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也愚鈍，雖然從我出生那年開始改革，但改了三十余年感覺還是摸著石頭過河。后來看到一篇文章，方知很早以前，領導人就有很明確的答案：“我們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藏富于民，讓人民富起來。”對藏富于民，我書讀得少，卻有點不明其義。我依稀記得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個熱門詞兒。我記性不好，內事不決問百度，果然已經有詳細的介紹：“藏富于民”這一思想淵源于先秦儒家，儒家把傳統的富民觀點，豐富發展成為一種安邦治國的經濟理論。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論點，把充裕人民的物質財富作為實施禮樂教化的基礎。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即實行寬惠的經濟政策，允許人民牟利取財，同時要求統治者節用薄斂。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獲得充足財源的基礎，主張民富先于國富，國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礎上，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的財政思想。

　　有意思的是，孔圣人這一套，在他的時代并不吃香。甚至到了漢武一朝，雖然獨尊儒術，卻偏偏不搞什么藏富于民。我又百度來一段史料：

　　漢武、昭之世，鹽鐵論興，文學賢良競欲割鹽利以歸民為寬大之政，言有似是而非仁義之實者，此類是也。夫割利以與民，為窮民言也；即在瀕海瀕池之民，茍其貧弱，亦惡能食利于鹽以自潤，所利者豪民大賈而已。未聞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賈而可云仁義也。鹽猶粟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有異。粟則徧海內而生，勤者獲之，惰者匱之；鹽則或懸絕于千里之外，而必待命于商賈。上司其輕重，則雖苛而猶有制；一聽之豪民大賈，居贏乘虛，其以厚取于民者無制，而民不得不償，故割利以與豪民大賈而民益困。王者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以不重困于民，上下交利之善術也，而奚為徇寬大之名以交困國民邪？與其重征于力農之民，何如取給于天地之產。鹽政移于下，農民困于郊，國計虛于上，財不理，民非不禁，動浮言以談仁義者，亦可廢然返矣。（王夫之《讀通鑒論》）

　　各位看官讀得懂這段文言嗎？讀不懂也不用不好意思，反正我也不懂。不過大概的意思還是能猜到的，就是漢武搞計劃經濟，搞什么鹽鐵專賣。一幫知識分子不高興了，指責皇帝與民爭利，藏富于國，不是個好皇帝。漢武的國家主義，到北宋王安石又再來一遍。同樣地，宋之大儒蘇轍批評王安石說：“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并且連帶批上漢武帝，說他是個暴君，只知道斂財！說真的，以宋之積弱，宋人居然如此非議“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漢武大帝，我真佩服文人的臉皮之厚！明未的王夫之是經歷了國破家亡的，他就點評得明白：如果國家從重要經濟領域（鹽鐵）退出，讓民間資本流入重要產業，“鹽政移于下”，農民困于郊，國計虛于上，國家和人民都得不到好處，結果只會對大商人有利。割鹽利以歸民，確實是藏富于民，但這個“民”，不會是民眾，而是民企。王夫之說，“動浮言以談仁義者”，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鹽鐵論》中間大夫與賢良文學之爭，體現也是這種財主家庭出身的讀書人對家庭發財門道的熱切關注，反應的是皇權政治與地主富農在瓜分農業剩余方面的矛盾。地主富農當然是堅持藏富于民的。一代明相張居正苦口婆心地勸告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他要豪族大地主“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通”，以便“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 結果如何？甚至明末李自成快要兵臨北京城了，崇禎要求達官貴人資助軍餉，都還不愿意出，就差沒出一個《物權法》，宣稱“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了！最后是“闖賊大掠”，“天街踏盡公卿骨”，一齊玩完。

　　行文至此，我要嚴正聲明：我絕對不反對藏富于民。我非常贊同胡同志的觀點，既不認可蘇聯和東歐那種加重群眾負擔的高積累模式，也不贊成高度競爭追求高額利潤的資本主義模式，而是希望中國走出一條以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來推動農、輕、重生產為序的社會主義新模式。但是，有些人一聽說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藏富于民，讓人民富起來，就推論說，改革前的毛時代，是要藏富于國，讓人民窮下去。這種觀點未免太機械了！須知人們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無論選擇藏富于國還是藏富于民，都有其歷史合理性。

　　藏富于國和藏富于民，關鍵都是如何獲得原始積累以實現工業化。工業在創始階段，這筆資金不可能從工業內部、第二產業內部產生，當時更談不上第三產業，那么原始積累的資金來源只能是有幾種途徑：要么就像西方一樣通過殖民擴張來取得；要么就是犧牲農民的利益，像當時英國的“圈地運動”這樣一種東西，還有一種就是像蘇聯一樣來搞高積累，也是帶有犧牲農民的色彩。

　　西方資本主義已走過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重商主義時代，實際也是國有制為主的資本主義（路易十四時代著名的東印度公司就是一個國家背景的壟斷組織）。第二階段是經濟殖民主義全球化的古典自由主義（亞當·斯密時代），那時的確是小企業為主而且自由競爭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因為西方已經通過殖民擴張取得了技術和市場優勢。這個時代確實是藏富于民的時代。20世紀初形成的最發達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全球化的龐然巨無霸，伸展成為網絡遍布全球，無遠弗屆，千手千眼的超級跨國壟斷經濟體。再也不是斯密那種小企業在市場中林立、自由競爭的模式了。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完成工業化的。當時蘇聯極度缺乏工業化資金，但在帝國主義時代，蘇聯既不能像西方那樣掠奪殖民地，而在緊張的國際形勢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積累，唯有讓工人農民作出犧牲。據說大饑荒時期，有“歐洲大糧倉”美稱的烏克蘭就餓死350萬人。此時，蘇聯政府仍廉價出口了281萬噸糧食，以換取外匯。（《讀書》1998·1）

　　新中國在路徑的選擇上也是很艱難的。在初始工業化階段必然要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優先發展重工業這部分的啟動資金，從哪里來？輕工業的積累可以解決一部分，但是不能解決主要的部分。而且不可能去對外掠奪。只有一種辦法就是要從第一產業，從農村經濟、從農業生產取得一部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資金積累。另一方面，毛也看到了，中國是一個農民為主體的大國，無糧國家是不穩定的，農民不穩定就會起來造反，政權就會不穩定，所以要發展農民經濟、改善農民的生活、發展農業。這就是毛面臨的一個兩難的課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了一個辯證的思維邏輯，他試圖把從形式邏輯來看是矛盾的東西，通過辯證邏輯、辯證思維統一起來。他講道，你要想多搞一點重工業嗎？那你就要優先發展輕工業，要優先發展農業，要多往這里投一些資，投資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資的目的還是為了從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積累，同時保持社會的穩定。他就是這樣把一個矛盾的東西試圖通過這樣一個理論統一起來。平心而論，毛那個時代在這個問題上基本是兩頭兼顧的，做得還是比較好的。到設計師和胡同志接班時，已經可以而且應該藏富于民了。事實上，在毛的后期，國民的生活已經有所改善。但是，能不能說改革前的高積累政策是錯的呢？我看不能吧。就好比現在有人功成名就，五子登科了，他就感嘆說：我讀書的時候，天沒亮就要起床，吃的都是鍋鍋頭，菜里沒有兩滴油，太苦了！太黑暗了！這時候，他老子一定會賞他一記耳光：你小子忘本！你小時候不吃苦不讀書，哪來現在的好日子？

　　不管怎么說，藏富于民確實讓中國人過了三十年好日子。今天再提藏富于民，似乎也是出于讓我們天天過上好日子的意思。但我前面也講過，歷史總是不以人的意思為轉移的。清代中國人過的好日子還不止三十年，康、雍、乾三代，整整一百多年。康熙認為，官員要少干擾人民，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生活得到富裕，在此基礎上才能求得國家的富裕強盛。這是康熙重要的經濟思想。康、雍、乾貫徹藏富于民最力，對當時封建國家的穩定、富裕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藏富于民，一百年不動搖。乾隆死后不到五十年，發生了什么事？相信讀過小學歷史的同學都明白，不明白的上網查一下。

　　不錯，美國民眾是富有的。在美國存在著數百萬私有化的小型企業。在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但是決定現代資本主義性質的絕不是這種小型私有企業，而是大型的跨國超級經濟壟斷體。現代資本主義是與強有力的高度組織化的國家機器，國家政策和國家宗教及意識形態綜合于一體的超級資本主義。其力量強大的秘密也正在于此。西方某些別有用心的經濟學人和政客一直有意識地向中國人掩蓋這一點。他們不愿意我們洞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真相。他們試圖引導我們從微觀層面的政企分開（這是必要的），進一步化國為私、化大為小，從宏觀上使我們的國家目標、國家發展戰略、國家體制與經濟機體相剝離，從而達到徹底摧毀作為中國經濟實體和主干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企業，最終將中國引向由經濟到政治全面解體的戰略性目的。近年來不是有意無意把斗爭矛頭引向國有大型企業嗎？關于特殊利益集團的問題響徹云霄，整個社會在討伐，把最后這９９個超大型國有企業也徹底瓜分掉，瓜分掉就沒有壟斷了，沒有藏富于國了，也沒有企業能夠跟外國壟斷企業競爭了。

　　所以，藏富于民是對的，但藏在那個“民”的手中，就大有講究。馬云也是民，你是也民，你敢和馬云相提并論乎？而且我覺得，不能以放棄建國60年十幾億人血汗積累的龐大國有資產為代價。必須肯定國有資產在國民經濟中居主體和主導地位，這首先是質上的主體和主導地位。全面私有制絕不應被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方向和目標。

　　國家應是國民經濟體制及運行的引領者、策劃者、規范者、協調者和保護者。要重新強調國家政權的經濟職能，強調國家對于國民經濟應當承擔決定性的主導責任。堅決反對讓“看不見的手”去操縱經濟，反對讓國民經濟放任自流，反對國家從經濟生活中全面退出。

　　在民需產品上，雖然可以以利潤和市場為導向，讓多種所有制自由競爭。但國家不能退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命脈，特別是金融、交通、通訊、能源、國防等產業。在重要經濟領域不能以利潤為至上目標，不能搞“利潤掛帥”，而要不惜補貼（全世界都是這樣做），謀求使國家強大的長期目標、遠期戰略目標。以其他獲利產業之利來補戰略產業之虧；不能因這些產業短期無利而拱手讓外人來搞。這些必須由國家作主導，有計劃、有目標地發展。無政府化的自由經濟（世界上從來沒有這種經濟狀態），絕不應是我國市場改革的發展目標和方向。

　　在社會分配問題上，國家應當高度重視近年來社會階級矛盾（通過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趨激化的形勢。明智的國家政權應當作為國內階級關系的調和者與仲裁者，而不是單一的暴力壓制者。國家應當尋求積極公正的社會政策，調節階級關系，緩和階級矛盾，促進階級合作，抑制階級斗爭。假若國家機器只為少數人服務，只為經濟強勢階級服務，最終難免被推翻！前蘇聯政治體制垮臺的更深層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其統治者，官僚集團，早已成為脫離多數民眾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權階級。

　　國家應牢牢把握對于金融、財政的控制權。國家應進一步改革目前的財稅體制，使之適合中國國情，達到既有利于括充國家財源，有利于國家集中財力，又有利于促進國內產業發展的目標。

　　應當設法把已分散的財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國家手中，也就是說，重建中央的大財政，積極調節地方財稅收入，改革現行稅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國家掌控大的財權，以主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國家應當著手制訂國民經濟的戰略性發展計劃，包括就業安排計劃，農業現代化計劃，能源戰略的長期計劃，以至國家內外有事的應急經濟計劃和周邊有事時的轉入戰時體制計劃。

　　事實上，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并不是對立的。崔之元認為，可以把“重慶經驗”概括為“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攜手并進”。到2008年6月底，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突破7000億，比2002年1700億增加了4倍，這在“國退民進”的大環境中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更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國資增值”，不僅沒有“與民爭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

　　難道不是如此嗎？許多私營企業家面對今天舉步艱難的處境，不由留戀感嘆八十年代發財一帆風順。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當時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蓬勃發展，職工收入增長形成了旺盛的購買力，而且國有企業集中的行業和經營行為，同私營企業之間的競爭少而互補性很大，因此，盡管社會輿論并未過多吹捧私營企業，卻反而真正給私營企業提供了“實惠”。如今各地許多政府官員學者竭力贊揚私營企業，絲毫不介意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但試想聽任國有企業嚴重萎縮職工紛紛下崗，也加入私有企業領域狹窄的激烈競爭，私營企業的日子如何好過得了呢？

　　今天某些人談論中西方差距和改革面臨的困難，總是將其歸咎于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企業，將希望主要寄托于和“國際接軌”，但是，倘若我們回顧中國的近代史，不難發現舊中國早就有產權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企業，也有門類齊全的股票、商品、外匯、期貨市場，外商投資、合資企業也曾遍布中國大地。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工業發展始終非常艱難，眾多私有企業規模很小，擁有的資本數量有限，自身資本積累的速度緩慢，生產技術和機器設備落后，難以同外國企業產品競爭，始終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難以擺脫岌岌可危的處境。一些民族私有企業克服重重困難，終于實現了現代機器大規模生產，也大多集中于紡織、輕工等行業，機械行業只能進行簡單的維修，冶金、采礦、電力、鐵路等行業，外資跨國公司占有壓倒性的優勢。眾多私有企業仿佛“一盤散沙”，面對外國的激烈競爭自身難保，雖有報國熱情卻也力不從心，根本無力發展鋼鐵、機械工業，增強國家實力挽救民族危難。私人資本積累和工業發展速度非常緩慢，西方列強可以任意欺負、掠奪和侵略中國，民族私營企業只能在跨國公司占領市場的夾縫中茍延殘喘。同樣的制度，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結果。決定性的因素是資源，包括市場資源。市場的有限性越是明顯，這里的自由就越是少。

　　倘若有一天，我們用六十年建立起來的國有企業陷入了崩潰，民族私營企業將不堪跨國公司一擊，必然重溫解放前民族資產階級的噩夢。那些竭力贊揚私有的政府官員和學者，將失去曾為之提供工資、教育的衣食父母，除非他們有一張綠卡。（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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