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想要什么樣的世界呢？

　　實際上毛澤東想要的世界，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著。

　　當毛澤東還是一個知識青年時，他推崇過很多后來被他自己否定的主張。

　　當他成為一個革命者之后，他一直在致力于打翻那個舊世界。為此他首先需要建立一套能和舊世界對抗的政治、軍事、甚至思想和哲學系統。

　　具體體現為：

　　軍事層面表現為三灣改編時確立了三大原則：

　　實事求是，不搞虛假；

　　黨指揮槍，支部建立在連上；

　　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員會。

　　這三大原則保證了紅軍成為一支與眾不同的軍隊，為后來建立根據地、敵后抗日、國共決戰、以及抗美援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讓毛澤東從一介書生蛻變為真正的軍事家。

　　政治層面表現為井岡山時代：

　　根據地紀律建設；

　　提出并發展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

　　為了基層大多數而搞土地改革；

　　思想和哲學層面表現為：

　　寫下矛盾論，闡述矛盾不可避免又可以對立統一。

　　寫下實踐論，描述了實踐出真知、實踐推動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根源。

　　寫下論持久戰，清晰地指出抗日戰爭不同階段的量變與質變。

　　所以在不同的時間階段，毛澤東想要的世界一直在變。但不論怎么變，打碎舊世界之后要建立新世界的終極目標沒變。

　　新世界是什么樣子的？那肯定和舊世界完全不同。

　　所謂的舊世界，就是指導致中國近代落伍的體系。那個體系是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之上，并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政治、軍事、經濟、以及意識形態。這套體系曾經創造了中國古代歷史的輝煌，但面對完成工業化的列強卻無能為力。

　　構建一個新世界，當然就是構建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世界。其實馬克思和列寧主義，本質上就是建立在工業文明周期的大工業化思想。所以蘇聯革命勝利之后，很快便建設成為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

　　當然蘇聯革命的模式并不適合中國，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教條主義派把很多革命同志害慘了。因為中國的主體人群是農民，所以毛澤東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創建了毛澤東思想。

　　但正因為中國的主體群體是農民，才導致大建設的難度更大。原因很簡單，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過渡的本質，就是把農民變成工人。

　　農民可以打天下，但打完天下后，不能以農民的思維搞建設。

　　打天下時，可以農村包圍城市。但是建設天下時，農村包圍城市就行不通了，而是要以城市為核心推動工業化建設。

　　這其中的差距，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但是實踐起來，卻是歷史級別的難度。歷史上的王朝更迭，開國皇帝打完天下，只要修生養息一段時間就行了。但是在共和國時代，因為面臨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挑戰，絕對沒有修生養息的歷史機遇。如果修生養息，就只能繼續在農耕文明里沉淪。所以首先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要搞工業化大建設。

　　如何把農民變成工人，如何按照城市為中心搞建設，毛澤東最初心中也沒有一個定論。

　　早在1936年7月（毛澤東帶領紅軍長征到陜北不久，國共聯合抗戰尚未建立），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接受斯諾采訪。讓斯諾感到驚奇的是，當時處境并不好的毛澤東，在窯洞內昏暗的油燈下，向他長篇大論地談起了戰后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對外政策。當斯諾問及是否承認現有的外國投資，和在什么情況下外國商人能在中國經營等問題時，毛澤東就明確地提出了可以讓外國資本來投資或我們借取外債的觀點。

　　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參議會還通過了歡迎和獎勵海外華僑及外地工商界來邊區投資的提案。隨后邊區政府就得到了外援，相繼建立了延安難民毛巾廠、振華造紙廠、橋兒溝化工廠、光華制藥廠等，有力地增援了敵后根據地的發展。

　　——也就是說，在處境最為艱難的情況下，毛澤東心中仍然有一幅開放的工業化建設藍圖，并且做了相應實踐。

　　但毛澤東并不是盲目利用外資，而是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讓廣大老百姓獲得好處。他表示，“中國過去未能利用外國資本使中國人真正得到好處，外國資本給群眾帶來的好處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好處。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于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

　　即便戰爭最繁忙的時候，毛澤東也沒有忘記工業化建設。

　　1944年，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福爾曼時表示，“我們需要外資并歡迎外國政府與外國資本家到解放區來投資。現在，中國是落后的國家，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外國的投資。中國工業化須在外國資本的幫助下才能做到。”

　　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并不是只對國外記者說，也對黨內同志說。1944年8月，毛澤東在寫給博古的信中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

　　不僅在黨內說，而且還寫在重要文件里。1944年8月18日，黨中央發出的《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雙方有利的原則下，我們歡迎外國投資與技術的合作。我們鼓勵自由競爭及個人企業，并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則下，我們將允許并歡迎外國在我們的統治區內向商業及投資。”

　　毛澤東甚至還把這些想法寫在理論文件中。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明確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時不放棄爭取外援，才是發展經濟的正確道路。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對利用外資有完整的論述，“為著發展我國工業，需要大批資本。”

　　——那個時期的毛澤東，只是想要建設工業化社會，并沒有優先發展重工業或輕工業的傾向。其實那時候只是想搞建設，但還沒有想好先搞啥。但黨內其他同志，比如主管黨務的劉少奇觀點就很明確，先搞輕工業。

　　1948年12月，劉少奇在給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做報告時表示:“農業與輕工業是我們的重點”，因為“歷史上的國家，要從輕工業方面積累資本之后，才能建設重工業”。

　　一是因為“輕工業可以賺錢，也容易辦些，又不用很多資本。”輕工業發展了，才能“積累繼續發展工業的資金”。

　　二是因為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可以把勞動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

　　劉少奇的這個想法，其實也獲得了很多人的贊同。1951年3月，周恩來曾在兩次會議上表示“發展工業生產，首先是輕工業生產，從公家到私人都可以發展。”

　　然而發展輕工業，也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當時打天下的那群人都是急性子，凡事都想快一點。1949年8月，《人民日報》刊登蘇聯學者的文章：“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是漫長的需要幾十年之久的道路……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之內跑完這段距離，或者是我們做好這點，或者是我們被人打垮”。

　　再加上當時的國際形勢險峻，迫切需要快速武裝起來。1950年9月，毛澤東請蘇聯頂級專家尤金做講演，尤金重述了斯大林的觀點，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質，不在于簡簡單單的發展工業，而是在于發展重工業，首先是發展重工業的核心——機器制造業，因為只有建立起重工業和自己的機器制造業，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并使國家處于不依賴資本主義世界而獨立的地位”。

　　此時，毛澤東已經逐步傾向于要先搞重工業。　　

　　但與此同時，劉少奇仍然強調要先搞輕工業。1950年和1951年，抗美援朝最激烈的那會兒，劉少奇仍然多次表態，中國的工業化應當“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為重心”。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建國思路，從那時就出現了分歧。只不過那種分歧，最初尚且處于良性階段；但是后來就演變成了另一種讓人遺憾的模式。那種演變和分歧，我在《不被理解的毛澤東》中有系統的描述。

　　但抗美援朝戰爭表現出來的急切的國防需要，以及蘇聯因為抗美援朝戰爭而改變了援助中國的態度，讓毛澤東決定，先搞重工業。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毛澤東想要與時間賽跑，短時間內搞出自己的重工業體系。

　　1951年12月，毛澤東明確提出，完成國家工業化，“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要“用一切辦法擠出錢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那么如何搞重工業呢？各部門經過“反復權衡和深入討論”，然后認定“大家認為必須從發展原材料、能源、機械制造等重工業入手”。

　　在重工業方面，蘇聯有拿手好戲。

　　沙俄帝國時代，最初彼得大帝（和康熙同時代）搞改革，就開始向工業化改進。只不過彼得大帝死后，沙俄發展較為緩慢。蘇聯誕生之后，尤其是斯大林時代，抓住資本主義1929年經濟危機的歷史機遇，徹底完成了重工業建設（具體就是從美英買買買），如此才打下了二戰中硬剛德國的基礎。

　　當時中國想要搞重工業，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蘇聯獲得援助。當時的中國駐蘇大使張聞天給周恩來寫的信就很有代表性，“中國今后的工業化方針，必須完全依靠與信賴蘇聯的援助，從一開始就建立最現代化的工廠。用不著走彎路，用不著摸索又摸索。今后，蘇聯對中國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這個方面！”

　　毛澤東對張聞天在信中的主張也很重視，批示中央開會討論。其實毛澤東本人也有此意。早在1950年春，朝鮮戰爭爆發之前，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蘇聯援助中國。但斯大林對中國有戒心，擔心中國強大起來之后，對蘇聯是一個潛在威脅。所以談判并不是很順利，蘇聯給中國的援助也很有限。

　　抗美援朝爆發之后，中國志愿軍表現出了巨大的能量，扭轉了蘇聯對中國的看法。斯大林也同意增加對中國的工業援助。

　　中國需要獲取蘇聯的哪些援助呢？中央書記處連續召開多次會議，最終確定工業建設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為輔，最后匯編成了“一五計劃”草案。

　　早在1951年5月，關于一五計劃的編寫工作就已經開始了。當時由時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的陳云牽頭，對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了一個粗線條的編寫。但編寫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一方面是各部委也不知道該如何搞建設，大家反復修改折騰。另一方面是抗美援朝戰爭還在打，重心還在打仗上，所以很多事就沒能梳理清楚。

　　1952年8月下旬，也就是上甘嶺戰役前夕，以周恩來為團長，以陳云、李富春為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前往蘇聯，同時帶著陳云那個“一五”計劃初級版本（《五年計劃輪廓草案》）。

　　他們訪問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蘇聯援助包括鋼鐵、煤、有色金屬、電力、石油化工、機器制造、飛機、坦克、拖拉機、車輛制造等在內的141個重工業項目。

　　斯大林在同周恩來等的會談中，對中國的五年計劃提出一些原則性建議，表示盡力在資源勘探、企業設計、設備供應、提供技術資料、派遣專家和提供貸款等方面給予幫助。

　　中蘇談判時，抗美援朝也在繼續打，中美在上甘嶺戰場進行了殘酷的拉鋸戰。也正是在上甘嶺戰役期間，毛澤東考察了黃河中下游，并且游覽了孔廟、孔府、孔林，和孔子進行了一場超時空對話。

　　其實毛澤東和孔子精神對話的過程，也就意味著毛澤東思想將成為指導中國在工業文明周期的意識形態，就如同儒家思想指導中國在農耕文明周期的意識形態一樣。

　　毛澤東思想和儒家思想一個最根本的差別就在于實踐。儒家思想更像一個倫理道德體系，由于輕視“勞力者”，導致制約了科技層面的實踐，從而禁錮了中國人的創造力。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是實事求是，是給“勞力者”足夠的地位和尊重，更適合工業文明周期。

　　但是大建設的過程并不順利。周恩來訪問蘇聯、以及毛澤東考察黃河下游的那段時間里，幾位地方大員陸續調回中央，其中以號稱“東北王”的高崗最為強勢。所謂“五馬進京，一馬當先”，就是形容高崗的。

　　高崗進京之后，可著勁地折騰了一陣子，不僅把自己的大好前程折騰沒了，甚至連命都丟了。那段歷史可以參照《不被理解的毛澤東》中的高崗篇。

　　高崗事件過程中，斯大林也去世了。赫魯曉夫為了推廣自己的影響力，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增加了15個援助項目，把141個工業項目提升到156個。

　　實事求是地說，蘇聯援助的這些項目，對中國初期的工業化建設大有幫助。這可能是工業文明周期迄今為止，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最大規模的重工業援助。

　　當然后來也正是赫魯曉夫，把中蘇關系搞砸了。但中國的工業化大幕拉開了，隨后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國防重工業開啟了史詩級的演化與進化，最終奠定了今天中國的地位。

　　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生產大國和工業大國的過程中，蘇聯自己卻把自己玩解體了。作為蘇聯主要繼承者的俄羅斯，過去幾十年不僅沒有在工業文明時代有所表現，甚至某種程度上還走出了“逆工業化”之路。

　　但重工業為先的工業化建設，也有諸多弊端。因為需要暫時犧牲輕工業，犧牲部分民生工程，這就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關于治國理念的分歧放大了，并且導致了后來一系列的運動。那些運動至今爭議巨大。后人對那些爭議的研究，也是一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契機。

　　這些正義性的內容，我已經系統地寫入《不被理解的毛澤東》中。如果大家感興趣，可以去瞧瞧《不被理解的毛澤東》系列文字，那里不僅有毛澤東的視角，還包括彭德懷、林彪、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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