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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遠:毛主席晚年為什么愛看碑帖、字帖以及古今名人墨跡?

徐中遠 · 2024-05-26 ·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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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對書法就有特別的興趣。到了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甚至在他老人家生命垂危的最后歲月,也沒間斷過鉆研和練習書法,還一直喜愛閱看歷代草書字帖和古今名流、學者的墨跡與手書、手稿、手札。

  為便于讀者了解,這里,筆者把毛澤東晚年身體、健康、疾病等有關情況先簡略地介紹如下:從1970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后,毛澤東的睡眠已經很不好,每天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針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沒有完全止住過。有時因為咳嗽而無法臥床,只能日夜坐在沙發上。1971年快入冬時,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響心臟。1971年底、1972年初時,毛澤東身體健康狀況急遽變化。1972年1月10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參加陳毅追悼會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后,毛澤東心情很沉重,夜晚難以入睡,很久都沒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況下嚴重缺氧,2月12日凌晨,他突然休克了。那是他出席陳毅追悼會后一個月零兩天。搶救工作大約進行了20多分鐘,毛澤東的面部由青紫漸漸泛起了淡紅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動作也隱約可見。醫生們測量血壓,發現正趨向正常,脈搏和心電圖檢查也趨向正常。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總統和夫人、國務卿羅杰斯和總統助理基辛格一行抵達北京機場。尼克松來華的日子,距離前面說的毛澤東突然休克只有9天,他的健康狀況仍然處在極不穩定的狀態下,隨時都有惡化和發生危險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決定會見尼克松。人們當時幾乎都不知道他實際的健康狀況。

  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的那段時間,毛澤東的身體不太好,主要是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穩,可以說是步履艱難,而且有點氣喘吁吁。8月24日晚,大會開幕的時候,毛澤東出席了。后來宣布散會時,他站起來已很困難了,于是周恩來總理當場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場。此時,毛澤東對自己健康狀況是很清楚的。

  1974年,毛澤東81歲。隨著歲月的流逝,已是年邁多病、力難從心,內心卻變得愈來愈矛盾,心情也愈來愈沉重。8月間,經來自各地的眼科專家確診:毛澤東雙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內障,以右目為重,左眼為輕。這時,毛澤東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僅能辨別光線方位及不同色澤的光亮。手不釋卷的毛澤東,單靠稍好的左眼來工作和讀書。醫生給他服用藥物,并配合滴用眼藥水,但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病癥。根據醫生意見,決定讓毛澤東繼續休養一段時間,隨時檢查,待適當時候再做手術治療。在休息休養的日子里,毛澤東的健康狀況繼續惡化,步履蹣跚,行動艱難,他那兩腿和雙腳浮腫得像發面饅頭,沒有人攙扶就走不了路。

  1974年10月13日清晨,毛澤東的專列緩緩駛達長沙。從武漢到長沙有300多公里路程。一路沒有休息的毛澤東顯得很疲倦,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費力地走下專列,同前來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邊握手邊說:“我這一次到這里,是來養病休息的。”毛澤東住在湖南省委賓館九所。1975年2月8日,毛澤東來到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杭州。這時的毛澤東,不僅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登山,就連出門散步也很困難了。日漸嚴重的衰老和疾病,使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來越不“自由”了。

  毛澤東在杭州住了兩個多月,主要是檢查和診斷病情。雖然經過前段時間的休養,但他的身體并不比在武漢、長沙時好多少:除了雙目白內障、說話含混不清外,兩腿還時常疼痛,腳也腫得很厲害,行動更加不便。醫生建議他盡可能少看書、多運動,如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內適當做一些活動。為了診治毛澤東的眼病,有關專家組成的醫療小組提出多種醫療方案,努力阻止和減緩白內障的發展。眼科專家一致主張他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看書和批閱文件了,毛澤東卻只同意先治左眼。

  1975年4月13日,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在回北京后越來越壞,吃藥也沒有多少效果。1975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著的時間多,不愿意起來(以前在床上還是坐著多),一天也沒有同幾個人說話。但他仍密切關注著時局的發展。

  1975年6月下旬,加蓬共和國總統邦戈來華訪問。毛澤東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國首腦會晤,在病榻上并親自向對方致函道歉,這對毛澤東來說還不曾有過。信是毛澤東自己摸索著寫的。短短幾行字,歪歪斜斜地寫了九張紙。自然,這是一封當時不能公開的信。

  1975年7月23日,毛澤東對拖延已久的白內障眼病施行手術治療。當天下午,眼科專家唐由之大夫為他的左眼作了針撥手術,前后只用了不到10分鐘,手術非常順利。第二天,毛澤東的左眼能看見東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來需要戴幾天的保護眼罩。

  7月下旬做過白內障手術后,雖然毛澤東一只眼睛又可以看見東西了,但為了保護視力,除重要文件外,毛澤東平時要看的大量文件、書籍和報刊還是由身邊的工作人員讀給他聽。毛澤東平時的習慣,除了開會和找人談話外,總是整天看文件、看書。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廣泛地瀏覽各種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來調節一下。

  進入新的一年即1976年,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兩飯,行走更加困難。這種狀況,人們一般仍然都不知道。進入七八月,毛澤東已常處于昏迷狀態。

  面對這樣的健康狀況,本當好好地休養,保重身體,可是,毛澤東并沒有這樣做,他仍然以頑強的毅力堅特每天看文件、看各種圖書報刊,其中也包括歷代碑帖、字帖和古今名人墨跡、手書、手稿、手札等。醫生建議他少看書或不看書,但他一天也沒有少看,一天也沒有不看。據筆者當年的記錄,從1972年10月12日到1975年的1月12日,整整3年零3個月。在這近1200個日日夜夜中,毛澤東就帶病翻看了數百種、上千冊的字帖、墨跡、真跡、手書等書法作品。

  晚年的毛澤東,特別是在病魔纏身的歲月里,為什么還孜孜不倦、苦心鉆研各種碑帖、字帖和古今名人墨跡、真跡、手書、手稿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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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因為閱覽學習鉆研歷代書法作品是毛澤東一生的愛好,一生對此都有濃厚的興趣。

  毛澤東無意、也無心成為書法家,因為他一生都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利益,為中國各族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學習書法,練習書法只是毛澤東一生的業余愛好。盡管主觀上并沒有成為書法家的欲望和追求,但毛澤東幾十年不懈地努力,加上他本人的天才和智慧,因此,毛澤東已被專家、行家公認是當代最著名的書法家,他的書體已被人們譽為“毛體”。這己經是當今世人公認的事實。毛澤東在書法上的造詣和成就是他本人幾十年堅持執著、從不滿足、從不懈怠、苦苦鉆研和學習練習的結果。這就叫做“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負有心人”的道理。對于這一點,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陳秉忱老先生曾在《回憶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書法活動片斷》一文中說:

  “我們從僅存的一張明信片(指毛澤東青年時代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寫給羅學瓚的明信片。——筆者注)的字跡來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晉唐楷書和魏碑的影響,用筆緊嚴而又開拓,是有較深功力的。在延安時期,領導抗戰和建黨,工作、著作任務那樣繁忙,毛主席仍時常閱覽法帖(閱過的晉唐小楷等帖,一直帶在身邊)。……全國解放后,更多地閱覽法帖。1949年出國(率中國黨政代表團第一次訪問蘇聯——筆者注)訪問時,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隨。1955年開始,指示身邊工作人員廣置碑帖。二十年間,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約有六百多種,看過的也近四百種,‘二王’(指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筆者注)帖及孫過庭、懷素的草書帖,則是時常批閱。毛主席不但博覽群帖,而且注意規范草書,如古人編輯的《草訣要領》和《草訣百韻歌》等帖。”(陳秉忱:《回憶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書法活動片斷》,《書法》1980年第2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一段時間,毛澤東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傾心譜寫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篇章,工作千頭萬緒,日理萬機,夜以繼日地操勞。但是,他仍然擠出時間閱覽、臨摹和研究各種碑帖。這一時期,他閱覽、臨摹較多的是草書字帖。對于這一點,我們從1958年10月16日毛澤東致田家英的信中可以看出。這封信全文是這樣寫的:

  田家英同志:

  請將已存各種草書字帖清出給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訣歌。此外,請向故宮博物院負責人(是否鄭振鐸?)一詢,可否借閱那里的各種草書手跡若干,如可,應開單據,以便按件清還。

  毛澤東

  十月十六日

  (《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頁。)

  田家英當時是毛澤東的秘書。信中提到的于右任是現代書法家,他曾長期擔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千字文”是指于右任選用歷代草書名家的草字雙勾而成的《標準草書范本千字文》。鄭振鐸當時任文化部副部長。

  關于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博覽群帖,練習書法的事,當時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逄先知的回憶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介紹:“毛澤東可說是當代一流書法家,尤其擅長草書。他喜歡看字帖,特別是草書字帖,這是他的重要娛樂活動,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書中,毛澤東最喜歡懷素的草書。他多次要過懷素自敘帖。我們見到懷素的字帖,只要是好的,就買下來給他送去。1961年10月27日,毛澤東要看懷素《自敘帖》,并指示我們,把他所有的字帖都放在他那里。從此,我們就在北京和外地,買來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放在他的臥室外間的會客室里,擺滿了三、四個書架。在他臥室的茶幾上、床鋪上、辦公桌上,到處都放著字帖,以便隨時觀賞。1964年12月10日,毛澤東要看各家書寫的各種字體的《千字文》字帖。我們很快為他收集了30余種,行草隸篆,無所不有,而以草書為主,包括自東晉以來各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智永、懷素、歐陽詢、張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趙孟頫、康熙等,直到近代書法家于右任的作品。”“除了買字帖供毛澤東觀賞,我們有時還到故宮借一些名書法家的真跡給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陳秉忱向故宮借了20件字畫,其中8件是明代大書法家寫的草書,包括解縉、張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等。”(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頁。)

  1966年8月以后,毛澤東從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搬到中南海游泳池居住。在這之前,田家英、陳秉忱、逄先知等先后為毛澤東收集、購買、配置的約六百多種歷代碑帖和名人墨跡等書法作品有一部分也一并搬放到了游泳池。我們從晚年毛澤東會見外賓的電視新聞報導中,常常可以看到,游泳池會見廳里的書架上、沙發旁邊的茶幾上,會見廳中間的小圓桌上,還有他的辦公桌上、臥室的床上,到處都放有名家字帖、名流墨跡。工作之余、飯前會后,只要有空,他老人家就閱覽、揣摩字帖。有時一邊欣賞,一邊還用手在自己的腿上臨摹、比畫。有許多的字帖如《王羲之真跡》、《懷素的自敘帖真跡》、《三希堂法帖》、《明文徵明墨跡選》、《張旭草書李青蓮序》、《懷素書秋興八首碑帖》、《元鮮太常趙文敏合書千字文真跡》等等,他老人家百看不厭。

  田家英、陳秉忱、逄先知他們幾位都是很愛好書法并在書法方面很有研究的。田家英為研究清代歷史,從50年代中期開始,長年堅持在全國各地收集清代文人學者和書畫名家的墨跡,“其所收作品之富之精,在個人收藏中堪稱海內一大家”(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7頁。)他對清代各個時期著名人物的墨跡和書法精品是很有研究的。陳秉忱是清末山東著名金石大家陳介琪之曾孫,家學淵博。1937年參加革命,后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他于文學、書法、繪畫、金石等有深厚的根基。逄先知自為毛澤東管理圖書以來,按照毛澤東的需要,先后從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多次非常用心地為毛澤東選購、借閱字帖。他們三位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10多年里先后為毛澤東購置了六百多種字帖。不能說這是我國歷代書法精品的全部,但可以說它是我國歷代書法的代表之作。由于田家英的特殊愛好,清代的名人墨跡、碑帖尤為齊全。毛澤東晚年對這些書法作品非常喜愛,六百多種字帖反復閱看,很快這些就不再能滿足他學書鉆研、觀賞休息、調節的需要了。到了70年代,他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地指示我們為他繼續購置、借閱各種字帖,北京各大圖書館和有關研究部門找差不多了,又指示我們專門到南京、上海等地去借閱。僅1974年下半年,筆者經手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為毛澤東借用的各種字帖就達165種342冊。據當年的借書登記統計列表如下:

  單位 種數 冊數

  北京圖書館 51 113

  南京圖書館等 46 88

  上海圖書館等 42 48

  中央辦公廳圖書館 9 13

  北京其他圖書館等 17 80

  合 計 165 342

  在為毛澤東圖書服務的實際工作中我們知道,1974年上半年,毛澤東看書看得較多的是笑話書。從1974年4月起,毛澤東的興趣好像又開始逐漸轉到閱覽字帖、墨跡上來了。從當時毛澤東借書登記的情形來看,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看書看得較多的就是歷代法帖、名人墨跡等書法作品。1975年毛澤東還看過不少的字帖。直到1976年2月,他老人家還要我們為他購買過兩種字帖。1974年底從南京、上海等地借來的88種136冊字帖,他一直放在身邊。記得當時這些字帖借出大半年后,上海、南京方面大概有些不太放心,因此常來電話詢問。1975年9月17日上午,張玉鳳同志打電話告訴我:“已請示首長同意,借上海、南京的字帖、墨跡,已退你們的可以退還他們,沒退的暫時不退還,首長還在看。”她要我轉告上海、南京的同志:“沒有退還的字帖、墨跡,首長還在用。待首長用完之后再退還你們。”我及時把這個意思轉告給了上海、南京的同志。后來,我查閱主席借書登記本,上海、南京借來的字帖、墨跡,他老人家一直放在身邊反復閱看,直到1976年病中還時常翻閱。

  如果說,毛澤東晚年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是名副其實的書籍的海洋,那么,毛澤東十分喜愛的歷代碑帖、字帖和名人草書墨跡等就是這浩瀚大海中的璀璨的明珠。滿滿幾書架的歷代碑帖、字帖,一冊冊裝幀獨特、別致的歷代名人墨跡、詩稿、手札,其中許多都是50年代購置的,這些一直伴隨著他老人家20多個春秋,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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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鉆研學字學書、學習中國歷史、學習中國文化的需要。

  毛澤東曾說過:“學字要有帖”(劉錫山:《毛澤東的書法藝術》,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頁。)學習書法,要對照字帖,用心研究,反復臨摹練習。這是歷代諸多前人學書的基本方法,也是毛澤東學書的基本經驗。毛澤東青少年時代開始學習書法時,就是從臨摹字帖開始的。在為毛澤東服務工作中,我們知道,毛澤東晚年學習、練習書法,仍然非常喜愛研究臨摹碑帖,直到生命垂危的歲月,他老人家還一直喜愛閱看歷代草書字帖和各代名流、學者的墨跡與手札。毛澤東曾說過:“字要寫得美,必須勤磨煉。刻苦自勵,窮而后工,才能得心應手。”(董志英編:《毛澤東軼事》,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頁。)毛澤東的字所以寫得好,所以能書寫迅疾,隨意揮灑,自成一體,獨具一格,在書法上獲得很大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幾十年堅持不懈而又從不滿足地博覽群帖,刻苦臨摹和練習、鍥而不舍、垂老不倦地下功夫。

  毛澤東對我國延綿數千年的書法藝術遺產的學習研究和臨摹練習并不局限在書本上,也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學習研究的范圍很廣,就是在環境惡劣、生活艱難的戰爭歲月,就是在戰火紛飛的行軍路上,只要一碰到石刻、碑文、字匾,他都非常虛心而又饒有興趣地學習研究臨摹一番。他很善于從歷代碑帖中汲取精華,博采眾長。

  1935年1月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之后,中央紅軍贏得了長征以來的首次大勝—婁山關大捷,打破了婁山關守敵所謂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不可戰勝的神話。婁山關位于貴州省遵義城北險峻的婁山上,是由貴州進入四川的重要關口,是防守貴州北部重鎮遵義的要沖,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婁山關雄踞婁山山脈的最高峰,周圍山峰峰峰如劍,萬丈矗立,直插云端。關上有茅屋兩間,石碑一通,上刻“婁山關”三個大字。當毛澤東隨著勝利的中央紅軍沿著十步一彎,八步一拐的羊腸山路來到地形十分險要的婁山關上時,如海的蒼山,破舊的茅屋好像并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注意,而當他看到石碑上的“婁山關”三個紅漆大字時,卻停住了腳步,饒有興趣地問身邊的陳昌奉等同志:“‘婁山關’刻碑干什么?”陳昌奉等同志一時都回答不出來。他便給大家解釋說:“關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為界,區分和標志地名。”接著,他又從書法藝術的角度向大家講解了“婁山關”三個字的特點和價值。他稱贊“婁山關”三個大字寫得蒼勁,像峻峰那樣挺拔屹立,運筆如飛。“婁山關”三個字不僅寫得很好,而且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獨運,維妙維肖。所以,毛澤東在頗有情致欣賞時,還反復揣摩,不斷用手在筆畫上臨摹運筆,口中感嘆道:“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于何代。”

  說到毛澤東在過去戰爭歲月行軍轉移途中喜愛欣賞石碑、石刻之事,還流傳著一些小故事。一次,在廣東和江西交界處的梅嶺關上有塊石碑,碑上還刻有很好的碑文書法。當毛澤東行軍轉移來到這里看到這塊石碑時,仔細觀賞,還告訴隨行人員說,此地是分界要地,是古代戰場,因而立有石碑刻有碑文。還有一次行軍作戰來到武夷關,武夷關附近有一座廟,廟內有不少的石刻、碑文。毛澤東看到這些石刻、碑文如獲至寶、駐足觀賞,細心揣摩。他說:“中國廟宇古色古香,也是書法勝地,許多古廟都有很高造詣、價值很大的書法藝術,許多字真是妙筆生花,栩栩如生,堪稱書法藝術的寶庫,我們應該很好研究和學習。”(董志英編:《毛澤東軼事》,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6頁。)

  毛澤東學習練習書法,臨摹過大量的字帖。時間的流逝,征途的滄桑,道路的曲折,生活的艱難困苦,以及個人家庭生活中的風風雨雨,都不曾影響毛澤東對書法始終如一的愛好和追求。直到1976年9月他老人家逝世前,我還在他的會客廳里親眼看到,小圓桌上放著的《支那墨跡大成》(第1、2、4—12卷,共11冊)、《宋徽宗書詩卷》、《宋徽宗趙佶草書千字文》三種字帖,有的是翻開放的,有的夾有白紙條,有的折疊起來。《宋徽宗書詩卷》這冊中還夾著一支他老人家晚年最喜愛用的上海中國鉛筆一廠生產的8B鉛筆,筆桿六面形,淺藍色,筆芯黑而粗軟,削好的筆尖已磨損許多。仿佛他老人家剛才還在閱覽臨摹。

  這一冊又一冊的字帖、墨跡、手書、手札,是毛澤東學字學書的范本。它們默默地而又最真實地記錄了毛澤東學字學書的執著追求與艱辛歷程。

  毛澤東晚年除了從歷代碑帖、字帖和古今名人墨跡、手書、手稿等書法作品中學字學書之外,還常常把這個過程看成是學習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過程。這也是毛澤東涉獵傳統文化的一個獨到之處。

  我們知道,毛澤東晚年偏愛看的是有風格的、字大而清晰的、開本適宜的、線裝版本的草書和古今名人的詩書字帖及墨跡。例如:下面的這些墨跡、真跡、詩稿、詩卷等書法作品,都是毛澤東最愛看的、且看過多遍,一直放在游泳池住地會客廳、辦公室、臥室等觸手可及的地方以便隨時翻看。

  松雪草書墨寶 1冊

  宋米襄陽天衣禪師碑 1冊

  元趙文敏歸去來辭真跡 1冊

  明文征仲行書西苑詩真跡 1冊

  明文征仲行書感懷詩真跡 1冊

  明文征明書大字詩卷真跡 1冊

  明文征明書漁父詞十二首真跡 1冊

  明董香光墨妙四種 上、下冊 2冊

  明王覺斯草書入秦行真跡 1冊

  明祝京兆草書五云裘歌 1冊

  祝枝山寫赤壁賦墨寶 1冊

  玉蘭堂百果園 1冊

  文待詔騰王閣序真跡 1冊

  祝京兆草書艷詞墨跡 1冊

  史閣部草書杜詩真跡 1冊

  史閣部為江文石先生書云洲子歌 1冊

  明廬忠肅公象升草書手跡 1冊

  白陽山人行草詩卷 1冊

  黃山谷發愿文墨跡 1冊

  張文敏公真跡 1冊

  邵二泉詩卷真跡 1冊

  板橋書道情詞墨跡 1冊

  徐天池行草詩卷 1冊

  唐鄭廣文草書大人賦墨跡 1冊

  宋仲溫草書杜子美詩 1冊

  明莫云卿草書山居雜賦卷 1冊

  王鐸書草書詩卷 1冊

  平湖秋月 1冊

  完白山人四體書 1冊

  明臣墨跡(上、下冊) 2冊

  何子貞木假山記大楷書 1冊

  元趙孟頫書青山白云吟 1冊

  元趙文敏天冠山題泳真跡 1冊

  小萬柳堂書蘇詩 1冊

  海山仙館藏真 1冊

  沈石田書詩冊 1冊

  蘇文忠書愛酒歌真跡 1冊

  屠赤水先生手寫園詠五十首 1冊

  明史閣部杜詩 1冊

  清劉石庵行楷四種 1冊

  清張廉卿座右鉻(上、下冊) 2冊

  錢南園叢帖 (3—6冊) 4冊

  鮮于樞書石鼓歌 1冊

  僧懷素草書千字文 1冊

  懷素自敘帖真跡 1冊

  唐懷素論書帖 1冊

  唐懷素小草千字文墨跡 1冊

  僧懷素書四十二章經 1冊

  唐釋懷素圣母帖 1冊

  岳武穆書出師表 1冊

  董其昌書山抹微云詞 1冊

  董其昌書海市詩 1冊

  鄭板橋書重修文昌祠記 1冊

  劉石庵行書 1冊

  張旭草書李青蓮序 1冊

  王覺斯草書墨跡 1冊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跡 1冊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 1冊

  懷素書秋興八首 1冊

  清道人書大鶴仙人詩稿 1冊

  劉石庵相國墨跡第一集 1冊

  上田桑鳩先生草書范本 1冊

  玉虹鑑真貼 24冊

  祝枝山書秋興八首 1冊

  王陽明書矯亭記七言詩真跡 1冊

  蘇東坡清虛堂詩 1冊

  米南宮手札 1冊

  蘇米合壁 1冊

  王夢樓壽屏十二軸全冊 1冊

  何蝝叟行書墨跡 1冊

  王文成公書矯亭說真跡 1冊

  何子貞臨麓山寺碑 1冊

  梁山舟先生墨跡 1冊

  遺民為僧之遺墨 1冊

  白云居米貼 卷1—12 12冊

  翁松禪寫書譜墨跡 1冊

  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1冊

  王覺斯詩冊墨跡 1冊

  姜西溟先生墨跡 1冊

  宋拓方園庵記 1冊

  曾賓谷章口三山聯句 1冊

  元鮮于太常趙文敏合書千字文真跡 1冊

  北山移文合壁 1冊

  明莫廷韓詞翰冊 1冊

  明王鐸行書詩卷 1冊

  王夢樓自書快雨堂詩稿 1冊

  王夢樓法書第二集 1冊

  荊谿十景六十自壽詩 1冊

  快雪堂法帖(1—5) 5冊

  戲洪堂法書(1—16) 16冊

  梨山園帖(1—10) 10冊

  懷素藏真律公二帖石刻 1冊

  褚書陰符經懷素山居詩 1冊

  大鶴山人詩匯冊 1冊

  書譜 1冊

  趙孟頫書壽春堂記 1冊

  明文徵明墨跡選 1冊

  蘇軾豐樂亭記 1冊

  宋黃山谷書墨竹賦等五種 1冊

  養泉齋遺墨 1冊

  元鮮于樞書透光古鏡歌說明 1冊

  明陳白陽草書詩帖 1冊

  元鮮于樞書王安石詩 1冊

  董玄宰草書 1冊

  平遠山房法帖 1冊

  明唐荊川草書詩稿真跡 1冊

  祝枝山草書杜詩 1冊

  明董文敏日詩月詩 1冊

  明董文敏行書李太白詩墨跡 1冊

  明董文敏虎丘詩真跡 1冊

  宋拓中興頌 1冊

  劉文清公法書 1冊

  岳飛帖 1冊

  放大古法帖 上、下冊

  聽雨樓法帖 1函8冊

  揮墨軒集古帖 1函16冊

  楹聯墨跡大觀第4冊 高野候編輯 1冊

  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 1934年出版 1冊

  南宋趙孟堅自書詩 文物出版社出版 1冊

  話山草堂帖 1函6冊

  筠清館法帖 1函6冊

  話雨樓法書 1函8冊

  采真館帖 1函6冊

  魯迅手稿選集三編 1冊

  ……

  這個目錄當然不是毛澤東晚年所看碑帖、字帖、墨跡、真跡、手書、手稿等書作的全部,但從中我們約略可以看出:毛澤東晚年很愛看的都是歷史名人、名篇、名句書作。書作中有歷史,書作中有文化,書作中有故事。看字帖、墨跡、手稿等書法作品,就是學習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和文化。

  筆者還清楚地記得,從1974年4月開始,毛澤東看碑帖、字帖、墨跡逐漸增多,后來越來越多,到了8月份,筆者每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全國到處找字帖。北京各家圖書館、博物館找遍了,又到南京、上海等地去查找。為毛澤東選找字帖、墨跡就成了我們這一時期服務工作的中心任務。

  從7月31日到8月14日,整整半個月時間,在北京有關單位找出來送給主席的字帖一共是92種174冊。根據我們當時的記錄,除當時他老人家看后陸續退還有關單位的之外,還有21種字帖一直放在他的身邊。

  這21種字帖墨跡,毛澤東一直留在他的身邊,后來還時常翻閱。我們看到,這些字帖除個別之外幾乎都是線裝本,字都比較大,也比較清楚,差不多也都是行書和草書。21種中近一半書寫的是古詩或古文,使閱讀者既可以品味書法藝術,也可以欣賞古詩古文,學習中國歷史知中國文化,可謂一舉多得。例如,有一種叫《楹聯墨跡大觀》的字帖,這冊中有趙書禾行楷“與人相見以誠,造物所忌者巧”的聯句,毛澤東在閱看中用紅鉛筆在聯句旁畫了兩個大圈。還有一冊《玉虹鑒真帖》中寫有毛澤東很愛讀的唐代早逝詩人李賀的詩,李賀字長吉,毛澤東在這一冊封面題簽字旁用黑鉛筆寫了“李長吉詩”四個字,并用紅鉛筆在這四個字的旁邊粗粗地畫了一條曲線,在字的上面又畫了一個大圈。《玉虹鑒真帖》是套帖,一套24冊,在其中一冊寫有19首古詩的封面上,主席又用紅鉛筆在封面上畫了兩個大圈,表明他對這冊字帖的喜愛。還有《懷素自敘帖真跡》等有關懷素的字帖,毛澤東更是愛不釋手,百讀不厭。1974年,日本首相太平正芳來我國訪問時,毛澤東在他的游泳池住地親切地接見了他,并十分高興地將他自己非常喜愛的一冊《懷素自敘帖真跡》親手贈送給太平正芳。使太平正芳高興得連連向主席鞠躬感謝。還有《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和《南宋趙孟堅自書詩》這兩種字帖,毛澤東也都有圈畫。這些都從一個側面說明,毛澤東看字帖,不光是在看字,而且是在看詩、看文。他老人家看字帖、看墨跡,實際上是又一種形式的看書。特別是有風格的草書,書寫的內容又是思想性、藝術性較高的詩詞、文賦等,這樣的字帖、墨跡是毛澤東最愛看的。這是毛澤東晚年讀書生活的一大特點。

圖片

  第三,為了休息、調節,也為了轉移、緩解內心深處復雜的情感。

  筆者認為,毛澤東晚年每天不停地看書(包括看字帖、名人墨跡、手書、手札等),除了上述的兩個方面屬于主觀方面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客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黨事、國事、家事等多方面的情況,使毛澤東晚年精神遭受很大的損耗,身體受到很大的損害、感情遭受很多的創傷,使他時常感到憂慮、不安、痛楚、孤獨、寂寞、悲涼。這種情境下的看書,看字帖、看墨跡、看書法作品,顯然有著排遣煩悶的功用。

  我們知道,毛澤東晚年讀書的興趣仍然是很廣泛的。他每天的習慣,除了開會和找人談話外,總是整天看文件、看書、看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廣泛地瀏覽各種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特別是名人字畫、墨跡、真跡,笑話、詩話、楹聯等等來調節一下。放松一下大腦,調節一下身體,讓內心的孤獨、寂寞、痛楚、悲涼得以轉移。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過:工作之余,看看名人字畫、墨跡,這也是一種休息。在這種情境下的讀書、看字帖、看墨跡、看真跡等,一般是以瀏覽為主,批畫較少。根據時間和環境,看多少就多少,看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顯得比較輕松隨意。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人,而且身患多種疾病,每天還有大量的工作,老長時間地閱看文件、還要看《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嚴肅正史,自然會很累的。很需要休息,很需要調節。怎么休息?怎么調節?毛澤東有他獨到的做法,看正書看久了,看累了,就換著看閑書,看輕松的書,字帖、墨跡、書法真跡等就是他常看的休閑書籍。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毛澤東晚愛看的《魯迅手稿選集三編》(線裝本)也是這樣的書籍。

  服務工作的實踐,使我們逐步認識到,毛澤東晚年翻閱字帖、墨跡,更多的已經不是在研究書法藝術,而是自我放松,調節大腦的一種方式。毛澤東生命的最后幾年,因體弱多病,連喜愛的游泳、散步等活動都不能堅持了。會見外賓時站立、行走都很困難,全靠張玉鳳、吳旭君等同志的攙扶。但他老人家每天還是不停地看文件、看資料、看書,這種書看累了,又換一種書。根據筆者當時的記錄,1975年下半年,有一段時間,毛澤東還看過小人書。1974年底1975年初,這段時間毛澤東還常聽京劇錄音和侯寶林等說的相聲。看笑話書、小人書、欣賞名人字畫、聽京劇、聽相聲,這些都是晚年毛澤東的娛樂活動,也是他休息調節的重要方式。出于這種實際情況的考慮,我們的服務工作就不能僅從學習書法藝術的角度出發了。我們在字帖、墨跡的挑選上既要考慮到他原有的喜好(老人家喜歡行書和草書,特別是草書更喜愛)。又要考慮到他當時的身體狀況、健康條件、視力情況。就是說,既有書體的要求,又有書寫內容的要求,同時還要兼顧有開本、裝幀、式樣、墨跡等要求。除了字體和書寫的內容要是他老人家喜歡的,我們找來的書和字帖等,字要印得大些、清楚些,因為他老人家晚年視力減弱,字小看不清;本子要小一點、輕一點,他老人家體力不支,常常半躺在床上看書,書太厚、太重、太大,他老人家拿著不方便。這些具體要求都是我們選書、選字帖墨跡時必須考慮到的。

  如果說游泳、散步、爬山等運動增強了毛澤東的體質,使其以旺盛的精力投入革命工作,那么,一生不懈地博覽群書、學字學書、鉆研書法,則為毛澤東的精神生活帶來愉悅和享受。毛澤東一生愛好書法,愛好欣賞名人書法、墨跡。一冊冊古今名人字帖、墨跡、真跡等書法作品一直陪伴著毛澤東度過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作者系毛澤東晚年圖書服務管理工作人員、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干部局原局長。本文摘自《毛澤東晚年讀書生活20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9—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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