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讀者說：你的《“三年困難時期”屬近代史？》七八千字，很長，我文化低，讀了不得要領，你不如答我5問；他隨后給我列了5個問題。我覺得不是他“文化低”，而是我寫的不得要領；同時也覺得他的問題帶有普遍性，因而就隨他所問，認真作答。

讀者的5問——問1，你文中有講，我自己在網上也常見到有人在攻擊詆毀抹黑毛澤東時代，你給我們簡單歸納一下，是哪些勢力、哪些人在做妖？問2，他們為何要不遺余力的詆毀毛澤東時代？問3，這些勢力、這些人為什么那么狂妄猖獗且大能量？問4，他們打著什么招牌或旗號一路通行？問5，他們使用哪些謀略、伎倆以詆毀抹黑？

鑒于篇幅，此篇文章只回答前面的問1、問2；為簡略而又不失完整性，兩問綜合起來作答。

答5問之1、2——

①“恨國黨”。

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中國人民從此做了國家的主人。怎樣才能做主人？當然是要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及其依附，剝奪他們的權利，沒收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一些思想沒有改造好的剝削階階級遺留，一些在思想上頑固維護剝削階級的文化人，他們恨死了新中國，且積恨深久，因而被稱為“恨國黨”。

這些人以為，要是沒有新中國，他們即使當亡國奴、當漢奸，也會榮華富貴，也會做中國人的人上人。他們覺得自己本該養尊處優，而新中國要他們和大眾一樣勞動，也干體力活（亦或是偶爾），也吃苦受累，他們就感到是“勞改”，是住“牛棚”，感覺天地一片黑暗。在他們心目中，從來就是“勢大則仕”、“學而優則仕”，勞工、泥腿子當家作主在他們心中根本過不去。

這些人詆毀新中國，抹黑毛澤東時代，是自然的。

②“公知”。

這里說的是打引號的“公知”。為什么打引號？是因為我們說的不是一般的“公共知識分子”，而是指有這樣一些特點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長期或至少一度頭戴許多光環，很高大上，很有話語權；他們自以為在美西方取得“真經”，而骨子里又還留著一些封建腐朽觀念，譬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他們高唱“自由民主”，而至于底層百姓有否，則不在他們賬里，只是“勞心者”一定要有。

“公知”們崇洋媚外，他們總想把“燈塔”價值觀和資本理念強加給國人，而深入人心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制度，正是他們渲染美西方“月亮圓”的最大障礙。他們當然要拿毛澤東時代開刀。

③吃“拋糧”者。

有一類文人，他們利欲熏心，好討好美西方以獲取拋來的狗糧——這獎那獎或賞賜的高額稿酬等，我們稱他們為吃“拋糧”者。

蘇聯解體后，美西方處心積慮要毀壞或“演變”的也正是紅色中國。他們知道，要搞垮社會主義必須挖根本，毛澤東時代猶如蘇聯的列寧斯大林時代，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根基，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祖墳”，他們就是要挖掉這“祖墳”。吃“拋糧”者，正是他們稱心的挖中國社會主義“祖墳”的刨土動物。吃“拋糧”者雙爪刨的越下力、越帶勁、越觸動根基，拋來的狗糧就越香越豐厚，譬如“諾文學獎”。

④我國體制內的蛻變分子。.

我們國家的一些當權的干部，中共黨員，他們蛻變了，變成了腐敗分子，變成了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毛主席所說的“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指的就是這類人。他們想要的是特權，是私利，他們怕的就是毛澤東時代倡導的堅定不移的為人民服務，怕的就是毛澤東時代倡導的“繼續革命”。

蛻變分子能量大，但他們礙于身份，一般不會直接站出來詆毀毛澤東時代，只會在幕后搖鵝毛扇；但能創造環境，提供資源，做保護傘。

⑤受腐朽思想毒害極深或是被歪經洗了腦的糊涂文化人。

這些人分布于體制內外，或經獨門洗腦，或封建糟粕與資本歪經沾滿一身，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大懂。“改開”以來，他們攢了些既得利益，顯得高貴優雅而瀟灑。毛澤東時代提倡文化人貼近工農，還要“屈身”艱苦奮斗，那是他們很不待見，一百個不愿意的。

這些人多是隨聲附和，但賣力，能形成聲勢。

以上這些人，合起來，在文化教育界、思想輿論界也算是浩蕩成伍。回到或實現資本主義，是他們共同的目標。

毛澤東時代本身，及其深入人心的影響，于他們這些人，則是其或所恨或所怕或所要掃出的障礙；因而他們借“改開”之機，不遺余力的詆毀它、抹黑它，是必然的，必定的。

以上這五類人，說起來“浩蕩”，其實也只能說是極少數。但他們能量大、資源厚、平臺多而高，又有國內外適宜氣候，因而我國文化界、輿論界就曾一度被搞得陰霾漫天。

答問基本結束，但這里還得辨析一個問題。有人說，新中國搞“思想改造”，57年反右，得罪了知識分子；毛澤東又發動文革，得罪了當權派。當權派有政權，知識分子有文化權，都有話語權，因而毛主席逝世后遭詬病是自然的，“改開”后毛澤東時代遭詬病是必然的。這說法似乎合理，但卻有根本性的謬誤。

先說當權派。其實，95%以上的毛澤東時代的當權派不會那樣低覺悟，那樣沒底線。

從源起說，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想打掉當權派們身上的官僚主義，打掉他們當中一些人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念頭，是想吸取蘇聯變修教訓，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毛主席一再提出95%以上或2、3%，并沒想搞垮所有的當權派；對于比較出格的頭頭，也是想先把他們搞得灰頭土臉低頭認錯，之后慢慢安頓；至于運動一起來，偏差大，那是另一回事。（可查看史料。）

對于受到沖擊甚或受到傷害的當權派來說，毛主席逝世后，由于氣候變化，隨大流發一些怨氣的人是不少的。但他們很多人是隨毛主席打天下過來的，絕大多數是隨毛主席搞社會主義建設過來的，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世事的變遷，隨著大腦的不斷思索，他們就覺得過去的事沒什么了，就仍然懷念毛主席，仍然崇敬毛主席，因為毛主席光輝閃耀，足夠偉大。有人信仰堅定，也有人軟弱，但他們多有底線，絕不會詆毀毛主席，詆毀毛澤東時代。

詆毀毛主席、詆毀毛澤東時代的只是，如曾是當權派又是文化人的陰損小人李銳等極少數人或野心家。

知識分子，文化人，大多數也不是那么心胸狹隘。

先來說說“思想改造”。長期以來，一些人把“思想改造”污名化為毛澤東時代“整”知識分子的手段；有些人是無知，有些人則是別有用心的生拉硬套和污蔑。我們先來給這一些人補上一點歷史知識——

新中國建立初，我國大約有200多萬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是學有所成而誠心留在大陸迎接解放的，他們愛國熱情很高，且積極參加祖國建設。他們的學習熱情也很高，他們要求了解新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是，他們大多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長期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教育，在思想上難免留下舊社會的烙印。于是就有了1951年11月30至1952年下半年在我國開展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

其實，這場運動首先是知識分子自覺發起的。1951年9月，京津地區的一些高校教師組織起來，進行以改造思想、改革教育為目的的政治學習。這，引起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視。9月29日，周恩來受中央委托，向京津地區高校教職員工作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動員報告，運動在京津地區熱烈開啟。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開展學習運動，號召他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聯系實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指出這次運動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學習和思想改造運動在教育界普遍開展。此后運動由教育界逐步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1952年秋基本結束。

全國高等學校教職員的91%、大學生的80%、中學教師的75%參加了這次運動。此項運動適應了知識分子重新學習的要求，也適應了國家的需要；清除了殘存在知識分子中間的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小資產階級思想，為發展新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當然，運動中難免也會出現一些差池，但絕沒有某些人所謂的“整”知識分子一說；總起來說，知識分子在運動也是積極的、主動的，少有負面評價。同時，雖然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但思想改造運動的時間卻是只有一年，且基本上是在正常工作前提下開展的。

再說說“反右”。下面引用百度百科關于“反右派斗爭”的“簡介”——

1957年，在整風運動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大民主”，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為了堅持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黨領導群眾進行了反右派斗爭。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么？》的社論。此后，全國陸續開展了大規模的反右派斗爭。1958年夏，反右派斗爭基本結束。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當作了敵我矛盾，把一些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挫傷了一些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從1959年到1964年，黨先后給大約30余萬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嚴重地”擴大化-？）

1978年，中共中央批準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對反右斗爭，我們要明確幾個問題：

1、反右派斗爭，是“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右派是“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而且是猖狂進攻。因而“反右派斗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2、57年右派的大進攻，幸虧共產黨深得我國大多數人的擁護，幸虧黨和國家采取的措施也得當；否則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如前些年的所謂“顏色革命”，就是大量不明真相也不明事理的群眾，受到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蠱惑和煽動鬧起來的。群眾反向運動，也能招致一個國家出現大危機，也能招致一個法制政權或革命職權的覆滅或解體。

3、反右斗爭不免有擴大現象，是否“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還得另說。有人說，劃右派絕對不是亂劃，因為57年10月中央有個《關于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還做了個估算，稱參加那次運動的有各文化單位、各民主黨派、各大專院校，全國總人數總有個一兩千萬。估為1500萬，劃右派55萬，占比為3.67%，只能說是有擴大現象。此說有一定道理。

4、反右的擴大，后來逐步得到糾正。百度上說，“從1959年到1964年，黨先后給大約30余萬被錯劃為‘ 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其實，這種說法不妥。196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講得很明確：“現在對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經進行了三年多，他們中的不小一部分，確實已經表現悔改，或有相當悔改，應該再給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標準，中央已于1959年作了規定。處理的原則仍然是夠條件的就摘，不夠條件的就不摘。所謂處理從寬，是指基本夠條件的也可以摘一批。”

5、被“擴大”的人也多不是無辜，因為他們當時也的確是站到了右派的隊伍一邊，站到了共產黨的對立面。

6、對大多數右派，國家“把他們當作內部問題處理”，并沒有開除公職。

7、反右斗爭，不單是對知識分子，只不過右派分子基本上是有文化的人。

廣大的知識分子不會因反右斗爭就記恨黨和國家，記恨毛澤東時代；即使是被擴大化劃入右派日后被摘掉帽子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也是有胸懷的；恨共產黨、恨毛澤東時代的，只能是極少數鐵桿右派。

有人以為，知識分子是最能接受新事物的群體，也是最能被外來的歪經洗腦的人。此言有一定道理，“改開”之后大唱外來歪經的的確大多是文化人；但這部分人看起來唱的聲音很響，然而細算起來編詞、領唱的人數也并不太多，而且搞科學技術的少有人參與其中，所以并不能因此就怪罪知識分子群體。

知識分子是一個很重要的群體，在毛澤東時代就為我國立下過豐功偉績。但需指出的是，隨波逐流，跟著媚外族、抹黑族隨聲附和的文化人的確不少，這，極大的損害了知識分子的形象。

結論是，攻擊詆毀抹黑毛澤東時代的，是極少數敵視紅色政權、敵視社會主義以及崇洋媚外的敵對分子，和部分隨聲附和的糊涂蟲，完全不能與當權派群體和知識分子群體掛鉤。要明白，只有國家的敗類才會攻擊詆毀毛澤東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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