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表現在人文關系領域，需要有許多新建樹，新氣象。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集體主義，雖然這個“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已日漸遠去、日趨式微，但我們所不能不拷問的是，在民族復興的偉大業績中，難道就沒有集體主義的一席之地嗎？

　　一提到集體主義，有人就不免要心生厭煩，因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集體主義就意味著平均分配，就意味著“大鍋飯”，而這些東西又都同市場經濟的原則與精神格格不入，于是，那些奉市場經濟為第一法則的人，自然而然就要對集體主義避如蛇蝎了。但是，基于集體主義在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我們仍然有必要全面認識和理解它的光輝與榮耀。

　　首先，集體主義是贏得中國革命勝利的精神基礎

　　要革命就要勇于犧牲，沒有千千萬萬人的奮斗犧牲，革命就不可能獲得成功，無論是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概都是這樣。在革命與斗爭的邏輯下，為了集體與事業，為了理想與信仰，不但需要淡化和忽略個體的利益，甚至需要犧牲很多個體的一切，包括其寶貴的生命，在必要的時候都得奉獻出來。為了集體而犧牲個體，這是最高端的集體主義。

　　這樣的集體主義在市場經濟法則下卻完全行不通。因為市場經濟本著等價交換的原則，所追求的是個體利益的最大化。在這樣的原則之下，憑什么讓此個體犧牲奉獻、而不讓彼個體去犧牲奉獻，這里面就有解不開的邏輯疙瘩。進一步說，既是勉強把這個疙瘩解開，接下來的難題更大，那就是，一條寶貴的生命值多少錢，有誰可以心甘情愿地將其奉獻，畢竟好死不如賴活著，并且人都死了，要錢又有什么用處呢？

　　由此可見，如果在革命斗爭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的話，那么革命就根本鬧不起來，就一天也進行不下去，最多只能淪為大腕吃酒肉、大秤分金銀的土匪行徑。

　　任何一支從事革命的隊伍都需要將這種集體主義最大化。國民黨軍隊有句名言，那就是“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事實上是國民黨軍隊不服從命令的情況特別嚴重，越到后來越是這樣。蔣介石作為這支隊伍的最高統帥，也口頭上總是說要大力倡導要發揚黃埔精神，要個體服從整體，要為了事業不惜犧牲個人，但實際上就是做不到，因為他自己都不想這樣做，因此他的要求也必然落空。與之相對應，共產黨的隊伍卻基本做到了，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要真正踐行集體主義，那就必須實行平均分配，進行最徹底的上下平等、官兵一致，并且要求各級領導率先垂范，在面臨犧牲奉獻的時候沖在前面。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完全能夠做到這一點，而國民黨恰恰做不到這一點。經常有人用“同志們，跟我來”和“弟兄們，給我沖”來形容國共兩軍不同的作戰風格，應該比較貼切形象。

　　其次，集體主義是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必由之路

　　社會主義國家能否以市場經濟來實現國家工業化，迄今為止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證明，此路不通。

　　世界上各社會主義國家一概都起步于社會發展比較落后的國度，經濟技術基礎相當薄弱，蘇聯是這樣，中國更是這樣，而廣大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無疑還是這樣。在這樣的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國家工業化，在幾十年較短的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所走過的路，完全不能靠市場進行資源配置，而只能靠計劃統籌，全國一盤棋，讓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讓當前利益服從長遠和根本利益。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像寶成鐵路那樣艱巨的工程就無法修筑，攀枝花鋼鐵廠也不可能建成，大慶石油會戰也將無從談起。

　　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國家工業化，立足社會財富有限局促的現實，只能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讓全體人民勒緊褲腰帶，節衣縮食搞建設，堅持勤儉建國、艱苦奮斗，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同一切腐化浪費做最堅決的斗爭。由此導致在分配關系上，就是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就是一要計劃二要平均，僅僅“計劃”而不“平均”不行，僅“平均”有而沒有全盤“計劃”也不行。

　　現在，有些人猛烈指責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人多么窮，幾乎什么東西都憑票供應，大家都一沒錢二沒票，生活得多么拮據，而改革開放后又是多么富有充裕，好像改革開放多么萬能和萬靈一般。竊以為，這完全是脫離特定歷史條件無知的瞎掰，假使新中國在建國伊始就搞八十年代的那種改革開放的話，筆者敢肯定的是，今天的中國將遠遠地落在印度的后面，甚至連巴基斯坦都不如。

　　正是在這樣一種計劃經濟體制下，集體主義發揚光大，人們并不以窮為恥，而是以無私奉獻為榮，服從命令，能夠做到打起背包就出發，有的人甚至因為職業特殊而要隱名埋姓幾十年，要拋家舍業幾十年，許多原本生活在沿海大都市的人，為了國家與民族事業而舉家遷往荒涼的內陸深處，許多工人按照國家統一安排，搬進大山深處的工廠。他們這樣做靠的是覺悟，而不是利益的誘惑與交換，這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無法想象的事情。

　　因此，在社會主義的建設年代，不可避免地還要繼續發揚革命斗爭年代的那樣一種精神，那樣一股干勁。毛澤東主席始終走不出革命與斗爭的邏輯，始終要堅持平均主義，限制社會個體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法權，這是不得不做出的取舍與抉擇，實乃是歷史之使然，邏輯之必然，因為這其中并沒有任何其它捷徑可走。

　　最后，集體主義充分彰顯了事業的人民屬性

　　集體主義并不是誰想要誰不想要的問題，有鮮明的階級分野。直白地說，集體主義的受眾是窮苦人以及平民百姓，就是那些經濟地位低下、經濟資源貧瘠的人。這些人在受到一定程度的思想啟迪與精神淬煉之后，他們能夠也愿意實行集體主義，或者換句話說，集體主義只能在他們之間存活。與此相對應，地主老財、達官貴人從來不屑于集體主義，也不可能搞集體主義，在這些經濟地位高端、經濟實力雄厚的人當中，集體主義沒有任何一點存在的空間與存活的可能。

　　從這個意義上出發，對于任何一項事業與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而言，考察其是不是帶有人民屬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人民屬性，衡量的標準，那就是集體主義精神在其中有怎樣的表現，具體要落實到財產的分配方式與資源的占有形式上，這是最有說服力與證明力的標尺。

　　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也是這樣，要想讓人民將其當做自己的事業，這個事業必須以集體主義精神為靈魂，而不是為了滿足個人或集團的私欲；必須是平均享有財富而不能個人利益至上，更不允許其中出現特權階層。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最大程度參與其中，并在其中最大程度地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否則就將喪失革命性與人民性，就要變成國民黨式的抓丁抓兵，就走向了政治與歷史的反面。所謂依靠窮人打天下，為了窮人打天下，核心在于集體主義靈魂。

　　但市場經濟卻不是這樣，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追逐財富，是為發財致富服務，其精神原教旨在于“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其基本法則是優勝劣汰。因此，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發生空前的貧富分化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事實上，“讓一部分人”的概念之下，究竟誰最具有先富起來的主客觀條件，人們心知肚明，這個競爭并不是公平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市場經濟同集體主義嚴重對立，這是不爭的事實。古今中外都沒有任何人會認為市場經濟是人民經濟，個中道理十分明白，就像有太陽就不是黑夜那樣淺顯。

　　在市場經濟下，集體主義受到強烈的排斥，被嚴重矮化與丑化，這是改革開放幾十年來集體主義在中國的真實命運，也是導致社會各種丑惡現象發瘋一般暴漲的重要原因。幾十年來，大道暗淡，理義無光，人們的思想境界與家國情懷直線下滑墮落，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囂張泛濫、為害成災，社會品質呈現整體性的墮落。有人更還堂而皇之地把個人凌駕與國家民族之上，說什么“不在乎大國崛起，只在乎小民尊嚴”。試問，沒有國家民族的崛起復興，哪里還有什么小民尊嚴可言！這等把國家崛起與人民尊嚴對立起來的伎倆可謂十分惡毒。按照這樣的邏輯，日本侵華之際，中國也無須全民抗戰，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也無損于小民尊嚴。這樣的論調不僅荒誕無稽，而且也是嚴重的反歷史、反中華文化的毒咒，完全違背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

　　正因為當代中國在集體主義上日益暗淡，所以往往被一些人揪住這一點而不計其余，被攻訐為歷史的退步與墮落，并沒有什么復興崛起。坦率地說，這種攻訐雖然有點片面，但從精神境界的視角看，也有相當的道理寓于其中，而并非是什么極“左”思維。

　　從根本上說，中華民族就是從農業社會走過來的民族，中國歷史也是從農業生產走過來的歷史，農業社會的生產與生活需要崇尚集體主義，需要家國一體，也必須全國一盤棋，不然大禹就無法治水，不然就建不起城郭疆埸，因此也就沒有了中國的大一統。這是我們國家與民族的內生凝聚力之所在。

　　人類的工業社會也是這樣，大工業之下出現了發達的市場經濟，同時也造就了現代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之所以鬧革命，就是因為經濟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受剝削嚴重，正因為這樣，所以人類的集體主義精神才能在產業工人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現，為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謂的市場經濟準備了掘墓人。反之，一旦成了工人貴族，經濟基礎一變，就要搞修正主義去了。西方許多國家的工人運動，都走過這樣一條歷史路徑。

　　上述這一切都表明，集體主義比之市場經濟更深厚深遠，更具有歷史與文化的生命力，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歷史經驗。

　　歷史循環發展，人類社會必將再度回歸新工業社會，在這樣新形態的工業社會中，產業工人生活與生產再度集中、經濟地位再度低下情形將歷史地再現。這就意味著，人類也必然要回歸集體主義，并在此基礎上攀登最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

　　因此，盡管今天市場經濟在中國占上風，并繼續嚴重排斥集體主義，但這不過是暫時、表面現象或歷史的插曲，并不會讓集體主義銷聲匿跡、不見蹤影。對于一些中國人來說，集體主義的魅力他們完全不懂，也不想懂，但對大多數中國人民而言，集體主義扎根于他們的文化情懷中，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在徘徊流浪一個歷史時期后，它還要回歸登場、綻放出自己的精彩與光輝。

　　展望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迫切需要集體主義，呼喚集體主義再次發揚光大起來。凡是合理的就是現實的，這樣的歷史呼喚與呼聲注定將轉化和轉變成為現實的歷史運動，從而使中國歷史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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