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認識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認識”與“實踐”的關系又是其認識論的核心內容，毛澤東將其等同于中國古代哲學的“知”與“行”。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毛澤東總結和提煉中國革命經驗，批判繼承中國傳統的“知行觀”，全面闡述了他的“知行統一觀”，從三個方面，即認識論涉及的基本問題、認識論與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促進認識論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唯一正確方法——調查研究，系統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知行觀”是任何一個哲學家都不能回避的基本命題，也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思想家，自春秋戰國時期以來，就爭論不已的重要論題。在中國傳統的知行觀中，“知”主要指道德領域的良知，“行”則是指其踐履。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之前的哲學家，主要是圍繞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難易、知行輕重四個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其主要對立觀點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分離”“知行合一”;“知易行難”“知難行易”，等等。毛澤東則與他們有根本的區別，他的認識論(知行觀)，是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動的革命反映論。

一、行與知的統一

早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學習期間，毛澤東受其老師楊昌濟的影響，研讀哲學就成為他的酷愛。雖然那時他還沒有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但他在步入學界之初就已經顯露出和同時代多數學者的不同，表現有務實求真的傾向。他最早的讀書筆記《〈倫理學原理〉批注》中寫到：“倫理學之正鵠在實踐，非在講求”，“倫理學示人生正鵠之所在，有裨于躬行”。[《〈倫理學原理〉批注》(1917至1918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15頁。]他那時“讀有字之書，又讀無字之書”的學習態度，深刻影響了毛澤東的人生。

接受馬克思主義后，毛澤東逐漸成為中國現當代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知行觀”中某些合理的見解，如重視“習行”，強調“親知”和“效驗”，以及“知行相資以為用”的主張等，并對之進行有了全新的改造和深刻的解讀。毛澤東關于“知行觀”的代表作是1937年7月成稿的《實踐論》[以下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出自《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98頁刊載的《實踐論》。]。他在《實踐論》中將傳統的“知”和“行”轉化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實踐”;將“認識”劃分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將“實踐”拓展成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為實踐主體的廣義實踐，實現了對傳統“知”與“行”的超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學基礎。

和一般的哲學家不同，毛澤東撰寫《實踐論》不是為了參加泛泛的哲學爭辯，而是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斗爭性。他在為《毛澤東選集》發表此文時所做的題解中明確寫道：“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為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為《實踐論》。”

《實踐論》原是毛澤東當年為抗日軍政大學學員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講稿的一部分。1950年12月29日第一次以《實踐論》為題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時，加上了一個副標題“論認識和實踐——知和行的關系”，《實踐論》集中闡釋了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

第一，在知與行孰先孰后的問題上，毛澤東強調“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他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毛澤東深刻地闡明馬克思主義科學的認識路線，即“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澤東不僅在理論上，更是在實踐中踐行他的知行統一觀。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頁。]

第二，在知行分合問題上，毛澤東認為，“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并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成為事物。”[《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頁。]他指出：“只有辯證唯物論，正確地指出思維的能動性，同時又指出思維受物質的限制。指出思維從社會實踐中發生，同時又能動地指導實踐，只有這種辯證法的‘知行合一’論，才能徹底地克服唯心論。”[《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1937年)，《抗戰大學》1938年第1卷第6期，第125頁。]他在《實踐論》中提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第三，在知行難易問題上，毛澤東指出“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他認為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然而思想落后于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是因為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緣故。毛澤東在和張聞天討論孔子“過猶不及”觀點的信中指出：“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實踐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致張聞天》(1939年3月20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頁。]他既批評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他們過高估計“行”的困難，其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向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后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后拉，開倒車;又批評“左”傾教條主義，他們沒有充分估計“行”的困難，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

第四，在知行輕重問題上，毛澤東特別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毛澤東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系;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系。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充分肯定經過實踐檢驗的理論所具有的反作用，主張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他引用列寧的觀點，“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怎么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頁。]，表達他對經過實踐檢驗的規律性認識，對于指導和推動社會實踐中的重要作用。

毛澤東不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科學概括和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批判繼承了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知行觀，對傳統哲學家關于“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難易、知行輕重”四個命題，進行了全新的科學闡釋，首次科學闡明了長期爭論不休的知行關系問題，從而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觀。而且，毛澤東還創造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新境界。

毛澤東曾經說過：“關于實踐到感性認識，再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的道理，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講清楚，列寧也沒有講清楚。”[《關于人的認識問題》(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頁。]他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對此，毛澤東指出：“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著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

毛澤東特別強調“兩個飛躍”，就是在實踐的基礎上從感性認識能動地飛躍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能動地飛躍到實踐。他認為只有經過第一次飛躍，才能使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才能發現真理(或規律性);只有經過第二次飛躍，才能檢驗真理或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正確與否，才能變主觀為客觀，達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他曾運用這一觀點，深刻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頁。]這是毛澤東所指明的解決主客觀矛盾的辯證途徑。

不僅如此，毛澤東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出發，進一步深入分析指出：“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后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于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于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

二、知行觀與群眾路線的結合

毛澤東“知行觀”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始終堅信人民大眾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是社會實踐的主體，并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科學思想武裝億萬民眾。因此，他的“知行觀”，不僅處處閃耀著唯物辯證法的光芒，而且充溢著唯物史觀的精髓。毛澤東認為要解決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實現主客觀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還必須要在認識論上堅持正確的群眾觀。他用中國語言和中國風格的“知行統一觀”，促成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有機結合。

其一，毛澤東研讀和闡釋新的“知行觀”，不是講求學理的辨析，他明確指出“哲學的研究不是為著滿足好奇心，而是為改造世界。”[《讀米丁等著沈志遠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一書的批注》(1937年7月以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頁。]他認為“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人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1963年5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頁。]

其二，毛澤東把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作為社會實踐的主體，他說“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

其三，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不僅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實踐主體，而且是考究一切社會實踐是非成敗的主要評判者。他曾經苦口婆心地告誡各級領導干部“在我們的干部中，大概還有不少的人，不明白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制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如果我們的同志不懂得這一點，那就一定會到處碰釘子。”[《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59頁。]他認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務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頁。]他號召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并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1963年-1965年)，《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頁。]

其四，由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所決定，毛澤東認為“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切實執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頁。]他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如何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了生動明了的闡述：“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

毛澤東特別強調“社會實踐”和“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強調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是人的正確思想的來源。他認為實踐是人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進行的。從而深刻揭示了實踐活動的社會本質，說明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把認識論、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高度統一起來，大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論寶庫。

三、全面踐行其“知行觀”的唯一正確方法——調查研究

毛澤東一方面基于唯物論的觀點強調：“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于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同時，他承認“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或“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為直接經驗。”他認為“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長，如?頭是手臂的延長，望遠鏡是眼睛的延長。”[《關于人的認識問題》(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頁。]他曾經形象地指出：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于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頁。]

為了更好地認識和掌握客觀世界，毛澤東在投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摸索和總結出促進客觀認識世界的重要工具——調查研究。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做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頁。]。他在編輯整理《興國調查》時寫道:“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興國調查〉前言》(1931年1月26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頁。]毛澤東從完成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的高度，強調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我黨現在已經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地組織革命的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31頁。]

毛澤東畢生致力并大力倡導調查研究，他本人在民主革命時期領導開展過三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活動，即在探索開辟中國式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在開展延安整風的過程中和在摸索創建新中國的政策策略過程中(圍繞貫徹落實《中國土地法大綱》為中心)的調查研究。新中國成立后，從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間，毛澤東共出行58次，在外地的時間有2943天。粗略計算，毛澤東在外地的時間占其新中國成立后生涯的三分之一。[袁小榮：《毛澤東離京巡視紀實(1949—1976)》上冊，人民日報出版社2016版，前言。]27年間，平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外地奔波調研，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在毛澤東的斗爭歷程和理論體系中，調查研究既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是工作制度，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的基本手段，是確立和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中心環節，是制定和貫徹黨在各個歷史時期政治路線的必經途徑，是黨的群眾路線最主要的實現形式，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中國的具體實踐與升華。具體來講：

第一，調查研究是實現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時期政治路線的需要。毛澤東在其關于調查研究的代表作《反對本本主義》中就旗幟鮮明地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他第一次提出“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號召“到斗爭中去!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2、116頁。]并第一次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重要論斷，不久又提出“沒有正確的調查，也同樣沒有發言權”的觀點。他延安時期在回顧關于此問題的爭議時仍然表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因此，“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792頁。]。從此，圍繞黨在各個時期的政治路線，也就是黨的中心工作進行調查研究，成為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踐行馬克思主義認識路線，推動完成黨在各個時期政治路線的主要手段。

第二，調查研究是共產黨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之必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使然。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理論論述，豐富和發展了他的“知行統一觀”。

其一，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出發，深刻地指出“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關于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頁。]新中國成立后，他提出馬克思主義還必須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強調“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62頁。]

其二，毛澤東從黨性的高度，強調理論必須聯系實際。他之所以一生都強調必須開展調查研究，是基于他認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他認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頁。]“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頁。];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處更大。”“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他認為”“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800頁。]他強調“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頁。]他強調“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為克服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錯誤傾向，實現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頁。]。

其三，毛澤東要求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要把握住對立統一的觀點。對立統一的觀點，就是要求正確處理調查研究中的辯證法問題。基于實踐和認識的矛盾運動，調查研究是一個無限發展的辯證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只有自覺地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正確處理調查研究中一系列辯證關系，才能把握事物的特點、本質和規律。毛澤東曾經總結闡述了調查研究“走馬觀花”和“下馬觀花”兩種方式。他認為“走馬觀花”，可以迅速了解事務的概況，發現普遍存在的問題，但是，可能流于表面，得出的只是片面性的認識;而針對個別問題進行深入的“下馬看花”式的調查研究，也就是“解剖麻雀”，深入剖析，才能探尋事務的內部，發現其本質。他主張二者的結合。

其四，毛澤東認為在調查研究中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以更深入更準確地認識社會各階級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及其相互關系。他在談自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時，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階級斗爭”四個字，并且將其作為一種認識問題的方法論來分析中國的階級狀況，由此獲得了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因此毛澤東告誡即將去調查的同志，要“以這種觀點和方法指導自己的實踐，另方面又從實踐中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理論”。[《關于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總之，在毛澤東那里，調查研究既是認識論，也是方法論，是二者的有機統一。

第三，調查研究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重要工作方法，是黨的群眾路線的本質體現。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到何事，總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勝利的根據。”[《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宣言》(1943年7月2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頁。]他認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頁。]“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6頁。]毛澤東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進一步演繹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群眾路線，并被他稱之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作為中國共產黨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毛澤東強調調查研究必須眼睛向下，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傾聽群眾呼聲的過程;調查研究的方法，同時也是深入群眾的根本方法。

他特別告誡全黨：那種“‘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他認為調查研究，如果“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就親自指導創建了黨的信訪工作機構，并提出信訪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方針，1951年5月16日，他批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毛澤東關于必須重視人民來信的批語》(195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頁。]

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貫徹其“知行統一觀”(馬克思主義認識路線)重要途徑和方法，以最大限度最大范圍地實現廣大黨員干部，在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達到主觀和客觀的統一。

第四，毛澤東把調查研究視為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中共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關鍵，作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途徑和方法。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就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的情況”。他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第一次鮮明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他指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毛澤東認為就是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橋梁和紐帶，是肅清中共黨內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主要工具;只有調查研究，才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實事求是，才能解決中國革命道路方針政策等大大小小一切問題，調查研究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之道，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開辟中國特色主義道路的關鍵，是新時代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偉大成就的基本遵循，是按照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必由之路。

畢生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在率領億萬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奮斗歷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賦予中國傳統的“知行觀”以全新的解讀，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并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認識客觀世界、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在這個過程中，堅持實踐第一，勤于獨立思考和勇于在挫折中不斷總結經驗的毛澤東，也由一個閉塞山村的農家子弟，被鍛造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中國式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主要開辟者，遵義會議以來領導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主要領路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造者，新中國國體、政體的奠基者，中國式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成功實踐者，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最早探索者，引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世紀偉人。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本文原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4年第1期，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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