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產生于氏族社會解體的時代，產生于農耕方式占主導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科學技術很不發達，對許多重要自然現象不能科學解釋的時代。這決定了中華文化最主要的三個思想基礎是：氏族社會的道德主義、農耕社會的人生經驗、在溫和的現世主義照耀下的宗教情感主義。西方文化的三大淵源：叢林法則、游牧文化（后來是商業文化）和宗教極端主義；與中華文化恰成鮮明的對照。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是道德主義，這種區別也常常為先秦諸子所自覺關注和重視，“人禽之辨”“夷夏之辨”和“義利之辨”，就是自覺區別于叢林法則的理論努力。

　　在古代的“德治”基礎上，中國完成了民族大融合過程，實現了“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局面。正是在大一統的基礎和人口優勢上，漢朝與匈奴的持久戰，最終以漢朝的勝利而告終。中華民族的古圣先賢的思想傳統，得以不間斷地流傳下來，并指導中國社會達兩千多年之久。在秦漢之際，匈奴“控弦之士常三十余萬”，這樣的力量足以橫掃整個歐洲和中近東。如果中國沒有在以道德主義為核心源流的傳統文化照耀之下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沒有能夠在中原大地占主導，中國歷史的演進形式就不可能與歐洲有絲毫的不同。游牧民族的封建制度也必然會如歐洲那樣在中國實施，中國結果也必然如歐洲一般四分五裂，中華文化決不會單獨在世界歷史長河中例外地流傳下來。

　　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極度不發達，勞動成果很少，生存是首要問題，有限的勞動成果只有平均分配，才能夠保障氏族成員的最低生存需要。孔子明確表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僅是一種分配上的結果平等，同時也是在生產力極端落后時代的最重要的道德內容。

　　老子的“貴柔”“守雌”也是自覺讓步的另一種表述。孫子要實現上下同欲，其前提條件當然也是當官的自覺放棄特權，以實現“官兵一致”。韓非主張實現國家動員，所有的基本生存以外的需要要全部取消，商人和儒士等被稱為“五蠹”---作為社會的蛀蟲看待，只有“耕戰”之士才是最需要的。墨子和農家的主張就更加極端一些。這所有的主張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必須在社會上“抑高就低”，實現平等，不是現在精英們主張的什么“機會均等”，而是實實在在的結果平等，即平均主義。在這樣的認識之下，精英主義者追求的實現優勢地位的一切努力，都不具有合法性。

　　由于中華文化產生于物質條件非常匱乏的時代，如果真正能夠在今天的現實中大范圍推行的話，就成為一種典型的危機管理和戰爭動員手段。近代中國能夠從百年屈辱中再次站起來，就得益于中華文化的這種精神。同時從1950年代末期開始，大陸因為民生極度困難和外敵的嚴重威脅，所以國家實際上漸次進入動員狀態，當時社會中普遍高揚的道德主義和平均主義，實際上也就是這一危機管理手段的具體要求，文革中對精英主義思想和特權階層的深刻追究，則是實現“上下同欲”所不可或缺另一個方面。

　　中華文化從根本上講，不是任何一種思辨性的科學理論，而是人們對現實道路所做的一種理智選擇。中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她在理論上多么精致優雅，而是在現實無法回避的兩種選擇中，從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出發在社會上盡量規避叢林法則，所能夠做的、最終會有利于大家的一種理智選擇。

　　先秦諸子的思想集中在安邦治國方面。周代的分封制度，近似于一種氏族擴張過程，這與古希臘的殖民制度和奴隸制度相比，具有實現民族融合上的獨特優勢。

　　春秋時代是中國獨特的國家政權形式和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確立的過程，因為道德主義在社會上的統治地位喪失，社會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這是客觀上產生了諸子蜂起的時代要求。根據《易經》的說法，諸子是“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所要解決的都是同一個社會問題，即如何用新的管理手段去填補，在道德自覺喪失之前的道德所起到的社會整合作用。所以先秦諸子的思想，沒有一個不是集中在安邦治國方面。按照孔子的說法，就是“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道家不相信有能夠取代道德整合作用的手段，所以對社會管理持極度悲觀的看法，也因此有強烈的思古情調。根據老子的說法，在古代由于社區關聯度小，而且一個團體的數目有限，所以利益關系簡單，“結繩記事”的方式就可以應付；后來利益關系日趨復雜，圣人只好“易之以書契”；書契也許沒有什么不好，但是利益復雜化就一定會脫離輿論和常識所能夠監督的范圍，而利益關系的復雜化和社區的急劇擴大，正是道德主義崩潰的主要誘因，所以“棄智絕圣”與“小國寡民”也有其深刻的內在合理性，因為這是道德自覺發生作用所必不可少的決定性條件。正是因為后世利益無法進行有效監督，所以老子主張“貴柔”“守雌”，主張相互讓步甚至是單方面讓步，所以反復訴求“弱者道之用”“圣人無私乃能成其私”“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儒家仍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力主以“仁義禮智”在社會上推廣道德教化，“大同”既然不可能，那就為實現“小康”而努力。孔子要維護周禮，并不是因為他認為它特別值得推崇，而是因為這是道德自覺發揮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線。說孔子是沒落的奴隸主貴族想開歷史倒車更是想當然，據史書記載，孔子的先人是宋國的貴族（宋是殷代遺民微子的封國），那么孔子應該是殷的遺民，他的天堂無論如何不會是周公時代，而應該是紂王以前的時代。

　　法家痛感社會管理需要強制手段，以彌補社會上個體道德自覺喪失后的種種不足。從管仲經由慎到、申不害、商鞅，韓非成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所主張的已經不是一般性的國家管理，而是希望實現國家戰備動員，以應付在強秦侵削下韓國所面臨的覆亡危險。所以韓非不僅希望在現實中走極端，主張“去五蠹之民、養耕戰之士”；而且在理論也是走極端，以批駁儒家主張來確立自己的學說，以至于徹底否定道德自覺和個人主動認同的社會作用，希望實現“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實際上極端化的法家主張必定在道德極端化，和營造全面目標認同的基礎才能實現，否則即使能夠成功，其管理成本會高到無法承受的地步。西方民族融合的反復失敗和社會長期存在的激烈階級斗爭，秦王朝的迅速垮臺就是極為重要的佐證。

　　中華文化來自先秦，后世曾經發生過比較大幅度的流變，但是沒有什么革命性的擴充和創新。戰國、漢初發展為黃老之學，以傳說中的皇帝和老子相并，同尊為道家的創始人，推崇“清靜無為”的治術。申韓指戰國后期的申不害和韓非，他們是當時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別喜好談君王馭臣之術，所謂“術”，就是循名貴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韓非則綜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術”治，慎到的“勢”治，提出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三者合一的君王統治術，對后世影響很大，司馬遷在《史記》中，把老子和韓非寫入同一列傳，稱申不害、韓非皆“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認為申韓的刑名法術之學同道家的無為而治的學說有一定的聯系。中華文化甚至融合和改造了一個外來宗教即佛教，中國人把印度佛家的“涅磐”改造成中國的“普渡眾生”，普渡眾生在多個方面都等同于革命家的“為人民服務”，極端出世與極端入世竟然圓轉如意而毫無窒礙。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談及梁武帝的有關史事時，提出佛老之學同申韓之術的聯系，“猶鼙鼓之相應”，因為，佛老“虛寂之甚”，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只能一切靠“法”來“督責天下”，這樣才能保證自己超脫“自逸”。結論是：“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毛澤東讀至此，認為，不光信佛老要靠中韓之“法”術來維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看來，申韓的法家治術，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別重要的位置，在中國的歷史上，無論是倡黃老還是尊孔孟，維持政治運作，都離不開申韓的法家體制。

　　兩漢經學把她改造成為“治道”，不注意社會整合，只關心認同感的建立；在宋儒的改造之后，被優勢階層所利用成為“禮教”，只注重社會秩序的維護，社會教化功能惡性膨脹，但是更為重要的社會整合功能喪失。理學在日本的江戶時代，經過了國家的改造后，方由自然主義的宇宙觀，演變為積極有為的國家觀，特別是國家經濟觀，從而成為日本現代轉變的動力，中國道學所推崇的自然主義的“無為”宇宙觀，必然使得保持和維護現狀的主張，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國家在組織效率上不求長進，這固然“使興師造反，背叛朝廷者不易發難”，但卻更使國家沒有動員最廣大基層的組織能力。明朝以降500年，中國并沒有完成儒家思想的近代轉化，也沒有完成儒生角色的現代轉化，明朝的儒生在治國理財方面，都是完全不合格的，明代道學家的思想空洞浮躁，不能經世致用，--這套“非理性思想”培養出來的儒生，好像那才高八斗的侯方域，這個家伙的頭腦竟然還不如李香君清楚，這種人一旦成為“精英”，那只能誤國，不能成事。

　　但是近代以來，中華文化雖然受到西方思想強烈沖擊，但是與西方基于叢林法則的意識形態始終無法進行“融合與會通”，其深層原因就是道德主義與叢林法則之間具有更深刻的對立與差異。西方人的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無遠弗屆，所以看起來上帝喜歡走極端，不喜歡中庸，不喜歡中華文化所主張的---溫和的現世主義和溫和的道德主義---人生態度。中國人在從前具有建立世界優勢實力的時候，基于人類理智和良知放棄了這一努力過程，今天的中國人（包括精英階層）也不能說是具有這樣的轉變，具備建立中國的中心地位同時把世界其余地區邊緣化的意志，所以中國不能或者無法選擇西方那樣的道路，因為中國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中國全體人口的富裕和發達，同時中國又缺乏足夠的意志和力量去把世界其余的地區進行邊緣化改造，從而使得資源向中國集中，所以中國人將不得不選擇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適度發展之路。這已經是中國人的命運，而且是無法反抗的命運。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是卻主要用來制造煙花爆竹，用于喜慶活動，而不是象火藥傳到西方后那樣主要用來制造槍炮，服務于征服和殺戮，以建立起精英階層的絕對優勢地位。鄭和率領規模龐大的船隊進行航海，主要目的在于交流而不是掠奪，沒有沿著西方的殖民開拓道路走下去，在交流的目的達到之后就中止了這種沒有正當效益維持的活動。而西方卻沿著奴隸貿易和鴉片貿易之路，在殖民地征服和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種植園經營中，獲取航海活動得以繼續下去的利益，英國的冶金（制造鐐銬）、釀造（甜酒給非洲酋長交換奴隸）、毛紡、武器和造船業都是在奴隸貿易中興旺起來的，布里斯托爾這樣的城市就是在奴隸貿易中繁

　　榮起來的，直到英國在制造業方面出現領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優勢，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英國率先發生工業革命。正當的遠洋商業在一開始是沒有利潤的，有利潤的都是非人性的奴

　　隸貿易、鴉片貿易和海盜行為等等，荷蘭的“海上馬車夫”地位主要就是被英國無節制的海盜行為所斷送的，這樣的局面一直延續了幾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末近代大工業興起后這樣現狀才得以改變。

　　西方人在叢林法則的主導下，最先進入資本主義，并獲得販賣鴉片和奴隸發財的機會，獲得屠殺印第安人和獨占美洲的機會。英國女王還曾經和商人合伙投資海盜行動，在一次打劫西班牙的船隊中獲利4700%， 女王分得的利潤就達25萬英鎊之多。嗣后女王又把這筆錢投資于黎凡特公司和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的主要獲利業務，在幾百年的長時間內一直是奴隸貿易和鴉片貿易。西方人的武功沒什么值得中國人羨慕的。無論是多么荒淫無道的中國皇帝，有可能去經營這樣的業務嗎？中華文化是基于人類理智和良知的人生道路，其核心源流是來自氏族社會的道德主義思想遺產，她有最基本的底線是不會被突破的，而西方文化----基于叢林法則的意識形態----卻沒有底線。

　　其實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知識精英對西方文化也有所反省，如湯因比就因為決不愿意他的子孫后代再遭遇世界大戰那樣的命運，曾經對毛澤東的反精英主義的文化革命寄予厚望。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民生極度困難；民族工商業成長沒有出路。連民族生存都是個大問題。從晚清洋務運動開始，中國的精英們就試圖在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開始做“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美夢，“制夷”夢破之后又繼之以改良變法，再繼之以精英革命，但是沒有一次不失敗的。這些問題都不是美國或者蘇聯回來的洋教授們解決得了的，只有傳承了中華文化的土包子毛澤東才實現了民族力量的總動員。從延安整風到中蘇分裂這兩件思想定型性質的大事中，可以看到中國平民革命的性質和使命，與經典的共產主義是如何不同。在延安整風中，反對黨八股和洋八股，排除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精英主義）的合法地位；反對教條主義，排除了僵化正統的馬列主義，剩下從中國革命和現實的實際出發的思想資源，實際上就是呼應久遠的文化源流的東西。這一革命的過程極端漫長，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精英階層就已經喪失了對形勢的主導意愿，成為一個帝國主義者的幫兇階層。這一革命的邏輯終點是以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為標志的，這一革命歷時110 余年，無數的英烈流血犧牲前赴后繼，終于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矛盾論》與老子思想的內在淵源，《實踐論》和知行合一的密切關系，統一戰線、人民戰爭最好的注解就是“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目的是要達到孫子所說“上下同欲者勝”的境界。在中國革命年代的思想資源直接來自先秦，在中國建設時代的思想仍然是具有同一特征。建國后毛澤東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不是一個空頭承諾，不是謙謙君子的毛病發作，而是對中華民族歷史和現實的深刻把握和體認。我們的祖先放棄了稱霸世界的道路，我們也要一如既往地繼承下來。而且對于我們而言，最經濟合理的能夠實現民族最大利益的道路就在于：采用防御態勢和走平民主義發展道路，主要是依靠自身的資源來發展中國的經濟。只要是拋棄了精英主義，稱霸就是不必要的浪費和犧牲，是投入和成本極大，成功的可能性極小和收獲微薄的不理智行為，于人于己都是利小弊大。今天西方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如果不改弦更張，即使是世界和平可以維持，全人類最終也都要成為生態難民。人類終究需要實現與自然和諧相處，在自然資源容許的基礎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水平；這個過程需要一個前提條件：在社會上排除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這就是要求排除西方文化的根基---叢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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