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教員為農會在農村對地主階級的暴力鎮壓找到了無可雄辯的解釋：
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么理由說不應該？
假如說統治階級，壓迫階級，要指責被壓迫階級對他們施加的暴力的鎮壓，那他們要首先在他們掌權的時候不對勞動的階級施加一種他們指責的暴力，然而歷史是恰恰相反的，歷史上的一切剝壓階級，在勝利鎮壓了被剝壓階級的斗爭后，第一時間對勞動人民的革命者展開了慘無人道屠戮，剝壓階級對被剝壓階級的血腥鎮壓是常態化的，國家機器始終維護著剝壓階級對被剝壓階級的恐怖統治
國家機器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統治和鎮壓的工具，這一點生動體現在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上
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的鎮壓的法理，并不來自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所施加過的暴力，無產階級使用暴力鎮壓資產階級的原因，并不在于資產階級曾經用更加野蠻的暴力鎮壓過無產階級，相反，無產階級使用暴力的原因在于通過暴力手段建立階級斗爭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期望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通往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列寧主義指出：無產階級奪取并使用國家機器的結果是通往階級對立的消失，并最終打碎和摧毀國家機器。
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庸俗化地理解為兩群人互相的內斗，那是胡扯，無產階級將在消滅資本主義的斗爭中逐漸消滅并解放自身，無產階級的目的不是把資產階級整死，而是將資產階級從資本的控制中解放出來，讓資本家不再是資本的傀儡，讓資產階級的不再做資本增殖的提線木偶，一個覺悟到了資本對人的異化的資本家，當然可以立刻與資本決裂，但同時，這意味著他將與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生活決裂，正如一個癮君子了解了毒品對他的危害后，仍然難以戒除一樣，這就需要無產階級暴力的力量介入。
無產階級專政并不是說“資產階級曾經暴力鎮壓了我們，所以我們要鎮壓回去”，而在于無產階級肩負著解放全人類的使命，無產階級專政不是一種報復，而是一種通往無階級的社會的過渡性狀態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絕好的階級斗爭的材料，真正對于農村剝削壓迫勢力進行革命的革命力量并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作為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的蔣介石國民黨反動集團恰恰對農村的土豪劣紳富有同情心，并在湖南的農民-地主斗爭中站在了地主的一邊，教員明確的向我們指出：農村的革命力量是廣大的農民階級。中國對舊的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革命的真正廣大的同盟軍是農民階級。
在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的話語權體系中，農民常常被污蔑為落后的“匪患”“刁民”，然而教員的考察充分發現了農民階級的解放性，國民革命后，農村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系統的壓迫依然存在，是農民自發的廣泛革命推翻了保守力量的肆虐，他們通過農會這一機構聯合在一起，建立農民武裝，鎮壓了農村土豪劣紳的反動舉措，結束了幾個世紀以來地主階級對農民施加的沉重壓迫，暴烈打擊了農村壓迫，農民高效的，團結的斗爭實踐向中國革命揭示了一個道理：非農民不能推翻盤踞中國幾千年的舊的封建制度，農民是中國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而且是最徹底的革命者。
青年毛主席發現了蘊藏在中國農民中的革命潛力，這一創舉最終帶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走向勝利
列寧曾經談到：在充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工人中，即使是最保守的一員也比最激進的布爾什維克激進一百倍。這略帶夸張的說法在教員的考察中得到了印證，農民作為長期受到封建思想壓迫的階級，在他們團結起來得以與保守勢力作斗爭時，積怨多年的仇恨立刻迸發出了遠超知識分子的革命熱情，這一熱情激發了農民暴力推翻農村地主階級統治，占領農村宗祠神廟，取締農村地主階級統治集團，阻斷毒品貿易等革命實踐。
湖南的農民考察，是對毛主席那句簡單的“造反有理”最好的注解，造反就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天理，公理，這公理主要體現在：
1.被剝壓階級對剝壓階級施加了有限度的，并且是以解放而不是消滅為第一目的暴力，這種暴力比資產階級的暴力更加文明，換言之，既然無論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都存在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勞動人民對坐享其成者有節制的暴力比坐享其成者對勞動人民無底線的暴力更正當
2.勞動人民的領導是解放的，符合人性的領導，勞動人民有能力推翻落后保守的壓迫人的，剝削人的制度，有能力把民族從落后愚昧中解放出來，勞動人民在解放民族方面表現出的潛力，遠勝于和帝國主義眉來眼去的剝壓階級，一句話：勞動人民能解放民族，解放自身，而剝壓階級只會和帝國主義蠅營狗茍來維系自己的特權
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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