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弘畫像】

　　近日筆者有幸為吳高林先生的《資治通鑒》英譯本第三卷做校對，看到《資治通鑒》漢紀十一漢武帝元朔五年（丁巳，公元前124年）有這樣的記載：

　　（丞相）公孫弘曾經上奏漢武帝說：“十個強盜拉滿了弓，能使上百名官吏不敢向前。請下令禁止老百姓攜帶弓箭，以利于地方治安。”漢武帝將此建議交朝臣討論。侍中吾丘壽王表示反對，言道：“我聽說古代人制造出五種兵器，并不是為了相互攻殺，而是用來制止暴力、誅討邪惡。秦朝兼并天下，銷毀兵甲，折斷刀鋒，后來老百姓用農具、棍棒等相互攻擊，犯法之人日益增多，盜賊防不勝防，終因大亂而亡。因此，圣明的君主對百姓以教育感化為主，而減少防范和禁令，知道那是靠不住的……況且禁止使用弓箭的原因，是為了防止盜賊用弓箭攻殺和劫掠。攻殺、劫掠是死罪，卻不能禁絕，說明那些大奸大惡之徒對重刑并不退避。我恐怕壞人持弓箭害人而地方官吏不能禁止，平民百姓卻會因用弓箭自衛而觸犯法律，這是助長壞人氣焰而剝奪百姓的自救手段。我認為這是很不妥當的。”奏章呈遞上去，漢武帝以此詰問公孫弘，公孫弘無言答對。

　　從公孫弘看來，老百姓攜帶弓箭對官吏是一種威脅，對地方治安也構成隱患，所以一旦禁止，就可以消除威脅，去除隱患。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

　　但吾丘壽王認為：第一，如果弓箭作為一種武器，那是用于制止暴力、誅討邪惡的；第二，下達禁令禁不住壞人，反而讓好人喪失自衛的手段；第三，以秦朝為例，“銷毀兵甲，折斷刀鋒”又怎么樣？還不是短短的14年秦朝便灰飛煙滅了！第四，禁令“是靠不住的”，必須重視教化，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看到這段史記，不由得讓筆者想到前些時候網上瘋傳的一個搞笑段子，話說一位大領導到一菜市場視察，走到一肉攤前問：“肉不錯，生意怎么樣？”答：“平時挺好，今天一斤沒賣。”“為什么？”“因為您來了，顧客不讓進。”“那我買2斤。”“不賣。”“為什么？”“因為您來了，刀不讓帶。”“刀沒帶也行，就買這一整塊兒。”“那也不能賣。”“又為什么？”“因為您沒來時每斤35元，您來了一斤20元，賣一斤虧15元。”“那就按每斤35元來一塊兒。”“ 那也不賣。”“這又為啥？”“因為我不是賣肉的，我其實是個武警。”“把你政委叫來！”“政委在那邊賣海鮮。”…　

　　雖然這只是作為一個搞笑段子，但確實是真實寫照。我們對于大領導的安保工作是何等重視，又是何等精細縝密，所經沿途需要清場，兩邊樓房不能開窗，視察點的群眾由公務員假扮，買菜刀也要實名登記,雨傘也過不了安檢……這些早已不是什么新聞了。筆者感嘆：如今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咋就落到如此地步？真是悲哀！

　　過去歷朝歷代，是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是帝王將相一家之天下，統治者與老百姓是對立的關系，統治者對老百姓橫征暴斂，各級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懷恨在心，所以他們要提防著老百姓，于是“禁止攜帶弓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我們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黨員干部是人民公仆，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員干部和群眾之間是平等關系，是“魚水關系”，是“血肉聯系”，怎么會發展到提防老百姓的狀況呢？

　　無可否認，執政黨的地位，使得黨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如何正確對待群眾，如何正確對待和運用人民所賦予的權力，對每個干部來說都是一種嚴峻的考驗。有些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權力和社會資源，為自己或少數人謀取私利，侵害國家和群眾的利益；有些干部官僚主義嚴重，甚至利用職權欺壓群眾。這些現象，都會造成脫離群眾，甚至使干群關系處于對立狀態。

　　筆者注意到，當前社會存在著嚴重的仇官、仇富、仇醫、仇師等問題，很多老百姓心中窩著一把火，一點就著。究其原因，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問題，而是涉及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公平正義問題，我們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必須從制度層面加以解決，才能確保社會長治久安。

　　我們最高領導人指出：“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他說：“帶頭走好群眾路線，把心系群眾、情系百姓體現到履職盡責全過程各方面，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時回應人民群眾合理訴求，切實把好事辦好、實事辦實、難事辦妥。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具有頑固性、反復性，需要持續用力、協同發力、堅決糾治。”他還強調：“要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完善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機制，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時代群眾路線，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接受人民批評和監督，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使中國式現代化擁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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