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在國際間斗爭激烈的同時，總會有一些主張投降的人跳出來影響國家政策的走向，最終把國家引向不歸路。以中國古代的政治外交軍事博弈為例，投降派的主張表現多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投降派式人物，要從春秋戰國時算起。例如，斷送了趙國的郭開、和張儀一個鼻孔出氣的楚國令尹子蘭，帶頭投降的齊相后勝。

　　六國之所以放棄蘇秦的合縱而失敗，這里少不了六國內部投降派的功勞。這些投降派配合“聯橫”論的發明人張儀說服六國事秦。其說服六國的套路是：強調秦國強大，是不可戰勝的。但事實證明，六國也多次戰勝過秦國，六國聯軍甚至打進過函谷關。所以秦遠非投降派所忽悠的那樣是不可戰勝的。如果六國能夠發揮團隊精神堅決抵抗的話，秦國國力雖然超強也是吃不消的。

　　和當今的美國一樣，言而無信和蠻橫無理是暴秦的一貫作風，然而面對秦國所做出虛假的許諾和引誘，六國君王始終心存幻想一再上當。甚至在楚國大夫靳尚的配合下，張儀騙得楚懷王輸得一干二凈后，他竟然還能再次到楚國，替秦國重新收割了一回。這說明六國內部已經被秦國滲透得非常嚴重。

　　這些拿了秦國好處的投降派強調其他國家已經準備投秦，再不投降就晚了，與此同時還拼命地勸說君王事秦的好處。從中可見，秦統一六國，這些六國內部的投降派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投降派的邏輯是自身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

　　公元208年，赤壁之戰爆發前夕，江東的豪門大族不愿意為孫家政權拼命，他們紛紛勸說孫權投降，帶頭的就是江東重臣張昭。

　　面對曹兵大軍壓境，張昭建議孫權投降，他說：

　　“曹操是虎豹豺狼之輩，挾天子征伐四方，動不動就以朝廷名義來發布命令，如今與他相拒，我們不占大義。過去我們可以憑借阻擋曹操的是長江天險，現在曹操占據了荊州，劉表的水軍和戰船全部為其所有。曹操全部調動沿江而下，還有步兵，水陸齊進，長江天險已與我們共有，而且我們的力量與曹操無法相提并論，我認為不如投降曹操。”

　　事實證明，如果孫權真的聽了張昭的話，將死無葬身之地！荊州后主劉琮就是在抱有投降曹操的思想的人占主流，蔡瑁、張允、傅巽、蒯越、王粲等投降派的極力慫恿下，被迫投降曹操，結果在青州上任途中，被曹操派兵暗殺，此乃前車之鑒。

　　有人為張昭辯解說：

　　“張昭對于曹軍并不熟，他只看到了曹軍兵力很多，一鼓而下荊州，己方力量卻不夠強，所以這種情況下，投降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當初賈詡建議張繡投降曹操，就比較合理，因為張繡確實打不過曹操。”

　　可實際上歷史也證明了，當時的曹軍是可以擊敗的，這也就使得張昭成了一個笑柄。然而為投降派辯護的人又開始解釋道：

　　“從張昭的個人品德才學而言，其主降出發點并非是降于曹魏強權，而是降于江東百姓。張昭此人既有才學更有士者為天下的高德，他的一生忠于東吳，忠于江東百姓，他深知戰亂是百姓的災難，面對魏吳懸殊的兵力，為避免江東毀于戰火，江東百姓生靈涂炭，張昭才做出降曹的決定，雖然歷史證明這個決定未被采納才有了后來三國并立，但不可否認張昭心懷百姓的大義。”

　　問題是這樣嗎？

　　明顯可見這種解釋是牽強的。當時在東吳的陣營中有投降派和主戰派兩派主張，投降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張昭、顧雍、虞翻。張昭作為領軍人物受到江東豪門大族的尊重，孫權曾經對張昭說：“江東的士人，在殿內拜我，出了門就拜你。”

　　正因為孫權沒有聽信投降派張昭的話，東吳政權才得以保全。看透張昭嘴臉的孫權對張昭并不待見，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在張昭舉杯祝賀時，孫權想起周瑜、魯肅力主抗曹之功，禁不住對張昭諷刺道：“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此言令張昭尷尬慚愧，伏地流汗。

　　由此可見，投降派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吳國門閥世族想做投降派，因而被諸葛亮斥之為“此等小人之儒也”。然東吳到了孫皓時代，東吳政治最終還是被一班士族所主導，在西晉進攻江南時，他們聞風而降，輕而易舉地成就了晉將杜預平定江南的大功。從中可見，私利是造就投降派的主要原因。

　　同樣，蜀國的滅亡和東吳有著相同的原因。蜀國大臣譙周是土生土長的益州人，他所代表的是益州士族階級的利益。

　　諸葛亮治理蜀國時，主張“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其實就是外來人和當地坐地戶政治上一視同仁。益州本地士族集團對此不滿。因為士族得不到特殊優待，不能用權勢高人一等，這和曹魏所實行的政策是大相徑庭的。

　　曹魏所實行的九品中正制才合乎士族的利益，這個世襲制度可以讓士族世世代代永遠地做官。所以益州本地士族集團心向于曹魏，因此作為蜀國的上層公務員的譙周并不忠于外來的劉氏政權，反而作為士族的代表極力勸蜀后主向曹魏投降。

　　為了確保士族的利益，當年劉備進入益州，帶頭勸劉璋投降的就是譙周，日后蜀漢被曹魏攻擊，帶頭勸劉禪投降的也是譙周。

　　翻開史書，可見歷史上最身受投降派其害的當屬宋清兩朝。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發生在北宋真宗時期，這個盟約簽訂的背景是北宋在打勝仗的前提下，和遼國簽訂的賠款條約，這和晚清時期中法戰爭在中國打勝的情況之下“乘勝即收”后，和法國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使法國不勝而勝有著類似的情節。

　　當時的主戰派寇準對戰爭很有信心，寇準主張皇帝宋真宗御駕親征，在真宗猶豫時，寇準拿出激將的辦法來鼓勵年輕的皇帝。

　　寇準攜皇帝到前線后，宋朝將士群情激奮，在戰場上擺出和遼軍拼命的架勢，結果宋軍在激烈的戰斗中射死了遼軍主帥蕭達蘭。而此時宋朝的邊防部隊正朝著遼軍的背后馳來，遼國的蕭皇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刻順坡下驢主動要求和平談判。

　　談判之前，寇準堅決主張包圍遼軍，迫使遼國把侵占宋朝的幽云十六州吐出來，但是宋真宗在投降派王欽若和陳堯叟鼓噪下采取退讓的策略，以每年向遼國進貢30萬歲幣的代價達成了茍且協議。

　　而投降派對此的解釋是：

　　“仔細看看澶淵之盟的過程，我們卻不得不承認，宋朝做出這樣的決定是有理由的。首先是這每年給遼國的30萬，比起每年抗擊遼國入侵的軍費來，實在是個小數目；其次是宋朝一直忌憚官員立戰功，畢竟還都吃著唐朝安史之亂的教訓，歷代皇帝堅定地認為國家的最大隱患是內憂，所以宋真宗也是很在意內憂的，找借口罷免有功的寇準，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對此很無語，只能說這種解釋和甘心當三孫子差不多，難道“一拳打得開，百拳莫進來”的道理投降派們不懂？

　　宋代和清代中國的經濟水平在世界上是遙遙領先的，為什么還屢屢被外族欺負呢？這和統治階級所主導的價值取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投降派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可謂是禍國殃民。

　　我寫過一篇《南宋有打敗金國的條件，可惜被葬送掉了》的文章，其中詳細論述了南宋能夠打敗金國的條件。論點是，在岳飛第二次北伐時的紹興十年，南宋完全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面對稍縱即逝的有利戰機，假如當朝皇帝能有漢武帝的膽魄，假如南宋投降派不占支配地位，歷史就有可能改寫。

　　在天時方面，當時金國的國力面臨階段性衰退。洪皓曾在給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國正被蒙古所困擾，“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會編》卷221《洪皓行狀》）；洪皓在給宋高宗的密信中還陳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傳》）

　　金朝萬戶都統韓常都發出感嘆：“今昔事異，昔我金強彼宋弱，今我弱敵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

　　金史記載，在天眷三年前后，“金之國勢亦曰殆哉”。（《金史 宗弼傳》卷77）

　　從中可見，戰爭的天平已經向南宋傾斜，從南宋紹興四年開始，南宋的軍事力量就得到了大幅度加強。

　　南宋建立后，經過戰爭的磨礪，在抗金斗爭中成長的南宋軍隊的戰斗力已經具備了和北方游牧民族騎兵一較下的能力。

　　隨著以岳飛、韓世忠為代表的抗金戰爭所成長起來的新興軍事力量的崛起，宋金戰爭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觀，軍隊的戰爭潛力彼消此長。在經濟方面，通過南宋初年的中興名相李綱、呂頤浩、朱勝非、趙鼎等人的勵精圖治，南宋方面的形勢日漸好轉，政治趨于穩定，經濟得到恢復發展，南宋的國力明顯增強，財政收入逐年增加，為宋金對峙以及南宋政權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紹興十年宋金戰爭，南宋連戰連捷。面對大好形勢，已經戒酒的岳飛大喜，對其下屬說：“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 然而恰逢此時，南宋以秦檜為代表的投降派和金國簽訂紹興協議，斷送了大好形勢。

　　紹興和議的簽訂讓金人松了一口氣，否則金軍都慘到哭都找不到調的地步了，金兀術怎么還能硬撐著喊話呢？

　　待到南宋把議和答書送來時，強撐了好久的金兀術，也終于大松一口氣，當場一句淚奔實話：“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南宋如果敢接著打，咱們就全軍覆沒了。”

　　甚至得意洋洋的金兀術，還自己夸了自己一句：“吾私心用智，但一檄書下，遂取捷”——你看，明明咱們金軍都要山窮水盡了，我故意耍心眼裝強硬，南宋就上當了。 在此勝負易手的關鍵時刻，秦檜幫了金人大忙。

　　《宋史》記載“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秦檜唆使他的親信殿中侍御史羅汝楫上奏說：“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飛若深入，豈不危也！愿陛下降詔，且令班師。” （《會編》卷207《岳侯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7紹興十年七月壬戌注）

　　《宋史》記載：“（秦檜）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于一旦。”

　　《金史》記載，金兀術臨終時，在“臨終遺行府四帥書”中說：“讓我非常擔心的是，南宋近年來軍隊的戰斗力非常強勢和銳利，已經有信心和我們決戰，聽說韓、張、岳、楊之間因為不和氣而不能協同作戰，這真是我大金朝的幸運。我因病危在旦夕，雖然還有爭戰的心情，可是現在命快要沒了，因此把遺言告訴爾等：“我死后，南宋要是撕毀和議盟約，招集賢能之士集中兵力，大舉進攻北國，乘勢撼動中原人的愛國熱情，收復故土則易如反掌，不難做到。”

　　從中不難看出，金兀術在一敗再敗的情況下認清了對手的實力，認識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強” 。假如高宗在關鍵時刻穩住心神，不受投降派秦檜的蠱惑，給予岳飛北伐以堅定的支持，南宋收復中原河北的可能性極大，有了中原河北這個大糧倉，假以時日，礪兵秣馬，以中原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為后盾，打出關外滅亡金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是投降派秦檜之流救了金國。

　　在《紹興和議》簽字前，金兀術囂張南下的淮西戰役上，雖說金兀術氣焰十足，不停朝著南宋喊話，揚言不議和就接著打。但金軍當時的實際處境呢？金朝人李大諒的《征蒙記》里就寫的清楚，金兀術親口承認，當時金軍雖然小勝了楊沂中，但其實精銳盡失，補給更是斷絕，已經到了“輜重俱盡”的地步，甚至“若宋軍渡江，不擊自潰”，簡直是崩潰臨界點。

　　就連多年后，南宋史學家李心傳，也發出一聲哀嘆：“可見金人勢窮力竭之實。”言下之意是，這《紹興和議》，真是讓金人撿了大便宜啊。

　　而今人為了給秦檜翻案，出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奇書，內容以欺世為手段，為奸賊秦檜做吹捧，此書名曰《秦檜大傳》。該書作者在書中大肆夸贊秦檜，認為其是造福蒼生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外交家、文學家、書法家、救時真宰”，還稱頌其“為造福蒼生、結束戰亂做出卓越貢獻”。似乎被人唾棄千年的秦檜，成為了南宋最完美的人，所以才為其“萬古奇冤”打抱不平。

　　《秦檜大傳》的作者鄧光華鼓吹秦檜為宋續命一百五十年。 然而此歪理邪說在史料面前不值一文。

　　《皇宋中興四將傳》卷2《岳飛傳》結尾，南宋史官章穎寫道：

　　“是時如訛里朵，如撻懶，如粘罕，相繼皆死，獨兀術在耳。而諸將皆不啻足以當之，此一大機會也，而檜敗之。”

　　事實上，秦檜這個投降派的動機并不是為南宋著想，因為他的真正身份是金國的奸細。

　　《金國南遷錄》記載：

　　……孫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仇，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構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畫，然后方成和議……”。

　　金人決定放秦檜南歸， 金國女真統治者們就把決策告知秦檜，“陰以檜約”，要他回南宋后，“俾結和議為內助”（《三朝北盟會編》卷220）。

　　即是要秦檜南歸充當內奸，從內部破壞南宋的抗金事業。結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檜回到臨安就力主和議，竊踞相位，專權擅國，殘殺抗金將領。

　　由此可見，投降派中不乏敵方的奸細。

　　除此之外，政治腐朽也是造成投降派占據廟堂的主要原因。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屈辱史的開始，英國以較少的兵力與代價就輕輕松松地戰勝了清政府。究其原因，客觀原因是中國當時的軍事武器沒有西方的先進，而主觀原因是中國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所造成的。

　　問題是，清政府派遣的人都是手握實權的投降派去參戰，如何能贏？

　　實際上當時中國的軍事實力相對于千里迢迢跑來中國客場作戰的英軍而言，其實可以依靠本土作戰來縮短雙方的差距，就算最后輸了，中國也會體面地輸掉這場鴉片戰爭，讓中國在談判桌上多點籌碼！但是最后，清政府不光戰爭輸了，談判也輸了，也讓西方失去了最后一點對中國的敬畏。

　　戰爭爆發后，在投降派穆璋阿和琦善之流的蠱惑之下，清政府對戰與和搖擺不定，因此沒有統一的作戰方針和切合實際的戰略方法。如果戰爭開始清政府就有抗擊到底的堅強決心，最起碼不會敗得如此之慘。

　　當時英軍在中國還投入不了太多的軍事力量，其主要兵力都駐扎在了印度，如果長時間拖下去，戰爭局面肯定會越來越有利于中國。再者清軍可以誘敵深入吸引英軍深入內地作戰，英軍想跟中國進行長期大規模的地面戰役也是不現實的，因為它支持不了這么長時間的抵抗戰爭，不僅兵力不足，長時間作戰補給會跟不上。

　　英軍的目的只是為了開放通商口岸而來，僅僅是因為鴉片而陷入長期戰爭得不償失，其國內依賴茶葉瓷器貿易的商會必然會因此不滿。畢竟英國是以貿易立國，因此在軍事進攻求而不得的情況下，英國勢必會重新主動找中國和談，這樣談判主動權就會在中國這一邊。回顧這段歷史，中國輸就輸在清政府的腐朽無能上面，投降派在其中扮演了令人不恥的角色。

　　投降派不惜量中華之力，結洋人之歡。這種軟骨頭在中國近現代史中表現得猶為突出，特別是抗日戰爭中，許多投降派最終投敵做了漢奸。

　　自從九一八事變開始，中國的投降派便認為，中國很弱小，各方面都不及日本，戰場上是打不過日本的，應該通過外交途徑，尋求歐美諸國的幫助，通過和談的方式，解決中日之間的矛盾。

　　這伙人組成了低調俱樂部，其中周佛海、梅思平、羅君強等人最終選擇追隨汪精衛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

　　1936年，日本首相廣田在內閣會議正式宣布廣田三原則。即：

　　第一，要求中國對日親善，

　　第二，要求中國承認滿洲，

　　第三，要求蔣介石政府與日本共同防共。

　　日本要求中方予以接受廣田三原則。

　　1937年8月5日，低調俱樂部的胡和陶兩公知給蔣介石的筆桿子陳布雷寫了一封信，就當下時局向蔣介石提一些建議，其中有一條是希望“政府在決戰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即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

　　【七七事變后，胡適寫給蔣介石要求割讓東三省給日本的信（部分）】

　　胡姓公知在信的附件里講“力所不及之失地”是東北，主張國民政府承認東北脫離中華民國，成為偽滿洲國。兩天后，蔣介石召開國防會議，把胡姓公知的“求和”意見以譏諷語氣講了出來，當時的參謀總長程潛大罵胡姓公知是漢奸。

　　【1942年12月，汪精衛和東條英機一起出席大東亞戰爭一周年慶祝活動】

　　投降派的理論是，“言戰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外敵來了很激動，嚷嚷著要抵抗的，未必就是忠良；相反，外敵來了很淡定，謹慎地說不能輕易打的，更未必是混蛋。

　　這話似乎有些許道理，然而歷史卻證明，許多投降派的主張最終都以禍國殃民收場。因此說，這話何嘗不是投降派的托詞？

　　雖然古語道：“國雖大，好戰必亡。”但是還有一句是：“國雖安，忘戰必危。”

　　縱觀古往今來的投降派，他們最拿手的就是宣揚審度時勢，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實則在他們眼里時勢之變易莫測，終究比不過投降后所能享受的榮華富貴來得實惠，因此雖身敗名裂者不乏其例，仍樂此而不疲。他們的時勢話語，只不過是拿來為他的投降主義當遮羞布而已！

　　投降派有個著名的三段論：

　　“因為弱小，所以需要發展；因為需要發展，所以需要和平；因為需要和平，所以必須投降。”

　　時至今日。某些公知依然大力鼓吹中國技不如人，不能像甲午海戰那樣輕言戰爭。殊不知，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就是投降派的首鼠兩端、畏首畏尾、消極保船。

　　而北洋艦隊的近代化實力稍遜于日本的聯合艦隊并不是戰爭失敗的原因。從史實看，北洋艦隊失利后，是按照李鴻章指示龜縮在威海衛港內被動挨打，丁汝昌在內無彈藥、外無援兵的絕境下，最后服毒自殺、以死殉國。丁汝昌死后，嘩變官兵假托丁汝昌名義簽署投降書，最后導致北洋海軍全軍覆滅。可見，投降派應該為戰爭失敗負責。

　　反觀今日中國的軍事實力和戰斗意志與當時的甲午海戰北洋水師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一些軟骨頭依然不自信，這說明他們得了像畏戰逃跑的方伯謙那樣的軟骨病。

　　歷史一再證明，在投降派的蠱惑下，決策者的決策優柔寡斷，致使有戰勝對方的機會和條件而不得，這難免讓人唏噓不已。由此可見，懦夫和奸賊當道是國家不得伸張，人民難以揚眉吐氣的根本原因。

　　當今中國必須警惕投降派、妥協派和軟骨頭！這些人膽小怕事，不敢斗爭，不敢接受挑戰，動不動就說中國沒有勝算，他們代表了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軟弱無能辱國殃民的一面。

　　歷史一再證明，投降派們不僅僅是懦弱，而且他們的主張還有個人私利成份在里面，甚至他們身上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一些人為了自身生存或在利益驅使下，而出賣人格出賣靈魂，乃至國家與民族的利益。

　　他們以弱小為借口畏敵如虎，然而事實并不像他們所夸張的那樣中國如此弱不禁風，即使中國比美國弱一些，但抗美援朝時中國弱不弱？投降派從來不懂什么叫以弱勝強，哪怕中國稍有一點不如美國，他們都會斷定中國沒有勝算！他們主張一味地退縮，問題是退縮只會讓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

　　中國的脊梁是什么？中國的脊梁不是那些畏敵如虎、畏首畏尾的軟弱之徒，中華民族不需要那些毫無血性、沒有斗志的懦夫。和平只能通過實力和戰斗來維護。只有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才是中華民族在東方立于不敗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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