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武漢工人運動就一度陷入到這種局面當中，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都按照國民黨的要求開展活動，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對革命事業幫助甚微，這實際上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下面我們就以此為案例分析一下工人運動中容易產生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

　　一、抗戰開始后武漢工運一度成為全國中心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武漢地區工人運動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摧殘異常嚴重?？谷諔馉幈l前，這里的工運工作沒有什么基礎?？箲鸪跗?，長江下游大部分城市相繼淪陷，武漢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這時的武漢人口達到100萬，大、小工廠有530余家。自上海等地遷人的廠家，有些就地開工生產。全市的工人不下二三十萬。上海、南京失守后，許多工人組織流亡到武漢，各自開展活動，并醞釀成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一時間武漢成了工人運動的中心。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到達武漢，籌備重建黨的湖北省及武漢市的地方組織。10月，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員會成立，由李振寰（郭述申）負責工人運動委員會的工作，開始在工人中進行活動。

　　193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長江局，以王明、周恩來為正、副書記。1938年1月，長江局進人武漢。長江局設職工運動委員會（對外稱“陜甘寧邊區總工會駐武漢代表團”），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員會于1937年12月改為湖北省臨時委員會（后變為湖北省委）。湖北省臨委工人工作委員會的紗廠工人工作委員會通過從上海撤退來漢口的抗戰教育研究會，首先在工人區進行抗日宣傳，幫助工人建立抗日救亡組織。他們建立的工人學校有13個班，學員達500人，所建的講演室、閱報室均有定期活動。中共湖北省委還通過原由宋美齡組織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和武漢衛戍總部工人干部訓練班，培養工人活動分子，其中單是工人干部訓練班，便有男女工人700名。

　　1937年年終，兵工、海員、電信各業，平漢、粵漢兩鐵路，民生、大成、漢口、裕華等紗廠，及鸚鵡洲木排的工人中，共產黨的組織次第恢復。在黨領導和影響下的青年救亡協會、青年救國團、基督教青年會等社團，也相繼到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他們在工人區組織座談會、讀書會，開辦夜?；蜃R字班，通過各種形式，先后在漢陽兵工廠及該廠煉鋼、火藥兩個分廠，武昌裕華紗廠、第一紗廠、電臺和印刷業，建立了抗日救亡團體。青年救國團內設立了青工部，并在漢口、武昌兩區各設分團部；他們還在一些工廠及人力車、海員、銀行、軍工等業中建立分團，沒有多久便吸收團員1100余人，其中有青工390余人，店員200余人。另外，來自上海的蟻社有店員社員400余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也在工人、店員中吸收成員。這些團體中的工人成員，都成為工人運動中的活躍分子。這一期間，青年救國團曾組織失業工人，向雇主爭取解雇費。

　　1938年3月以后，中共在武漢的力量有了較大的增長。由于1925、1927年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在武漢工人中有很深的影響，黨組織在工人中的恢復與發展比較迅速。到1938年7月，武昌、漢口兩區，共產黨員已有350余人，其中工人黨員占80％。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工人抗日救亡運動及救亡團體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數以千計的青年工人，參加了進步的抗日救亡團體。組織工會的活動也已開始：漢口《新華日報》印刷廠職工率先籌組工會，并經國民黨有關機關備案。4月上旬，四川、江西、湖南、山西各省工人團體，都派遣代表到漢口，參加中國抗敵總會籌備會的籌備活動。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趨于活躍。印刷、市政交通、搬運、碼頭各業工人和汽車司機，也相繼成立了工會或救亡團體。此外還有跨行業的組織，如武漢職業青年抗敵工作團，擁有以店員、職員為主體的團員數百人，武漢業余歌詠團，有團員500余人，其中很多是工人和店員。這些工人救亡團體，在中共湖北省委領導下，對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舉辦的抗戰擴大宣傳周、七七周年紀念活動，以及由全國慰勞總會發起的慰問信運動、慰問獻金和征募寒衣等活動，都給予協助或參與發起，從而造成很大的聲勢。他們和其他進步的抗日救亡團體一起，掀起了武漢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

　　武漢地區原有若干國民黨控制或影響下的工會組織。這類工會的基層組織據稱共96個，會員遍布各個行業，號稱15萬。稍后，國民黨又建立了漢口市總工會。除官辦工會以外，國民黨還組織了武漢工界戰時服務團、漢口市工界抗敵協會、武昌工界抗敵協會和一些抗敵后援會等職工救亡團體。

　　隨著戰局的日益緊張，工廠內遷工作隨之加緊。許多工人積極參加了工廠拆遷和搶運物資的行動。一些拆遷工廠的工人，也進行了維護自己權益的斗爭。6月22日，國營漢口紗廠工人推選代表，向廠方提出要求：(1)被遣散的工人發給相當于6個月工資的遣散費。（2）隨廠內遷的工人，在遷移期間工資照發，并應得到食、宿的保障。最后，廠方同意對遣散的工人給予相當于各個人兩個月的工資。接著，第一紗廠、大成紗廠、裕華紗廠、申新紗廠、泰安紗廠、平漢鐵路江岸車輛廠、招商局機器廠等，工人都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也基本上得到了大體相似的結果。7月11日，武漢紡織廠工人20傭余人，寫信給國民參政會，要求組織起來，“武裝保衛大武漢”；武漢青年救國會工友聯誼會也發動青年工人，起來參加保衛武漢的斗爭。

　　綜觀從1937年末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段時間，武漢地區的工運領導機關做了很多工作，獲得一定的成績。黨在工人隊伍中恢復了自己的組織，還有了相當發展；在廣大職工群眾中開展了抗日宣傳鼓動工作，發動他們積極投人抗日救亡運動和爭取了若干經濟利益，同時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

　　這一階段共產黨的工運工作也存在一定問題。在明知武漢無法長期防守的情況下，當時共產黨的工運領導機關沒有切實地組織工人群眾做城市陷落后到鄉村開展武裝斗爭的準備，這種來自基層少數人的呼喊沒有獲得更積極的結果。倒是國民黨政府的武漢衛戍司令部，以“保衛武漢”的名義，通過國民黨漢口市總工會等團體，動員了相當數量的工人，參加“自衛團”“運輸隊”“工程隊”等半軍事組織。但是，這種做法不過是為部隊增加若干民夫、民工；它和動員廣大工人群眾投人抗日游擊戰爭以堅持長期抗戰的戰略思想，完全是兩回事。

　　二、右傾機會主義的出現

　　抗日戰爭中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之爭，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有所反映，這就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出現。右傾機會主義者把抗日戰爭勝利的希望寄托于國民黨及其軍隊，在統一戰線中采取了階級投降主義的立場。在王明擔任長江局書記的一段時間內，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曾經受他的錯誤方針的影響。

　　武漢周圍地區大部分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蘇維埃區，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有深遠影響。從總的形勢看，除國民黨的統治力量較強，共產黨領導的部隊進人較遲外，日軍前進，當地行將成為敵人后方，廣大群眾有強烈的抗日要求，具有開展游擊戰爭的有利條件，這些方面和華北沒有很大的不同。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武漢即處于緊急狀態。不少工廠再度內遷，許多工人感到失業的威脅。這原是動員工人到農村去參加游擊戰爭的好機會。中共中央針對徐州失守后的抗戰形勢和武漢群眾運動高漲的時機，于1938年5月22日發出對華中工作的《指示》，指出：應大批動員住在武漢的鄂、豫、皖3省的學生、失業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鄉，去領導保衛家鄉與反抗暴敵的游擊戰爭。該指示要長江局有計劃地分配黨員到這些地區去建立黨的領導機關，大力發展黨的工作與黨的組織。該指示強調：即使為此而致武漢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損失，也不應顧惜。然而，由于王明對中共中央正確方針的抵制與封鎖，這一重要指示未被認真執行，終于喪失了引導工人參加游擊戰爭，在武漢周圍地區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時機。這一時期，中共湖北省委在周恩來、董必武的主持下，曾經分別調整了全省各地的黨組織，并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戰地文化服務處”的名義，委任了一批共產黨員擔任各地區“戰地文化服務站”的站長或副站長，以公開身份進行活動，為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做準備這一部署，對于后來鄂豫皖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新四軍第五師的發展起了良好作用。

　　在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影響下，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開始沒有、直到此時仍然沒有把重點放到動員和組織職工群眾，準備武漢失守后到農村開展游擊戰爭方面去；而一直停留在國民黨許可的合法活動的范圍以內，做點表面熱鬧的宣傳鼓動工作。工運工作者幾乎只忙于開會、講演、募捐和慰問（當然這也是應當做的），即所謂“保衛大武漢”“幫助政府和軍隊抗戰”。他們不僅沒有切實認真地在各廠、礦中進行深人細致的教育和組織工作，沒有進一步加強在產業工人中建立群眾組織和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反而把工廠內的工人活動分子抽調出來，去參加救亡活動。當戰火逼近的時候，工運工作者僅只在遷移的工廠中，為某些不愿去或不能帶到大后方的工人爭取了若干遣散費。此外便很少在工人中做什么事情了。在武漢撤退時，漢陽兵工廠和大冶鐵礦等廠、礦的一些工人，要求留下來開展游擊戰爭。而工運工作者卻動員他們隨廠遷走，或者去參加國民黨軍隊。

　　8月12日，中共湖北省委曾致函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及武漢衛戍司令部，希望“立即開始組織工人、農民、市民的自衛團體，武裝他們”，并施以“嚴格的軍事訓練”，“在戰區和臨近戰區開始游擊戰爭的布置，準備在敵人占領后”，能夠“發動大規模的游擊戰爭”。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希望國民黨當局去做的這項工作，黨所領導的工運工作者卻沒有獨立自主地去進行。關于在武漢失守以后開展地下的城市工運工作，同樣沒有結果。因為平日缺乏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半年多救亡運動高潮所積蓄的力量，全暴露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監視之下。本來規模不大的工運組織，還在武漢撤退前就遭到嚴重的打擊。

　　在戰局趨于緊張時，武漢的工人積極分子約有三四百人（一說有700人）去了延安。剩下來的也在撤退中倉促分散了，自然也就不可能為城市淪陷后堅持地下斗爭作有效的部署。

　　三、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錯誤

　　第一，沒有獨立自主的開展群眾工作。武漢地區的工運工作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只強調“統一”，強調各種工人群眾組織“向〔國民黨〕政府機關去登記，并接受〔國民黨〕政府的領導”，服從國民黨包辦的或包而不辦的各級抗敵后援會之類的“統一領導機關”。在“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錯誤方針影響下，有人甚至想等待上層統一以后，再去開展工作。實際上上層是不可能真正統一的，右傾路線是自縛手腳，而不敢獨立自主地深人開展群眾運動，放手發展革命力量。

　　1938年4月，國民黨公布了《抗戰建國綱領》，答應要“發動全國民眾，組織工農商學各職業團體”，并說“于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范圍內，對于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然而，《抗戰建國綱領》公布不過兩個月，到1938年6月，國民黨政府武漢衛戍司令部就公然命令各工商團體于7月起“重新登記”。8月中旬，國民黨政府又發布了《民眾團體戰時行動規約》。該規約規定一切民眾團體如召開會員大會，須于3天前呈請核準，并禁止開辦訓練班和開講演會等。這實際上等于完全禁止人民進行抗日救亡活動。8月底，武漢青年救國團、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蟻社等3個救亡團體被解散。不久，大部分群眾救亡團體都遭到封閉或破壞。面對這種形勢，工運工作者沒有獨立自主地利用群眾運動的力量，進行必要的斗爭去改變國民黨的統制與壓迫政策。

　　第二，沒有響應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訴求。武漢的工運工作在動員工人參加抗戰的時候，很少注意解決工人群眾切身的經濟要求。抗日救亡是抗戰時期工人運動的根本任務，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中國工人的生活與地位，歷來非常低下?？箲鸨l后，工人更遭受了極大的災難與痛苦。如武漢地區，雖因抗戰的需要與人口的集中，工業生產急劇發展，工業利潤成倍增加，但在工人方面，卻只是工時的延長與勞動強度的提高。有些部門，如鐵路、電信、郵政等，工人的工資還被打了折扣；有些產業，因原材料缺乏或其他原因停工或減產，致使部分工人失業而走投無路。在服從抗戰整體利益的前提下，適當地改善工人的經濟生活與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應該是對工人進行抗戰動員的一個重要條件。在1937年10月，在《關于開展全國救亡運動的指示草案》中，中共中央就指出：“共產黨員應該利用一切可能與機會，堅持發揚民權、改善民生以動員群眾的方針，獨立自主地組織各種群眾的救亡團體，發展多方面的救亡運動。”不把抗日救亡和群眾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不關心群眾的疾苦，空喊“抗日高于一切”，必然會犧牲工人的利益，而滿足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要求。列寧有一段經常被工運工作者引用的話，他說：因為平日工人的生活極端艱苦，“如果不提出經濟要求，如果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勞動群眾的狀況，勞動群眾是永遠也不會同意去想象什么全國的共同進步的。”“只有在改善勞動者的經濟狀況的條件下，群眾才會投人運動，積極參加運動，重視運動，發揚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對偉大事業表現出堅定不移，忠心耿耿。”但是，恰恰在需要見諸行動的時候，列寧的這些話卻被人們淡忘了。

　　第三，對國民黨反人民的本質缺乏警惕性。有些工運工作者受了國民黨“進步”表現的迷惑，對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階級本質缺乏深刻認識和高度警惕。在組織上，沒有充分注意創造長期保存和積蓄革命力量并使之不被破壞的條件，沒有嚴格采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互相配合的方針，把一批從運動高潮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及時蔭蔽起來或轉移他處，致使大部分的進步力量，都暴露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監視與打擊之下。

　　第四，存在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由于“左”傾機會主義的傳統影響沒有被徹底肅清，沒有經過如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所要求的那種工作上的徹底轉變，抗戰初期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主要地犯了右傾的錯誤，實際工作中也還存在著若干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有的工運工作者，看不清抗戰爆發后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變化的新形勢，不懂得在統一戰線下面，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機會，去發動更多的工人群眾，把正在形成的群眾運動高潮推向前進。他們缺乏群眾工作中所必須具備的民主作風，不善于在統一戰線的環境中，與各種可以團結的力量合作共事，而是追求組織上的清一色，甚或標新立異，使人一望而知是左傾團體、左傾分子。這些工運工作者，總是挑選那些社會關系單純，往往也是最缺乏社會活動經驗，在群眾中完全沒有什么影響的青年工人，作為運動的骨干；對于職員，則拒之惟恐不及；就是對一些技術工人和受過一點學校教育的工人，也不注意聯系和爭取。這就造成了工運活動范圍的很大局限性和脫離廣大職工群眾，自然也就得不到群眾的掩護，也就暴露了黨在工人中的力量，便利了國民黨反動派對它的打擊、破壞。

　　四、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

　　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原本基礎就比較薄弱。但武漢工人運動的條件和形勢是很好的，從上海撤來的工人組織可以利用各種條件開展政治活動，本地工人有爭取切身利益的強烈訴求，同時面臨日本進攻，武裝工人也是順勢而為的要求。只要路線正確，是可以實現工人組織大發展的。但在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影響下，共產黨的工運部門為國民黨做了嫁衣裳。未能在群眾中深人下去，建立堅強有力的陣地；又錯過了時機，未能在周圍地區廣大鄉村中發展群眾組織和部署力量，以備當地淪陷后發展游擊武裝。因此，在戰局變化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突然襲擊時，一度高漲的工人運動并沒有取得應有的組織成果就歸于瓦解了。原來很有希望的武漢地區工人運動，成了一枝沒有結出果實的花朵。

　　曾經擔任過長江局組織部部長的秦邦憲，1945年5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于所作的“自我檢討”中，對這段工作作了12個字的按語：“表面轟轟烈烈，內容空空洞洞。”這句話聽來很苦澀，然而從總結歷史教訓的意義上說，不失為一語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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