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有一位領導人入主中南海之時，看見毛豐澤園故居內存書的屋子大門常開著，就常進去看書，有一次還跟工作人員閑聊，問：“噢！你是毛主席晚年的圖書服務員。那我問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文史參考》雜志2011年第1期，作者：徐中遠，原題：《我向胡耀邦匯報毛愛讀什么書》）胡這一問是意味深長的，至少說明，他多少有點懷疑前領導人的趣味，只是還沒有肯定。其實，毛對的興趣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啦。1956年毛在聽取萬里的匯報時問萬里是什么地方人。萬里回答是山東人。毛接著又問：“你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萬里說沒有看過。毛主席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1961年，毛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推薦領導干部看《金瓶梅》：“你們看過《全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都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寫得很仔細。《金瓶梅》是《紅樓夢》的老祖宗，沒有《全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紅樓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歷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如此看重《金瓶梅》，與該書對生活的反映方式和效果，及其同《紅樓夢》的聯系有關。用毛的話來說，就是“細致”。《金瓶梅》以前的中國長篇小說，或再現帝王將相的風云業績，或褒揚草莽英雄的心秉忠義，或描寫仙佛神魔的奇異行徑，這些不尋常的故事和現實普通人的生活內容有明顯距離。而《金瓶梅》則是我國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完全是細膩的寫實，誠如清人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所言：“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慶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為操筆伸紙作出來。”這種對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確實是此前的中國小說從來沒有的。唯其細致，才更真實地廣泛地反映了歷史生活。寫的是宋代，實際是作者所處的明朝“當代史”，所以歷史學家吳晗能夠通過作品展示的具體事件和細節判斷出它的成書年代。就其內容而言，小說以西門慶為主角，一方面安排和描寫了他那個以金錢財富為軸心，以主從貴賤為秩序的家庭結構，使其成為社會圖式的濃縮；另一方面，又通過西門慶的種種社會經濟活動，把讀者引向時代生活的大千世界。西門慶是坐賈兼行商，開解當鋪，又放高利貸，也不放過賄賂官府興販鹽引和充當官府買辦覓錢取利的機會。小說對其致富的過程，資金、商業經營方式和經營商品的種類都作了詳細的描述。晚明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進一步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以及倫理觀念。《金瓶梅》通過對人物的衣食住行和兩性關系的細膩刻畫，極力鋪陳了這一新的時代風尚，其特點是去樸尚華，窮奢極欲。總之，《金瓶梅》通過廣鏡頭的傳神描寫，形象地揭示了晚明歷史的本質風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對《金瓶梅》作出了3點重要評價：（一）把它同《紅樓夢》、《聊齋志異》并列，稱為“寫社會歷史”、表現“明朝真正的歷史”的小說。（二）把它同《水滸傳》并列，稱為“不可不看”的書。1956年他曾說過：《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小說。（三）在寫法（重細節真實）和結構（以小見大，以家庭襯社會）上，稱它是寫出“很細致很精細的歷史”的《紅樓夢》的“老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這些評價，在50至60年代的文學史研究范圍內，是很別具一格的。毛讀《紅樓夢》，也不是單純當作文學來讀，而是首先當作社會生活的反映，當作歷史書來讀的，是一種對社會歷史生活的解剖考察。

　　由于《金瓶梅》描寫了西門慶同妻妾間的大量性生活，其中把婦女寫成男人發泄性欲的玩物，故毛認為它“不尊重女性”。1962年8月11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游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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