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將來”死也不承認前三十年社會風氣好，后三十年社會風氣不如前三十年。他的理由不是客觀事實，而是一些荒謬的推論。其一是“文化水平?jīng)Q定論”，胡謅前三十年人們的文化水平比較低，思想覺悟就低，社會風氣就不會好。后三十年人們的文化水平比較高，思想覺悟就高，社會風氣肯定比前三十年好。對于這個荒謬推論我已撰文專門批駁過。

　　其二是，“過去將來”認為，“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的標志是法制化和標準化”。前三十年法律不健全，導致一些胡作非為，造成社會風氣不好。而后三十年健全了法律法規(guī)，社會文明程度得到了提高，所以社會風氣比前三十年好。這個觀點他在不少文章中闡述過。上述這段話，是他在最近寫的《所有哀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都是面臨被現(xiàn)代化淘汰的遺老遺少》一文中說的。這個觀點藐似正確，實則荒謬。

　　“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的標志”到底是什么？是“法制化和標準化”嗎？表面上看是，實則不是。我們承認，法律法規(guī)可以維持社會秩序，可以懲治干壞事的壞人。但法律管不了別人不干好事。公交車上不給老人讓座，老人跌倒了他不去攙扶，他不助人為樂，不舍己為人、舍己為公，不見義勇為，你法律管得了嗎？他見到小偷不抓，見到壞人行兇不管，見人落水不救，你法律管得了嗎？是的，法律可以懲治壞人，維護正常社會秩序，這是必不可少的。但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單靠法律是不行的。

　　事實證明，社會文明程度高不高，主要看人們的思想覺悟高不高。人們的思想覺悟越高，社會文明程度就越高。而人的思想覺悟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強制性的法律法規(guī)，而是靠理想信念的樹立。前三十年，也就是“過去將來”說的法制不健全的時代，毛主席黨中央特別注重理想信念的教育，利用一切宣傳工具對全國人民進行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宣傳教育。大力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大力宣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大力宣傳雷鋒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大力宣傳焦裕祿“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忘我精神，大力宣傳大慶、大寨艱苦奮斗的精神。樹標兵，立榜樣，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人們在這種宣傳教育的熏陶下，靈魂得到了洗禮，思想得到了凈化，覺悟得到了提高，逐步樹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出現(xiàn)了好人好事有人做、壞人壞事有人管的良好社會風氣。想當年，助人為樂成風，見義勇為盛行，沒有黃賭毒，沒有坑蒙拐騙，沒有制假售假，也沒有黑惡勢力，社會文明程度極高。人們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活得放心，活得舒心。這一切靠的不是法律，而是理想信念的樹立。

　　而后三十年呢？是健全了不少法律法規(guī)，懲治了不少壞人，維護了社會秩序。并不能有效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不能有效促成理想信念的樹立，它也管不了人們不做好事，反而讓公知極右派鉆了空子，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拼命宣揚資產(chǎn)階級人生觀價值觀，拼命向人們貫輸拜金主義、利已主義、享樂主義，腐蝕了人們的思想，毒化了人們的靈魂，使人們失去了理想信念，出現(xiàn)了道德滑坡、世風日下的現(xiàn)象。黃賭毒出現(xiàn)了，坑蒙拐騙出現(xiàn)了，制假售假出現(xiàn)了，黑惡勢力也出現(xiàn)了。用法律手段進行懲治，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法律管不了別人不助人為樂，不見義勇為。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講過一件事，一輛長途大巴車上，兩名女士被歹徒輪奷，車上四十名乘客無一人上前制止。你法律能懲治這不見義勇為的四十名乘客嗎？

　　由此可見，良好的社會風氣，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靠法律法規(guī)的威力，而是靠理想信念的樹立。人們樹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思想覺悟就高，就能自覺自愿的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整個社會就會形成“無私奉獻為榮，自私自利可恥”的良好氛圍，社會文明程度就得到很大提高。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要想改變道德滑坡、世風日下的局面，單靠法律肯定不行，必須讓人們重新樹立起理想信念，堅定共產(chǎn)主義遠大理想。唯有如此，社會文明程度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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