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再看毛澤東論官僚主義者階級
在學校的研究生圖書館我讀過德熱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階級》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這兩本書都于60年代在中國作為灰皮書出版,在高級干部中流傳。這兩本書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僚主義現象有深刻分析,當時給許多閱讀過這兩本書的人以深刻的印象。研究歷史者會意識到,毛的文化革命在根本上是一場針對“走資派”、“當權派”即官僚階層的革命。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毛澤東注意到,他親手設計和締造的國家制度中正在發生新的階層分化。
1965年1月,毛澤東對農機部長陳正人社教蹲點報告的批示中,講了這么一段話:“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陳正人報告中指出:“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過去我們也曾不斷檢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但是,究竟官僚主義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從這一次比較認真地開始蹲點才逐漸明白過來的。我開始體會到,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企業建設的過程,只能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中的黨和工人階級不斷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過程。”毛的上述話是針對此文而發的。“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激烈的階級斗爭的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這段話中最為引人注意的是毛澤東所提出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經濟學讀書談話》中曾提出過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階層”,在“九評”中提出過“特權階級”。這個新概念顯然是上述概念的發展。毛講的這些話,對當時中國的政治領導層無疑是一種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員們強烈的反對和抵制。
毛澤東深刻地觀察和注意著六十年代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現象,他顯然認為,無論是從他所信奉的共產主義原則的立場,還是從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角度,這些正在露頭的經濟不公正的社會分化現象都是一種危險的不諧和音。自五十年代以來,毛澤東不斷從事對共產主義理想制度和模式的探求和試驗。他認為,為此理想所付出的社會犧牲和一切代價,乃是必要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對其他領導成員出于經濟政治現實主義考慮所作的合理化政策,毛澤東認為是對國內外資產階級的讓步和退卻,是“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當這些領導人拒絕他的批評告誡而繼續堅持這條現實主義的路線時,毛認為這表明這些領導人已成為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代表人。
1962年在中共8屆10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階級矛盾和斗爭的問題,這是對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無階級矛盾這一正統理論的正面沖擊。但是,對毛的這一提法可以從左與右兩方面作出不同的解釋。右的解釋是把階級斗爭引向社會下層,即針對當時已處在被剝奪和無權利的賤民地位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左的解釋是把斗爭方向引向社會上層,引向掌權的官僚階層本身,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后來的實踐看,毛提出階級問題的本義顯然是針對于后者。所以毛澤東 1967年1月8日 談到上海奪權時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百韜網絡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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