寵的政客！他的一切反華言論，都是不負責任的挑釁。因為那些言論，都在指向又一場中日戰爭，可他又沒勇氣和能力挑起這場戰爭，這不是不負責任的挑釁是什么？【腳注：據英國《泰晤士報》2005年6月1日報道，在接受該報記者采訪時，針對釣魚島問題，石原說：“依我之見，應該讓日本軍人駐扎在那里……如果那里的形勢急轉直下，我會毫不猶豫地打一場小規模戰爭，以保衛我們的領土——就像你們在?？颂m群島所做的那樣。”（見《參考消息》2005年6月3日1版）此語，色厲內荏，嘩眾取寵！中國是阿根庭嗎？戰爭一開，能以石原意志為轉移、僅僅止于“小規?！眴?？】此外，石原其人，還特別熱衷于發表針對中國的種種兇險預言，巴不得“支那”像前蘇聯樣自己崩潰，好讓“大日本國”撿個大便宜，這甚至連挑釁都不是，而是懦夫心理！因此，實在說來，當今日本，真正的軍國主義者，早從社會主流舞臺退場，政壇上留下的石原之類“極右分子”，只是軍國主義者中的二流子而已！這類二流子，有必要并且值得和他認真嗎？
第八，《韓非子?說難》載：“昔者彌子瑕有寵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惾张c君游于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皬涀由鄢冢米镉诰?，君曰：‘是固嘗矯駕君車，又嘗啖我以余桃?！蕪涀又形醋冇诔跻?，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后獲罪者，愛憎之變也?！薄獣r至今日，中國應該明白，中日建交時確立的中國對日關系中的“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方針，正在流為軟弱的道德說教：在“愛憎之變”的當今日本主流思潮看來，首先，人類歷史上的侵略戰爭，從來都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時空條件問題；如果時空條件有利，再“愛好和平”的民族，也會對外發動侵略的；如果時空條件不利，再“生性好戰”的民族，都不會對外發動侵略。其次，“以史為鑒”，中國歷史上那么多朝代，哪個朝代真正做到過？否則的話，中國就不會發生那么多“忽興忽亡”的改朝換代事件了！自己未做到的事，要求別人做，說得過去嗎？再次，我們日本的主流思潮之所以在歷史認知問題上難以認錯，正源于“以史為鑒”即黑格爾所謂“經驗和歷史所召示我們的”；【腳注：“歷史家治史常常要給人以道德的教訓……人們慣以歷史上經驗的教訓，特別介紹給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國家。但是經驗和歷史所召示我們的，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么，也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每個時代都有它特殊的環境，都具有一種個別的情況，使它的舉動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來考慮，自己來決定。當重大事變紛乘交迫的時候，一般的籠統的法則，毫無裨益?；貞涍^去的同樣情形，也是徒勞無功。一個灰色的回憶不能抗衡‘現在’的生動和自由?！薄诟駱贰稓v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 P6】在我們看來，自己20世紀對中國的侵略，不過步幾百年前蒙古人和滿人的后塵；如果我日本的東條英機等人值得你中國人在自己的歷史教科書中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那么對成吉思汗、忽必烈、努爾哈赤、多爾袞等人，你們為什么不同樣對待呢？如果說這是因為前者失敗后者成功的話，那么這不是別的，只是“奴隸的道德”而已！——面對這番“道理”，“以史為鑒”，不顯得軟弱嗎？
第九，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中國與日本，認識上可作如此區分：一個是作為日本民族文化的靖國神社，一個是作為日本對外政策宣示手段的政治的或軍國主義的靖國神社。對前者，中國得認可它的合理性；對后者，中國不必與日本糾纏于道德評價的是與非，只需警告它的巨大危險性即它除了給日本帶來毀滅外不會有其它就行了。另一方面，正因為政治的靖國神社蘊含著如此巨大的日本承受不了的危險，所以中國政府和人民就可以以一種“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姿態，權且相信日本政要關于自己參拜靖國神社并無對外政治宣示動機的“說法”的大體可信性。又如果日本政要的“說法”是真誠的，那么雙方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事實上就走上了良性互動路子，在中國一方，就只當它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至于東條等人的牌位，中國可作如是觀：正如中國人喜歡對自己歷史以來的政治要人作“忠”“奸”之分一樣，在以武士道精神看問題的日本人看來，任何人，無論作過多大的惡，無論朋友還是敵人，只要在死亡面前視死如歸，都會受到尊重；因此，日本人之尊重東條等人，正如當年的日本軍人在狼牙山頂向跳崖的中國五壯士鞠躬致敬一樣（這一點，當年的德國軍人，可做不到。）
第十，再說一遍：中日關系，主要是個心理或情緒方面的歷史認知問題。此問題不能化解，任何小矛盾都會被無限放大。反之，此問題如果化解，再大的事，包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東海大陸架問題、釣魚島主權問題、海外派兵問題等等，都是些可以平心靜氣對待和商量解決的技術性問題，何況兩國合作的前景，無限廣闊；而化解的主動權又在中國一方：在歷史認知問題上，日本要怎么說，由他說去，中國又能損失什么？頂多傷了點皮毛，但傷不了筋骨，——而日本就不同了，他不那樣說，就得永遠在比他強大的中國面前低聲下氣，他會認為這是在折他的脊梁骨。因為當今以后的日本，發展勢頭已經不看好，脊梁骨難硬，只得憑借“歷史認知”之類的“虛家伙”來硬撐。此外，人與人之間，尤其弱者之于強者，都有一種逆反心理，你不讓他這么說，他偏要這么說，你越氣惱，他越當你是只一挑逗嘴巴就向他叉過去的公鵝；你不理他，他說上一陣，就會因無聊而自然閉嘴。
第十一，中日關系的最大危險因素，不是歷史認知問題，而是臺灣問題。在此問題上，中國是認真的，退讓不了的：在中國不得不以武力手段解決此問題時，日本如果插手，就等于重走侵略中國老路，那時，歷史認知問題，對中國來說，就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老賬新賬一起算”、“新仇舊恨總爆發”問題。這一點，中國必須一再告誡。然而，在此問題上，如果中國清楚表明自己的利益核心，在其它無關緊要的事情上不與日本過分認真，日本是不會也不敢向中國挑戰的。反過來說，如果中國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總是“舉輕若重”地與日本去糾纏，日本就會小看你，在臺灣問題上，就敢放膽或不得不與你一搏。因為在他看來，一個不知舉重若輕、老是舉輕若重即大事小事都與人計較的國家，必是一個不自信的國家；一個不自信的國家，要么弱點太多，要么危險性太大；弱點太多，我就有機可乘；危險性太大，我怎能由其在臺灣問題上得志？（中國的“自信”問題，參看本節“附錄：中國重建戰勝國意識”一文）
第十二，“人是不能被打敗的，你除非把他消滅?！焙Ｃ魍@句名言，講的是這樣一個道理：精神貼著肉體，肉體不滅，精神必不滅?！蔚木竾裆?，乃日本現代國家精神象征，其它國家中人，要叫日本人在靖國神社問題上順從自己，就得改變日本的現代國家精神。而要改變日本的現代國家精神，自己就得有勇氣和能力把日本這個國家吞并消化掉（這一點，連當年占領日本的美軍都做不到）。如果無此勇氣能力的話，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就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日本（這一點，當年的美軍也未這么做）。須知：政治是可能的藝術，——硬要這樣做的話，由于這事做不到，就只能說明自己受到某種觀念的強迫（哲學上稱之為“形而上學”，心理學上稱之為“強迫性神經癥”），它使日本感到為難倒在其次，主要的還在于為難了自己，即“以身質言”地把自己置身于一種進不能退不能、進退失據、別人隨便做個小動作自己都會“受傷害”的尷尬境地。
第十三，國家是追求光明的社會集團，政治的靖國神社，象征著日本國家對光明的追求；正如當大光明的國家發展目標實現時，國家精神就會漸漸消亡一樣，當今日本，大光明的國家發展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當此之際，作為日本國家對光明的追求的象征的政治的靖國神社，也會在日本今后的歷史進程中漸漸消亡的。換言之，今日日本右翼勢力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大肆炒作，不過行將消亡的“靖國神社精神”的回光反照（黑格爾：世界歷史上任何重大事件，都會上演兩幕，第一幕是悲劇，第二幕是喜劇。）——“解鈴還需系鈴人”，“靖國神社精神”的消亡，乃日本內部事務，其它國家中人，不必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