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走到盡頭了嗎?這個問題,社會主義者曾經多次這樣問自己。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者低估了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1848年,馬克思就曾經認為資本主義走到了盡頭。后來恩格斯不得不修正這一觀點。從那時至今,資本主義的長期經濟擴張及其社會成就確實使社會主義者感到意外。
不錯,早期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市場模式早已落后于時代。在抽象的意義上,斯密的理論似乎是合理的。因為它主張在自由的市場上,排除一切人為障礙,放手讓商品生產者進行自由競爭,以便讓優勝者(高效率者)淘汰低劣者。但是,這種自由競爭必須具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即所有參與競爭者面對的競爭條件是平等的、公平的。在體育場上也是一樣,如果比賽,應當是同重量級的人與同重量級的人進行競爭。否則競賽結果就是不公平的。
到了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甚至連拜登在專機舷梯上連跌三次都被看作一個信號。
現在的問題在于,在世界市場上,參與經濟競爭的國家所面對的經濟條件恰恰是不平等的。大資本與小資本,高技術與低技術,先進國與落后國等等。如果把這些條件不平等的國家放在同樣的市場環境下競爭,優勢、利益就很自然地將傾斜到發達國家一方。所以李斯特當年曾對德國人(俾斯麥)說,亞當·斯密理論禍國殃民!李斯特還說,亞氏的《國富論》,那只是幫助英國人富國的理論,而對德國人,則是國窮論!
事實是,在當代,國際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全球化的龐然巨無霸,伸展成為網絡遍布全球,無遠弗屆,千手千眼的超級跨國壟斷經濟體。研究這種現代全球性資本主義,已經再也不能用斯密那種小企業在市場中林立、自由競爭的古典模式了。
在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上,推進生產力和技術進步的產業資本,常常無法在市場上獲取足夠的購買力以順利維持再生產過程,需要各種形式的“非市場手段”轉移一定數量的資源來進行“補貼”(包括政府和金融系統的鼎力幫助),產業資本的生產循環才得以維持下去。
不僅是后發國家如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就是在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其強大的工業企業實際上至今也仍然是處于虧損狀態。例如歐美日諸國的農業,在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中間,無法獲取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資源,長期依賴各國政府財政的輸血政策。從日本經驗看來,發達國家的工業特別是悠關生產力發展和技術成長的重工業,也一樣是“弱勢產業”,一樣需要各種不同形式的補貼政策才得以維持的。
因此,“市場配置資源達到帕累托最優”信念,乃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便是主流經濟學高度肯定的歐美日那樣的“好市場經濟”下,也導致工業、農業這樣的生產性行業缺乏足夠的資源獲取能力,假如沒有其他非市場力量進行逆向調節的話,必然導致歐美日工農業多數的整體破產。
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歐洲的發達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國民經濟,而只做什么市場經濟的“裁判員”!一個放任市場自流沒人管的經濟,必定是世界上最壞的經濟;必定會成為弱肉強食,任由經濟強者肆意掠奪弱者的野獸經濟。
今天正是如此,在國人心目中,資本主義已經成為富足的代名詞。我們正夢想著總有一天也會過上跟美國人一樣的富裕生活。這種看法當然是無可指責的,唯一的問題是,美國人自己怎么看。
美國人計算出,如果中國人想要過美國人的生活,那么起碼需要十個地球的資源才能滿足。早在七十年代,羅馬俱樂部就指出可供人類揮霍的自然資源已經所剩無已。但人們仍在大量地制造和購買汽車,從來不想一想:如果石油用完之后怎么辦?有那個資本家不想生產更多的鋼鐵、制造更多的汽車呢?如果他停下來,哪怕一周時間,他就會在激烈的競爭中被取代掉。資本主義的發動機一旦起動,就不會自己停下,除非沖下懸崖為止。而懸崖就在眼前:戰爭毀滅、自然環境的破壞、第三世界的大規模饑荒和兩極分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第三世界每年有1600萬兒童死于饑餓和可醫治的疾病。這就是說,每五年的死亡人數與整個第二世界大戰期間的死亡人數一樣多。
有的人承認這一陰暗的情景,但補充說:這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他說得不對。人民有能力把他們自己創造的工業技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銷毀庫存的武器并最終制止武器生產;重建受到威脅的經濟平衡并向第三世界和世界其它地區受貧困威脅的群眾提供食品和醫療援助。然而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的顛覆。
有的人雖然不否認危險,但卻斷言這些危險并不那么嚴重,涉及的只是技節現象,這些現象由于政府和專家們的智慧已經得到緩解。
早在上世紀初,愛德華·伯恩施坦就認為資本主義的對立將不斷縮小,經濟危機將越來越少,危機的程度將越來越輕。因此社會的緊張氣氛將日趨緩和,專制日益減弱,民主日益加強。戰爭和各種形式的暴力沖突越來越少。革命也必然會越來越少,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文明”國家中干脆就不會再有革命。歷史用法西斯的上臺和世界大戰回答了他。
戈爾巴喬夫也曾鄭重其事地宣稱21世紀的特征將是階級和解和合作而不是長期化、尖銳化的階級斗爭。他們的論證如下:由于我們面臨自殺性災難的威脅,而占有者階級肯定不打算自殺,所以他們最終將選擇理智的道路。他們將同意用和平方式從根本上調解最危險的沖突和危機。
無庸置疑,壟斷大資本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大戰意味著自殺。它不再象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把世界大戰視為經濟危機的最終解決辦法。它已經認識到那時非常“不劃算”的行為。資本家不能把手中的商品賣給被核武器殺死的顧客,這樣做他們“克服”不了經濟危機。他們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一樣清楚地懂得,自從核武器具備重復毀滅能力以來,世界大戰已不再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因此,在核裁軍和拯救環境的道路上與這些國家的政府共同采取一些起碼的步驟是可能的和明智的。沒有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會拒絕戈爾巴喬夫的裁軍倡議和裁軍建議。
然而,帝國主義雖然對防止核自殺,甚至于對稍微限制一下軍備競賽感興趣,但是它對全面地或哪怕只是較大規模地停止軍備競賽卻絕對不感興趣。我不可能得到證據,來證明國際壟斷資本正在用基因技術來改造大部分人類,使之成為“靠喂奶生活的人”,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能源危機和市場危險。但是我知道,正在臨近的災難與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著結構上的聯系。如果人們想最終擺脫戰爭危險、對環境的威脅、第三世界的饑餓和貧困以及大都市中出現“兩極社會”的危險,那么就必須對世界上一切工業技術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發展進行自覺的檢驗,看其是否合乎人道,也就是說,必須同時放棄中短期的打算和利益,放棄追求局部的、分散的利益,放棄各民族國家的主權和競爭。那時將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而生產,而不是追逐利潤;是活勞動統治死資本,而不是由死資本統治活勞動。生產將聽從計劃的指導,而不是無計劃的行為。這顯然是與一個以私有制、競爭和追求個人發財致富為基礎的制度不想容的。這顯然是與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的。這一制度內部存在著不斷追求局部的合理性與不斷產生全球性的、往往具有爆炸性和毀滅性的不合理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對立只有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消失才會消失。
雖然美元下跌、銀行倒閉、債務達到天文數字、生產過剩和失業嚴重,評論家仍堅持稱在一切良好。真正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只是“紙上的危機”,與實際工業生產和增長沒有關系嗎?
股市、地產、藝術品的瘋狂投機正預示了普遍衰退的來臨。龐大的資金尋找資產出路。由于原料相對過剩,價錢很低,所以引不起投機者的興趣。其他的“投資”便被投機者搶購,令價格飛漲。
美國股價飛漲,股票的息率卻低得可憐。瘋狂股市和地產投機,主要是由于資本主義世界的資金過剩,后者卻根源于更深刻的結構性原因:標志著從70年代開始的“衰退長波”的不斷的資本過度積累。過度的積累,表示每年利潤所形成的資本不再找到能夠保證取得平均利潤的投資機會。這些資本不再作生產性投資,助長經濟的不景氣,特別是就業人數的下降,轉過來又加劇資本的過度積累,成為游資,走向投機。
投機的基本原因是商品生產過剩和剩余生產能力,它們阻礙生產性投資。這個情況解釋了金融投機活動并不限于純粹的投機者;龐大的工業托拉斯也普遍參與投機。
2022年初,美國加息已經成板上釘釘。但是,利率增加幾乎一定導致股價下跌,因為股票價格客觀上是以股票利息與利率作比較、競爭。如果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以避免經紀行和財務機構因現金周轉問題而被迫拋售股票,這樣做不能填補美國龐大貿易赤字,更會導致外國資金大量和不斷涌出。由于美國匯率下跌和通貨膨脹率較外國高,外國資本家更加不愿借錢給美國,除非美國利率在8厘至9厘以上。如果資金停止注入美國,美國便不能支付外債和短期商業債務和票據。
因此,我們正目睹一場巨大賭博,兩方面的參加者都面對兩難局面。美國繼續打出令美元下跌的牌,以重新取得貿易優勢,刺激出口,減少進口,因此會促成日本、西德、南朝鮮、臺灣、巴西等國家及地區的衰退;但如果因此而造成美元崩潰,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內造成極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和美國出口下跌,則美國經濟亦會受嚴重衰退打擊。如果美國以提高利率來穩定美元,卻會立即觸發國內衰退。
另一方面,假如歐盟和日本韓國要保衛美元匯率(亦保衛本國貨幣的穩定性),只有大規模增加購買美元,而買來的美元卻越來越貶值,導致重大損失。但這些國家讓美元自由下跌,它們的貨品便會不夠受美國貨競爭,加劇出口的下降,導致衰退,同時它們現有的美元資產便會更貶值。
股市危機、財務公司危機、銀行危機、美元危機、國際貨幣制度的機能失調加劇了資本主義經濟走向總衰退的傾向。
最樂觀的經濟學者希望美國經濟能蒙混過關,悲觀的則預測嚴重的衰退。基本的原因,明顯地不是由于股市的崩潰或貨幣危機,而是生產能力的增長(逐漸以機器代替活的勞動)與市場(“最終消費者”的購買力)的相對停滯兩者之間的不平衡。它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和資本過度積累。對債務的停頓和瘋狂的投機,加劇這些矛盾,加強走下坡的動力。
在股災之后,收購行動仍然繼續,甚至受到低股價的鼓勵。銀行繼續毫無警戒地向收購行動提供巨額貸款,而不理會以往的教訓。第二次股市崩潰的陰影已隱現。
龐大的債務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已經結構性地連結起來;美元債務現已達到天文數字!如果不是不斷制造巨大債務的話,便不能保證商品的出路、企業的擴展或支持公共開支。
無疑,現在出現了過剩的流動資金。積累的債務不合比例地超過了“正常”資本主義積累的需要。因此“虛假”資本和部份“紙上的經濟”將會被摧毀,部分債務會透過破產或者協議而撤除。但即使在衰退之后,債務仍會存在。
因此,生產積累的“正常化”將會極之困難或不可能。軍備生產經濟將會在病態資本主義經濟之中起著更大的商品出路的作用,盡管有各種東、西方裁軍協議。新的利潤率受債務的施累,仍將會是升得很慢和不足的。
包括美國在內的民族國家的削弱甚至癱瘓,反映了這個情況,也反映了超越任何國家控制的跨國托拉斯的興起。“國家干預政策”的式微,只是反映了新的現實,但也令人誤以為市場會恢復平衡,滿足資本的需要。
人們對市場再也沒有信心了,轉而要求有效的政府的行動。但在各個互相競爭不休的國家之間,是沒有可能聯合行動的,況且它們相比私人資本,已越來越弱。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內,不可能有一個世界國家或“最終的貸款者”。這是籠罩著地球的一個新的致命威脅。
美元的下跌加劇了美國的金融至尊地位的下降。在美國喪失貨幣和金融支配地位的背后,是美國工業和科技支配地位明顯地急劇地下降。
美國帝國主義當然不會接受“非工業化”的。依賴進口鞋可以忍受,但依賴重要核子飛彈或電子零件是不可忍的。
美國帝國主義要求“重新工業化”,特別是希望藉美元下跌幫助出口,其背后原因是生產性投資嚴重缺乏。
在過去占支配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衰落之后,并沒有出現新的帝國主義強國來取代它的地位。正因為這個原故,美元的地位并沒有被日元或歐元所取代。
這一次卻可能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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