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新自由主義席卷拉美與蘇東國家，其后果只是摧毀了拉美的經濟體系、摧毀了蘇東國家的政治制度和計劃經濟制度。不論是歐美發達國家，還是拉美、東歐、俄羅斯，在新自由主義化之后的三十年間，并沒有實現新自由主義理論所許諾的發展藍圖。反而，我們在新世紀所見到的金融危機、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和國際經濟格局中的貧富分化，皆得以在8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化中找到延伸至今的根源。

　　而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西班牙”憤怒者”運動，到拉美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展現了全球無產階級對這些延續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激烈反抗。我們希望在后續的文章中，可以繼續展開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當下國際政治經濟中的主導角色。

　　在《新自由主義的緣起：在1970年代的轉折點上》一文中，我們談了新自由主義在美國與西歐的緣起——7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陷入滯脹危機，凱恩斯主義失靈，新自由主義開始被決策者采納用以解決滯脹。在施行新自由主義的最初幾年展現出對通脹的遏制之后，我們很快便看到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產業、增長、收入、福利和工人權利等方面的悲劇后果。但是在90年代，新自由主義卻再一次獲得了生命力甚至席卷全球，這主要便是由于拉美和蘇東國家加入了這一浪潮。簡言之，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展開有賴于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化過程中的低階位置和債務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對其的制度性脅迫；蘇東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則緣于蘇聯解體前的經濟危機，而資本主義借機以新自由主義政策再一次獲得了廣大的蘇東地區。

　　一、拉美——卷入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發展中國家

　　（一）“華盛頓共識”的前世

　　在談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和英國的開端時，我們已經論及智利作為新自由主義從理論落實為政策的試驗場。如果說智利在1975年便在皮諾切特治下施行新自由主義，但一直到80年代末，這些政策在拉美還遠非主流。在智利之后，只有玻利維亞在1985年實施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玻利維亞進行了所謂“結構性調整”，以遏制嚴重通貨膨脹為目標。正是這種結構性調整，日后蔓延整個拉美。如果說歐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要是通貨緊縮、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削減、私有化和放寬金融管制，那么拉美政策的最突出特質便是激進私有化，以及放寬對國際和跨國公司、金融和國際貿易的管制。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才真正在拉美國家紛紛落地。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在華盛頓一場關于拉美經濟的會議上，發現這些來自國際金融機構、智庫、美國政府經濟機構的決策者，以及在美國接受經濟學訓練的拉美政府經濟官員，提出的拉美經濟改革倡議幾乎一致——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威廉森將這種關于拉美的改革倡議，稱為“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背后是70年代至80年代末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變動。70年代中期，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實施石油禁運，美國對其進行威脅，若不把油元（petrodollars）投入美國投資銀行，美國便要對阿拉伯國家進行軍事介入。石油輸出國確實把油元投入了華爾街，華爾街將大量涌入的資本貸款給外國政府，其中大量是拉美國家。然而，當美國開始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貨幣主義的緊縮政策導致美元利率飆升——而拉美國家向華爾街借貸的美元債務隨之飆升，使得它們在80年代末期陷入了債務危機。為了使拉美可以償還債務，美國利用其霸權改造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用這些國際組織來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到拉美國家。IMF向拉美國家提供償還債務的方案，前提是要求它們進行“結構性調整”。世界銀行則向拉美提供發展貸款，這些貸款有若干附加條件。所謂結構性調整和附加條件，實際上就是新自由主義改革——主要便是放松市場管制、降低貿易壁壘、公共部門的私有化。這些國際組織向拉美國家畫出的藍圖是，這些改革可以提升經濟增長、抑制通貨膨脹，從而使得它們可以清償債務。

　　（二）拉美新自由主義的噩夢循環

　　于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秘魯、烏拉圭、哥倫比亞和巴西等國，分別開始新自由主義改革。各國的政策高度相似，最重要的內容便是將公共部門和國企進行私有化，并開放跨國企業收購或吞并本土中小企業。墨西哥總統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將一千多家國企中的六百多家出售，其繼任者則更進一步將鐵路、電信、銀行等產業相繼出售。相似地，巴西、秘魯和烏拉圭，將鋼鐵、電信、采礦、鐵路、航空、銀行等產業私有化；其中烏拉圭更是將電信等產業的特許經營權出售給外國或跨國公司。而作為拉美最早現代化國家的阿根廷，在面臨通貨膨脹、經濟增長下降的危機時，同樣也是以出售關鍵產業為解決方案，并且在1997金融危機前進行了兩至三輪的、激進的私有化改革。

　　然而，雖然激進私有化可以使國家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收入，但并不能解決高度通貨膨脹和增長停滯的危機。值得留意的是，很多拉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以激進私有化為首要特點，其中一個條件是國家的專制政體作為“保障”（譬如墨西哥、秘魯等國，當然不是各國皆為專制整體）。同時，大部分拉美國家的政治氛圍與政治文化又具有民粹主義特質，這促使了這些政府在獲得出售企業的收入后，很快就把這筆錢花了出去——不論是用來發放福利或是遏制通貨膨脹。于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落地后，拉美各國在開始的幾年間經歷了通貨膨脹下降和經濟增長，但是這樣的光景很快就消失了。一方面，政府出售企業獲得的收入并不能用來還清國際債務。另一方面，私有化后的企業紛紛進行大規模的裁員，造成了各國飆高的失業率、人均收入下降和衍生的社會問題。

　　1950-2003年拉美人均收入指數與走向（來源：W.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London: Penguin, 2006.）

　　在激進私有化之外，拉美各國新自由主義化改革中的另一大特點便是放松對外國和跨國公司、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管制，這造成了更加深遠的影響——使得政府徹底失去了對經濟和關鍵產業的掌握，經濟命脈都落入別國或跨國資產階級的手中。放松管制不僅指的是允許外國和跨國企業大量并購本地企業，也包括降低進口關稅等貿易上的政策。降低進口關稅，使得大量廉價商品進入，對本就不夠堅韌的本地制造業造成了劇烈的沖擊。私有化帶來的裁員加上本地制造業破產，造成拉美各國前所未有的失業大潮。農業領域則同樣慘烈，墨西哥因與美國、加拿大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在農業領域受到劇烈沖擊——北美高度機械化生產下的糧食大量涌入市場，本地農民破產并出售或徹底失去土地，淪為城市貧民。

　　管制的放松不只摧毀了制造業與農業，更最大程度地助長了以追逐利潤為目標的投機行為。與世界其他區域的新自由主義國家一樣，拉美國家的金融主導地位日益增強并與實體經濟脫鉤，導致正常經濟活動和價格信號扭曲。于是，資本在完成投機獲利后大規模外套，造成資本積累率下降、生產性部門更嚴重地衰落；勞動力在經濟產出中所占份額也大幅下降，使得失業問題雪上加霜。簡言之，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拉美的債務危機、經濟增長遲緩、失業率高漲等問題，是如何由跨國資產階級共謀之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造就。

　　二、蘇東國家——資本主義再次獲得的領土

　　（一）“華盛頓共識”復制到東方：休克療法

　　隨著1989年波蘭成為東歐劇變中的第一個多米諾骨牌，“華盛頓共識”開始被復制到東歐國家，其代表性政策便是將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休克政策”，以及開放外資進入。東歐各國從社會主義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在當時采納的便是正當紅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東歐國家進行的“休克療法”除了私有化和開放外資的政策外，可以說是一種金融游戲。跟拉美國家高度相似的是，它們向歐美進行大量借貸。同時，歐美投資者只是進行投機性操作，對于東歐的制造業并沒有幫助。在所謂市場會道路進行了幾十年之后，東歐的很多國家在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和債務上更加糟糕。任何東歐國家——包括發展最好的波蘭——在收入、貧富分布方面都沒有如預期般地達到西歐的水平，在社會福利方面則更加低下。同時，若干東歐國家在1997、2008金融危機之后陷入了債務危機。

　　所謂“休克療法”為什么可以落地蘇東？這要從蘇聯解體前的經濟危機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計劃經濟的批評說起。蘇聯解體前的大多數國家都面臨著通貨膨脹、赤字擴大、物資短缺的危機，這些危機一方面被認為與7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的危機相近，另一方面則有新自由主義學者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計劃經濟的根本問題是效率低下。根據成本-效率邏輯，新自由主義認為計劃經濟的行政效率低下，官僚制度下的官僚利益和腐敗造成價格扭曲、價格偏離商品短缺率、以及整體性的效率低下——這指的是計劃過于粗放，導致技術、產品、勞動力、資本的低效使用或分配。

　　在政治上，新自由主義對計劃經濟的上述批判正好符合了蘇東國家新資產階級的政治取向。那么改變計劃經濟的方式便是進行徹底的市場化經濟轉型，根據新制度經濟學，這種轉型是一個新制度的生產和供給過程。制度改革實質上是國家對個人的強制，而不僅是資源配置的方式改變。也就是說，制度改革將使得個人和集團行動的“選擇集”改變，這便會帶來具體的經濟運行的變化：

　　1. 改變激勵和約束機變，引起經濟效率的變化；

　　2. 改變權利和義務邊界，引起收入分配的變化；

　　3. 行為“選擇集”的改變直接導致經濟機會的改變；

　　4. 創造新的行動框架，從而確立新的經濟優勢結構，包括：提高生產效率的制度交易、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交易、重新分配經濟機會的制度交、重新分配經濟優勢的制度交易。[1]

　　這種市場化經濟轉型不只是經濟政策，而是改變整個制度結構、權力結構的方案。尤其是，改變利益再分配機制。但是，蘇東國家在改革過程中，首先就是削弱了國家對經濟的掌控能力，并不能“純粹地”改革經濟制度。其突出后果便是，造成了改革后的經濟混亂，而國家對經濟的掌控降至最低，不論是市場還是分配機制都可以說被私人資本控制。

　　（二）俄羅斯的新自由主義失敗

　　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的決策者，正是覺得新自由主義是對癥于俄羅斯政治危機的藥方，這一所謂藥方不只參考了新自由主義在歐美的施行，也參考了其在拉美的施行。于是，1992年俄羅斯開始“休克療法”的市場化經濟轉型，因為它認為不論是赫魯曉夫的“工業與建筑業大改組”、勃烈日涅夫的“完善計劃指標體系改革”，還是戈爾巴喬夫的“加速發展戰略”，都無法解決當前的危機。根據1991年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公報，俄羅斯國民生產總值比上一年下降9%，國民收入下降了11%，工業產值下降8%，農業產值下降5%，基本投資下降11%；消費品和收費服務零售物價總指數比上一年增長了92%，食品價格指數達到1500%；國家財政赤字總額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21%。[2]

　　俄羅斯新自由主義化的主要內容包括了價格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價格自由化的要旨是放開價格、取消計劃經濟下的價格補貼，從而實現以市場供需為基礎的價格體系。穩定化是指抑制通貨膨脹、實施貨幣管控、限縮財政赤字。私有化則是一目了然，出售國有企業并且在體制上改變所有制。除此之外還有放松外資和貿易管制，允許外資和私人資本收購本地產業，打破國有企業對行業的壟斷。

　　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我們在歐美、拉美已經頻繁見到，并不稀奇。然而，從這些政策的脈絡上來看，蘇東國家——尤其是這里講的俄羅斯——又有自身特點。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藍圖是，在充分的市場靈活性前提下，達到市場配置的最大效率。然而俄羅斯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通貨膨脹問題的根源并非貨幣過量、財政赤字過大，而是計劃經濟下對于市場調控的失衡。所以價格自由化，只是導致了原本壟斷產業別的生產減少，并不能改善商品的緊缺。于是，價格自由化政策，在俄羅斯引發了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

　　在此僅以政府主動提價為例，1992年俄羅斯價格自由化政策開始后，進行了幾輪的價格提高。其中，在9月的第二輪提價中，糧食價格提高24倍，土豆價格提高8-9倍，畜產品價格提高4.1倍。政府也再次提高能源價格，石油價格提高近1倍，煤炭提高30%，電、暖、氣、水的付費也相應提高50%。這次大幅度提價使通貨膨脹率再次上升，10-12月的月均通脹率上升到25%，而全年的通貨膨脹率則達到2510%的最高峰。[3]

　　同時，價格自由化之外，改革的重點也在于對外開放，允許外國商品進入國內市場。但是，俄羅斯確實存在著工業技術水平低、產品成本高、缺乏競爭力的問題。新自由主義化改革之后的多年以來，俄羅斯的食品50%、非食品消費60%是外來品[4]；俄羅斯主要出口能源和基本材料，但是本國產量下降、贏利低，難以刺激經濟增長。于是，俄羅斯國民經濟淪為出口能源和基本材料、換回食品和消費品的低水平循環。

　　而私有化政策則引發更大的問題——國有資產流失和社會兩極分化。金融寡頭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則實際地下降。“1992年在消費價格上漲25倍的情況下，職工平均工資只增長9.2倍，這意味著職工實際工資下降60%。通貨膨脹還使居民儲蓄化為烏有，致使有50%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5] 明顯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也造成了俄羅斯嚴重的工人失業潮和衍生的社會問題。

　　這些問題跟歐美發達國家、拉美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根源都高度相似。不過，俄羅斯在90年代末開始“第三條道路”的經濟改革，試圖糾正激進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問題。“第三條道路”的規劃是，抨擊激烈私有化、改善分配方式、恢復國家對經濟的一定掌控。需要特別留意的是，這與歐洲的“第三條道路”并不是一回事，俄羅斯的“第三條道路”并不指向福利國家、并且在政治上加強國家權威。而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第三條道路”以來俄羅斯并未擺脫新自由主義化之后的產業落后、貧乏分化、寡頭壟斷的經濟面貌，反而只是加重了資產階級政權在政治上的專制權力。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席卷拉美與蘇東國家，其后果只是摧毀了拉美的經濟體系、摧毀了蘇東國家的政治制度和計劃經濟制度。不論是歐美發達國家，還是拉美、東歐、俄羅斯，在新自由主義化之后的三十年間，并沒有實現新自由主義理論所許諾的發展藍圖。反而，我們在新世紀所見到的金融危機、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和國際經濟格局中的貧富分化，皆得以在8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化中找到延伸至今的根源。而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西班牙”憤怒者”運動，到拉美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展現了全球無產階級對這些延續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激烈反抗。我們希望在后續的文章中，可以繼續展開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當下國際政治經濟中的主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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