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與一位老同學談起當前的左右翼之間的分歧，那位同學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他認為左派和右派目的都是為了國家好，只是選擇的路徑不同，猶如爬山目的都是頂登，但選的上山的路線不同，也就是殊途同歸。即使不是同歸，起碼可以說雙方出發點是一致的。這種看法在中翼和中左翼中有代表性，他們基于這一點，一般都主張包容右翼自由派。這確實是一個有意思又值得推敲的問題。說它有意思是因為在中國近當代歷史語境中，右翼甚至極右翼漢奸，也都說他們的主張和行為是為了國家好，遠點的如汪精衛，他投降日寇就是打著和平建國的旗號，連他的偽軍都自稱和平建國軍，在戰火紛飛生靈涂炭的年代主張和平建國不是為國家好嗎？近點的如那位主張中國應當三百年殖民地的劉x波和聲稱美國打中國他帶路的前北大教師，他們也稱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好，挺有意思的吧。說此看法值得推敲，是因為這一看法確實有一定的現實性，因為確實有一些右翼人士是真心愛國的，比如前蘇聯一位右翼作家寫了本反共小說，西方賞他個諾貝爾文學獎，他這本書在意識形態上對解構蘇聯體制起了一定作用。可是據說他看到蘇聯解體后的凄慘狀態，對他寫了那本小說后悔萬分。這種人看來是真愛國，當時寫小說真是為了國家好。這樣的現實例子似乎支持了左右翼出發點一致判斷，至少部分支持吧。可是真仔細推敲起來，這種判斷過于簡單化了。筆者認為，對這個看法或判斷進行分析，應注意這個判斷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為了國家好”既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出發點，目的和出發點同一。因此“為國家好的”目的分析與出發點分析也是同一的，而且就我而言，階級分析是必須運用的分析工具，或者說必須將階級分野作為分析的視角。之所以如此，不僅在于我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更在于階級的存在是當今的基本社會現實，作為階級矛盾的產物的國家，談它的好與壞顯然離不開階級分析。

　　上面已提到從目的層面來看，左右派都說他們的基本主張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國家好。可雙方在現實的爭論中，恰恰是相互否認對方的目的是為國家好，并且批評對方的主張使國家現實存在諸多弊病，或批評對方的主張會使國家變得更壞。這種情況表明，“為了國家好”不是真問題，真問題是“什么樣的國家才算好”？這才是左右派之爭的基本立足點。雙方都有各自認同的“好的國家”模版，所謂“為了國家好”無非是要使各自認同的國家模版現實化。在人類歷史上，作為階級矛盾產物的國家，其不同的模版都是由不同社會歷史階段中特定的階級利益結構決定的。而且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不同的階級的代言人或者提出反映本階級利益要求的他們認為理想的國家模式，或者提出超越其自身的階級利益視野的國家模版。遠的如孔子的大同社會，柏拉圖的理想國，近代的如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當然這些都是思想家構建的超越當時歷史現實的社會理想模式，它們沒有被實踐過，也不可能付諸實踐。但是到了近現代時期，一個重要的社會歷史特點就是各個國家的不同的階級不但提出各自認為的“好的國家”模版，而且為之付出努力甚至犧牲。中國有反映農民階級利益追求的太平天國，西方有法國通過大革命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然更有開辟歷史新紀元的通過無產階級十月革命建立的社會主義蘇聯。我之所以用“開辟歷史新紀元”來描述或定義后者，是因為社會主義蘇聯不但是人類歷史新的起點，而且也是我要討論的邏輯要點。因為如果從意識形態的階級性來定義當今的所謂左右之分，那么右派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在當今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右派一般稱為右翼自由派。左派則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或更準確地講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代表(我所認同的左派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群體，不是泛左翼意義上的左派）。因此右翼自由派認同和追求的只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模版，左派在當前歷史階段認同和追求則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模版。在此要特別強調指出，左右派各自主張的國家模版的區別并僅僅在于不同的主義，甚至這不是根本區別。根本性的區別在于：右翼自由派認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模版是永恒不變的，是歷史的終結。而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則認為他們在目前歷史階段主張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模版是過渡性的，最終隨著階級的消滅和三大差別消失，國家會消亡。就是說左派最終認同和追求的是國家本身的消亡。這才是左派和右翼自由派在國家問題上的根本區別。左派追求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模板，是因為只有通過它才能消滅階級，最終實現國家消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蘇聯國家模版是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因為以往社會歷史階段的國家模版的更替，不是以消滅階級為目標，而是以新的階級結構和階級壓迫取代舊的。談到這，就要捎帶講一下當今右翼自由派一再詬病左派的一個說辭，既左派愛搞階級斗爭，人為制造社會分裂，是極左。實際上這是天大的冤枉，左派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作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是最希望消滅階級斗爭的，而這只能通過消滅階級才能實現。而右翼自由派主張建立存在階級和階級矛盾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模板，同時又希望沒有階級斗爭，這不但邏輯不通，事實上也不可能。有階級存在就有階級矛盾，有階級矛盾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根本不是主觀制造出來的。

　　當今中國雖然仍然存在基本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規范的憲法制度，但右翼自由派在輿論場域鼓吹建立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模版的主張已成一種合法性的存在，由于右翼自由派的構成主體是掌握相當權力和資源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精英，并且其大部分成員又屬體制內，因此他們傳播其政治主張的能量巨大，影響面甚廣。從蘇東國家歷史演變的經驗來看，在作為上層建筑的基本憲法制度未變時，這種情況的出現往往是原有的國家模版將被取代的前兆。而且一旦出現這種征兆還沒有過逆轉這種趨勢的案例，其原因無非是三類，一是為政者對征兆無風險意識，二是為政者無能力逆轉，三是為政者本身就是推動者。顯然將語境拉倒中國來進一步討論這三類原因過于敏感也無必要，不如將這種前兆性狀況在中國如何演變而來的歷程做一番梳理，從而為國際共運增加一些中國經驗。當然這并不是本人能力所能及的，更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在此只是要指出這一演變過程的重要特點及關鍵節點：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理論，雖然前者決定后者，但后者又對前者有巨大的反作用，在特定情況下，上層建筑之變甚至能導致整個國家模版被取代。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模版的被取代就具有這個特點，而中國這種前兆性狀況的形成也是以此為重要特點的。眾所周知，在上層建筑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歷史階段，在中國公開主張用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模版取代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模版不但不合法，而且要受到強力打壓。然而伴隨著所謂十月春風而來的后毛澤東時代的開啟，上層建筑首先進行了格式化。格式化的起點是全面否定十年wg，既在政治上定性為動亂，經濟上定性為瀕于崩潰。客觀地講，這種全面否定是成功的，這種成功表現在它為當時大多數人（也包括本人在內的現在的大多數左派）所接受。由于wg的核心是在上層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因此徹底否定wg同時就意味著在上層建筑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否定，這種否定的直接效應則是激活了體制內外一直被打壓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活力，而這種活力又在體制內的所謂解放思想的話語中找到了釋放的出口。這種活力的主體幾乎盡出于體制內，既當今所謂的體制內右翼自由派。如果說體制內否定wg的具有權威的始作俑者們最初的意愿可能是要通過否定wg來另搞一套，并不愿被刨祖墳，使他們自己的歷史合法性也被否定。但他們釋放的這種活力的叫做自由化，不是任何約束之意，這意味著它不以始作俑者們的意志為轉移。果不其然，以否定徹底wg為起點，一路否下去：開國就打抗美援朝錯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錯了，反右是中共為迫害知識分子耍的陰謀，大躍進造成數千萬人餓死，wg株連一億人，總之新中國歷史都要否。再往前刨，中共革命就是歷史罪惡，民國多好啊，有經濟黃金十年。而你中共搗亂，搞什么土地革命。八年抗戰又是游而不擊。后來搞土改就是土匪行為，有官方允許公開出版的小說為證。得！這回算是刨到祖墳了！由于這些說辭基本出于體制內受重用的人之口，因此影響甚大且很能迷惑公眾。如今始作俑者們已悉數作古，后繼者面對此種局面只能以不忘初心往回找。至于能找回多少不便妄測，不說也罷。

　　在中共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對以往政治路線或重大政治決策進行否定的情況，但從未像對文革那樣來個徹底否定。王明路線造成根據地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黨組織幾乎損失百分之百。中共后來只是對此路線本身做了否定，但絕不對這段時期革命隊伍的犧牲進行否定，對路線的制定者和主要執行者的錯誤進行否定，但不會否定他們的動機是為了革命，更不會將他們定為反革命。再如張國燾路線給紅軍造成了巨大損失，但中央從不否定四方面軍指戰員的英勇奮戰和巨大犧牲。唯獨對wg從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人事安排上做了全面否定，而且是徹底否定。這一"徹底"就麻煩了，因為這很容易把“底”給徹透了，最后成了無底線否定。體制內的自由化的活力從這種徹底否定中得到了根本性的釋放，這種活力的主體利用其掌握的體制資源和力量，將wg的定性由錯轉罪，wg不是錯誤而是罪行。如各種媒體和出版物稱wg實行的是法西斯專政，株連上億人，國民經濟也被搞得瀕于崩潰，以至于直到現在，主流媒體搞得宣傳改開的片子里還要將其成就的起點定在wg后的百廢待興上。否定wg的始作俑者們對此頗為縱容，諸公可能認為對wg否的越狠越有利于增強另搞一套的合法性，可他們沒想到，一定罪就要追尋原罪，追來追去追到中共成立就是歷史錯誤，中共搞得革命更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罪惡。這就是現在挖中共祖墳的歷史邏輯。中共如果默認這種歷史邏輯，其歷史合法性就要遇到一些挑戰和詰問：如wg時期中共還是執政黨，如果說此時期實行了法西斯專政，那中共是什么性質的黨？是法西斯黨嗎？又如說wg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周恩來總理在wg后期的國慶招待會上明確提出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中國已經成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否意味著受人民愛戴的大國總理公開說謊？據說總設計師發明了一個說法：總理在wg時期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初步繁榮昌盛有二十多年實實在在的建設成就做支撐，用得著說違心話？違心之說實際損害的是中共形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目前廟堂對上述一些挑戰和詰問基本無視，對挖祖墳之舉也頗為淡然甚而庇護（此事甚多，新近對土改挖祖墳的小說處理又是一例）。其原因在于，在后毛澤東時代，中共試圖重構合法性基礎，其做法是在新的理論敘述下進行完全的制度重構。這種重構的基本特點是試圖保持社會主義的敘述框架和法定色彩，官家的權威表述就是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的重構。可是事實上這種重構和科學社會主義掛鉤只是一種虛擬，由此理論敘述的內在邏輯就出現了問題，在這種理論敘述下展開的制度重構也出現了突破社會主義法定色彩的內在沖動。這種新理論敘述的邏輯起點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由于邏輯起點的發明者具有絕對權威，這給了體制內的右翼自由派有力的理論抓手，他們順理成章地將這一理論起點延展為：貧窮基礎上搞不了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雖然這種延展始終未宣示于廟堂之上，但這無疑成了中共大多數成員，尤其是高級成員的信而不宣的共識。否則中國四十年制度重構的核心就不可能始終是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建立和不斷擴展。這種狀態和趨勢必然使社會主義的敘述框架日漸尷尬，并不斷出現沖破社會主義法定色彩的內在沖動（制度重構中多次修憲實際體現的就是這種沖動）。從學理上講，如果一種理論敘述的邏輯起點是有問題的，那么由此而來的理論展開和在此展開下的實際操作肯定會走偏。“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無論是作為歷史實踐的總結還是理論判斷都存在問題。

　　從總結歷史實踐看，當時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已進行了三十年的建設，其各方面的成就遠遠超過舊中國一百年，僅人均壽命就提高了近一倍，在人口增加一倍的基礎上，人民生活總體上還是有了很大改善。如果對此進行歷史總結，結論只能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貧窮，而不是什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種總結式的結論很容易引出體制內自由派的邏輯：搞了三十年社會主義還窮，可見社會主義搞早了。搞早了就往回退唄。退來退去就重構了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十年前在紀念建國六十周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本人針對流行多年的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時期的貶低，指出這種貶低式評價是有意選錯歷史參照系的必然結果。因為對特定歷史階段是否具有進步性進行評價，合乎基本邏輯的做法應當是與它之前的歷史階段進行比較。因此毛澤東時代是否具有歷史進步性顯然應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比，這才符合邏輯。可是截止到目前，體制內為評價毛澤東時代而選的縱向參照系始終是改開時期（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每次紀念改開成就展就拿毛澤東時代做陪襯），橫向參照系選的更離譜，居然選的是占有歷史先發地位的西方國家。這一比當然就顯出毛澤東時代的窮了。采用這種違背邏輯的評價方法，目的是證明制度重構的歷史合法性，但拉毛澤東時代做陪襯也暴露了對制度重構自信不足。在拉陪襯的歷史演繹中，影響最大也最具有迷惑性的是拿毛澤東時代的票證說事。改開初期一些主張制度重構的經濟學人從東歐國家搬來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的說辭，而且抓來了現成的論據，就是當時尚存的票證。糧食要票，布要票，肉要票，如此等等。這不是短缺經濟嗎？再到后來，干脆票證經濟就做了改開成就的陪襯，用來證明毛澤東時代的制度是錯的，而制度重構具有歷史合法性。但是就歷史的正義性而言，票證經濟是毛澤東時代最大的德政之一！如果要票證就是經濟短缺，就是壞事，不要票證就是經濟富裕就是好事。那么在舊中國，百姓的日常消費不要任何票證是好事嗎？沒錢您就忍著，甚至凍死餓死。解放前的北京人都知道“倒臥”是啥，就是流浪于街頭凍餓而死的人。每到冬天收拾“倒臥”是警察的日常工作，甚至不同地界的警察還經常為尸體該誰收鬧矛盾。1946年父親所在的部隊進軍熱河，大部分百姓家里窮的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部隊全體指戰員急的把所有能捐的衣服都捐了，我父親捐的只剩下身上那身軍裝，最后干脆把坐騎鞍子下的墊子也捐了，好歹那也是棉布做的。那時倒不要布票，但窮百姓連褲子都沒有，好嗎？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了，有了穩定的收入。購買力有了，但國家經濟建設剛開始起步，能提供的物質產品無法完全滿足購買需求，而且大規模工業化建設也需要一定時期的高積累，還不可能把過多的生產資源投入消費品生產。這種情況下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舊中國的辦法，產品供不應求就漲價，不要票證。買不起就別消費或少消費。另一種就是票證配給，在低價格下保證普通百姓的基本消費，尤其是保證了普通百姓的基本營養攝入，提高了人民的身體素質。專門指出這一點是因為在詬病票證經濟時，一些人專拿每月買肉買雞蛋要票當笑料，忽悠改開后的一代人。但是解放前肉和雞蛋雖然不要票，可窮人連吃飯都成問題，何談吃肉？窮人一輩子沒吃過幾次肉和雞蛋是那時的常態，這好嗎？拿肉票雞蛋票當笑料的人，如果其家庭在解放前是富人家庭，他不滿意解放后票證配給還有其理由。過去他家有錢隨便買，現在有錢也不行，吃肉和平民百姓一樣了，能不抱怨？但有些窮人后代也拿票證當笑料，那就是忘本的蠢貨。至于中共媒體也常拿票證經濟開涮，希圖依此取得制度重構的歷史合法性，則是自黑。而自黑的結果是什么？起碼蘇東之變已是前車

　　從理論判斷看，“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逆判斷或邏輯推論自然是“富裕才是社會主義”。改開初期一些體制大佬和精英在訪問或考察西方國家的報告中總是強調人家百姓如何富裕，所享受的社會福利如何高，最后還不忘總結一句“人家那才是社會主義”。由此開始，貧富之別成了是否是社會主義的判斷標準。然而這個判斷標準很難與科學社會主義對接，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定義并不是以物質生活的豐裕度做標準的，因為富裕是一個相對性概念，多少算富？實際上連共同富裕也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唯一標準。1956年我國是一窮二白，但這并不妨礙宣布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當然強調生產力在推動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和基礎性作用，但馬克思主義并不認為生產力的發展能直接消滅貧困，更不認為生產力發展能直接實現共同富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標準或本質規定是所有制，簡單概括就是“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建立公有制”，而生產力發展只是為消滅貧困創造物質條件。當存在私有制決定的階級剝削和壓榨時，貧困現象不可能根本消除。顯然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原則是將社會主義本質定義在生產關系上。體制內自由派（既右派）顯然也懂這一理論原則，當年他們接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說辭做了進一步的延展：要擺脫貧窮就要發展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就要改革生產關系。由于他們在后毛澤東時代始終是體制內的主流派，對決策有重要影響，因此中國制度重構的核心就成了生產關系的重構，而生產關系重構的基本內容則是將公有制格式化，進而構建非公有化的生產關系。這一步一旦基本完成，不管廟堂如何宣稱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理論上就很難說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了，從中共近期的一系列決議將非公有制納入基本制度范疇中已可見其端倪。這樣體制內自由派或曰右翼自由派就從格式化公有制生產關系的路徑，達到取消社會主義的目的了。這一演變過程給出的提示是：錯誤的理論可以導致錯誤的實踐。

　　雖然右派在制度重構上取得了本質意義上的成功，但他們的意愿并未完全達成。制度重構初期他們的主要精力放在格式化公有制上，這一目的基本達成后，其重點開始移位，轉向政治上層建筑。其核心訴求既是他們宣稱的“憲政”，直白地講就是將中共領導國家的憲法地位格式化。坦率講，提出這一訴求或內心支持訴求的一些核心成員，基本都是吃體制飯或吃過體制飯的。在制度重構中，他們作為幕僚或重要咨詢成員在推動公有制格式化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現在他們開始反噬體制，不知一直重用善待他們的廟堂對此做何感想，可有所反思？實際上在后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場域中，右翼自由派始終處于優勢地位。這不僅僅是由于存在“主要是防止‘左’”的權威訓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廟堂認同的經濟制度重構模式與右翼自由派的私有化主張高度契合。但廟堂似乎并不擔心這會導致右翼自由派反噬體制，因為制度重構的始作俑者從一開始就將中共的領導和其掌握的軍隊作為定心盤，而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當右翼自由派試圖反噬體制時，定心盤確實發揮了關鍵作用。但當時定心盤能發揮作用的基礎是當時公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未發生根本變化，而這一個根本約束條件如今已日漸削弱。左派對這一演進趨勢一直很憂心，但在制度重構中，左派對廟堂的影響不但很有限，而且后者對左派的理論和主張有時還有些忌諱，所以左派的憂心頗有些皇帝不急太監急的意味。

　　左派和右翼自由派在是否都是為國家好這一問題上，兩者還有一點重要的本質區別，既右翼自由派對國家模板的訴求往往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用大白話說就是他們宣稱他們的國家訴求對所有人都有價值，或者干脆說是對所有人都好。右翼自由派實際就是西化派，他們的普世說辭完全是從他們西方資產階級的老祖宗那承襲下來的。他們的老祖宗當初爭取本階級的權力時就發明了這一套說辭，明明是爭取本階級的自由權，卻打著為所有人爭自由的旗號，明明是仗著自己有錢不想屈居第三等級了，卻說是為所有人爭取平等。明明自己用滴著血的原始積累發了家，卻偏偏喊著要博愛，好一個普世價值。中國右翼自由派從其老祖宗那里學的毫不走樣，中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中已形成基礎性的私有經濟力量，他們完全知道在此經濟基礎上倡言西式憲政，實際是為掌握這種力量的階級爭取對國家的統治權，但他們卻打著為民爭取自由選舉權的旗號。這種虛偽性其實一戳就破：在雇傭勞動制社會，勞動者的命運是老板支配的，用階級話語講就是勞動階級的命運是資產階級支配的。讓他們自由選個國家領導能根本改變命運嗎？且不說他們貌似自由的選舉意愿實際也是由資本掌控的媒體操控的。右翼自由派多是讀過點書的，這點道理不是不懂，但他們階級的虛偽性決定了他們必然打著為人民爭取權力的旗號為他們代言的階級爭權，用北京話講，就是要裝這個孫子。而秉承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左派從不認為也從不聲稱他們主張的國家模版對所有人都好，因為作為階級矛盾產物的國家不可能代表社會中所有階級的利益。就此而言，國家只是虛幻的共同體。這一點毛主席在為開國奠基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講的很坦率也很到位：“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于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于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行仁政。我們僅僅施行仁政于人民內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右翼自由派對這種話一向很生氣，但他們主張的國家模版實質上也是代表特定的剝削階級利益的，壓迫勞動人民的，所以這氣生的很沒底氣。

　　最后就左派和右翼自由派的政治影響力談一點看法。中國有句老話叫“有理不在聲高”，這話的另一層意思是“無理聲高也沒用”。但在傳媒發達，中等和高等教育比較普及的現代社會就未必完全如此。右翼自由派的主張雖是陳舊的西式舶來品，且不合國情。但他們掌握著主要的現代傳媒資源，占據著中等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意識形態陣地，因此他們的影響力長期處于優勢地位，頗有點聲高就有理的架勢。但那套玩意一付諸實踐就露底了，隨著他們的各項主張一步步落實，形成了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受損和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堪憂的格局，加之西方以忽悠選民為核心的憲政模式不給力，因此右翼自由派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構成其主體的部分公知跡近過街老鼠。受限于客觀環境和條件，左派聲音現在還高不起來，總體上還是處于弱勢，但他們的主張始終訴諸于最廣大的勞動人民，因此只要有韌性長期堅持，其影響力一定會大大增強，最終由弱轉強。所以從長時段看“有理不在聲高”還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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