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本土（indigenous）、地方（local）或民間（folk）生態知識的研究和關注日益濃厚。人類學界也提出了諸如“地方生態知識”、“本土環境知識”、“傳統生態知識”等概念。實際上這些概念的提出要歸功于一些從事發展與環境管理項目的實踐者和研究者。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他們逐漸意識到正是由于自身忽視了地方生態知識，或缺乏對地方生態知識的了解，才導致實踐中的一次次的失敗。于是很多學者提出使用“本土生態知識”進行資源管理，就是要把科學技術、地方知識及實踐經驗結合起來，作為在環境研究中的一種綜合的方法。[1]換句話說，在經濟發展進程中，各種項目的開展務必要以本土人群的地方性知識為基礎，否則會給他們帶來傷害，甚至會打破原有地區的社會及生態平衡機制。

　　本文的“游牧生態—環境知識”概念，即屬于人類學本土知識體系研究的范疇。它是一套關于游牧民與草原、牲畜之間關系的知識、實踐和信仰的延續性體系，并以游牧生計為基礎，依附于游牧在草原上的哈薩克人身上，而并不依附于某個地方（locality），并有一套對待自然的態度和規范人們行為規則的知識。

　　一

　　研究區域背景

　　筆者研究的區域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區富蘊縣，該縣位于準噶爾盆地東北部，阿爾泰山中段南麓。多變的氣候與多樣性的地貌是當地最為顯著的環境特點之一。該區域的氣候屬溫帶大陸性氣候或干旱半干旱氣候，其特點是：春旱多風，夏秋短暫，冬季漫長而嚴寒；降水量少，蒸發量大，氣候干燥。

　　阿勒泰地區富蘊縣所在位置 | 圖片來源：網絡

　　根據氣候區劃，該區域主要有三個氣候區：北部中高山氣候區，降水充沛，是牧民夏季給牲畜抓膘育肥的好牧場；低山丘陵氣候區，降水較多，冬季寒冷，為春秋轉移草場；平原氣候區在4至10月氣候溫涼，降水較少，11月至次年3月氣候嚴寒，多寒流大風[2]，但這里卻是牧民最理想的冬牧場。此外，自北而南（或由高到低）大致又可分為五個地貌類型：山區、盆地、河谷、戈壁及沙漠。所以，在這樣的干旱半干旱區域里，游牧民只有依靠移動，才能夠在不同季節充分利用海拔高度不同的草場。

　　新疆“三山夾兩盆”的地形 | 圖片來源：網絡

　　富蘊縣主要居住著以哈薩克為主體的漢、回等民族，其中哈薩克族占總人口的72.51%，漢族占總人口的22.51%，農牧業人口占總人口的58.98%。所以畜牧業長期以來不僅是當地經濟的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也是哈薩克農牧民主要的生計模式和經濟生活的來源。由于特殊的地理氣候及土壤條件，縣域內農業可開墾的面積非常有限，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

　　近年來，牧區雖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了很多定居點，但絕大多數牧民仍然攜帶家眷，馱著氈房和生活用品，隨畜群四季游牧。定居點主要留守的是學齡兒童及老人。在農區，由于干旱區氣候多變及生態脆弱性的特點，農業收入往往無法得到穩定保證，農民仍然要依靠畜牧業才得以維持生計。進入21世紀，市場經濟對牧區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其對牧區社會的滲透力也在不斷沖擊脆弱的游牧經濟、傳統文化和草原生態環境。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僅以哈薩克的牲畜分類知識與氣象預測知識為例，對游牧生態—環境知識展開分析。

　　二

　　游牧生態—環境知識

　　游牧生態—環境知識是游牧民、牲畜與水草三者在互動中建立起來的，并不是直接從環境本身中提取出來的。這種生態—環境知識形成和延續的根源是對自然和自然現象最密切或親密觀察的基礎之上。

　　（一）牲畜分類知識

　　哈薩克人對牲畜的分類知識最為豐富和精細。因為對牲畜的繁殖、體況、習性等情況了解的多少，直接關系到他們的生存狀況。這種對牲畜豐富而又精細的“分類”（classification）知識說明牲畜在哈薩克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對周圍生物（如動植物）細微變化的敏感性和對其知識的豐富性。這種敏感性和豐富的知識源于他們對與其生存密切相關的一切生命長期關注和強烈關心。

　　筆者曾親眼“見識”了哈薩克人精細的牲畜分類知識。2009年3月底，筆者在富蘊縣牧民馬納提家的春季接羔點住了兩天。他家的母羊去年秋季配種較早，所以今年春天產羔也提前了。截止3月底，新出生的小羊羔已經有近百只。每天傍晚羊群回來后，都要把小羊羔從圈里放出去吃奶。母羊都爭搶尋找自己的“孩子”，當時的場景很混亂。剛出生不久的小羊羔大都是棕色。在筆者看來這些小羊羔基本沒有什么差別，但馬納提能夠輕易地為這些“孩子”找到“媽媽”。他根據母羊的顏色、年齡、局部標記、行為、聲音以及小羊羔的細微特征，快速地為小羊羔找到“媽媽”。而他一直在外地上大學的哥哥也根本無法識別這些羊身上細微的差別。可見，這種快速分辨牲畜的知識來源于長期實踐經驗的積累，更是哈薩克游牧民對牲畜“分類”知識的一種體現。

　　在哈薩克所有的牲畜中，馬在其生產、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哈薩克語中與“馬”有關的詞匯多達上千個。通過哈薩克人延續至今的對“馬”的分類知識，就可以明顯看出幾千年游牧生計的延續性，也是深入了解游牧知識的一個窗口。

　　哈薩克對馬有一個統稱詞是“折勒合”，它不分雌雄，主要與其它種類的牲畜作區分時使用。一般根據馬的品種、雌雄、年齡、毛色、體態、行為、稟性等特點進行分類。每一類又依據個體特點分為幾種到幾十種不同的馬。每一類或每一種馬都有一個專有名詞。根據卡哈爾曼·穆汗的調查，哈薩克人用于說明馬的年齡的專有名詞就有25個，有關性別的詞有15個，剛配群的3歲馬分為36種，小馬駒有16種名稱。筆者在調查中還發現，牧民根據母馬的牙齒多少，又劃分出十幾種馬。他們根據牙齒多少判斷馬的年齡，并且以牙齒的顆數命名牲畜，如1歲母馬駒、2歲母馬駒、3歲母馬駒等。

　　哈薩克對馬的毛色分類更加精細，與其有關的詞匯就達350種之多，其中棗騮類有23種，棕黃色22種，黑馬32種，黃色28種，灰白色15種。[3]阿勒泰地區馬的毛色以紅色、褐色、黃色為基調，以此為基礎又分類出多達幾百種名稱的馬。此外，哈薩克還有很多描述馬的行為、性格、生理、體能等方面的詞匯，例如僅用于說明馬走和跑的姿勢特征的詞就有30種。這也說明這些知識需要長期細微的觀察才能獲知，同時也表明馬在哈薩克社會里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哈薩克除了對馬的精細的分類外，還對牛、羊、駝的分類知識也同樣非常豐富。精細的牲畜分類知識，不僅反映了游牧哈薩克對牲畜的認識深度，也表明這些分類知識與他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例如他們根據對牲畜的分類知識還實現了對自身地位或身份的確立。在哈薩克社會，白色的駱駝只有社會地位較高的氏族頭人才有權利宰殺。宰殺后牲畜的肉根據不同部位也分成代表不同級別的肉。羊頭與肩胛骨、胸椎、前排骨、后肢任一骨，再加上腸、肚、蹄子要招待高貴的頭人、客人或老人；前小腿、胸椎和排骨之類，只招待比主人年齡小的貴客；肱骨不能上桌，一般給傭人吃。可見，牲畜多樣性的分類知識已經成為游牧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哈薩克人的價值體現。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哈薩克人有關牲畜的豐富詞匯，是游牧文化延續至今的基礎。奧勒·亨里·克馬加在研究北極薩阿米人時也發現，由于薩阿米文化傳承了人們與極地環境長期保持的一種親密的關系，在薩阿米語言中對馴鹿、雪和冰有豐富的術語，關于馴鹿的術語有1000多種，還有大約1000多個有關雪、冰、冰凍和融化的詞素。[4]同樣，哈薩克人有關牲畜的分類名稱更為豐富，但目前還沒有一個系統的研究，其數量也沒有一個確切統計。這些牲畜的分類知識是哈薩克人在世世代代的觀察、實踐和不斷累積中形成的，都是游牧生態—環境知識的一部分。

　　（二）氣象預測知識

　　草原上，氣候是影響游牧業及牧民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突變的天氣變化往往會給牧業生產造成很大破壞，因此了解季內未來一段時間或來年天氣情況，對游牧生產來說尤為重要。只有對天氣情況做出盡量準確的預測才能減少未來牧業上的損失，所以草原上牧民往往最關注的也是天氣情況。現代社會可以利用先進的科學設備來預報天氣，但其在進入牧區社會之前，游牧民往往都是依靠長期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實踐和積累，總結出一套適合于游牧生產的氣象預測知識。

　　在牧區，有經驗的牧人可以根據動物，主要是家畜的異常行為來預測天氣。常年游牧于草原上的牲畜，對自然的變化具有比人類更強的敏感性，對即將發生的天氣變化，以一些反常的行為“提醒”著牧人。牧人通過觀察牲畜的細微變化，獲得來自牲畜“提醒”的訊息，從而可提前做些預防準備工作。這種預算天氣的知識一般是家族繼承，代代傳承積累而成。

　　“羊群不進圈，冬天降大雪”

　　當地老人們講，母羊使勁地晃動耳朵，并在羊群中引起連鎖反應，其它羊也開始晃動耳朵，這預示著天氣即將發生變化；冬天如果母羊之間用角頂架，預示天氣會刮風和下雪；山羊經常搖頭也不吃草，且四只蹄子焦躁不安的亂動，說明要變天；秋季如果羊群經常亂跑，不進羊圈，預示冬天的雪會很厚；如果牲畜（包括其它牲畜）沒有精神，而且比較瘦弱，預示這個冬天有雪災，因此牧民在秋季時就會把年老體弱的羊宰殺了，把強壯的留下。

　　牧民還通過把公山羊栓起來，第二天起來查看它的反應。如果它很活潑，預示冬天不會有災害，如果它受凍了，冬天將會有大的暴風雪；早晨起來時，牧民還可以通過觀察綿羊的睡姿判斷冬天的情況。如果綿羊舒展四肢（面積大）睡覺，意味冬天沒有特別大的暴風雪；綿羊要是縮成一團睡覺（面積小），意味著冬天有很大的暴風雪。

　　“夏天馬群不胖，冬天放牧難熬”

　　哈薩克老人從馬的以下幾種行為變化中預測天氣。馬群開始甩尾巴，而且甩得非常整齊，說明要刮大風；馬用鼻子吸氣，且發出響聲，預示積雪即將融化；馬用鼻子噴出響聲，鼓起肚子，預示著將要刮大風。當馬群整個夏天都吃不胖，預示著冬天會有暴風雪。

　　有經驗的老人還可以辨別出馬的不同聲音，并根據不同的聲音預知天氣。在動物行為學上，馬的確有三種基本叫聲：嘶鳴、喉嚨聲和一種高音調的叫喊聲。這三種叫聲各自在強度和持續時間上都不一樣，并且隨著年齡、性別不同而異，尤其是受到的刺激不同，叫聲也不同。在這三種基本叫聲的基礎上，還演變出各種特定的叫聲。可見，牧民對牲畜各種行為的細微變化已經觀察的非常細致入微，所以才能得到來自動物所傳達的“信息”。

　　“駱駝打噴嚏，冬天會很冷”

　　哈薩克老人都知道在駱駝群里，一般都會有一兩個對自然天氣變化比較敏感的駱駝。駱駝不斷的打噴嚏，表明天氣要變冷，秋天即將結束，冬天將要來臨；駱駝喝完水之后，不停的甩鼻子，連續打噴嚏，并發出響聲，預示著冬天快要結束；牧人還可根據駱駝的睡姿來預測天氣。駱駝早晨出去采食，晚上回來后，如果它頭朝東臥下，說明這個冬天的風雪很大。

　　當地牧民主要依靠觀察羊、馬、駝的異常行為來預測天氣。他們認為這三種牲畜對自然界細微變化的感知能力較強。由此可見，哈薩克人預測天氣的知識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通過長期觀察周圍動物的細微變化、記錄了大量自然現象，并總結出一定的規律。那些有經驗的老人不是憑空想象，而是綜合動物學、氣象學等知識的基礎上，才能夠準確的預測出未來的天氣。

　　三

　　維系草原可持續發展的游牧

　　生態—環境知識

　　牲畜與草原是形成游牧生態—環境知識的源泉。從哈薩克游牧民對牲畜豐富的分類知識中，也間接反映出他們對植物知識的了解程度。因為游牧民依靠家畜生存，家畜則依靠各類牧草（植物）為食，所以他們通過牲畜又了解到與其密切有關的很多其它生物的知識。

　　基于對草原、牲畜及其它生物的生態一環境知識認識的基礎上，哈薩克游牧民又形成了適應草原的“游牧生態觀”。這套“游牧生態觀”主要是指他們對待水草資源的整體觀認識，其核心觀念已滲透到日常的生產生活當中，并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或口耳相傳眾人皆知和遵守的規則知識。例如，日常生產生活中的禁忌是游牧生態觀最明顯的一種體現。在其指引下，游牧社會又產生了一套獲取和對待草原的行為方式，即環境行為。

　　（一）保護草原的游牧生態觀

　　游牧生態觀的核心是哈薩克人與自然所形成的關系及對自然的態度。哈薩克人認為在草原上，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互為依存的平等關系。他們把周圍的一切生靈都認為是自己大家庭（草原生態系統）中的一員，并賦予他們具有與人一樣的生命與情感，所以拉德卡（Joachim Radkau）認為：“人與家畜的關系是一個帶有很深的感情因素的領域，要客觀分析它就會像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的關系那樣困難”。[6]

　　當地獸醫熱馬贊（60歲）以一個具體的事例講述了牧民與其他生靈的關系：在準噶爾盆地的荒漠草原上，梭梭（一種干旱區荒漠灌木）生長得特別慢，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生長一段。凡是有梭梭的地方，在其周圍的牧草生長得也很好。因為冬天在風的作用下，梭梭周圍堆積的積雪要比周圍厚得多。春天時，積雪開始融化，梭梭周圍的水分非常充足且融化速度緩慢。所以梭梭具有蓄水庫的作用，自然梭梭周圍的牧草就生長得茂密，為來年冬季牧民的牲畜提供了必要的牧草資源。同時，還有很多鳥兒也喜歡在梭梭叢中做窩，因為梭梭叢中的牧草茂密，是鳥兒繁殖后代最安全的地方。梭梭一般都是一叢一叢的生長，因此號稱“沙漠衛士”，它既可以起到防風固沙的作用，還是牧民家畜食物和躲避暴風雪的好地方。由此以梭梭為中心，由牧民、家畜、飛禽、水草等生物構成了一個小的生態系統。每個元素都是構成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生態因子。在此生態系統中，各個生態因子處于平等地位，共享著自然。

　　此外，作為游牧民族的哈薩克人，帶有薩滿教特征的民間信仰一直在草原上占據著優勢。哈薩克人深信自然界里的萬物都有生命，所以他們崇拜自然萬物，認為自然界萬物都由具體的神支配管理，包括他們所放牧的牲畜都有自己的神靈。在哈薩克放牧的牲畜中，綿羊神是薛潘阿塔、馬神是哈木巴爾阿塔、駱駝神是奧伊斯衣、牛神是贊格爸爸、山羊神是謝克阿塔等，還有諸如此類的許多神靈。[7]由于薩滿教是一種多神教，所以哈薩克人除了崇拜天（神）以外，還崇拜土地、日、月、星、雷電風云、火、山、水、樹以及各種獸類、家畜、禽鳥等。

　　正是這種敬畏自然的態度以及與自然互為依存的關系，使哈薩克人對其生存的環境倍加珍惜，這也是形成游牧知識的基礎。千百年來，哈薩克人把對牲畜、水草、天氣等方面知識與敬畏自然萬物的薩滿教觀念相結合，在現實中人們在敬畏神靈的同時也規范了群體及個體破壞環境的行為，從而起到保護草原生態環境的作用。

　　（二）利用草原的有效方式

　　草原是游牧業的基本生產資料和游牧生計存在的基礎。當地哈薩克老人總是這樣給我打比方：“我們的草場就相當于你們農區的耕地”，故牧民對草原非常珍視。哈薩克人對草原的認識實質上是其對土地的一種利用方式，也是草原本土知識的一種表現。他們根據對水、牧草、氣候、季節等多變性自然條件所掌握的知識以移動來利用草原，這就是最好的永續利用草原的方式。

　　當地哈薩克游牧民依據當地的自然環境特點，在長期實踐的基礎上選擇了四季游牧的生計模式。其游牧路線從靠近中蒙邊境的阿爾泰山脈開始，南下穿過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到達準噶爾盆地，直到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南緣，全年實際搬遷距離達上千公里。

　　每年春天，一般在3月20日左右，牧民驅趕著牲畜，馱著氈房及生活用品，離開準噶爾盆地及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南緣的荒漠草原緩緩北移；4月初，陸續到達阿爾泰前山帶的低山丘陵及兩河間平原荒漠草原，這是每年牲畜接蓋的地點；5月底至6月初到達阿爾泰山中山牧場。6月20日左右到達水草豐盛的阿爾泰山高山夏牧場；入秋，高山牧場開始下雪，從8月底或9月初牧民在中山牧場做短暫停留后開始南下；9月10日左右跨過額爾齊斯河，到達秋季牧場，停留約1個多月之后于11月初跨過烏倫古河進入卡拉麥里荒漠草原；12月初進入各自的冬牧場，一直停留到來年的3月中下旬。這是牧民每年轉場的游牧路線。千百年來，諸多游牧族群年復一年有規律的在阿爾泰山與準噶爾盆地之間游移。

　　牧民每年在四季牧場間移動的路線基本沒有變化，這些牧道都是經過許多代游牧民的積累，才最終選定的最佳移動路線。在四季草場上停留的時間并不是每年都一樣，牧民要依據當年的氣候及水草情況而定。[8]

　　牧民在移動中，身處于各種環境資源中時又是持有何種行為方式。在長期實踐中，牧民已經形成了約定俗成的行為方式。首先，他們從內心深處要尊重一切生物體，甚至把有些環境資源（動植物）奉為神靈。凡是破壞這些資源的行為都會受到譴責或者懲罰。所以哈薩克人中有很多規約以諺語形式制約人們的行為，如：“保護草場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不要傷害貓頭鷹，否則你就會失去吉日；砍伐一棵柳樹，就等于殺死一條生命”等。老人們也總是會告誡年輕人要“路邊植樹，旱地挖井，河上架橋”，因為這樣會給你帶來好運。

　　在日常生活中，哈薩克牧民從周圍環境中直接獲取的資源主要有樹木、水、少量的野生動物，間接獲取的資源主要是牧草。當他們在獲取這些資源時，其背后的指導觀念都是以保持該資源的“永續”利用為出發點。實質上，移動放牧就是利用資源最有效的行為方式。牧民都知道不能在一個放牧點停留的時間過長。時間過長對草場的破壞較大。所以移動是保護自然資源最后的一種行為方式。

　　燃料是哈薩克游牧民每天都要用的資源，也是最能體現他們是以怎樣的行為方式來獲取資源的。在夏牧場，筆者觀察到氈房的女主人每隔上兩三天就要去氈房附近的松樹林里撿一次柴火。當她撿柴火時，只需要拿一根繩子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斧頭。按照哈薩克游牧民的習慣，他們不能砍活著的樹，甚至樹枝。

　　在哈薩克社會，剛剛懂事的小孩都知道不能隨便拔草，所以牧區哈薩克人打草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農區。在人民公社之前，每年10月份才開始打草。此時牧草都已成熟，牧民就是為了等到植物種子都散落入大地后再打草。從現代草地學的研究中，這也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割草太早，牧草的營養價值雖高，適口性好，但單位面積產量低，并且含水分較多，難于調制干草。即開花初期以前割草，下一年的產草量較低。在開花期割草時，牧草地下部分營養物質的積累最多，這樣下一年可獲得很高的牧草產量。但準噶爾盆地的草大部分屬于蒿屬植物，一般應該在結實期收割，因為此時所含的苦味物質較開花時為少[9]，而當地牧民選擇割草的時間與現代草地學所提倡的時間基本一致。

　　牧民把牧草晾干后，在下雪之前來到烏倫古河把干草堆起來。為了不破壞草場，一般不用馬車拉草，而是用一根棍子（柳條）從草堆底下穿過去，把棍子折彎，再用一根繩子綁在棍子的兩頭，剛好把干草緊緊的捆綁在里面。最后牧民騎在馬上，抓住繩子的另一頭就把干草堆一個個運送到目的地。這樣既不用馬車，也就不會在草場上修路，更不會破壞到草場。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規約對待自然行為方式的習慣法。筆者曾經跟隨牧民轉場，發現每到一個停留點，他們都選擇一個不能太靠近水源地的地方搭建氈房，這主要是為了保持水源地的干凈。當牧民要離開時，會把所有的骨頭都燒掉，把氈房周圍打掃干凈。哈薩克諺語里說：“遷徙時要滅火，把住宿打掃干凈。”那么在氈房搬走后，原來搭建氈房的地方植被很快可以恢復。過去，有些人家在選兒媳婦時，婆婆專門會來看這家人搬走后，原來搭建氈房的地方是否干凈，植被是否保護的好。如果原來的營地又干凈，也看不到裸露的地表，婆婆會對未來的兒媳婦很滿意。可見哈薩克牧民對水源和草地的愛護尤其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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