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鄉村振興——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11個思考》系統整理、匯編了溫鐵軍及其科研團隊近年來關于鄉村振興探索與實踐，通過11個獨特“思考”，把“三農”問題納入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大框架，以鮮活的案例、生動的語言、獨特的視角對鄉村振興和與之有關的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從不同角度論述了鄉村振興的內涵和實現路徑，為“十四五”期間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案例參考。

　　思考一

　　“三農”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壓艙石”

　　中國的國際環境，自奧巴馬時代美國就開始強調向制造業回調，無論哪個政黨上臺，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都使這一舉措得以延續和愈加強硬，美國加強實體經濟與中國出口總量最大的實體產業也形成對抗競爭關系。據此看，雙方競爭性大于互補性，早就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整體來看，無論是否繼續韜光養晦示弱于人，中國外部經濟政治軍事等環境未來一段時間較之前將會更加不容樂觀！

　　面臨如此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國該怎么辦？我們沒有以鄰為壑、危機外嫁，而是提出以“鄉土文化”為文明傳承載體，毅然選擇走鄉村振興之路。因為新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鄉土社會可以為中國經濟“軟著陸”提供有力載體。在工業化進程中，鄉村客觀上長期性地發揮著“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國家得以借助“三農”載體，內部化處置國際外部性風險，因而多次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基礎上正確把握規律。中央強調堅持“三農”工作重中之重地位，正是基于對發展現實的深刻洞察、對發展規律的準確把握。可以說，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的實現過程中，“三農”的基礎地位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三農”的保障作用也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大。“三農”的意義和價值將超越具體問題，構成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邏輯，支撐著中國這艘巨型航母巨輪劈波斬浪的偉大征程。

　　思考二

　　生態價值轉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途徑

　　目前的經濟狀態，我們現在說出路何在？出路在現在的三大戰略：第一大戰略就是對外的“一帶一路”戰略。第二戰略是國內的亞區域整合——現在幾大經濟帶通過亞區域整合，重新評估要素價格形成資源資本化收益預期，刺激區域經濟增長。第三個戰略就是鄉村振興戰略。現在資本都要求下鄉，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農村還沒有完成資源經濟的貨幣化。

　　資本大佬們，他們早已下鄉，最近這五六年的時間，各大地產公司幾乎都找過我們團隊，問的是他們要下鄉，怎么下？跟農民怎么打交道？大家手里邊錢多了，想要下鄉跟農民斗，建議他們多了解“三農”，外來者玩不過農民。總的來說，下鄉成了一個基本的趨勢。當我們講文旅結合的時候，鄉村中的美景、風光和民俗文化都成了新生產力要素；當我們要發展旅游經濟的時候，稻田濕地的螢火蟲、山谷蝴蝶、青蛙、蜻蜓等等自然界的萬物，也都成了生態化發展的新生產力要素。

　　這樣看，應該就能理解為什么習總書記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為什么“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這些都是新生產力要素，能創造一定價值。由于新生產力要素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就要求傳統的生產關系發生革命性變革。

　　思考三

　　生態文明戰略要依靠鄉村建設才能真正落地

　　黨的十九大之后，海內外都在討論關于生態文明與鄉村振興的一些新提法，黨的二十大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既然生態化，那么生態在哪？城市嗎？那里都是鋼筋水泥；一定在鄉村，因為山水田林湖草沙都在鄉村。國家生態化轉型要求的最重要改變，就是從過去工業化時代的平面資源擴大改為空間資源的立體開發，這完全不同于原來產業資本為主的工業化時代。當然，也就不同于金融資本時代的虛擬擴張，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求的是空間資源的立體系統綜合開發。只有鄉土社會才是一個自然資源循環往復的生命過程，它存在著自然資源的多樣性和人類社會多樣性之間的有機整合，所以鄉村振興才是中國生態文明發展的載體。

　　我們不單純強調產業化農業，是因為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單純搞一產化的農業不可能有正外部性收益。我們多次給企業提建議，如果將資本做杠桿投到沉沒成本最深厚的那塊地方，形成六產融合的多元化新業態，就有可能產生和擴張機會收益空間。

　　大家過去只搞平面資源為載體的農業，所以一方面山里人窮；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豐富的、立體化的自然資源沒有被開發。現在中央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到空間資源立體開發中去，這就等于把過去投資人只做農業開發的這點平面資源，改變成山水田林湖草等空間資源立體開發。

　　思考四

　　“廣土巨族”的原住民國家的中國特色農業之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熱衷于學習西方的技術、制度、文化，甚至有人認為西方的等同是先進的。甚至一些學者終日鼓吹西方模式優越性，張口“資本化”，閉口“產業化”，想要全盤接收。對不起，至少學習之前，把我們與西方的差別搞清楚，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習總書記強調“沒有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我們也絕不能再照搬殖民地大農場模式搞農業。

　　哥倫布的航海帶來第一次歐洲與美洲的持續的接觸，并且開辟了后來延續幾個世紀的歐洲探險和掠奪殖民海外領地的所謂“大時代”。事實上，這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反人類犯罪”為實質的殖民主義的開始，書寫的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歐洲列強侵略、征服和奴役亞非美洲各國人民的歷史。相反，對于美洲原住民而言，意味著外來殖民者對他們的野蠻和殘酷掠殺掠奪的開始。這就是美國的真實歷史，和我們印象中包裝的美國差別較大。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陸型原住民國家，這個國情是中國一切發展的基礎，特別是在人與自然緊密結合才能有中國式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農業領域。如果說這一點仍然不夠明晰的話，那么低于美國近七倍的人均耕地面積，毫無爭議地解明了大農場經濟在中國行不通的癥結所在。不能指望一個擁有約7億農村人口的國家，推行一個農民總數區區幾百萬的國家的經驗。

　　既是原住民大國、又兼具著人口規模大耕地少的尷尬，這樣的國情直接導致中國農業發展與西方完全是兩條路，這便是中國的保證產量最大化和美國的利潤最大化之分。簡單來說，中國農業發展之本是在人民政府統一把控下為保證國民的口糧和足夠的戰略儲備所作的努力，也就是國家糧食安全是第一位的；而美國的大農場經濟，則是美國跨國資本及各地的大小農場主，為賺取資本利潤進行的全球市場經營。

　　從現階段來看，以小農戶為主的家庭經營依然是中國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國農業發展必須長期面對的現實。所以，搞資本深化的現代農業能消滅中國農民嗎？不能，我們不是殖民者，更不能讓小農戶掉隊，要防止搞強制的土地流轉，防止將土地等生產資料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對廣大小農搞硬擠出，更要防止大量人口變成既沒有辦法轉移就業又無地可種的無業群體。農業經營方式必須是堅持宜大則大，宜小則小，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搞強迫命令。

　　思考五

　　新型城鎮化戰略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支撐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4%，這是指常住人口，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仍然只有45%左右，所以一些學者針對農業人口轉移和經濟增長的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提出把城市化作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主要支撐。還有的專家提出破題之方——農村土地私有化，完全放開城市戶口，讓農民變賣土地繳納社保后進城，變成徹底的城里人。更有甚者認為鄉村衰敗是歷史的必然，明確打出“消滅農民”的口號。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現代化進程中，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是客觀規律，但在我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國情下，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農業都要發展，鄉村都不會消亡，城鄉將長期共生并存，這也是客觀規律。即便我國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仍將有4億多人口。如果在現代化進程中把農村4億多人落下，到頭來‘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執政宗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習近平總書記既看到了一般城市化的發展規律，也做出了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的預判，即使到2030年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也還有4億多人。那么，這么多人還要在農村生產生活，不可能都去城市，怎么能讓農村衰落而放任不管呢？

　　實際上，用激進城市化解決農村問題，得到的會是更多的問題。決策者千萬不能被少數利益集團左右，因為，激進推行城市化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資本擴張，特別是房地產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的資本擴張，意味著這些利益集團攫取更大規模的利益。

　　網絡傳聞我們因“反對城市化”而廣受批判，甚至被扣“反現代化”帽子，實際上我們反對的是激進的大城市為主要載體，而不是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在地城鎮化戰略。我們主張對農民而言較低成本的“縣域城鎮化”，縣下有很多數千人口聚居的大村，在世界上都是“城鎮”；還有很多數萬人口聚居的鄉鎮，世界通行的名稱就應該叫“市”……

　　一味發展大城市或強調城市化率，長遠來看，是令人擔憂的現象。針對這些危害，西方國家早就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所以，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在參加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動。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縣域經濟與新型城鎮化戰略是化解當前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抓手，也是一個走向生態文明的重要抓手。注意厘清概念，中央確定的戰略是城鎮化而不是城市化。

　　思考六

　　新六產是繁榮農村經濟的重要途徑

　　民以食為天，農業從來都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而時代走到工業化階段，農業趨于以現代工業化方式加以改造來追求大規模量產。于是，大多數國家都把農業納入“第一產業”，要求以現代化學（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物理學（機械）、生物學（轉基因）等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產業發展的動力。

　　這當然提升了第一產業的發展效率，農民可以不斷追加“資本品”而用更少的勞動力種出更多的糧食或其他農產品，投資者收益自然會增多，可這在人多地少的中國并不意味著體現了經濟理性——大量研究表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土地產出率下降；何況資本品不斷追加造成農業成本上漲和市場競爭力下降，一旦沒有政府補貼則成本暴露很難維持。可見，單單發展第一產業的農業并不就是鄉村振興戰略要求的“產業興旺”。

　　歷史上看，鄉村本來就是“百業興旺”。誰規定農民就非得種地？

　　農村長期是廟會村集帶動著“五行八作”的興旺發達，例如泥瓦匠、木匠、裁縫，還有鐵匠、補鍋的手藝人，難道不是農民嗎？所以，農民其實不只是農業、林業和畜牧業等第一產業生產者，從萬年中國農耕文明開始，農民從來就是“百業”生產者。現在有些專家照搬教科書的理論，非要農村經濟搞專業化，農民就只是種地，工人就只從事工業，合適嗎？

　　中國要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不僅要關注被稱為第一產業的農業發展問題，還更應關注如何利用鄉村的空間生態資源，最大程度地發揮其“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的比較優勢，才能讓廣大農民致富。我們認為，不僅應該有意識地保護傳統農戶的兼業化多種經營，其本身就因“種養兼業”和“套種兼做”等農業文化遺產而有效地消除了環境污染；而且農村經濟歷史上就因多元化而使鄉土社會大量吸納能工巧匠成為勞動力蓄水池，有利于社會長期穩定。

　　思考七

　　鄉村振興要進一步完善鄉村治理

　　建之于小農村社制內部的鄉村自治自清末民初以來在百年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逐漸衰變；且無論何種主義，迄今為止的國家政權建設，對“三農”與“三治”（縣治/鄉治/村治）問題向無良策，遂使長期困擾中國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進程。

　　放眼全球，凡屬“后發內生型”追求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客觀地由于既不再具有向西方那種直接向海外轉嫁矛盾的條件，就都得要從“三農”提取剩余才能進入資本原始積累。于是，只要是明眼人就會看到，越是上層建筑方面照搬西方程度高的后發國家，就越是不得不在這種政府治理與傳統小農之間交易成本過高造成的負外部性制度陷阱中痛苦地難以自拔；無論其理念相對于其國情是否具有普世價值。

　　據此，中國農村“三治”問題才既是近代以來的百年難題，也與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社會關系高度緊張具有一定程度的本質不同。任何在鄉土中國構建制度的努力，都必須考慮上下層文化、即正規制度與鄉土文化之間，怎樣才能最大相容或最小沖突；也因此，在數千年的小農村社制的灌溉農業文明之中內生的“中央化”集中體制，只由低成本地維持鄉村自治才得以形成“穩態結構”基礎，這一改革之初被認為是負面的制度經驗，今天或許值得重新審視。

　　綜上，我們討論的很可能是在鄉土中國語境中理解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最大難點：在高度分散、剩余過少的小農經濟基礎短期內難以根本上有效改變的制約條件下，到底是“低成本”地重新構建農村上層建筑，還是繼續維持運行成本和交易費用已經過高的現代上層建筑？

　　無論認同何種主義，面對農村治理局面都不能再局限于理論問題的爭論，而更要直面現實中的“世紀難題”——包括政府在內的任何外部主體都遇到與分散農民之間交易費用過高所導致的制度成本問題！

　　要構建三級鄉村治理體系。首先，對于村（社區），必須提高農村組織化程度重構社區內部治理格局。其次，對于縣治，必須樹立基層工作導向。最后，對于鄉治，關鍵在于實現規模收益和提升公共服務。同時把收益留在域內，保持內部的低成本治理。

　　思考八

　　城鄉融合關鍵在于要素自由流動

　　我們認為，城鄉融合戰略的現實意義在于兩個方面：一是與“縣域經濟”中的“產業留在縣域”，以及“新型城鎮化”等政策密切結合，成為國家對鄉村振興戰略五大內容做出的基礎性調整。二是城鄉融合對此前提出的“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的修正升級，把過去以城市模式來覆蓋鄉村的所謂“一體化”升級為城鄉兩個市場的要素自由流動。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經歷過城市化發展（城鄉一體化）、城鎮化發展、城鄉統籌發展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后，我國在城鄉融合的政策思想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新進展，針對依然存在城鄉要素流動不順暢、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尚未根本消除的問題，做出有利于鄉村發展的、積極意義的政策調整。

　　為推動城鄉進一步融合，2019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堅決破除體制機制弊端，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2021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政策體系，促進要素更多向鄉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黨的二十大報告一脈相承，指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

　　作為一個人口和地理規模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在于從體制機制上入手，改變農村要素單向流出格局，疏通城鄉要素流通堵點，讓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平等自由流動，鼓勵形成城鄉需求互補，要素雙向流動的穩態循環系統。

　　思考九

　　鄉村振興是對萬年中華農耕文明的復興

　　我們認識到，鄉村振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性戰略。而中華民族萬年傳承且至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本體，是中華農耕文明的賡續。

　　黨的十九大報告用一個章節的內容具體闡述“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習總書記為何重視“文化自信”？因為我們中華文明有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它能“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我們文化發展的母體，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而中華文明的文化源頭在哪里？就是來源于中華傳統鄉土文化，產生于萬年中華農耕文明。

　　談到文化，本來我們是最不缺資源的，從來也是極度自信的，浩瀚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什么時候我們中華民族開始不自信了呢？大抵還要從工業革命，所謂西方的現代化說起。那時起，我們的文化自信便逐步沒落了。各種現代化詞匯和學科體系、話語體系本就都是西方締造的，在以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下亦步亦趨一定是被人牽著走。以至于年輕人中就出現“國外的月亮比國內的圓”，我們的文化自信便毫無自信可言了。更不用說那沒有經濟開發價值的農耕文明與鄉村文化，更成為不受待見、拿不上臺面的“落后”文化。

　　中華民族作為原住民，是如何在東中亞這塊土地上成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延續歷史的政治國家繁衍了4000多年。但近代的屈辱史讓我們抬不起頭，當前終于可以到重新建立中國人的自信的時候。可以說，中國是世界上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長期存在的政治國家。以前說中國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存在，而不是一個政治意義的國家存在，也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存在。這些，就是在西方教科書上對中國沒有考古證明的信史，因此認為古代文明史是傳說。

　　把這些問題想明白以后，就知道為什么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挑著的擔子還很重，應及時重構中國的話語體系。中國作為一個原住民的大國有幾千年存在下來的獨立于西方的發展史，這才有意義。

　　當對西方基本了解以后，我們極力主張建立“東亞知識共同體”！盡管這是很孤獨的斗爭，但這也必須做。只有“東亞知識共同體”承上啟下，才能夠理解什么叫做“東方”。

　　思考十

　　鄉村振興是鞏固脫貧成果邁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我們一向認為，世界上的弱勢人群最大的比較劣勢，是資本高度稀缺。而其根源則是自我積累低下。據此看，海外那些基金會選擇目標貧困戶去做救濟的反貧困方式實行的結果一般都“杯水車薪無濟于事”；甚至是“越救越貧”。

　　近年來，中國以新舉國體制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期間最為關鍵的經驗，一是針對弱勢群體無力自主資本積累的基礎性問題，由國家資本承擔了“重資產”的投資責任；二是派生出實行“新舉國體制”的需求，遂帶動財政、金融和社會資本，以及一切優惠政策向三農傾斜，累計投入超過十余萬億人民幣。

　　若按照九千萬貧困人口做平均數，大約人均十幾萬、戶均幾十萬；這類規模化投入大大改造了農村和偏遠地區的生產條件，以往缺乏資本積累能力的農民及其他鄉村弱勢群體，有了輕資產開發新生產力要素的條件，逐漸形成了自主積累能力。這是有利于向社會公平和平衡發展的轉進的制度安排。

　　但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中共中央、國務院強調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要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做好鄉村振興這篇大文章。

　　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關系到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系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局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這種全局性的戰略當然還會伴隨大規模投資，增厚國家留在鄉村的巨額資產。

　　由此可見，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一是在內在機制要把村集體經濟做為微觀載體，使這個巨大資產在財產關系上得以有效銜接。二是要以農業供給側改革帶動城鄉融合的社會化創新。三是通過數字鄉村建設，與城市各類消費者大數據對接，通過大數據整合真正將人民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鄉村生態資源資產做精準化的匹配。

　　綜上所述，我們要打造生態經濟和數字經濟兩架引擎。

　　思考十一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要學會吃租

　　什么是集體經濟？我們在諸如戰旗村這樣的名村學習到的結果是：集體經濟也是收租經濟。這不是我們想出來的，而是向戰旗村書記高德敏實操經驗中得來的。

　　今天中央提倡搞集體經濟，很多人不知道集體經濟是干什么的，今天戰旗村的經驗告訴我們，集體經濟主要不是搞生產，而是學會創造租、提高租，然后吃租。

　　農村集體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村域資源的所有者，當然和以前地主在政治性質上不同，現在的集體需要去干活嗎？就像地主會去干活嗎？不需要。如果我們一定要讓村集體除了收租之外，還得去干農活，那就無異于過去讓地主下田去干活，讓佃農們進城打工，位置就顛倒了。當然不是說過去一定對，沒有對錯，我們只是打個比方。

　　大家看現在還有一些集體經濟的典型，看廣東“珠三角”四小虎，順德、佛山、南海、中山這些發達的農業地區，村集體在干嘛呢？全都在收廠租、收房租。在戰旗村在收什么租呢，他在收“資源租”，在收“風景租”，在收“鋪租”，鄉村十八坊也好、小吃街也好、媽媽農莊也好，所有這些資源資產都是租出去給租戶，然后村集體吃的是“鋪租”，就是“商業租”。

　　想想這就變成什么呢？過去的地主收的是“第一產業租”，華西村收的是“第二產業租”，廣東“四小虎”收的是“第二產業租”，戰旗村收的更高級，是“第三產業租”。是不是這么回事？有時候大家說我們搞不了集體經濟，我們村什么也沒有，那是因為沒有把村集體放在“吃租者”的地位上。

　　所以，搞集體經濟是做什么，是吃租。農業社會吃的是地租、農業租，工業社會吃的是廠租，現在是生態社會，吃的是資源租、空間租，也是鋪租。習總書記去過的戰旗村搞民宿、農家樂、休閑農業，其實是分享了“床板”租。

　　我們在四川成都戰旗村很輕易就能看見雪山。那很重要的收租題材就是“雪山腳下的唐昌”、“雪山腳下的戰旗”，甚至可以說是“都江堰精華灌區的戰旗”。所有這些討論說明什么？我們今天的集體經濟想要有發展，就應該把集體收租的租源搞得多多的，把超過集體之外的，不能收租的資源搞得少少的，這集體經濟就發展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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